《等一个人来树下》貉丼

6、第六章 第一次擦肩 省城美术学

　　省城美术学院的生活和我预想的不太一样。

　　我以为美术学院就是天天画画，画到天荒地老。但实际上，第一年的课程有一半是理论课，美术史、色彩学、构图原理，一堆我听都没听说过的名词。教室很大，坐满了人，教授在讲台上用幻灯片放一幅幅名画，从文艺复兴讲到印象派再到现代主义，信息量大得像洪水一样灌进来。

　　我坐在教室后排，笔记本上记得密密麻麻。很多知识我从前在图书馆的画册里见过，但从来没系统地学过。现在有人把这些东西串起来讲，就像把散落在地上的珠子一颗颗穿成链子，豁然开朗的感觉。

　　但画画的时间确实少了。或者说，我花了更多时间在"想"上——想怎么构图，想怎么用色，想画面里要表达什么。以前在福利院画画是凭感觉，想到了就画，画坏了就撕掉重来。现在不行了。教授说，画画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好的作品需要反复推敲。

　　我在画室里熬过很多个通宵。冬天的时候画室没有暖气，手冻得握不住笔，就搓一搓继续画。颜料在低温下变得粘稠，得用体温焐化了才能用。室友们大多数时候都回宿舍睡了，画室里只剩我一个人，灯亮着，窗外是漆黑的夜。

　　那种感觉很奇妙。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只有笔尖和纸面摩擦的沙沙声。我画着画着，会突然忘记自己在哪里，忘记了时间，忘记了所有过去的事情。眼前只有画面，只有线条和颜色在纸上生长。

　　我画了很多东西。学院的院子、图书馆的窗户、食堂门口那只胖橘猫。但我画得最多的，还是一片原野，一棵树，一条路。

　　那个画面像长在我脑子里一样，隔一段时间就冒出来，逼着我把它画下来。我画了不同版本，不同色调，不同季节。春天的原野是嫩绿色的，树冠是浅绿带一点粉白的花。夏天的原野是深绿的，树的影子浓得像墨。秋天的原野是金黄色的，落叶铺满了树下的土地。冬天的原野是灰白色的，树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伸向铅灰色的天空。

　　但不管哪个版本，树下都没有人。

　　室友小陈有一次看到我画的这片原野，凑过来看了半天。"你这画的是什么地方？挺好看的，像北欧那边的风景。"

　　"我也不知道，"我说，"脑子里想的。"

　　"脑子里想的？"小陈瞪大眼睛，"那你怎么想得这么具体？连树皮的纹路都画出来了。"

　　我想了想。"可能以前梦到过吧。"

　　小陈信了，点点头走了。我没有告诉她实话。那棵树，那片原野，那条路，其实是我九岁那年趴在窗台上时，想象中林薇去的"外面的世界"。这么多年过去，那个画面越来越清晰，清晰到我闭着眼睛都能看到每一个细节。

　　有些东西，你以为忘了，其实身体还记得。

　　大一那年冬天，我第一次有了打工的念头。学费是刘阿姨借的，生活费是周末在餐馆端盘子挣的。钱不多，够吃饭，但买颜料就有点紧。好的颜料一管要好几十，一套下来几百块，我得省好几周的饭钱。

　　小陈给我介绍了一份兼职——去医院做清洁工。她说她表姐在那家医院做护士，说缺人，工资还行，而且不累，就是打扫打扫卫生。

　　"你不是缺钱吗？"小陈啃着苹果说，"医院离学校不远，坐公交三站路，晚上六点到十点，不耽误白天上课。"

　　我犹豫了一下。"清洁工？"

　　"清洁工怎么了？"小陈白了我一眼，"能挣钱就行。再说了，医院干净，比你在餐馆端盘子强多了。我跟你说，我表姐说他们医院的食堂特别好吃，晚上打扫完了还能蹭顿饭。"

　　就这样，我去了那家医院。

　　市立第三人民医院，离学院四站路，坐公交二十分钟。六层楼，灰白色的外墙，门口挂着红十字的灯箱。我穿着蓝灰色的工作服，推着清洁车，从一楼开始打扫。拖地、擦窗台、清理垃圾桶、更换洗手间的消毒液。

　　工作确实不累，就是琐碎。我习惯了，反正以前在福利院也干过这些。一边拖地一边还能想画画的事，脑子里构思着下一幅画的构图。走廊里人来人往，病人穿着条纹病号服，家属拎着饭盒水果，护士推着输液架匆匆走过。

　　我从他们身边经过，没有人注意到我。我像一件家具，一个背景，一个理所当然存在但从来不会被看见的东西。

　　那种感觉其实挺自由的。不被看见意味着不被期待，不被期待意味着不用扮演谁。我就是一个推着清洁车的人，把地拖干净就完了。没有人会问我从哪里来，为什么在这里，以后想做什么。

　　我本来以为这份工作会一直这样平淡下去。直到那天晚上，我推着清洁车经过四楼内科的时候，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

　　那张脸我看了九年。在梦里，在画里，在福利院走廊那面贴满画的软木板上。

　　林薇。

　　她穿着白大褂，胸口别着实习医生的名牌，正站在护士站和另一个医生说话。白大褂的领口露出里面浅蓝色的衬衫，头发扎成低马尾，戴着一副银框眼镜。她的轮廓比几年前成熟了，下颚线更清晰，眼神更沉稳。但笑起来的弧度还是那样，嘴角微微向上，眼睛弯成月牙。

　　她说什么我没听清。我只看到她的嘴唇在动，偶尔点点头，偶尔侧耳倾听。她手里拿着一本病历，手指修长，指甲修剪得很干净。无名指上什么也没戴。

　　我感觉自己的心跳停了一拍，然后又猛地加速，撞得肋骨发疼。

　　我下意识把清洁车调了个方向，背对着她，假装在擦墙角的踢脚线。手里的抹布攥得紧紧的，指节发白。

　　她没看见我。她从头到尾都没往我这边看一眼。

　　我蹲在那儿，擦着同一块踢脚线，擦了一遍又一遍。即使哪里早就不脏了，但我停不下来。我的脑子里像有一百个人同时说话，嗡嗡的，什么声音都有，又什么都听不清。

　　"哎，那个清洁工——"

　　有人喊我。我猛地站起来，差点撞翻清洁车。

　　"四号病房的垃圾桶满了，去换一下。"护士站的护士指了指走廊尽头，然后继续忙手里的活。

　　我低着头应了一声，推着清洁车往四号病房走。经过护士站的时候，我故意加快了脚步，低着头，让刘海遮住大半张脸。

　　我推门进了四号病房，把垃圾桶换好，又磨蹭了一会儿——把床头柜擦了擦，把窗台上那盆绿植转了个方向。我的动作很慢，耳朵却竖着听外面的动静。

　　她的声音从走廊里传过来，隔着一扇门，听不太真切。像是在和病人说话，语气温和而耐心，偶尔夹杂一两句玩笑，惹得病人笑出声。

　　那声音和九年前不一样了。九年前她的声音是脆生生的，像初夏的豆荚崩开。现在是沉稳的，像秋日的溪水，平缓而流畅。

　　我站在门后面，听着那个声音渐行渐远，最后消失在走廊尽头。

　　那天晚上我回到学校宿舍，大概是室友都不喜欢住宿，宿舍只有我一个人还在，现在这里便宜、安静、能画画——我坐在床上发了很久的呆。

　　速写本摊在膝盖上，笔握在手里，但什么都没画。窗外是学生们嬉笑的打闹，走廊里的晾衣杆上挂着五颜六色的衣服，过道就两个口子，所以风很大，一吹各色布料就飘起来。

　　我想到九年前那个夏天。我在福利院的病床上发着烧，林薇蹲在床边，我说"病好了我就来找你"。她说"我在外面等你"。

　　我等了她九年。从九岁等到十八岁。然后我告诉自己，不等了。我撕了画，烧了画，离开了福利院，来了省城，我以为我已经把她放进过去的盒子里了。

　　但她现在就站在离我不到五十米的地方。穿着白大褂，挂着名牌，说着我听不太清的话。她成了她想成为的人，一个医生。

　　而我是一个清洁工。

　　不对，我是一个美术学院的学生。清洁工只是兼职。

　　但我还是会在推着清洁车经过她身边的时候低下头。我不是怕被她认出来——我是怕她不认得我。怕她看了我一眼，然后像看所有清洁工一样，目光平平地滑过去，毫无波澜。

　　那种感觉比被认出来更让我害怕。

　　第二天我还是去了医院。第三天也是。第四天，第五天。

　　我每天傍晚六点准时到医院，换上工作服，推着清洁车开始干活。内科、外科、急诊科、住院部，整栋楼的走廊我都打扫过，每一块地砖的纹路我都记得。

　　但我再也没有在四楼内科遇到过林薇。

　　我向护士站的人打听过，装作不经意的样子："之前那个戴银框眼镜的实习医生呢？"

　　"林医生啊？"护士头也不抬，"轮科了，去急诊了。"

　　急诊在一楼。我推着清洁车经过急诊的时候，脚步会放慢一些。急诊总是很忙，人来人往，担架推进推出，哭声喊声混在一起。我在那些白大褂里寻找她的身影，有时候能看到她匆匆走过的侧影，有时候只能听到她的声音——"血压多少？""氧气开了没有？""家属签字了吗？"

　　她忙得脚不沾地，根本没有时间注意走廊里推着清洁车的人。

　　有一天晚上急诊尤其忙，发生了车祸，送来了好几个伤者。走廊里挤满了人，我的清洁车推不过去，只能靠边站着等。就在这时候，我听到了她的声音。

　　"让一让，请让一让——"

　　她推着担架车从走廊那头跑过来，白大褂的下摆翻飞，额头上全是汗。担架上躺着一个满身是血的人，她的手按在伤者的伤口上，纱布已经被血浸透了。

　　她经过我身边的时候，看了我一眼。

　　就那么一眼。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不到半秒，然后就移开了。她的眼神很专注，全在伤者身上，根本没有余力去辨认路边站着的是谁。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手术室的门后面。门关上了，红灯亮起来。

　　走廊里安静了一点。我推着清洁车慢慢往前走，把刚才她踩过的地砖拖了一遍，那里有滴血。

　　那滴血是她的还是伤者的，我不知道。我看着被水稀释后变成淡粉色的血水顺着地漏流走，心想，她已经是另一个人了。

　　一个我不认识的人。

　　那天晚上我画了一幅画。画的是一个穿白大褂的背影，推着担架车跑过一条很长的走廊。走廊两侧是模糊的人影，只有她的背影是清晰的，像一道光穿过黑暗。

　　画完后我把它贴在墙上，和那片原野的画像并排。原野是安静、辽阔、空旷的，走廊是拥挤、嘈杂、匆忙的。两幅画挂在一起，像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我在那幅画背面写了一个日期，还有一句话："第一次擦肩，她没认出我。"

　　然后我加了三个字："也好。"

作者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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