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归之人》树德

26、第二十六章 成熟之后 船离开上海

　　船离开上海以后，艾琳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回舱。天气很糟糕，灰色的江面把上海推得越来越远，最初还能看见岸上的房屋，后来只剩下一片模糊的颜色，再后来，什么也看不见了。

　　艾琳的眼睛仍然是红的，她昨夜几乎没睡，再前一夜，也对着玛格丽特狠狠地哭了一场。文钧三天都没来找她，她于是带着这样的红眼睛，把入职信交给护士长。

　　上海消失以后，她回到船舱里，鼻子忽然又酸起来。她已经做了决定。香港的职位很好。比上海的职位更好。她并不是因为陆文钧才答应。她二十四岁，不可能因为和一个男人相处了几个月，就放弃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机会。何况那个男人已经把整个英国搬出来跟她吵了一遍。

　　第二天早上，她醒来以后又哭了一次。之后，她终于可以吃得下早餐。

　　船在几天后到达香港，这个城市送她的第一个礼物，就是让她彻底失去哭泣的时间。医院比她预想得小，事情却比她预想得多。她刚到的第一周，就发现所谓“护士长”并不意味着有人已经把所有事情安排妥当，只等她来检查。恰恰相反，如果所有事情都已经安排妥当，大概也不会专门从上海找一个英国护士来。这里有随意更改护士值班表的医生，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对艾琳不满的老护士，以及永远在不该动的时候乱动的香港老太太。

　　她很快就学会了第一句广东话：“唔好郁。”

　　玛格丽特的信也在一周后到来，信写得很长，前两页主要用来骂陆文钧。玛格丽特认为，一个男人如果非要在应该说“请留下”的时候开始攻击整个大英帝国，那么至少应该尊重他替女人把决定变容易的努力。艾琳读了几遍，这句话令人惊讶地没有语法错误。

　　忽然一个念头浮上心头，如果文钧那天说“不要走”呢？她会留下吗？或者只是会更痛苦地走？她把这个念头按下去，决心如玛格丽特所说，尊重文钧在不成熟上做的努力。

　　她搬进了新的住处，在般咸道上的一套独立公寓，离她的医院很近，也符合她护士长的身份。她在回信中告诉了玛格丽特这件事，玛格丽特的回信里显然多了一些羡慕，开始计划也搬来香港。她计划得非常详细，先等艾琳把工作和住处安顿下来，然后辞掉上海的职位，坐哪一班船，带哪些东西，甚至问香港买不买得到她常用的鞋油。

　　艾琳认真替她问过。然而几个月后，玛格丽特又来了一封信，开头是一句：“计划有一点变化。”后面五页全是一个男人。她写信指出，玛格丽特过去曾对“女人为了男人改变自己的人生计划”发表过非常严厉的意见。玛格丽特回得很快：“我没有改变计划，我制定了一个新计划。”几个月以后，她结婚了，艾琳请假回英国去参加了她的婚礼，不同于玛格丽特过往对男人的严格要求，她的丈夫只是一个收入不高的普通职员。但他们很恩爱，玛格丽特婚礼后就没有再回到上海。

　　她也开始收到谢尔盖的来信，大部分内容是对生活的抱怨，显然全世界都在嫉妒他的音乐才能。她只能在细枝末节中找到一些文钧的痕迹，他没有结婚，似乎也没有谈恋爱，一直让谢尔盖免费住在他家里，但随着中国战争四起，他的脾气似乎越来越坏，喝酒也比从前多。艾琳很少在信里主动询问文钧的事，而会把自己的生活写得很具体。她相信谢尔盖会把每封信都给他看，如果他关心的话。

　　后来，她又升了职，涨了工资，为家里买了一些真正喜欢的家具。她也开始谈恋爱，对方是一个医生，他们一起吃饭，看电影，有时候星期天下午出去。直到有一次他很自然地提起如果结了婚，她就应该辞去自己的工作。那天之后，她第一次觉得他们大概不会结婚，后来果然没有。

　　她又认识了一个香港政府工作的官员，很会跳舞，喜欢带她去看赛马，并且对已婚女性工作没有意见。一年以后，他决定回到英国，艾琳去码头送了他，回到家，这件事就结束了。她对自己的成熟表现非常满意，不像某些上海人。

　　早在一九三二年上海发生战争的时候，她就开始留心报纸上的新闻，过去她逛过街，吃过饭的地方变成了战场，这时常让她产生不真实的感觉。后来，战争从来没有停下过。

　　谢尔盖的信里却很少说起这些，他的世界里只有音乐演出和陆文钧。一九三五年的一封信里，他让艾琳在三月十五日晚上七点去湾仔的一家戏院，却没说原因。艾琳准时到了那里，却看到上面硕大的宣传海报：SERGEI VOLKOV。她买票进去，谢尔盖穿着一套非常合身的燕尾服站在台上。艾琳觉得这比任何战争都更不可思议。

　　演出结束后，他看见她，张开手臂：“艾琳！”她让他抱了一下，问他：“你信里怎么不说？”谢尔盖说：“那样还有什么惊喜？”他们交谈了一阵，原来谢尔盖的音乐才华被某个香港商人所认可，他的演出又大获成功，几次演出后，谢尔盖就留在了香港。

　　一九三七年以后，上海的消息越来越坏。有一段时间，她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看报。她知道战线在哪里，哪些街区遭到轰炸，却不知道陆文钧怎样。她最终下定决心去问了谢尔盖，谢尔盖说：“活着。”然后就被经理人拉开，显然那个香港人认为艾琳只是一个不知轻重的粉丝。艾琳没有再去问过他，她已经得到了刚好足够的答案。

　　到了一九三八年九月初，医院越来越忙。从中国大陆来的伤员和难民越来越多，广州频繁出现在报纸上，香港却仍然照常运转。一天上午，何佩珊敲开艾琳办公室的门，她是艾琳手下新来的年轻护士，只有二十岁出头。她走进来对艾琳说：“沃克护士长，警察在楼下等你。”艾琳放下手中的文件：“警察？”何佩珊说：“周警长带了几个人来，说是要看前几天那个日本人的尸体。”

　　这件事艾琳知道一点。四天前，一个叫山田的日本医生被发现吊死在自己的住处，尸体送到了医院，警方最初判断为自杀。

　　艾琳下楼，果然有两个人在楼下等她。周启明站在最前面。艾琳认识他，不算很熟，但医院这些年同警方打过不少交道。他三十出头，说英语很流利，做事也一向利落，只是今天看起来心情不好。旁边是个很年轻的中国警员，二十出头，高个子，手里拿着本子。

　　艾琳走过去：“周警长。”周启明说：“麻烦你了。”艾琳点点头，带着他们往殓房边走边问：“不是自杀吗？”周启明解释说：“本来是，但是日本方面很不满意，要求香港警察重启调查。”艾琳笑了笑：“那你们就答应了？”周启明苦笑了一下：“没有办法，总是要看看。”

　　还没走到殓房，后面忽然传来急迫的脚步声，周启明的脸一下子沉下来，后面的人已经跑到他们身后，用英语说：“对不起，警官。”

　　八年其实很长。长到一个人可以换城市，升职，谈恋爱，送朋友结婚，看另一座城市打仗。长到一个穷得不肯搬家的小提琴手可以变成明星音乐家。长到她已经很少在日常生活里想起一个人的声音。

　　可她还是认了出来，后面的人走到他们面前，穿着香港警察的制服，一只手提着一只纸袋，袋子底部有一点油。

　　周启明厉声说：“陆文钧，你又迟到了，你有什么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