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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 5 章 第五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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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苏州河上的灯火
拒绝钱先生的第二天一早,林默照常出门,沿着苏州河往东走。他答应过刘老头今天再去船上坐坐,把上次没聊完的那些陈年旧事听完——老人家年轻时在黄浦江上跑过货运,经历过军阀混战时江面被封的乱子,也见过外国军舰在江心耀武扬威地开来开去。这些故事放在一篇小说里未必都用得上,但林默舍不得丢掉任何一个细节,因为它们像河底的鹅卵石一样,被水流冲刷了几十年,每一颗都有自己的纹路。
走到河南路桥附近的时候,他看见桥墩上贴着一张告示,白纸黑字,盖着公共租界工部局的红色公章。他停下来扫了一眼,内容大致是说即日起将对苏州河沿岸的违章搭建进行统一清理,所有未经登记的船只和岸边棚屋必须在十五日内自行拆除,逾期将由工部局强制执行。告示下方附了一份详细的名录,列出了需要拆除的船只编号和棚屋地址,林默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在名录的倒数第三行看到了刘老头的船——编号丙七十九,登记所有人刘某发。
他快步走下桥,沿着河岸往刘老头泊船的地方赶。远远地就看到那条船的船头聚了一群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围着刘老头七嘴八舌地说着什么。走近了才听清楚,大家议论的都是同一件事——工部局的告示。有人骂洋鬼子不讲理,有人说要去租界法院告状,还有人蹲在岸边一声不吭地抽旱烟,烟雾把他的脸遮得严严实实,看不清表情。
刘老头坐在船头的那只矮凳上,膝盖上摊着一张破旧的航运证,低着头一言不发。他老伴站在他身后,一只手搭在他肩膀上,手指微微用力,像是在给他撑着一股劲儿。
林默跳上船头,在刘老头身边蹲下来:“刘大叔,我看到了。”
刘老头抬起眼皮看了他一眼,又把目光垂了下去,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声音沙哑得像是嗓子眼里塞了一把沙子:“这条船是我爹传下来的,光绪三十三年造的,比我年纪都大。我在上面住了四十年,娶媳妇在这条船上,生孩子在这条船上,我娘走的时候也是在船上咽的气。现在他们说拆就拆,连个商量的余地都不给。”
“没有别的办法吗?比如换个地方停泊?”
“换哪儿去?”刘老头抬起头来,指了指上下游的方向,“这一段河岸全被划进去了,上下游十里地的水面都归工部局管。除非我把船开到华界去,但华界那边的河道淤得厉害,大船进不去,我这船吃水深,硬闯就要搁浅。”
林默沉默了。他蹲在船头,看着浑浊的河水缓缓流过,水面上漂着几片烂菜叶和一只空了的酒瓶,打着转往下游而去。他想起昨天晚上钱先生那句轻描淡写的承诺——“保证你在上海滩畅通无阻”。现在他算是明白了,钱先生所说的“畅通无阻”是什么意思——听话的人畅通无阻,不听话的人寸步难行。他拒绝了钱先生的拉拢,于是工部局的刀子就亮出来了,只不过这把刀没有直接砍向他,而是砍向了他身边的人。
“刘大叔,这事因我而起。”林默说。
刘老头摆了摆手:“跟你有什么关系?洋鬼子要拆我们的船,又不是一天两天的念头了。去年就想拆,那时候闹了一场,他们缩回去了。今年不过是旧事重提罢了。”
但林默心里清楚,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工部局早不拆晚不拆,偏偏在他拒绝了钱先生的当晚就贴出了告示,而且刘老头的船恰好排在名单上——这世上没有那么巧的事。这是一次警告,一次针对他的警告:你看,你不配合,倒霉的不是你本人,而是你身边的人。下一次可能就是你的编辑,你的出版商,甚至是那些给你写过信的读者。
他从船上跳回岸上,跟刘老头说了一声“我去办点事”,然后大步流星地朝商务印书馆的方向走去。陆编辑正在办公室里审稿,看到他推门进来时的脸色就知道出事了,放下手里的红笔问:“怎么了?”
林默把告示的事说了一遍。陆编辑听完之后没有马上表态,而是站起身把办公室的门关上了,然后才压低声音说:“我昨天听到一个消息,本来想今天去找你谈的——工部局那边有人放出话来,说要对你采取‘必要措施’。我当时还以为只是吓唬吓唬你,没想到他们动作这么快。”
“他们动不了我,就先动我写过的那些人。”林默在椅子上坐下来,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这是在逼我就范。”
“那你打算怎么办?”陆编辑看着他,“妥协,还是硬扛?”
林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反问道:“商务印书馆在工部局那边有关系吗?”
陆编辑沉吟了一下:“有倒是有,商务印书馆的董事之一王先生跟工部局的一位华董私交不错。但这种事情,关系归关系,利益归利益,人家愿不愿意为了一个作者去得罪工部局,不好说。”
“能不能帮我约一下王先生?我想当面跟他谈谈。”
陆编辑看了他几秒钟,点了点头:“我试试。”
当天下午三点,林默在商务印书馆二楼的小会客室里见到了王董事。王董事是个六十出头的老先生,须发花白,穿着一件藏青色的团花缎子马褂,手里转着两颗核桃,看起来像是个悠闲的寓公,但那双眼睛精明得很,看人的时候像在掂量一件货物的成色。
林默把事情的原委说了一遍,没有隐瞒自己和钱先生之间的过节。王董事听完之后,手里的核桃停了一下,然后又继续转动起来,发出清脆的碰撞声。
“小林啊,”王董事开口了,语气像是一个长辈在教育晚辈,“你这个事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工部局要拆几条船,那是他们的职权范围之内的事,你一个写文章的,拿什么去拦?你去找报纸曝光?工部局不怕这个。你去找律师打官司?租界的法院是人家开的,你打得赢吗?”
“我知道硬碰硬不行,”林默说,“所以我今天来找您,是想问问有没有别的路子。我不求工部局收回成命,只求能给他们争取一点时间——哪怕多宽限一个月,让那些船民有时间找落脚的地方,不至于一夜之间无家可归。”
王董事停下了转核桃的动作,把两颗核桃攥在手心里,盯着林默看了好一会儿,忽然笑了:“你这小子,倒是个实在人。我以为你会求我帮你去跟工部局说情,把那些船保下来。结果你只是要一个月。一个月能干什么?”
“一个月能做的事情很多。”林默说,“我可以把这篇关于船民的小说写完,发表出去。我可以在报纸上把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讲清楚。我还可以联系上海其他的文化团体和社会组织,一起出面发声。一个月的时间,足够让这件事从一个地方性的行政问题变成一个公共舆论事件。工部局不怕几个船民闹事,但他们怕舆论压力。”
王董事把核桃重新转了起来,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想了一会儿,然后睁开眼睛说:“我可以帮你递一句话给那位华董,但话怎么说,说到什么程度,得由我自己来把握。我不能保证结果,只能说尽力而为。”
“多谢王先生。”
“先别急着谢我。”王董事站了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林默,“我帮你这个忙,不是因为我看你顺眼,也不是因为我同情那些船民。我是觉得,上海滩好不容易出了一个肯为底下人说话的写手,要是就这么被人掐灭了,那就太可惜了。你好好写你的东西,别辜负了这支笔。”
林默从商务印书馆出来的时候,天色已经有些暗了。他没有直接回住处,而是又去了苏州河边。刘老头的船上亮起了一盏煤油灯,昏黄的光在河面上投下一片摇晃的倒影。他跳上船头,掀开帘子钻进船舱,看到刘老头正坐在灯下补渔网,他老伴在旁边纳鞋底,两个人都不说话,只有针线穿过网眼和布料时发出的细微声响。
“刘大叔,我找了人去帮你们说情,不一定能保住船,但至少能争取一些时间。”林默在船舱里唯一空着的那只木箱上坐下来。
刘老头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然后继续穿针引线:“林先生,你不用为我们费这个心思。我们这些人,命贱,不值得你搭上自己的前程。”
“值不值得不是你说了算的。”林默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递给刘老头一根,自己叼了一根,划了根火柴点上,“我写你们,就是因为我觉得值得。如果今天我眼睁睁看着你们的船被拆了,连屁都不放一个,那我以后还有什么脸写你们?”
刘老头接过烟吸了一口,烟雾从他鼻孔里喷出来,在昏黄的灯光下散成一片朦胧的雾。他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让林默意外的话:“林先生,你知不知道,这条河上像我这样的人,不止我一个。下游还有几十条船,住的都是跟我差不多的人。你要是真想帮我们,就别只盯着我这一条船。”
林默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刘老头的意思。他点了点头:“我知道了。”
接下来的几天里,林默放下了手头所有的写作,开始沿着苏州河徒步走访。他从上游走到下游,把工部局告示上列出的所有船只和棚屋挨个走了一遍。每条船上的人都跟他说了自己的故事——有人在这条河上住了三代,有人是靠这条河养活了一家七八口,有人除了这条船之外一无所有。他把这些人的名字、年龄、家庭情况和诉求全都记了下来,整理成了一份详细的材料。
第七天的时候,王董事那边传来了消息:工部局同意将拆除期限从十五天延长到四十五天,但条件是不能再有任何公开抗议活动,也不能再有媒体对此事进行报道。林默听完这个消息,沉默了很久,然后对前来传话的陆编辑说:“四十五天,够用了。”
陆编辑看着他:“你打算做什么?”
林默从抽屉里拿出一沓厚厚的稿纸,放在桌上:“我这篇关于船民的中篇小说,已经写完了。我想在《申报》上连载,分五期刊完,正好赶上四十五天的期限。”
陆编辑接过稿纸翻了翻,越看眉头皱得越紧,最后抬起头来看着林默:“你这篇小说,写的其实就是工部局逼迁的事吧?虽然你把地名改了,人物也化了名,但只要是在上海生活的人,一眼就能看出你写的是哪条河、哪件事。你确定要在这个时候发?”
“我确定。”
“你有没有想过后果?工部局给了你四十五天的宽限,前提就是不让媒体报道。你现在写一篇小说出来,虽然是虚构作品,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是在影射。工部局那边肯定会认为你违背了约定。”
“我没有违背任何约定。”林默的语气很平静,“答应不报道的是你们商务印书馆,不是我。我是一个作者,我有权利写我想写的东西。至于别人怎么解读,那是别人的事。”
陆编辑叹了口气,把稿子收进包里:“我回去跟主编商量一下。这篇东西,我个人觉得应该发,但最终决定权不在我手上。”
两天后,《申报》副刊开始连载林默的新作——《水上人家》。第一期刊出的时候,林默特意买了一份报纸,走到苏州河边,坐在刘老头的船头上,一个字一个字地把那篇文章读了一遍。河水在脚下流淌,夕阳把河面染成了一片金红色,几只水鸟贴着水面飞过,翅膀扇动的声音轻得像叹息。
他读完之后把报纸折好,放在船舱里的那只木箱上。刘老头的船还在,岸边的棚屋还在,那些他写在纸上的人也还在。但四十五天后呢?他不知道。他只知道,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已经做了能做的一切。
连载到第三期的时候,事情开始发生变化。首先是读者来信的数量急剧增加,每天都有几十封信涌进《申报》编辑部,绝大多数是表达对船民处境的同情和对工部局的不满。接着,上海的几个学生团体开始组织募捐,为船民筹集搬迁费用和安置物资。甚至连一些平日里不问世事的社会名流也站出来说话了——一位姓蔡的知名律师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声明,愿意免费为船民提供法律援助。
工部局那边自然不可能坐视不管。连载到第四期的那天上午,林默在住处被两个穿黑衣服的人堵住了。这两个人没有表明身份,但说话的方式和那天晚上的韩秘书如出一辙——客气、克制、滴水不漏,但每一个字都带着明确的威胁意味。
“林先生,我们只是来提醒您一句——有些事情,适可而止比较好。您已经拿到了四十五天的宽限期,这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体面的结果。如果您继续在报纸上煽动民意,恐怕这个结果就保不住了。”
林默靠在门框上,双手抱在胸前,看着那两个黑衣人:“你们是替谁来传话的?钱先生?还是工部局的人?”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您应该明白,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您写得再好,也改变不了大局。”
“是吗?”林默笑了笑,“那我写给你们看。”
当天晚上,他熬夜写完了《水上人家》的最后一期。在结尾处,他让主人公——一个在苏州河上漂泊了大半辈子的老船夫——在船被拆掉的那天夜里,独自划着小舢板来到河中央,把一盏点亮的纸灯笼放在水面上,看着它顺着水流慢慢漂远。那盏灯笼漂了很久,久到岸上的人都以为它熄灭了,但它始终亮着,一点微弱的光,在黑黢黢的河面上固执地闪烁着,像是一个不肯熄灭的答案。
第五期见报的当天下午,陆编辑急匆匆地赶到林默的住处,手里拿着一份电报,脸色既是兴奋又是紧张:“北平那边的出版社来信了——他们要全文转载《水上人家》,还要给你出一本单行本。”
林默接过电报看了一遍,还没来得及说话,楼下又传来了房东太太的声音:“林先生!有人找!”
他走下楼,看到门口站着三个人。为首的是一个穿着灰色中山装的年轻人,二十七八岁的样子,戴着一副黑框眼镜,面容清瘦,但目光炯炯有神。他看到林默,快步走上前来,伸出手:“林先生你好,我叫沈从文,从北平来的。我在北平读到了你的《水上人家》,专程过来见你。”
林默握住他的手,一时间竟不知道该说什么。这个名字他当然知道——在现代文学史上,这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名字。但此刻站在他面前的,只是一个比他大不了几岁的年轻人,穿着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衣服,风尘仆仆,笑容真诚。
“沈先生,你怎么来的?”
“坐火车,昨天下午上的车,今天早上到的。”沈从文松开手,回头指了指身后的两个人,“这两位是我的朋友,一位是燕京大学国文系的讲师朱先生,一位是《大公报》的记者李小姐。我们都是看了你的文章之后,觉得无论如何都应该来上海见你一面。”
林默把他们请上楼,房东太太帮忙沏了一壶茶。几个人挤在他那间不大的屋子里,有的坐在床上,有的坐在凳子上,有的干脆靠着墙站着。沈从文环顾了一圈他那简陋的住处,目光在墙角那摞稿纸上停留了片刻,然后转回来看着林默,说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安静下来的话:
“林先生,我这次来,除了想见你本人之外,还想问你一件事——你愿不愿意去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