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里无终》美女邱莹莹

4、第 4 章 而

　　而我，只是一个坐在角落里的旁观者。

　　课间操结束之后，我回到教室，坐在座位上发了好一会儿呆。同桌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

　　我拿出英语课本，开始强迫自己背单词。单词本上的字母在眼前跳跃，我一个都看不进去。脑子里只有那个念头在反复回响——他戒烟了。他为了她戒烟了。我把单词本合上，又翻开，又合上。反反复复了好几次，终于放弃了。

　　我趴在桌上，把脸埋进手臂里。不是睡觉，只是想把自己藏起来。

　　五月的第二个周末，我回家了。

　　这次回家，我没有像以前那样懒散地躺在床上看电视，而是帮我妈干了很多活。我把理发店的地拖了三遍，把镜子擦得锃亮，把门口那个坏了一年的旋转灯柱修好了——其实只是里面的电线接触不良，我拆开重新接了一下就好了。灯柱重新转起来的时候，红白蓝三色光在墙上流动，我妈站在门口，仰着头看着那个灯柱，笑得像个小孩子。

　　“我们家晓东长大了，会修东西了。”她说。

　　“本来就是线松了，没什么难的。”我说，把手里的螺丝刀放下，拍了拍手上的灰。

　　晚上，她照样做了红烧肉，照样往我碗里夹。吃了几口，她小心翼翼地问我：“这学期考试了吗？”

　　“考了。期中考试。”我说。

　　“怎么样？”她夹菜的筷子停在半空中，眼神里有期待，又有怕期待落空后失落的那种小心。

　　“第十七名。”我说。声音不大，但很清楚。

　　我妈愣了一下，然后眼眶一下子就红了。她低下头，假装在扒饭，但我看到她用袖子擦了擦眼睛。“好，”她说，声音有点抖，“好。我晓东进步了。”

　　“全班一共四十二个人。”我补充了一句，然后把一块红烧肉塞进嘴里。肉炖得很烂，肥而不腻，是我妈的手艺。

　　“十七名，”我妈擦了擦眼睛，又往我碗里夹了一块最大的，上面的肥肉还在颤巍巍地晃，“下次争取前十五，不着急，慢慢来。”

　　“前十五没问题。”我说。

　　说这话的时候，我的声音很笃定。不是吹牛，不是哄她开心，是我真的觉得自己可以做到。不是因为黄静璇，不是因为王少辉，就是因为坐在对面的这个女人。她的头发里有白发了，上一次回家的时候只有几根，现在已经是一小撮了。她笑起来的时候眼角纹能夹死蚊子。她一个人撑着一间破理发店，给我交学费，给我买新衣服，给我塞红包。

　　而我为她做了什么？上学期末撒了个“前二十”的谎，她都信了。她信了之后没有怀疑，没有追问，只是高兴地点了点头。我今天告诉她是第十七名，她就红了眼眶。

　　我欠她太多了。欠她一句“第十七名”，欠她一句真话，欠她一个不用再小心翼翼的、可以为儿子骄傲的机会。

　　“前十五没问题。”我又说了一遍，这次声音更大了一点。

　　我妈笑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她站起来去了厨房，说去给我盛汤。我听到厨房里有擤鼻子的声音，然后水龙头开了又关了。

　　我坐在饭桌前，看着一桌子菜——红烧肉、炒青菜、鸡蛋汤，还有她特意去买的半只烤鸭。碗筷是我刚帮她摆好的，杯子里的水是我帮她倒的。窗外的夕阳正好，把对门屋顶上的瓦片照得金黄。远处有人在放音乐，是镇上那家音像店，放的是邓丽君的歌，软软的声音被晚风送过来，听不太清楚唱的是什么。

　　我在心里跟自己说：杨晓东，好好读书。不是为了让谁看到你，就是为了让你妈能多笑几次。

　　这句话我在心里反复念了好几遍，像是在钉钉子，一下一下地把这个念头钉进脑子里。然后我忽然想——这句话，比那些在乒乓球台上刻的字，比那封被揉成纸团的情书，比那篇被全班哄笑的作文，都要踏实得多。

　　那些刻在水里的字，风一吹就散了。但考卷上的分数，是实打实的。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不是因为想黄静璇，是因为我妈的眼睛。

　　五月底，天气热了起来。蝉开始叫了，梧桐树的叶子被晒得卷边，操场上的煤渣被太阳烤得发烫，隔着鞋底都能感觉到那股热气。教室里没有空调，只有天花板上几台晃晃悠悠的吊扇，扇叶转得慢吞吞的，搅动着闷热的空气。窗外的蝉鸣和教室里粉笔灰的味道混在一起，成了凤里初夏最深刻的印记。

　　我和黄静璇之间，除了那瓶矿泉水，再没有更多的交集。她过她的，我过我的。她还是会跟王少辉一起放学，我还是会偶尔在走廊里撞见他们——王少辉的手搭在她肩上，她的头微微靠向他，两个人说笑着走向楼梯口。我学会了不绕路躲避他们，但也学会了目不斜视地走过去。不是挑衅，不是示威，只是觉得——没必要绕了。也没必要看了。

　　偶尔，只是偶尔，我会在课间的时候抬头看一眼她的方向。她还是那样，安安静静地翻着课本，或用那根黑色中性笔一笔一划地写字。阳光还是照在她侧脸上，耳朵上还是有细细的绒毛，马尾辫还是扎得高高的。

　　她还是很好看。

　　但我看她的时间变少了。不是因为不想看，是因为有比看她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那些事情写在课本上，写在试卷上，写在成绩单上，写在我妈红着眼眶的笑容里。

　　期末考试前两周，林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

　　办公室在教学楼三楼，很窄小，里面挤了七八张办公桌，桌上堆满了作业本和试卷。空气里弥漫着热茶、油墨和旧书混合的味道。天花板上那台吊扇的转速大概是别处的一半，扇叶慢悠悠地转着，发出嗡嗡的声音。

　　林老师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摊着一摞作业本。她手里拿着一支红笔，笔帽咬得全是牙印。看到我进来，她放下笔，推了推眼镜。眼镜腿上也全是咬痕——她大概有咬东西的习惯。

　　“杨晓东，你最近进步很快。”她开门见山地说，声音里带着一丝意外，也有一丝欣慰，“我看了你的期中成绩和最近的几次单元测试，数学和英语进步最大。语文一直不错，上次那篇作文写得很好——虽然你写完之后给自己惹了点麻烦。”她说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嘴角微微弯了一下，大概是从别的老师那里听到了什么风声。

　　我脸红了，没说话，盯着她桌上的作业本看。最上面那本的封面写着“黄静璇”三个字，字迹工工整整的，每一个笔画都写得很用力。

　　“我叫你来，是想跟你说——你现在在班里排十七名，按照这个势头，期末考进前十五不是问题。”林老师把手里的红笔放下，十指交叉，认真地看着我，“但我想问你的是，你有没有想过考进前十？”

　　前十。

　　这两个字让我愣了一下。我的目标一直是回到正常水平，不给家里丢脸。我从来没想过能进前十——那意味着要在全年级排到前五十左右，意味着可以稳稳地考上县一中。

　　“考进前十，对你来说，现在不是遥不可及的。”林老师说，目光透过镜片直直地看着我，“你的基础不差，这学期明显比以前用心了。你上次作文里写‘她让你想要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她的嘴角又弯了一下，“现在，把那个‘她’换成‘你自己’。你自己想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吗？”

　　我看着林老师眼镜片后面的眼睛。那双眼睛不大，眼角的鱼尾纹很细，但很慈祥。她的眼神跟上学期念成绩单时的那个眼神完全不一样了——那个时候是失望和了然，现在是一种认真和期待。

　　“我想。”我说。声音不大，但没有抖。

　　“那就去做。”林老师说，“不是为了那个‘走廊尽头的女孩’，不是为了我，是为了你自己。还有——”她顿了顿，声音变轻了，“为了你妈妈。”

　　我猛地抬起头看她。

　　“你妈妈给我打过电话，”林老师说，“问你的学习情况。上学期期末你告诉她你考了前二十——她没有戳穿你，但她知道。她没有生气，只是在电话里跟我说了一句‘老师，麻烦你多照顾照顾我们家晓东’。”她把“晓东”两个字咬得很轻，很小心，像是怕咬碎了什么似的。

　　我的鼻子一下子就酸了。我能想象出那个场景——我妈站在理发店门口的电话机旁边，手里拿着记着电话号码的小本子，拨通了林老师的电话。她一定很紧张，因为她这辈子没给几个老师打过电话。她会斟酌每一个字，生怕说错了什么给老师留下不好的印象。她会在电话里替我说好话，然后小心翼翼地请老师多照顾我。

　　“去吧。”林老师摆了摆手，“复习去。”

　　我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林老师又在身后加了一句：“那篇作文——写得真的不错。细节很真实。”

　　我转过头看她。她已经重新拿起了红笔，低下头改作业了。红笔在纸上划出一道道痕迹。眼镜片反着光，看不清她的表情。

　　从办公室出来之后，我在走廊上站了一会儿。走廊里没人，阳光从尽头的窗户照进来，在地上投下了一条长长的光影。我看着那条光影，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是感动，是愧疚，是下决心的那种沉甸甸的力量。

　　我欠我妈一句对不起。不仅仅是成绩单上说谎的那一次。还有上学期末她问我“考得怎么样”时，我随口说出的“前二十”。她说“前二十名就很好了”的时候，那种被压低了期待的、不敢表现得太高兴的语气。她知道我在骗她，但她没有拆穿。因为拆穿了又能怎么样呢？

　　我不能再让她小心翼翼地不敢高兴了。我要让她能在隔壁王阿姨面前，理直气壮地说一句“我家晓东考了前十名”。

　　期末考试的倒数第二天，发生了另一件不太大的事。

　　那天下午，天特别热，热得人发慌。吊扇有气无力地转着，扇出来的风都是热的。教室里弥漫着汗味和花露水的味道，有人把风油精涂在太阳穴上，说能提神。窗户全开着，但一丝风都没有。梧桐树上的蝉叫得声嘶力竭，像是在喊救命。

　　放学后，我去操场后面的乒乓球台背书。这个习惯是这学期才开始养成的——我发现那个偏僻的角落很安静，没人打扰，适合复习。我坐在乒乓球台上，面朝教学楼的方向，背对着那排旧平房。台面上我刻的那行字，经过一个冬天和一个春天，大部分已经看不清了，只有“杨”字的第一横和“黄”字的草字头还隐约可见。我没有再去描它们，也没有刻意避开那个位置，只是把书包压在上面，遮住了那些痕迹。

　　夕阳西沉，把操场染成了橙红色。煤渣跑道在斜阳里泛着暗红色的光，远处有几个人在操场上踢球，喊叫声被晚风吹得断断续续的。

　　我正在背历史，嘴里念念有词——“鸦片战争，一八四零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签订《南京条约》——”脚步声从身后传来。

　　我以为是哪个学生路过，没在意。继续背书。脚步声越来越近，在我身后停住了。

　　“杨晓东。”

　　我一愣。这个声音——

　　黄静璇。

　　我猛地转过身。她站在乒乓球台旁边，夕阳的余晖打在她身上，把她整个人都染成了暖橘色。她还是穿着那件白色短袖，马尾辫被风吹得有点散，几缕碎发在耳边飘。她的脸上有一层薄薄的汗，脸颊微微泛红，大概是在操场上走了不短的路。

　　“黄……黄静璇。”我结结巴巴地叫出她的名字。这是我第一次当面叫她的名字，之前在心里叫过无数次，但嘴唇和舌头从来没有真正发出过这两个音节。

　　“你在背书？”她看了一眼我手里皱巴巴的历史课本，嘴角露出了一点笑意。不是那种礼貌的、疏离的微笑，而是带着一点好奇和意外。

　　“嗯。”我把课本合上，手不知道往哪里放，最后攥着课本的边缘，把封面都攥皱了。

　　她看了看乒乓球台，看了看我放在台面上的书包，然后目光在台面上停了一下。我的心一紧——她是不是看到了那行字的痕迹？台面上被磨得几乎看不清的刻痕，在夕阳斜照下会不会变得明显？但她只是看了一眼，就把目光移开了。

　　“这个地方很少人来的，”她说，像是在自言自语，然后又加了一句，“你倒是挺会挑地方的。”

　　“安静。”我挤出一个词，“背书安静。”我的语言系统在她面前永远是半残状态，能说两个字就绝说不了一个句子。

　　她点了点头，然后沉默了片刻。晚风把她的马尾辫吹得轻轻晃动，她抬手把耳边的碎发别到耳朵后面。那个动作跟我看过无数次的一模一样——手指从耳后划过，把那缕掉下来的头发别好，露出整个耳朵的轮廓。

　　“上学期那篇作文，”她突然说，“林老师念的时候，我在下面听到了。”

　　我的心狂跳起来。血液从心脏出发，以平时三倍的速度冲向四肢百骸。她提起作文了。她第一次当面跟我提作文。

　　“写得挺好的。”她说，语气平静，像是在评价任何一篇被老师念过的不错的作文。她的目光落在我脸上，停留了大概一两秒，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没见过的神情——不是漠然，不是感激，不是居高临下的同情。是一种温和的、平静的注视。像是在看一个不太熟悉的同班同学，然后忽然发现这个人还不错。

　　她没有等我回答——大概知道我回答不出来——而是看了一眼西沉的太阳，说了句“不早了，你早点回去”，然后转身走了。

　　她的背影在夕阳里被拉得很长，和马尾辫一起，一甩一甩的，沿着煤渣跑道慢慢走远。操场上的夕阳正在落下去，把她的影子一点一点拉长，直到她的身影消失在教学楼的拐角。

　　我坐在乒乓球台上，手里的历史课本被我的汗浸湿了一个角。

　　那天晚上，我在日记本上写了一句话。

　　“杨晓东，你能不能别喜欢她了？”

　　写完这句话之后，我盯着它看了很久。灯光昏黄，日记本的纸页粗糙，上面印着横线格。字迹歪歪扭扭的，因为我的手有点抖。然后我翻到新的一页，写下了下面的话。

　　“但如果你非喜欢不可，你至少得配得上她。不是为了赢王少辉，是为了有一天她看过来的时候，你不再需要低着头。”

　　这是长这么大以来，我写给自己看的最诚实的一段话。

　　期末考试那天，天气好得出奇。梧桐树的叶子绿得发亮，知了在树上疯了似的叫个不停。阳光照在教学楼的白色瓷砖上，反射出刺眼的光。

　　考最后一门数学的时候，我坐在考场的椅子上，面前摆着试卷。这次没有在草稿纸上画侧脸了。我把那道二次函数的压轴题拆成了三个已知条件，一步一步地推，推到最后一步的时候，答案出来了。

　　是个整整齐齐的整数。按照经验，数学大题的答案如果是整数，说明基本做对了。我把答案工整地写在试卷上，黑色的中性笔在纸上划下最后一笔的时候，心里有一种从未有过的踏实感。

　　那个夏天，我考了全班第十一名。

　　差一点进前十。但已经够了。从三十五到十一，这个跨度比我妈想象的还要大。成绩单上我的名字排在第二列中间的位置，不再是最底下那排的常客，也不再是后排男生笑话的对象。林老师在学期总结会上又表扬了我一次，这次她的语气里没有意外了，只有欣慰。她说“杨晓东同学是这学期进步最大的同学”，然后带着全班给我鼓掌。

　　掌声稀稀拉拉的——不是所有人都真心为我鼓掌，有些人只是例行公事地拍两下。但黄静璇拍了。她的手掌轻轻拍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声音。她拍手的姿势跟别人不一样，手指并得很拢，像一个虔诚的教徒在祈祷。

　　我低着头，假装在整理书包，其实余光一直看着她，像一个雷达，锁定了一个目标。她在鼓掌，嘴角带着一点微微的笑意，很淡，几乎看不出来。那笑容是不是为我而笑的，那掌声是不是真心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在看我的时候，不再用那种漠然的眼神了。

　　暑假前，林老师布置了暑假作业，厚厚一沓卷子，涵盖语数外政史地生七科内容。她把卷子一张一张传下来的时候，教室里响起一片哀嚎。后排几个男生已经在商量谁抄谁的了。

　　我坐在靠窗的位置，把那沓卷子整整齐齐地放进书包里。书包是新的——我妈暑假前寄过来的，说旧的那个破了好几个洞，让人笑话。新书包是深蓝色的，拉链顺滑得令人感动。

　　暑假。两个月。我想，我得加把劲。初一结束了，初二的仗还在前头。还有整整两年的时间，足够我把成绩单上的那个“十一”变成“一”。不是为了让黄静璇喜欢我——也许永远都不会——而是为了让我自己变成另一个样子。变成一个不会在巷子里被人堵住后靠着墙滑坐在地上发抖的人。变成一个能理直气壮站在我妈面前、不需要再编“前二十”谎言的人。

　　走出校门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凤里中学的校门。那个褪了色的铁栅栏门，锈迹斑斑的门柱上挂着摇摇欲坠的校牌。围墙上的碎玻璃在阳光下闪着光。三栋教学楼外墙的白色瓷砖依旧破烂不堪，但阳光照在上面，看起来比阴天的时候好看了一些。

　　梧桐树的叶子被风吹得哗啦啦响，几片绿叶从枝头飘下来，打着旋儿落在煤渣跑道上。蝉还在叫，叫得声嘶力竭，好像要把整个夏天的力气都用光。

　　我心里那个叫“杨晓东喜欢黄静璇”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甚至可以说，真正的故事，才刚刚开始。但这一刻，站在校门口，头顶是夏天最烈的太阳，身后是满地煤渣的操场和刻着无数秘密的乒乓球台，我心里忽然有了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那个在角落里偷偷看她的胆小鬼，还没有消失。他还在我心里，时不时露出头来，牵动我的心跳。但在他旁边，正在慢慢长出另一个人的影子。那个人不再只是偷偷看她，而是开始看向自己的前方。那个人开始相信——在关于她的、漫长的、无望的故事里，也许，他也可以写出属于自己的、不一样的一页。

　　校门口的人流渐渐散尽。我背紧书包带，转过身，朝着车站的方向走去。夕阳把我的影子投在凤里坑坑洼洼的水泥路上，很长，很直。风吹过来，带着夏天独有的热浪和远处不知谁家做饭的油烟味。我的脚步很稳，一步一步踏在熟悉的路上，每一步都踩得很实。

　　背后的凤里中学在晚霞里沉默着，像一个装满秘密的巨大盒子。那里面有一行被雨水冲刷的刻字，有一封被揉成纸团的情书，有一篇被念给全班的作文，有一瓶被扔进垃圾桶的矿泉水。还有一个男孩最笨拙、最懦弱、最没出息的暗恋。它们都留在了那里，被封存在那个偏僻角落的乒乓球台上，和来年的落叶一起腐烂，和下一场雨一起融进泥土里。

　　而我，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出那个男孩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