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第 9 章 凤里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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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里没有第二个夏天
第九章
中考成绩公布那天，杨晓东正在家里给他妈的自行车补胎。
那辆车是老款的凤凰牌，停在阳台上吃了大半年的灰，轮胎瘪得像漏了气的猪尿脬。他妈说买菜走路太累，菜市场从老街搬到了镇东头，来回要四十分钟，她膝盖受不了。杨晓东把车翻过来，轱辘朝上，拿锉刀磨着内胎上的破口，橡胶粉末簌簌地落在阳台的水泥地上。六月底的太阳毒辣辣地照着他的后背，汗水顺着脊椎往下淌，把T恤的后背浸出了一大片深色的湿痕。他也没开电扇——电扇的插头被他爸拿去插了电热水壶，忘了拔回来。
他爸从屋里走出来，手里拿着电话听筒。那条电话线从客厅的茶几上一直拖到阳台门口，弹簧状的线圈被拉得老长，在门框上绕了两圈才勉强够到。他爸的表情很古怪——嘴角往上翘着，但眉头皱着，像是想笑又不敢相信可以笑。
“吴老师的电话。”
杨晓东放下锉刀，在裤子上蹭了蹭手上的橡胶粉，接过听筒。听筒上沾着他爸手心的汗，潮潮的，贴在耳朵上有点黏。
“杨晓东，”吴老师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带着一种刻意压制的平静，但他压得不太成功——语尾微微上扬，像是每个字都在往天上飘，“你查分了吗？”
“还没有。家里没电脑，我爸妈手机都不能上网。”
“那我告诉你。你总分——全县第八。”
杨晓东握着听筒，没有说话。他的手指在听筒上收紧，指甲盖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阳台上那只被他翻过来的凤凰自行车在阳光下闪着黯淡的红光，补到一半的内胎从他膝盖上滚下来，在地上弹了两下，滚进了洗衣机底下的缝隙里。楼下的老街水泥路上有个卖西瓜的小贩正在吆喝——“包甜包红，不甜不要钱”，声音被蝉鸣切成一段一段的，像信号不好的收音机。
“全县第八。”吴老师又重复了一遍，这一次他没有压着声音了，每个字都像是从嗓子眼里蹦出来的，“数学满分。物理满分。化学差一分满分。你那个作文《那束光》，被抽调去参加全省优秀中考作文评选。我教了二十三年书，第一次有学生的作文被省里调走——你知道吗，调走之前市里的阅卷组长还专门打了个电话过来问，说这篇作文写得太好了，想问是不是抄袭。我说你查吧，这个学生写了三年，每一稿我都看过。”
杨晓东觉得膝盖有点软。他靠着阳台的墙壁，墙面上贴着半旧的白色瓷砖，瓷砖缝隙里塞着经年累月的灰，凉意透过T恤传到他后背上。他看到他爸还站在阳台门口，手里攥着那条被拉得变形的电话线，嘴唇在动但没发出声音。他看到屋里他妈从厨房冲出来，围裙上沾着面粉，手里还攥着半个没包完的饺子，馅料从手指缝里挤出来掉在地上。他看到她脸上那种表情——不是惊喜，是比惊喜更深的东西。是一种从嗓子眼涌上来的、压了三年终于可以释放的、滚烫的、带着眼泪的释然。她把沾满面粉的手捂在嘴上，饺子馅掉了一地，她没有低头看。
“吴老师，”杨晓东说，声音有点哑，“王艳妮考了多少？”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秒。然后吴老师笑了。是那种“我就知道你小子会问”的笑。
“全县第三十九。数学一百一十七，语文一百一十四。你们俩的作文分数一模一样——都是四十八分。阅卷老师大概是商量好的。”
杨晓东把听筒还给站在阳台门口的他爸。他爸接过听筒，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最终只是在杨晓东肩膀上拍了一下。那一掌拍得很实在，拍在肩胛骨正中央，力道比平时拍蚊子重了不知道多少倍。然后他转身去告诉他妈——“全县第八。数学满分。物理满分。”他妈已经听到了，但她想再听一遍。她把手里剩下的半个饺子塞进他爸嘴里，然后拿围裙捂着脸，肩膀一抖一抖的。
杨晓东没有哭。他蹲下身，把手伸进洗衣机底下的缝隙里去够那颗掉进去的内胎。洗衣机的底缝积着一层厚厚的灰，还有几枚不知什么时候滚进去的硬币——一分、两分、五分的，灰扑扑的，沾着洗衣服滴下来的水渍和洗衣粉干结的白色痕迹。他趴在地砖上，手指尖堪堪触到内胎的橡胶表面，往外拨一下，再拨一下，终于把它捞了出来。内胎上沾满了灰和蜘蛛网，他把灰拍掉，重新坐回小板凳上，拿起锉刀，继续磨那个破口。
他的手很稳。三年前他第一次在溜冰场擦鞋的时候，手会抖，鞋油蹭得满袖子都是。现在他补了几十次自行车胎，每一次都能把补丁打得平平整整，不会多出一丝边角。他磨完最后一刀，把胶水涂在破口上，等胶水半干的时候，他抬头看了一眼天花板。
天花板上那张《龙珠》海报还贴着。孙悟空举着元气弹，旁边的蜡笔画小狗已经完全褪色了，只剩下一个极淡的轮廓。那张海报贴了五年了——从他小学四年级到现在，跨越了他整个人生中变化最大的五年。五年里他从小学生变成了初中生，现在又即将成为高中生。他想起初一开学第一天，他躺在这张床上，脸埋在枕头里，满脑子都是一个扎马尾辫的女孩。那时候他不知道这个女孩会成为他错题本上每一道难题的答案。现在他知道了。
胶水干了。他把补丁按上去，用木槌敲了十几下，把轮胎翻过来检查了一遍，确认没有漏气。然后他站起来，对着屋里喊了一声：“妈，车修好了。我去趟王艳妮家——”
“早就该去了！”他妈从厨房里探出头，眼睛还红着，声音已经恢复了平时的大嗓门，“顺便把这盘饺子带过去！韭菜鸡蛋馅的，她上次来说爱吃！”
杨晓东骑着自行车穿过老街。六月底的凤里镇热得像蒸笼，水泥路面被太阳晒得泛着一层油光，空气里的湿度大到能拧出水来。知了在芒果树上声嘶力竭地叫着，今年的知了比哪一年都多。菜市场下午没什么人，卖菜的大婶趴在摊位上打盹，一把蒲扇盖在脸上，苍蝇在她头顶嗡嗡地盘旋，她连赶都懒得赶。两元店门口的红地毯还没收——那是中考前铺的“金榜题名”地毯，上面的烫金大字已经被踩得模糊了，“金榜”两个字还勉强能辨认，“题名”已经变成了一团金色的污渍。台球室的封条被太阳晒得卷了边，有人用黑笔在上面画了一个笑脸，笔迹潦草，大概是哪个路过的学生的手痒之作。溜冰场的转让牌子终于掉了下来，斜靠在卷帘门上，上面的字迹已经完全看不清了。
东区那几栋白色瓷砖楼房的楼下，王艳妮正站在楼道口等他。她穿着一件淡绿色的连衣裙，脚上趿着一双塑料拖鞋，头发没有扎起来，散在肩膀上。她的眼睛红红的，显然刚才哭过——不是伤心的那种哭，是查完分数之后她妈抱着她哭了十分钟，她被她妈传染的。
“全县第八。”她说，声音里带着一点鼻音，但嘴角是翘着的，“数学满分。物理满分。作文被省里调走了。你还有什么瞒着我的？”
“没有。真的没有了。”
“你那篇作文到底写了什么？能拿四十八分还被省里调走。我问你你一直不说，说等成绩出来再给我看。现在成绩出来了。”她伸出手，掌心朝上，手指微微勾了勾，“拿来。”
“现在不在身上。放在家里了。明天给你。”
“你又在骗我。你每次说‘明天给你’的时候，其实东西就在你口袋里。”她歪着头看着他，眼角那道极细的笑纹又浮现出来，“上次你说‘明天给你讲那道题’，结果当天放学就给我讲了。上上次你说‘明天再告诉你围巾在哪买的’，结果当天晚上就发短信告诉我了——两元店，五块钱一条，买了三条不同颜色的，灰的给了我，蓝的给你妈，红的留给你自己但从来没见你围过。你说你在等一个足够冷的冬天。”
杨晓东把手伸进口袋。那篇作文他真的带在身上——折叠得整整齐齐，用透明文件袋装着，放在校服内侧口袋里。他已经带了好几天了，从考完试那天起就一直揣着，每天换衣服的时候都会把文件袋从旧衣服里掏出来放进新衣服里。
他把作文递给她。王艳妮接过文件袋，打开，开始读。
她读得很慢。不是那种一目十行的浏览，而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往下看，偶尔会停下来重读某一段，嘴唇微微翕动，像是在默念某句话。读到一半的时候，她抬头看了他一眼——那一眼里有好多层东西：有惊讶，有感动，有一点想哭但拼命忍住的水光，还有一种“原来你比我想象的还要懂我”的恍然。
“你写的是——”她的手指点在最后一段上，声音有些抖，“‘物理课本上说光沿直线传播。但如果它遇到足够强的引力，它会弯曲。我在2005年9月1日下午两点十五分遇到了我的引力。从那以后，所有的光线都不再走直线。它们拐着弯地往一个人身上汇聚，三年里没有一天偏离过轨道。这不是光的性质决定的。这是她的性质决定的。’”
她把作文合上，郑重地放回文件袋里，拉上拉链，还给杨晓东。然后她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抬起手背用力蹭了一下眼角。
第二件：深吸一口气，用尽量平稳的语调说了一句“你以后不当作家可惜了”。
第三件：踮起脚尖，在他额头上弹了一下。力道不重也不轻，刚好能弹出一声清脆的响，刚好能让两个人都疼得笑出来。
“你这篇作文，”她放下手，揉了揉弹过他的手指，好像反作用力真的让她也疼了，“不只是一篇作文。是你用三年时间写了一封情书——对不起——一封解题步骤。每一步都写满了。从已知条件到证明过程到结论。从第一次见到最后一次见——”
“什么最后一次见？明天还要见。后天也要见。高中也要见。”
王艳妮把手放下来，看着他，眼睛里的水光还没完全干，但嘴角的弧度已经压不住了。“你这个人。明明是在说很浪漫的事，非要纠正我的语病。‘最后一次见’是修辞，不是字面意思——你又来了，又开始抠字眼了。”
“修辞也得符合事实。我们明天确实还要见。”
“行行行，明天见后天见天天见——满意了？”她把塑料袋里的饭盒拿出来，打开盖子闻了闻，“韭菜鸡蛋馅的？你妈包的饺子比我妈包的好吃。我妈包饺子老是皮太厚——她说皮薄了容易破，我说厚皮饺子是包子。为这事我们母女俩吵了十几年了——不对，十几年有点夸张，我十四岁，大概吵了六七年。从我会吃饺子开始就在吵。”
他们坐在楼下的花坛边上吃饺子。六月的晚风从远处吹过来，带着河边水草的腥味和芒果腐烂后发酵的甜腻气息。花坛里种着一排矮牵牛，紫色的花朵在暮色中慢慢合拢——这种花傍晚就收瓣，早上再展开，日复一日。杨晓东把最后一个饺子塞进嘴里，然后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
“给你看个东西。”
王艳妮接过纸，展开。
那是他的准考证——中考结束后他一直没扔，说要留作纪念。准考证的照片还是初二拍的，上面的杨晓东比现在瘦小很多，脸上的婴儿肥还没消，眼神有些躲闪。准考证件照下方空白处，他用铅笔写了几个字——
“第一志愿：县一中。第二志愿：县一中。第三志愿：县一中。因为已知条件只有那里有她。”
王艳妮看着那行铅笔字，沉默了很久。晚风把她的头发吹到脸上，她没有去拨，只是让发丝在嘴角边轻轻飘动。
“你的第三志愿不是空的吗？”她终于开口了，声音很轻，像是在问一道她其实已经知道答案的题。
“那是给志愿表的。这是给我自己的。”
“所以你从头到尾只填了一个学校。”
“你也是。”
“你怎么知道我只填了一个？”
“因为你爸跟我爸说漏嘴了。那天在菜市场——买排骨和买鱼的那次。你爸说你志愿表上三个志愿全写的县一中，你妈说万一考不上怎么办，你说不可能，因为‘已知条件不允许’。你爸说你走火入魔了，把人生大事当数学证明题。你反驳说数学证明题比人生大事靠谱多了——数学证明题至少不会骗人。”
王艳妮低下头，把那颗掉在裙子上的饺子馅碎屑捡起来放进饭盒盖子里，然后抬起手背又蹭了一下眼角。“我觉得我这辈子的眼泪都快被你磨完了。从初一到初三，每次我觉得自己已经够坚强了，你就拿出一样东西让我破功。第一次是围巾，第二次是信封，第三次是作文。现在又来一张准考证。你是不是故意的？”
“不是。这些都是你自己要看的。”
“那你为什么不拦着我？”
“因为我也想看你哭。”
王艳妮愣了一下，然后挥拳在他肩膀上捶了一拳，力道不大不小，刚好能让他上半身歪了一下。“你果然变了。初一的时候你连跟我说话都结巴，现在敢故意惹我哭。”
“这是牛顿第三定律。你让我心里感动了三年，我也得让你感动几次。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王艳妮接上，然后忍不住笑了一声。
八月中旬，录取通知书到了。
杨晓东的那封是吴老师亲自送上门的。他说学校本来要寄挂号信，但他说“这封我来送，我教了他三年，最后一程我得自己走”。他把牛皮纸信封递到杨晓东手里的时候，手有点抖——不是年纪大了的那种抖，是激动的那种抖，指尖在信封边缘轻轻颤着，把信封上的“录取通知书”几个字颤成了重影。
“县一中实验班。全县前五十名自动编入实验班。”吴老师摘下眼镜擦了好几次，每次擦完镜片上的雾气又蒙上一层新的，他干脆不擦了，把眼镜攥在手里，“我教了二十三年书，你是第三个考上县一中实验班的学生。第一个是九八届的，现在在清华读博士。第二个是零三届的，高考全县第一。第三个——就是你。”
他顿了顿，把眼镜重新戴上，镜框歪了一点，他没有去扶。
“你知道我为什么说你是我最意外的学生吗？不是因为你不聪明——你其实很聪明，我一直都知道。但你初一的时候太不认真了。上课画小人，下课打游戏，考试粗心丢分。后来你突然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开始认真听课，开始做题做到半夜，开始把每一次考试都当成最后一次来准备。我以为你只是开窍了，后来我发现不是——”
“是什么？”
“是你心里有了一个想保护的人。”吴老师看着他，嘴角浮起一丝意味深长的笑意，“一个人为了自己想成功，能走得很远。但一个人为了别人想成功，能走得比任何想象都远。你这三年，走的不是一个人的路。每一步都有另一个人的影子。”
杨晓东握着通知书，没有说话。吴老师拍了拍他的肩膀，转身走了。走出巷口的时候，他回头喊了一句——“高中别松懈！省城那边的高中生一个比一个卷！物理竞赛给我报上！你那个脑子不搞竞赛浪费了！”
王艳妮的通知书是同一天到的。她妈打电话给杨晓东他妈的时候，声音大得整栋楼都听得见——“录取啦！县一中！我家闺女考上县一中啦！”电话那头传来王艳妮的声音，远远的，带着一点无奈——“妈，你小声点，邻居都听到了。”然后是她爸的笑声，低沉而洪亮，夹杂着一句“怕什么，就该让人听到”。
开学前一天，凤里中学门口举办了一场小型的送别会。
这个夏天没有正式的毕业典礼——学校说经费紧张，毕业典礼和开学典礼一样从简。但吴老师自掏腰包买了两箱矿泉水和一袋棒棒糖，把初三三班的学生们叫回学校，说“至少告个别”。
来的人不多。黄文彬考上了县二中——他说这个结果是“命运的安排”，因为县二中对面的网吧配置比县一中旁边的网吧高一个档次，这是他在中考前亲自去踩点得出的结论。他说“人生不只是读书，还有《魔兽世界》和《梦幻西游》”。他爸站在他后面，拍了一下他的后脑勺，说“臭小子，去县二中也得好好读，再让我发现你逃课去网吧，我把你电脑砸了”。黄文彬吐了吐舌头，小声跟杨晓东说“放心，他砸了我再买一个，反正县二中对面的网吧包夜只要十块钱”。
刘思琪考了全县第十六名，也进了县一中实验班。她爸破天荒地在大庭广众之下说了一句“我对你这次的表现没有意见”，把刘思琪当场说哭了。她爸赶紧补了一句“哭什么，到了高中继续努力”，刘思琪哭得更凶了。她妈在旁边一边拍她的背一边给她爸使眼色，示意他别说了。刘思琪摘下眼镜擦眼泪的时候，周海龙递了一包纸巾给她。
周海龙考了全县第八十二名，被县一中普通班录取。他的身体已经完全恢复了，头发长到了能梳偏分的长度，发质比化疗时长出来的那些软毛硬了不少。他说他九月一号要去县一中报到，履行和杨晓东的冰淇淋赌约——他数学考了一百一十三分，比杨晓东低七分，欠杨晓东一份冰淇淋。“但我比上学期进步了二十多分，所以杨晓东欠我一份祝贺冰淇淋。咱们扯平——不对，咱们互不相欠又互相欠着，这样最好，以后还有借口约出来。”他在校门口对着芒果树用手机自拍了一张照片——头发茂密，脸色红润，身后是那两排郁郁葱葱的芒果树。这是他从医院出来之后第一次自拍，他说要发给他爸妈看。
其他人也各自有了去处。赵鹏飞考上了县二中体育特长生，他爸说“终于不用在工地上搬砖了，改在操场上搬铁饼”。陈雅婷考上了县一中，她说她要当班长，从初中当到高中，从高中当到大学，人生目标是当一辈子班长。李伟民去了县职业中学学汽修——“正好张汉钦他们家修理铺需要学徒，我毕业了直接去他那儿干。”
杨晓东听到张汉钦的名字时愣了一下。他已经很久没想起这个人了。不是忘了，是放在心里的某个角落里，不常翻动，但一直没丢。
“张汉钦家的修理铺还开着？”他问李伟民。
“开着。他去年从广东回来了——你们不知道吗？他在东莞干了两年，攒够了钱，回来把他妈从舅舅家接回来，把修理铺重新开张了。听说生意还行——凤里镇骑摩托车的人还是很多的，而且他会修电动车了，现在镇上跑的外卖车都找他修。”李伟民顿了顿，“对了，他好像还报了夜校，在读汽修技工证。他说以前欠的债都还清了——欠银行的钱还清了，欠他妈的钱也还清了。还有一个债没还——他说他欠你一份人情。让我见到你的时候跟你说一声。”
“他自己怎么不来？”
“他说他不好意思来。说没脸见你——也没脸见她。”李伟民往王艳妮的方向看了一眼。王艳妮正跟刘思琪站在一起，两个人拿着录取通知书互相拍照，没有注意到这边的对话。
杨晓东沉默了一会儿。“你告诉他——不欠我什么。他欠她一个正式的告别。等她准备好了，让他自己来找她。不是还债，是做个了结。”
李伟民点了点头。吴老师站在人群中间，拍了拍手示意大家安静。
“同学们，今天把大家叫回来，不是要讲什么大道理。三年的数学课我已经讲够了，你们听够了，不等式、二次函数、几何证明——这些东西你们以后用到多少我不知道，但有一样东西我希望你们能一直带在身上。”
他推了推眼镜。
“是我在你们初三最后一节班会课上说的那句话——所谓坚持，不是说你不累，是说你累了还能再往前走一步。高中会比初中更累。高考会比中考更难。但你们已经证明过自己了。你们每一个人——包括那个说自己考不上县一中结果考上了的，包括那个说自己数学永远不及格结果中考上了一百一十分的——你们每一个人，都在某个深夜里擦干眼泪继续做题。这就是坚持。这就是凤里中学给你们的毕业证书上印不下的、但比任何分数都重要的东西。”
他拿起一瓶矿泉水，拧开盖子，举向天空。
“来，以水代酒。敬你们每一个人。敬你们在凤里中学度过的三年。敬那些你们在操场上跑过的圈、在教室里做过的题、在芒果树下等过的人。敬你们即将开始的、更漫长也更精彩的人生。”
所有人都举起了手里的矿泉水瓶。黄文彬举的是可乐，他说“以可乐代酒也是一样的，反正都是液体”。刘思琪举的是她自己带的保温杯，杯盖上贴着一张县一中的贴纸。周海龙举的是他妈妈给他灌的菊花茶。王艳妮举的是那瓶还没喝完的矿泉水，瓶身上写着她的名字——是她妈怕她跟别人拿混了，用黑色记号笔写的，字迹歪歪扭扭的。
杨晓东举起矿泉水瓶，看着头顶的芒果树。夏天的阳光穿过树叶的缝隙，在每个人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芒果已经熟透了，沉甸甸地挂在枝头，有几颗掉在地上，摔出了裂口，金黄色的果肉裸露在空气里，散发着浓郁的甜香。阳光把每个人的脸庞都镀上了一层薄薄的金边。他们站在这里——站在凤里中学的芒果树下，站在三年时光的终点线上，手里举着矿泉水瓶和可乐瓶和保温杯，向彼此致敬。
“干杯！”
十几个矿泉水瓶在六月的阳光里撞在一起，水花溅出来，洒在地上，洒在芒果裂开的果实上，洒在每一个人的校服上。没有人躲开。没有人觉得脏。那些水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像碎了一地的钻石。
九月一号，县一中开学。
校门口没有芒果树。县一中的校门口种的是梧桐——高大笔直的法桐，树干上斑驳的树皮像一幅褪色的抽象画，叶子宽大得能当扇子。秋风一吹，几片边缘泛黄的叶子从枝头旋落，在半空中翻了好几个身，最后落在校门口那八个烫金大字前面——“勤奋严谨求实创新”。每个字都有脸盆那么大，在晨光里闪闪发光。
杨晓东站在县一中门口，推着他那辆破旧的自行车。车后座上绑着被褥和行李箱——他妈把家里最好的一床棉被给了他，说是新弹的棉花，比县里超市卖的太空被暖和。车筐里塞着脸盆、热水瓶、衣架和一双新球鞋。他的校服口袋里装着那张准考证——上面写着他的三个志愿。
“看什么呢？”
王艳妮从后面走过来。她今天穿了一件白底蓝色条纹的衬衫，头发扎成了低马尾，用的发圈是新买的——浅绿色的，和她初一开学第一天戴的那根蓝色发圈是同一个牌子、同一个系列。她说过那根蓝色发圈撑过中考就功成身退——现在它躺在她的笔盒里，和那支贴着小兔子贴纸的粉红色圆珠笔放在一起。它的使命已经完成了。
“看梧桐树。没见过这么大的叶子。”杨晓东伸手接住一片飘落的梧桐叶。叶子比他的手掌还大，边缘有点焦黄，但叶脉还是清晰的，摸起来像一张粗粝的纸。
“比芒果树的叶子大很多。”
“嗯。凤里没有梧桐。只有芒果树。”
王艳妮走到他旁边，也抬头看着那两排高大的法桐。梧桐的枝叶比芒果树茂密得多，遮天蔽日的，把校门口的阳光切割成无数碎片。几个高二高三的学姐学长推着自行车从他们身边经过，穿着县一中的校服——白底蓝边，胸口印着校徽，看起来比凤里中学的校服精神不少。有人往他们这边看了一眼，大概是新生太显眼了——大包小包，家长陪同，还有一脸紧张又兴奋的表情。
“你在想什么？”王艳妮问。
“我在想——”杨晓东把梧桐叶放在车筐里，和脸盆热水瓶挤在一起，“凤里的芒果树现在应该落果了。每年九月都是芒果熟透的季节，校门口地上全是摔烂的芒果，踩上去黏糊糊的。门卫老陈每年这时候都要拿扫帚扫好几遍，一边扫一边骂芒果树‘光吃不干’。然后吴老师会——”
“会在一楼楼道口贴一张告示，让同学们不要捡地上的芒果吃，因为没洗过有农药。”王艳妮接上，“贴了三年了，每年这时候都贴。每年都有人偷偷捡。每年都有人吃坏肚子去医务室。然后吴老师在班会上骂人，说你们这些不长记性的东西——”
“——然后刘思琪偷偷在课桌下面剥芒果，把皮藏在笔盒里，被吴老师发现，罚站了半节课。”
“还有黄文彬——他每次捡芒果都是为了送给隔壁班的女生。三年了，隔壁班的女生长什么样我都没记住，但他每一次送芒果都会失败。有一次他把芒果塞进人家书包里，人家的书全被果汁染黄了。那个女生告到班主任那里去，黄文彬写了八百字的检讨。”
“他写检讨的水平比写作文高多了。中考作文才四十分，检讨书被吴老师当范文在班会上念。”
两个人同时笑了。笑声在县一中门口回荡，淹没在新生报到的人流和行李箱滚轮摩擦地面的嘈杂声中。几片梧桐叶在他们头顶旋转着飘落，像是秋天提前发来的贺电。
“走吧，”王艳妮拽了拽书包带子，“去看看我们的教室。实验班在三楼，普通班在二楼。你上楼，我上楼——不对，你上楼，我也上楼。你在三零一，我在三零二。隔了一堵墙。”
“隔了一堵墙而已。下课铃一响就能见面。”
“那上课的时候呢？我想问你题怎么办？”
“你可以传纸条。”
“实验班不让传纸条。”
“那就用心电感应。你把题目写在草稿纸上，我在隔壁帮你解，然后通过牛顿第三定律把答案传回去。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你推我的时候我也在推你。”
“你的意思是，我在这边想问题，你在那边就会有感应？”
“差不多。三年的练习，应该已经形成条件反射了。你的每次皱眉、每次咬笔帽、每次在草稿纸上画圈——我都能感应到。最远感应距离——大概能穿过一堵墙。”
王艳妮歪着头看着他。这个动作从初一开学第一天到现在，她做了无数次。每一次歪头的角度都差不多——大概十五度左右——但眼睛里装的东西一年比一年多。
“那要是以后——大学呢？大学不在同一栋楼，不在同一个校区，甚至不在同一个城市呢？你的‘牛顿第三定律’还能传多远？”
“牛顿第三定律不涉及距离限制。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是同时产生、同时消失的，不管两个物体相隔多远——只要它们之间有相互作用。所以，多远都有效。”
王艳妮抿着嘴，没有说话。她把低马尾甩到身后，朝教学楼走去。走了几步又回头，朝他伸出手。
“走啊。报到要迟到了。开学第一天迟到，我可不想在新班主任面前喊破音。”
杨晓东推着自行车跟上她。穿过县一中的大门，穿过那两排高大的法桐，穿过操场上踢球的学长和花坛边背单词的学姐，走进那栋贴着白瓷砖的教学楼。教学楼的走廊比凤里中学宽了一倍，地面铺着浅灰色的防滑地砖，墙上贴着“静”字标语和优秀学生光荣榜。光荣榜上密密麻麻的照片——去年高考上一本线的人、物理竞赛省一等奖、化学竞赛全国三等奖——每一张照片下面都写着学生的名字和座右铭。杨晓东在光荣榜上扫了一眼，不知道三年后自己的照片会不会出现在这里。
实验班的教室在三楼走廊尽头。门牌上写着“高一（1）班”，旁边贴着一张新生名单，用A4纸打印的，字体是宋体，整整齐齐地排了三列。杨晓东在名单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第四行，杨晓东。然后他往下看，在第七行找到了另一个名字——王艳妮。
她说的不对。他们不是隔了一堵墙。他们是在同一个班。
“怎么可能——”王艳妮站在他旁边，盯着那张名单，“李伟民跟我说实验班有两个，一个一班一个二班——他说我在二班——”
“他可能看错了。或者名单后来又调整了。”杨晓东的声音很平静，但他的手指在自行车把手上收紧了。报到手册上说，实验班分为一班和二班，按中考成绩和入学测试综合分班。他的分数进一班是意料之中。她的分数进一班——说明入学测试她考得比中考更好。
“那——我们又在同一个班了？”
“嗯。倒数第三排靠窗的位置——我先预定了。”
王艳妮低头看着名单，嘴唇翕动着，好像在默念名单上每一个名字，确认自己没有看花眼。然后她抬起头，眼角那道笑纹又浮现了。
“那我坐你旁边。”
“旁边的位置是刘思琪的。她也在这个班——你看名单，第十一行。”
“那让思琪坐前面。她反正喜欢坐前排——从初一开始她就喜欢坐前排。她说坐前排看得清楚，不会被前面的人挡住视线，而且老师提问题第一个叫她，她不用举手就能抢到答题权。我跟你坐。”王艳妮说完这句话，耳朵红了一下，但她没有低头，只是用一种极其坚定的语气重复了一遍，“我跟你坐。”
她转身走进教室。教室比凤里中学的大了一半，窗户是铝合金的推拉窗，窗帘是浅蓝色的百叶帘。黑板是深绿色的玻璃黑板，比凤里中学那块新换的黑板还大了一圈。讲台上放着一台多媒体教学设备——投影仪从天花板上吊下来，银白色的幕布卷在黑板正上方。
杨晓东走到倒数第三排靠窗的位置，把书包放在桌上。窗外是那两排高大的法桐，阳光透过宽大的叶子照进来，在地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这个位置和凤里中学初一二班教室那个位置几乎一模一样——靠窗，倒数第三排，能看到整个校园的风景。
王艳妮在他旁边的座位坐下。她把书包放好，把课本一本一本地拿出来——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高中的课本比初中厚了不少，每一本的封面都崭新崭新的，书页边缘还带着印刷厂的油墨味。她把课本按大小排列整齐，书脊朝外，然后在笔盒里找了半天，最后拿出那支贴着小兔子贴纸的粉红色圆珠笔，放在课本最上面。
“高中了还用这支笔？”杨晓东问。
“用。这支笔跟了我三年，陪我考过无数次月考期中考期末考模拟考中考。它知道我的笔顺习惯——哪个字我会写连笔，哪个字我会顿笔。换一支新笔，写出来的字会变丑。”她把笔在手指间转了半圈，然后插回笔盒里，“而且，这支笔是你帮我捡回来的。初一第一天，我落在抽屉里，你第二天还给我。如果那天你没有还给我——也许后面的很多事情都不会发生。”
杨晓东看着她把那支磨得半秃的兔子笔小心翼翼地放进新笔盒的最里面一格，和其他几支新买的中性笔隔了一小段距离，好像那支笔有自己专属的位置。他想说点什么，但喉咙里好像堵了什么东西。三年了，那支笔还在。她从初一用到初三，从凤里中学用到县一中，笔芯换了无数根，笔杆上贴了一圈又一圈胶带，但她就是不换。她说不换不是因为买不起新的——县一中门口文具店里的圆珠笔比凤里两元店的精致十倍，带卡通图案的、带荧光功能的、带伸缩笔头的——而是因为有些东西，用久了就长在手上了。
窗外的法桐在秋风里沙沙作响，几片叶子从枝头旋落，飘进教室里，落在崭新的课本封面上。新班主任还没来，教室里闹哄哄的——新生们三五成群地聊着天，有人在自我介绍，有人在交换座位，有人在讨论中考成绩，有人在炫耀暑假去了哪里旅游。但杨晓东觉得这个场景很熟悉，熟悉到像是一个被回放了无数遍的梦。
三年前的九月一号，凤里中学初一二班的教室里，课桌歪歪扭扭摆着，黑板上用粉笔歪歪扭扭写着“欢迎新同学”。他坐在倒数第三排靠窗的位置，正低着头拿圆珠笔在课本封皮上画小人。然后一个扎马尾辫的女孩站起来说了声“到”，九月的阳光正好打在她的侧脸上。
三年后的九月一号，县一中高一（1）班的教室里，课桌整整齐齐排列着，黑板上用多媒体投影仪打出一行字——“欢迎新同学 2008级高一（1）班”。他坐在倒数第三排靠窗的位置，那个扎马尾辫的女孩坐在他旁边。她问他这道物理题怎么做，他说你先画受力分析图。她说好。
窗外的知了还在叫。九月的阳光还是一样温暖。芒果花换成了梧桐叶，老街的青石板换成了县城的水泥路，凤里中学换成了县一中。但他们还在同一个位置上，还坐在彼此的旁边。
从2005年9月1日到2008年9月1日，整整三年。凤里没有第二个夏天，但每一个秋天都是新的开始。
下午放学后，杨晓东和王艳妮一起走出教学楼。县一中的校园比凤里中学大了三四倍，有标准的四百米塑胶跑道、游泳池和体育馆，还有一栋专门的艺术楼。操场上有几个男生在踢足球，球衣背后印着“县一中校队”的字样，汗水在夕阳里闪闪发光。花坛边坐着几个女生，手里捧着英语课本，嘴里念念有词。梧桐树下停了一排自行车，大部分是崭新的捷安特和美利达，杨晓东那辆破旧的永久停在其中格外显眼。
“你的车该换了。”王艳妮说。
“不换。这辆车跟了我三年，每一个零件我都修过。前轮换过两次内胎，后轮换过一次外胎，链条换过一根，刹车线换过三根——每一次都是我自己修的。换了新车，我跟它的默契就断了。”他蹲下来检查了一下后轮胎的气压，用手指捏了捏胎壁，然后又站起来，“而且，这辆车后座上坐过你多少次，我已经数不清了。从凤里老街到县一中，从初一到高一——这辆车是我们两个的交通工具。换了它，就等于换了一段历史。”
“你的意思是，这辆自行车也成了我们故事的一部分。”
“对。它是证据——证明我每天放学都载你回家。证明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在自行车后座上也是成立的：你靠在我背上，我感觉到你的重量，然后我用力蹬脚踏板——你看，物理无处不在。”
王艳妮笑了。夕阳把她的脸染成了温暖的橘色，法桐的叶子在她头顶簌簌地响。她走到自行车旁边，习惯性地侧身坐上后座，一只手抓着车座下方的弹簧，另一只手把书包抱在怀里。
“走吧。去看看我们的宿舍。听说男生宿舍和女生宿舍之间隔了一整个操场——这个距离你的牛顿第三定律还管用吗？”
“管用。操场直径大概三百米，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传播没有距离限制——这是经典力学的基本原理。牛顿没有规定力的传播距离上限。”
“那以后晚自习结束了，你在男生宿舍楼下等我。我们一起去食堂吃夜宵——不对，食堂没有夜宵，高中食堂比初中食堂还抠门。那我们一起去校门口的小卖部买泡面。校门口小卖部的老板我下午来的时候已经侦查过了——他卖康师傅红烧牛肉面，三块钱一桶，免费提供开水。”
“好。你吃面我喝汤。”
“你又来了——这种话你是不是每天晚上对着错题本练习过？越来越不像你了。”
“像谁？”
“像——像所有那些写情书的男生。但你的情书是用数学公式写的。所以本质上还是你自己。”
杨晓东跨上车，踩了两圈才打着火。链条在齿轮上咔咔响了两声——还是那个熟悉的节奏，和凤里老街上的每一次出发一模一样。他的脚蹬子有些松了，左脚踏板每转一圈就会发出一声轻微的咯吱声。这个问题他拖了大半个月没修，因为不影响骑行，也因为太忙了——准备入学材料、收拾行李、帮家里修补阳台漏水的外墙——还有一个原因他没跟任何人说：他觉得那声咯吱是这辆车的声音，修了就变了。
夕阳在他们身后拉出两道长长的影子。一高一矮两个影子在塑胶跑道上缓缓移动，穿过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的边界线，穿过梧桐树投下的斑驳光影。远处有男生在操场上跑步，运动鞋踩在塑胶跑道上发出沉闷而富有弹性的咚咚声。几个女生坐在看台上背单词，夕阳把她们的书页染成金色。
“杨晓东。”
“嗯？”
“高中三年，你有什么打算？”
“好好学习。参加物理竞赛——吴老师不是说了吗，我这个脑子不搞竞赛浪费了。考上好的大学。然后——”他停了一下，自行车在操场的弯道上微微倾斜，后座的女孩也跟着倾斜了相同的角度，像两个配合默契的滑冰选手。
“然后什么？”
“然后继续跟你做同桌。如果大学没有固定座位——那就坐在图书馆的同一张桌子上。你坐左边，我坐右边。中间放两杯奶茶——你的草莓味，我的原味。少糖，少冰，跟现在一样。如果图书馆不让喝奶茶——那就去图书馆外面的台阶上坐着，就像那天在科技馆门口一样。如果下雨了——就打着伞继续坐。反正我们已经在台阶上坐过一次了，不怕第二次。”
“大学之后呢？”
“大学毕业之后——我还不知道。但我知道，不管去哪里，我的第一志愿、第二志愿、第三志愿——都是同一个答案。”杨晓东说，“不是因为她在哪里，而是因为她就是方向本身。就像物理课本上说的——矢量不仅有大小，还有方向。”
后座上的女孩安静了片刻。然后她把脸贴在他的后背上，双手轻轻环住他的腰。这个动作她做过无数次——第一次是在初二那年国庆节，从科技馆回凤里的公交车上，她靠在他肩上。第二次是在中考前，在老街的水泥路上，她说“以后我们会不会怀念现在”。今天是第几次，她已经数不清了。不是刻意去抱，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经过了无数次重复之后形成的肌肉记忆——她的手臂知道该放在什么位置，她的头知道该靠哪个角度，她的心跳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节奏去匹配他的背脊上透过来的体温。
杨晓东低头看着腰间那双交叠的手。三年前在芒果树下，她的手里拿着一包咪咪虾条，手指细细的，指甲剪得很短，涂着透明指甲油。现在那双手环在他腰间，手指还是细细的，指甲还是剪得很短，但不再涂指甲油了——她说高中实验班不允许化妆涂指甲油，校规第三十七条写的。指甲干干净净的，在夕阳里泛着健康的粉红色光泽。
他踩下脚蹬子，自行车在夕阳里加速前行。载着三年的回忆，载着两封录取通知书和一张准考证上的三个志愿，载着一个女孩和她所有的信任，驶向梧桐树下那条长长的林荫道。
远远的，教学楼的广播里放起了歌。是每天傍晚校园广播的固定节目，今天的播音员大概是个高一新生，声音还有些紧张。歌是老狼的《同桌的你》——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
王艳妮在他背后轻轻哼着旋律。她的声音不大，但在自行车后座上，在九月的秋风里，在梧桐树叶沙沙的伴奏中，每一个音都清楚地传到了杨晓东的耳朵里。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
杨晓东跟着她的调子，轻轻和了上去。他们的声音在自行车前后重叠在一起，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隔着不到二十厘米的距离，和梧桐树叶的沙沙声、自行车链条的咔咔声、远处操场上足球撞击球门的闷响、广播里老狼沙哑的嗓音——所有的声音汇在一起，在这个九月的傍晚，在县一中的校园里，谱写出一首只有他们两个人能听懂的夏天终章。
自行车骑过操场、篮球场、食堂和图书馆，骑过了梧桐树下的整条林荫道。林荫道的尽头是男生宿舍楼和女生宿舍楼，两栋楼之间隔着一整个操场的距离。杨晓东在宿舍楼前停下车，王艳妮从后座上跳下来，把书包带子往上拽了拽。
“明天早自习见。”
“早自习见。”
她转身往女生宿舍楼走去。走了几步，又回头。
“杨晓东。”
“嗯？”
“梧桐叶子的形状，我画下来了。刚才你在骑车的时候，我从你车筐里捡了那片你上午捡的叶子，夹在课本里了。以后翻开物理课本，就能看到今天。”她从课本里抽出那片巴掌大的梧桐叶，朝他晃了晃，叶子在夕阳里泛着微微的焦黄色光晕，“芒果树的叶子我也还留着，初一那年夹在语文课本里的——就是开学第一天你画小人那本。你画的小人还在，胳膊还是歪的。”
“那片叶子都三年了，早碎了吧。”
“没碎。我用透明胶带两面封了，可以再保存十年。”她把梧桐叶重新夹回课本里，拍了拍封面，“十年后我拿出来给你看。到时候你的小人和梧桐叶和兔子笔——这些证据加起来，够写一篇论文了。题目就叫《论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在青春期人际关系中的实证研究》。”
“你是打算把这论文发在哪个期刊上？《少年文艺》还是《物理学报》？”
“发在你心里。影响因子——无限大。审稿人只有一个——你。审稿意见我已经替你写好了，就四个字：同意发表。”她说完这句话，耳朵烧成了一片绯红，但她没有低头，只是把手背在身后，朝他挥了挥，然后转身跑进了女生宿舍楼。
杨晓东站在男生宿舍楼下，看着她跑远。她的马尾辫在夕阳里一跳一跳的，发圈还是那根浅绿色的，和初一那天蓝色的那根同一个牌子。她跑到宿舍楼门口，刷了校园卡，推门进去。玻璃门在她身后轻轻合上，把夕阳的光切成一块一块的方形光斑，映在门厅的白色瓷砖上。
头顶的梧桐树还在沙沙地响。广播里的歌换成了《青春纪念册》。男生宿舍楼下，几个新生拎着热水瓶三五成群地走过，讨论着明天第一次摸底考试、哪个食堂的菜最好吃、哪个老师的课最不能翘。有人说听学长讲物理老师是个“灭绝师太”级别的狠角色，每次考试出题比竞赛还难；有人说化学老师是个刚毕业的研究生，板书特别好看但讲课速度飞快；有人问他暑假预习了多少，他说预习了第一章，然后就被游戏拉走了。
杨晓东把自行车推进宿舍楼下的车棚，锁好。车棚里的自行车比凤里中学的多了好几倍，密密麻麻地排了六七排。他找了一个靠边的位置，把车把往左打到头，这样别人取车的时候不会碰到他的脚蹬子。然后他蹲下来把脚蹬子那个松动的螺丝拧紧——终于拧紧了，那声咯吱消失了。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回头看了一眼女生宿舍楼的方向。
三楼的某个窗户亮着灯。窗帘后面，隐约能看到一个扎马尾辫的人影正在整理书桌，把课本一本一本地码好。桌上放着一个粉红色的保温杯，杯盖上那只咧嘴笑的兔子正对着窗外，好像在看梧桐树和夕阳和这个崭新的校园。
杨晓东笑了笑，背起书包，转身走进男生宿舍楼。
第二天早上，县一中高一（1）班教室里，新班主任走进来，让大家做自我介绍。班主任姓郭，三十出头，戴着一副无框眼镜，穿着白衬衫和深蓝色长裤，说话语速极快，板书也极快。他第一句话是“我叫郭建平，教物理，是你们的班主任”，第二句话是“物理竞赛有兴趣的课后找我报名”，第三句话是“下面开始点名”。
他一个一个地念名字。被念到的人站起来说一声“到”，然后坐下。陈志强、李伟民（杨晓东愣了一下，但想起名单上确实有个叫李伟民的，不是凤里中学那个）、林志远——念到林志远的时候郭老师抬头多看了一眼，说“你就是凤里中学的林志远？中考数学满分的那个？”林志远推了推他的黑框眼镜，微微点头。三年了，他还是那副标准的“好学生”坐姿——背挺得笔直，双手交叠放在桌面上，只是镜片比以前厚了一层。
杨晓东坐在倒数第三排靠窗的位置，听着那些陌生的名字一个一个被念出来。窗外的梧桐叶子在晨风里轻轻摇晃，阳光透过叶子的缝隙洒在课桌上，把崭新的课本封面晒得微微发烫。他的笔盒放在课本旁边，里面装着2B铅笔、黑色签字笔、橡皮、尺子，还有一张过了塑的准考证。
“王艳妮。”
她站起来。高中第一天的阳光从窗外斜斜地打进来，照在她侧脸上，耳垂上那颗小小的痣还在，脖子还是很白。她穿了县一中的新校服——白底蓝边，和凤里中学的校服颜色刚好相反。她的马尾辫用的发圈是浅绿色的，初三那年换的，现在也有大半年了。她的声音不大，但很稳——
“到。”
杨晓东看着她。三年了，他还记得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场景。那时候他正在课本封面上画小人，听到这两个字的时候笔尖断了，小人胳膊拉出去老长一条线。那时候他的心口闷得发疼，不知道自己怎么了。现在他知道那个感觉叫做喜欢。而这个喜欢——从第一天到第一千零九十五天——没有变过。
“杨晓东。”
他站起来。椅子往后推，发出一声轻响。三年来他从每次站起来都喊破音的毛头小子，变成了声音沉稳、肩膀宽厚、能把自行车链条修得服服帖帖的少年。
“到。”
郭老师从点名册上方看了他一眼。“凤里中学的杨晓东？中考物理满分的那个？吴老师上一届的学生？”
“是。”
“吴老师跟我是大学同学。他专门给我打过电话——说你们班上有一个叫杨晓东的学生，数学满分物理满分作文被省里调走。让我好好教你。”郭老师推了推眼镜，嘴角浮起一丝笑意，“他还说，你这个学生，一个人能走很远。但身边有另一个人的时候，能走得比任何想象都远。我当时不太懂他什么意思——现在我大概懂了。”
杨晓东的耳朵烧了起来。他坐下去的时候，旁边的王艳妮低着头假装在翻课本，但她的耳朵也是红的——耳垂上那颗小小的痣在发烫的耳廓上格外显眼。他把课本翻开，翻到扉页，在上面写了两个字。
“已知。”
王艳妮侧过头看了他一眼，伸手在他的课本上补了两个字，挨着他写的那两个字，字迹工工整整。
“求证。”
然后她把自己的课本翻到扉页，写了两个字——“证明。”
杨晓东看着她课本上那两个竖着排列的字，笑了一下。然后在下面加了一行字——“证明过程如下：已知2005年9月1日，凤里中学初一二班，倒数第三排靠窗的位置，一个男生在课本封面上画歪了一个小人。求证这个小人用了三年时间，走到了它画的那个人的身边。解法不限。步骤不限。”
王艳妮看着那行字，安静了片刻，然后拿起笔，在下面签了一个名字——“同桌。”
她写完这个字之后又加了一个括号，括号里写着——“兼出题人。兼阅卷老师。兼唯一正确答案。”
杨晓东在括号下面画了一个五角星。铅笔画的，五个角不太对称，有一个角比其他的短了一点。但那是他唯一会画的形状——从初二开始在每一道她做对的难题旁边画。现在这个五角星不在数学题旁边，不在物理题旁边，就在她写的“同桌”两个字旁边。
点名前先安静了一秒。教室里的新同学们有的在翻课本，有的在擦眼镜，有的在小声讨论物理竞赛的事。窗外的阳光把梧桐树叶的影子投射在地面上，随着晨风轻轻移动。走廊里有人在喊“郭老师有人找”，郭老师放下点名册往门口走去。
然后新的学期就开始了。
这个夏天永远不会再来。但那些在夏天里生长过的东西——芒果树下的等待、溜冰场的彩灯、科技馆的台阶、围巾上的酱油渍、准考证上的三个志愿——它们不会随夏天一起消失。它们会像杨晓东错题本上那些密密麻麻的证明题一样，被时间装订成册，存放在每一个凤里的秋天和每一个县一中的春天里。
而从今天开始，他们有了新的坐标原点。
窗外，法桐的叶子在九月的阳光下沙沙作响。高一（1）班的教室里，郭老师走回讲台，清了清嗓子——
“好了，我们继续点名。”
作者有话说
第9章 第 9 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