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里没有第二个夏天》美女邱莹莹

8、第 8 章 凤里没

　　凤里没有第二个夏天

　　第八章

　　中考那天早上，杨晓东是被芒果花的香气熏醒的。

　　不是修辞手法——他妈不知道从哪折了几枝芒果花插在客厅的玻璃瓶里，说是提神醒脑，比风油精管用。“人家高考前熏艾草，咱们家中考前熏芒果花，接地气。”他妈把玻璃瓶放在餐桌正中央，旁边摆着一盘切成小块的油条和两个水煮蛋——一根油条两个蛋，满分一百分的寓意。后来她想起中考满分是一百二不是一百，又跑回厨房多煎了一个蛋。

　　杨晓东坐在餐桌前，把三个蛋和油条都吃了。不是信迷信，是不想辜负他妈六点起来和面醒面炸油条的功夫。油条炸得有点老，边缘焦了，但嚼起来很香——是那种用老铁锅和旧竹筷炸出来的、街上早点摊永远做不出来的味道。他把油条掰成小块泡进豆浆里，豆浆是他爸昨晚泡的黄豆，今早现磨的，过滤了三遍，喝到底能看到碗底细细的豆渣。

　　他爸坐在对面，手里端着那个用了十几年的搪瓷茶缸，茶缸上的红双喜字已经磨掉了半边，只剩一个孤零零的“喜”字歪在白色的搪瓷底上。他没有说“好好考”之类的话，只是喝了一口茶，用一种平稳的、不带任何压力的语气说了一句——

　　“笔带了吗？准考证带了吗？尺子带了吗？”

　　“带了。都带了。”

　　“那就行。考完早点回来，你妈炖了排骨汤。”

　　然后他继续喝他的茶，翻开当天的《海峡都市报》，头版头条是南方持续高温的新闻，副标题写着“部分地区气温突破历史同期极值”。杨晓东看着他爸把报纸翻到体育版，看了一会儿说“姚明昨天拿了二十多分”，语气跟平时讨论天气一模一样。这种平淡让杨晓东觉得心安。不是那种刻意的“我不给你压力”的小心翼翼，而是真的觉得——不就是个考试嘛，考不上县一中还有县二中，考不上县二中还有职高，饿不死人。他爸在工厂拧了二十年螺丝，见过无数人从学徒做到师傅又从师傅做到下岗，他的人生经验告诉他，一场考试决定不了一个人的一辈子。但他从来没有把这句话说出来过。他知道儿子不需要听到这个——儿子需要的是有人相信他能考上。

　　杨晓东把最后一块油条吃完，喝了半碗豆浆，背上书包站起来。

　　“妈，爸，我走了。”

　　“路上小心。别骑太快，时间还早。手表对过没有？考场那个钟可能不准——”

　　“对过了。昨天晚上跟新闻联播对的。”

　　“准考证再检查一遍。拿出来我看看——”

　　“妈，你已经看了三遍了。”

　　“那就看第四遍。拿出来。”

　　杨晓东把准考证从书包侧兜里掏出来，举在他妈面前。准考证上的照片是初二下学期拍的——那时候他刚开始长个子，脸上的婴儿肥还没完全消退，下巴的线条比现在圆润很多，头发剪得短短的，看起来像个小学生。他妈盯着照片看了两秒钟，伸手理了理他的衣领，拇指在他肩膀上按了一下，力道很轻但停留的时间比平时长了那么半秒。

　　“去吧。”

　　杨晓东推开家门。门框上那道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划的身高刻度线，最新的那条是昨天晚上他爸划的——比他妈划的那条又高了半厘米。墨线还没完全干透，用手指摸上去有一点潮潮的凉意。从小学一年级到现在，九年了，那些密密麻麻的刻痕从门框底部一路往上爬，像一棵树的年轮。

　　他推着自行车走出巷子。老街的水泥路被清晨的洒水车冲过一遍，湿漉漉的，映着初升太阳的金光。洒水车的音乐是《兰花草》，那旋律他从小听到大——“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每年夏天洒水车经过的时候都会放同一首歌，放了很多年，歌词都会背了，但从来没真正见过兰花草长什么样。菜市场的摊贩们刚开始摆摊，卖菜的大婶把一筐筐空心菜从三轮车上搬下来，码得整整齐齐的，菜叶上还带着露水。卖鱼的大叔正在往水盆里倒氧气，气泡咕嘟咕嘟地从管子底下冒上来，鲫鱼在盆里甩着尾巴溅起水花。两元店的老板正把一卷红地毯从店里往外拖——红地毯是中考前几天新进的货，专门为今天准备的，上面印着“金榜题名”四个烫金大字，字迹在晨光里闪闪发光。

　　杨晓东认出那卷红地毯。前天晚上他妈去两元店买东西，回来的时候拎了一个塑料袋，里面除了洗衣粉和洗洁精之外还多了一条红内裤——大红色的，腰上印着“逢考必过”四个金字。她把红内裤放在他床头的时候什么都没说，只是拍了拍枕头，说了句“早点睡”。杨晓东觉得穿红内裤太丢人了，但他今天早上还是穿了——穿在校服里面，反正没人看得到。

　　中考考场设在县一中。凤里中学的初三考生被分配在本校和外校两个考点，杨晓东和王艳妮都在本校——吴老师说这是运气，在自己学校考试不用适应新环境，主场作战有心理优势。杨晓东觉得吴老师说得有道理，但对他来说，主场优势不是因为熟悉环境，而是因为校门口那两排芒果树。

　　他骑车到校门口的时候，考场外面已经围满了人。校门两侧拉起了警戒线，线外站着一排穿制服的警察和几个戴红袖章的工作人员。一个警察拿着对讲机在喊什么，声音淹没在人群的嘈杂中听不清楚。校门口的电动伸缩门关着，只留了一个小门供考生通行，门旁边立着一块蓝色的牌子——“2008年初中毕业升学考试凤里中学考点”。

　　家长们挤在警戒线外面，有人拿着扇子使劲扇风，有人拎着保温桶——大概装着冰镇绿豆汤或者银耳莲子羹，有人在给孩子捏肩膀，有人的嘴唇在快速翻动，大概是在背什么“沉着冷静认真审题”的口诀。一个穿红裙子的妈妈在人群里格外显眼，她手里举着一面小红旗，上面写着“中考必胜”，旗杆是她家的晾衣杆，上面的塑料夹子还没拆。一个爸爸蹲在路边给女儿系鞋带，系完之后站起来拍了拍她的头，什么都没说。

　　杨晓东推着自行车穿过人群，把车锁在车棚最里面的位置——离出口最近的那个位置，他已经连续占了三年。这个位置不容易被别人的车挡住，考完试能第一时间冲出校门。车棚里已经停满了车，有几辆明显是外校考生骑来的，车梁上贴着其他初中的校徽贴纸，颜色和凤里中学的红色不一样，有绿色的、蓝色的、还有一辆金色的。

　　“杨晓东！”

　　黄文彬的声音从他身后传来。杨晓东回过头，看到黄文彬从一辆崭新的电动车上跳下来——那是他爸上个月给他买的，说中考期间骑自行车太累，电动车省力气。电动车是银灰色的，车身上贴了几张火焰形状的贴纸，车轮的轮毂上缠了一圈蓝色的LED灯带，看起来像从科幻电影里开出来的道具。但他今天没有炫他的新车，而是从电动车后座的储物箱里拿出一个塑料袋，从里面掏出三根棒棒糖。

　　“给。一人一根。考前吃糖补充血糖，这是我表哥说的。他去年中考就是这么过的，考了全县前一百。”黄文彬把棒棒糖塞到杨晓东手里，又给旁边刚走过来的周海龙递了一根，“草莓味的给你，苹果味的给海龙，可乐味的是我的。”

　　周海龙接过棒棒糖，打量了一下包装纸。“你确定中考吃糖不违规？”

　　“考场规则又没写不准吃糖。只写了不准带手机、不准带电子设备、不准带透明胶带——透明胶带为什么不准带我一直没搞明白，难道有人能用透明胶带作弊？”黄文彬把棒棒糖拆开塞进嘴里，含含糊糊地说，“反正糖是合法的。你不吃给我。”

　　“谁说我不吃。”周海龙拆开包装纸，把棒棒糖叼在嘴里，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三支2B铅笔，“谁要备用铅笔？我买了五支，我妈说考试涂答题卡一定要用正品2B，假货读不出来。她专门去县教育局门口那家文具店买的，排了半个小时的队。你们摸摸这笔杆——正品的木质特别细，削的时候不会断芯。”

　　杨晓东接过一支。铅笔的木质确实很细，笔杆上印着“中华牌2B”的字样，他拿在手里掂了掂，分量比学校门口卖的那种一块钱一支的杂牌铅笔重不少。

　　“刘思琪呢？”黄文彬往人群里张望了一圈。

　　“那边。”周海龙用棒棒糖指了指校门左边的树荫。

　　刘思琪站在芒果树下，手里拿着一本巴掌大的笔记本，正在做最后的复习。她的嘴唇在快速翻动，眼睛盯着纸面，右手食指在虚空中比划着什么——大概是在默写历史年代或者政治知识点。她爸站在她旁边，一只手撑着遮阳伞给她挡太阳，另一只手拎着一个保温袋，袋子上印着某家药店的广告。她妈蹲在地上给她系鞋带——那双白色的帆布鞋已经穿了大半个学期，鞋面上有几道洗不掉的墨水印，但鞋带是今天新换的，大红色的。

　　“她紧张成这样？”黄文彬压低声音，“她不是模拟考年级前十吗？前十还紧张？”

　　“她爸说考不上县一中实验班就让她复读。”周海龙把棒棒糖从嘴里拿出来，声音压得很低，“她爷爷奶奶都是大学教授，她爸当年是县高考状元。这种压力你不懂——你爸只要你不在工地上搬砖就行。”

　　“我现在的目标已经不是不搬砖了。”黄文彬难得正经起来，“我爸说，考进前三十名，暑假给我买电脑。带独立显卡的那种，能玩《魔兽世界》不卡顿。我已经看好了配置单，CPU要AMD的，显卡要NVIDIA GeForce 6600，内存至少512兆——”

　　“你先考完再说。”杨晓东把棒棒糖叼在嘴里，草莓味的甜在舌尖化开。他其实不怎么喜欢草莓味——太甜了，甜到有点齁嗓子——但他没有说。

　　他在人群里找王艳妮。

　　然后他看到了她。

　　王艳妮站在考场入口的警戒线旁边，穿着白色校服短袖，头发扎成马尾辫，用的还是那根浅蓝色的发圈——洗了无数次，颜色已经淡到近乎白色了，橡皮筋的弹力也大不如前，每次扎头发都要绕三圈才能绑紧。她说过这根发圈撑过中考就功成身退，她要用它换县一中的录取通知书。她低着头，正在跟旁边的刘思琪说话。阳光透过芒果树叶的缝隙落在她侧脸上，在她耳垂那颗小痣上投下一片小小的光斑。她的手里拿着一张准考证，另一只手里攥着一支笔——粉红色的，笔帽上贴着一只咧嘴笑的兔子。

　　杨晓东知道那支笔。那是初一开学第一天她落在抽屉里的那支，他在第二天还给了她。三年了，笔芯不知道换了多少根，笔杆上贴了一圈又一圈的透明胶带，笔帽上的兔子贴纸已经磨得只剩半边脸了，那只剩下一只半的耳朵和一个歪歪的嘴角。但她还在用。

　　“艳妮！”

　　王艳妮抬起头，看到是他，笑了一下。她把笔揣进口袋里，跟刘思琪说了一句“加油”，然后朝杨晓东走过来。她走路的步伐很稳，不像初一那个站在电线杆旁边等摩托车时那样站得歪歪扭扭的，也不像在溜冰场里扶着围栏摇摇晃晃的——她现在走路的样子，像是一个人已经清楚了自己要去哪里，只是按部就班地迈出每一步。

　　“你的棒棒糖呢？”她问。

　　杨晓东愣了一下，然后从口袋里摸出另一根棒棒糖——可乐味的，他刚才没舍得吃，特意留的。“给你。黄文彬买的，他说考前吃糖补充血糖。”

　　“他给自己买的是可乐味的，给你买的是草莓味的，对吧？”王艳妮接过棒棒糖，拆开包装纸放进嘴里，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根棒棒糖递给他，“给你。草莓味的。我猜你手里那根肯定是可乐味——黄文彬每次都把可乐味留给自己。我昨天晚上去两元店买的，买了四根，思琪一根海龙一根你一根我一根。”

　　杨晓东接过棒棒糖。两根草莓味的，躺在他的手心里。黄文彬给他的那根包装纸是红色的，她给他的那根包装纸是粉红色的，连牌子都不一样——黄文彬买的是“真知棒”，她买的是“阿尔卑斯”。但他觉得两根都挺甜的。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草莓味？”

　　“因为你每次去奶茶店都点草莓奶昔。少糖，少冰。去年夏天开始点的，之前都点原味奶茶。”她把棒棒糖叼在嘴里，歪着头看着他，“三年了，我连你喝奶茶加几分糖都知道。你还有什么秘密是我不知道的？”

　　杨晓东看着她，忽然觉得很安心。那种安心不是考试前的“我准备好了”的踏实，而是一种更深的东西——好像不管今天这张卷子上出现什么题，不管最终的分数是多少，不管他们能不能考上同一所学校，有些东西已经确定了，不会被任何试卷改变。

　　“没有了。”他说。

　　“那就进去吧。考场号不一样，我的在三楼，你的在二楼。考完在一楼大厅碰头——不许先走。谁先交卷谁等对方。”她转身往考场入口走去，走了两步又回头，“杨晓东。数学最后一道如果是二次函数综合，你先把坐标系画大一点。你那手画坐标系的功夫太烂了，x轴和y轴从来画不垂直。监考老师要是看到你的坐标系歪了，第一印象就扣分了。”

　　“你怎么知道我的坐标系画不直？”

　　“因为你给我讲题的时候画过无数次。每次都是歪的。我从来没跟你说，因为我怕你知道了就不给我讲了。”她笑了一下，然后转过身，朝考场入口走去。她的马尾辫在芒果花的香气里甩来甩去，白色校服短袖的下摆被晨风轻轻吹起一角。

　　杨晓东目送她走进考场，然后低头看了看手心里的两根草莓味棒棒糖。他把粉红色包装的那根拆开放进嘴里，甜味在舌尖炸开，沿着舌根一路甜到喉咙。然后把红色包装的那根小心翼翼地放进校服内侧的口袋——那个位置，三年来放过很多重要的东西。放过粉红色圆珠笔，放过蔡姐的红包，放过张汉钦的摩托车钥匙，放过王艳妮写在雏菊信纸上的那封信。现在口袋里多了一根草莓味棒棒糖和一封没拆封的信——那是今天早上在校门口，王艳妮塞给他的。

　　“考完再看。”她说，然后红着脸跑了。

　　铃声响了。

　　那个铃声杨晓东听了三年——初一开学第一天早自习的预备铃，初二那年篮球义赛的集合铃，初三每天下午放学的下课铃。每一次响起来的时候都意味着一个开始或者一个结束。但今天的铃声不一样——它拉得很长，音调比平时高了半度，像是被调过音的，带着一种庄严的、不容置疑的威严。

　　“考生开始入场——”

　　人群开始向校门口涌动。家长们把最后一句叮嘱塞进孩子的耳朵里——“别紧张”“先做会的”“涂答题卡别忘了写名字”“作文题目读三遍再下笔”——那些被重复了无数遍的话在空气里交织成一片嗡嗡的背景声，像蜜蜂在芒果花间飞舞。一个妈妈哭了出来，捂着嘴不让自己出声，眼泪从手指缝里往下淌，滴在红地毯上。她儿子回头看了她一眼，表情又尴尬又心疼，朝她挥了挥手，然后头也不回地走进了校门。

　　杨晓东走进考场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校门口。那两排芒果树在晨风里轻轻摇摆，芒果花的香气混着洒水车留下的水汽，在空气中织成一张透明的网。王艳妮的身影已经消失在三楼考场的人群里了，但他知道她在那里。

　　他在二楼的考场找到自己的座位——靠窗，倒数第三排。这个位置和初一二班教室里的座位差不多，连朝向都一样。窗外的芒果树比校门口那两排高一些，枝丫伸到了二楼窗户的边缘，墨绿色的叶子在窗玻璃上轻轻刮过，发出细微的沙沙声。他甚至可以伸手摘到一片叶子——当然他不会摘，这是考场。

　　第一场考语文。

　　卷子发下来的时候，杨晓东的手稳得像拿的不是笔而是自行车把手——习惯了，握了三年，每天在老街的水泥路上来来回回，手臂上的肌肉已经有了记忆。他把卷子从头到尾翻了一遍，作文题目在最后一页——“那束光”。

　　他愣了一下。

　　然后他笑了。不是哈哈大笑的那种笑，是嘴角微微往上翘了一下的那种笑。这个作文题目对他来说太容易了——不是因为他语文有多好，是因为他脑子里有一束光了整整三年的光。从2005年9月1号下午的阳光，到溜冰场的彩灯，到科技馆的静电球，到除夕夜的烟花，到每一次芒果树下她回头冲他笑的时候，眼睛里闪过的光芒。

　　他提起笔，开始写。

　　他没有写“我有一个朋友”或者“曾经有一次”——那些套话开头他在模拟卷上用过无数次，得分不高不低，稳定在四十二三分。今天他不想用那些套路。他写的是——“光是直线传播的。这是物理课本上的原话。但物理课本没有告诉我，当一束光在2005年9月1日下午两点十五分穿过凤里中学初一二班的玻璃窗，落在第二排一个扎马尾辫的女孩侧脸上的时候，它不再只是电磁波。它变成了坐标原点。”

　　他写了他站在芒果树后面假装自行车掉链子的时候，阳光怎样透过树叶的缝隙落在地面上，画出一个又一个斑驳的光斑。写了大年初五在楼道口挡在陈华息面前的时候，头顶那盏声控灯怎样忽明忽暗地闪了三下。写了除夕夜她包月牙形饺子时睫毛上沾的面粉在灯光下像细碎的钻石。写了中考前最后一天傍晚，他们坐在教室里，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一直延伸到他的座位旁边。

　　他没有提她的名字。但他的每一个字都是她。从第一段到最后一段，他描述的光——芒果花间漏下的日光、溜冰场里旋转的彩灯、科技馆静电球上炸开的蓝白色火花、除夕夜空里此起彼伏的烟花——每一种光，每一束光，折射反射之后汇聚到同一个焦点上。

　　监考老师从他身边经过的时候，在他桌前停了大概三秒钟。大概是在看他的字迹——三年来每天写数学证明题练出来的正楷，虽然不算漂亮，但很清楚，每一个字都稳稳地落在格子线内。杨晓东没有抬头，继续往下写。时间还够，他要把这篇作文写好——不是为了分数，是为了让那个女孩看到的时候，知道这束光已经照了三年，还会继续照下去。

　　第二场考数学。

　　数学是杨晓东的强项。选择题、填空题、计算题一路做下来，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障碍。每一道题他都见过类似的——不是原题，是题型，是解题思路，是在错题本上反复演练过无数次的套路。他的错题本跟了他三年，每一页都翻得起了毛边，封面的牛皮纸被手汗浸得发亮。那些曾经让他头疼的一元一次不等式、二次函数综合、几何证明辅助线——现在都像老朋友一样，看到开头就知道接下来该怎么走下去。

　　做到最后一道大题的时候，他的手停了一下。

　　是一道二次函数与几何的综合题。抛物线、直线、三角形面积最值——求三角形面积最大时自变量的取值。题目比平时训练的模拟卷难一些，但杨晓东读了两遍题干之后就找到了思路。他想起王艳妮前天晚上说的那句话——“如果数学最后一道是二次函数综合，记得画坐标系，先找关键点坐标，再设未知数，不要跳步骤。”

　　他在草稿纸上画了一个坐标系。x轴和y轴画得笔直——不是用尺子量的，是他今天特意练的。早上出门前他在书桌上画了十几遍坐标系，把他妈给他准备的草稿纸画废了五六张。他妈问他干嘛，他说练手感。现在他的手感很好，两条轴垂直相交，箭头标得清清楚楚。

　　他按照王艳妮说的步骤，一步一步地推导：设点坐标、列方程、化简表达式、讨论取值范围。写到最后一行的时候，他停了一下，在那道题的结尾画了一个小小的五角星。这是他给她讲了三年题养成的习惯——每道她做对的难题，他都会在题号旁边画一颗五角星。今天考场上的这道题，是她教会他的。虽然她不在旁边，但他觉得那颗五角星应该画上去。他用铅笔画的，很轻，不影响卷面整洁，但仔细看能看出来——五角星的五个角不太对称，有一个角比其他的短了一点。

　　第三场考英语。听力部分录音机的声音有点模糊，喇叭大概是考场前几天才临时安装的，信号线接触不良，放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发出一声刺耳的电流啸叫，整个考场的考生都倒吸了一口凉气。监考老师赶紧去调音量旋钮，拧了两下之后声音恢复了正常，但已经漏掉了半句话。杨晓东凭着上下文补全了那半句话的意思，在答题卡上涂了B。阅读理解有一篇讲海洋生物的文章，里面提到了海豚的声呐系统。杨晓东想起初一的时候他在溜冰场打工，蔡姐跟他说过一句话——“海豚受伤的时候，同伴会围着它，不让它沉下去。”他不知道这个冷知识为什么会在考场上冒出来，也许是大脑在做阅读理解的时候自动联想到了相关的记忆。

　　下午考物理。最后一道题是电路分析——并联电路，两个电阻，一个滑动变阻器，问滑动变阻器滑动过程中电流表和电压表的读数变化。杨晓东读完题目，先在草稿纸上画了等效电路图，把电路简化为最基础的形式，然后再分析滑动变阻器阻值变化对整个电路的影响。他想起初二那年在科技馆，王艳妮在静电球前面头发竖起来的样子，想起她在力学展区用杠杆装置挪动支点时专注的侧脸，想起她说“你推我的时候我也在推你”。他笑了一下，然后继续做题。监考老师以为他在笑题目简单，其实他笑的是自己——在做物理题的时候想到一个女孩头发被静电炸开的样子，这大概是所有物理考场上最不专注的专注。

　　最后一天考化学和政治。化学最后一道推断题考的是复分解反应，要判断几种物质混合后是否发生反应、生成什么沉淀。杨晓东写完化学方程式，在答题卡上涂好答案，然后翻到试卷背面检查前面有没有漏题。他检查了两遍——不是因为不自信，是因为王艳妮说过，“你每次考试都因为粗心丢分。不是不会，是不检查。你要是多检查一遍，初一那场摸底考数学就能上九十。”

　　那次摸底考他得了八十九分，扣分是因为最后一道题写错了一个负号。三年了，他还记得那个负号的位置——卷子发下来之后他盯着那个红色的叉看了很久，然后拿出错题本，把这道题工工整整地抄在扉页上，旁边用红笔写了一行字：“负号之仇，三年必报。”

　　现在三年过去了，那道题的题型他已经做了不下五十遍，每一次都没有再犯过负号的错误。但他还是会检查两遍。因为她说的话，他都记住了。

　　政治最后一道时事题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口号是什么”。杨晓东写下“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然后停了一下。他想起初一那年在溜冰场，蔡姐坐在售票窗口后面织围巾，收音机里放着邓丽君的歌，她说“人这一辈子，有些事情不能等，有些事情必须等”。那时候他不太懂，现在他懂了——有些梦想是同一个世界里的，比如考上县一中；有些梦想是各自心头上的，比如那条灰色的围巾，比如那封放在校服口袋里还没拆开的信。

　　考试结束铃响起的时候，杨晓东把笔放下，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那口气在胸口憋了三年。从初一开学第一天点名时喊破音的那个“到”，到刚才最后一刻放下笔的这一刻，他用了整整三年才把这口气吐出来。

　　监考老师开始收卷。杨晓东靠窗坐着，看着窗外的芒果树。六月的阳光穿过树叶，在地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树上的芒果比中考前又熟了几分——从青绿色变成了淡黄色，个头也长大了不少，沉甸甸地挂在枝头，把枝条压得微微下垂。有几颗熟透的掉在地上，在水泥路面上摔出了裂口，金黄色的果肉裸露在阳光里，几只蜜蜂围着果肉嗡嗡地转。蝉还在叫，比早晨叫得更响了，像是在给这场考试的结束做最后的伴奏。

　　他没有立刻冲出考场。他坐在座位上，把准考证、2B铅笔、黑色签字笔、橡皮、尺子一样一样地收进透明笔袋里。三年来每一场考试他都用同一个笔袋，透明塑料的，拉链坏过一次，他用回形针代替拉链头修好了。笔袋上贴着一张小小的贴纸——是王艳妮在初一元旦晚会发的小礼物，每人都有一张，他这张是一只举着松果的卡通松鼠。松鼠的脸已经磨得看不清了，只剩一颗松果还完好无损。他觉得这只松鼠很像自己——抱着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抱了三年，怎么都不肯松手。

　　他走出考场的时候，在教学楼一楼的走廊里遇到了吴老师。

　　吴老师站在考场出口旁边，被一群学生围着——有人在报答案，有人在问某道题的做法，有人在哭，有人在笑。吴老师挨个拍着学生的肩膀，说“考完就好”“别想了先回去休息”。他的金边眼镜被汗水蒙了一层雾气，但他没有擦——两只手都忙着安慰学生，顾不上眼镜。

　　看到杨晓东，他走过来了几步，压低声音问：“数学最后一道，做出来了吗？”

　　“做出来了。三角形面积最大值，最后一步求导——不对，二次函数配方。答案是四分之二十五。”

　　吴老师看着他，沉默了两秒，然后笑了。那个笑容里有很多东西——有欣慰，有骄傲，还有一点不易察觉的如释重负。好像他一直悬在心里的那块石头，终于在这一刻落了地。

　　“我就知道你小子没问题。”他拍了拍杨晓东的肩膀，力道比平时任何一次都重，“三年了，从初一那个上课画小人、连不等号方向都搞反的小子，变成现在这样——数学最后一道做出来还知道用配方不求导。你是我教过的最让我意外的学生。”

　　“吴老师，你这话听起来像是在夸我。”

　　“就是在夸你。别谦虚，谦虚不适合你。”吴老师把眼镜摘下来，用衬衫下摆擦了擦镜片上的雾气，重新戴上，“对了，周海龙刚才跟我说，他数学最后一道也做出来了。他说他跟你打过一个赌——谁的数学考得高，谁就欠对方一份冰淇淋。这个赌你记得吗？”

　　“记得。初二那年打的。他刚做完第三次化疗，在医院病床上跟我打的。”

　　“他现在身体恢复得很好。他爸说骨髓移植很成功，排异反应很轻。他说九月一号要去县一中报到。”吴老师顿了顿，“你的志愿也是县一中。你们这些小子——三年前还是一群连集合都站不整齐的毛孩子，现在一个个都要走了。说实话，我还挺舍不得的。”

　　杨晓东想说点什么，但喉咙里像是堵了什么东西。他想起初一第一天吴老师夹着材料走进教室的样子——短袖衬衫洗得发白，腋下被汗水洇出一圈深色的印子，粉笔灰扬起来的时候前排女生拿手扇了扇。三年来吴老师几乎没怎么变，衬衫还是洗得发白，粉笔还是写到一半就断，讲不等式的时候还是喜欢拿红笔画一个大大的箭头。但是他们都变了。不再是那群上课睡觉、考试抄答案、被点名时喊破音的毛孩子了。

　　“去吧，”吴老师拍了拍他的肩膀，把他往人群外面推了推，“有人在等你。”

　　杨晓东顺着吴老师的目光看过去。王艳妮站在一楼大厅那棵盆栽铁树旁边，手里拿着已经空了的水瓶，正踮起脚尖往考场出口这边张望。她的马尾辫不知道什么时候散开了，头发披在肩膀上，发尾微微卷着。脸大概是因为紧张而泛着浅浅的红。看到他的那一刻，她朝他用口型说了两个字。

　　他读懂了。那两个字是——“出来。”

　　他快步穿过人群。拥挤的走廊里全是考生和家长，有人在抹眼泪，有人在哄笑，有人抱着父母不肯撒手，有人把校服扔向空中。他绕过那些欢笑和泪水，绕过一个蹲在地上痛哭的女生和她蹲在旁边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的妈妈，绕过两个在互相击掌庆祝的男生和他们身后被撞歪的垃圾桶，走到她面前。

　　“考完了。”他说。

　　“考完了。”她说。

　　然后两个人都笑了。不是哈哈大笑的那种笑，是一种从心底最深处升上来的、压了很久终于可以释放的笑意。从眼角到嘴角，从呼吸到心跳，整个人都因为这个笑而变得轻松了。

　　他们并肩走出校门。校门口的电动伸缩门已经全部打开了，警戒线也撤了，只剩下地上几根被踩扁的烟头和几个空矿泉水瓶。门外的红地毯上洒满了五颜六色的碎纸屑，是刚才家长们撒的——有的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有的是从鞭炮上拆下来的，还有的是从彩色复印纸上剪出来的小星星和小心形。芒果树的叶子在午后的阳光里闪闪发光，芒果花的香气比早晨更浓了——正午的温度把花蜜里的芳香物质蒸腾到空气中，每一口呼吸都带着淡淡的甜。

　　几个低年级的学弟学妹在芒果树下捡掉落的芒果，拿校服兜着，笑声和蝉鸣混在一起。一个小孩捡到一颗特别大的芒果，举过头顶给他妈妈看，他妈笑着掏出一个塑料袋帮他装好。

　　杨晓东忽然想起三年前的九月一号。那天也是这样的阳光，也是这样的芒果树，也是这样的蝉鸣。那时候他站在芒果树后面，假装自行车掉了链子，手指在锁扣上拨了整整三分钟，偷偷看着一个扎马尾辫的女孩站在电线杆旁边吃咪咪虾条。那时候他不知道这个女孩会成为他错题本上每一道难题的答案，会成为他物理课本上小人画的灵感来源，会成为他作文里那道光的名字。

　　现在他知道了。

　　“你作文写的什么？”王艳妮侧过头问他。她的头发散在肩膀上，刚才解开的马尾辫还没来得及重新扎起来，发梢在风里轻轻飘动。

　　“那束光。”他说，“你呢？”

　　“同一个题目。”

　　“你写的什么？”

　　王艳妮歪着头想了想。那个动作她做了无数次——初一开学第一天歪着头跟刘思琪说话，在教室里边做题边歪着头思考，在科技馆台阶上歪着头看他——每一次歪头的角度都差不多，但眼睛里装的东西一年比一年多。

　　“我写了一个人。从初一到初三，从芒果树到科技馆，从自行车后座到除夕夜的饺子桌。我写他帮我讲题的时候，圆珠笔在草稿纸上写下的每一个字。写他在楼道口挡在我面前的时候，后背挺得像教室里的黑板那么直。写他给我的灰色围巾和上面洗不掉的酱油渍。写他第一次给我讲物理题时说‘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写我用了三年才发现——那道光不是从窗外照进来的。是从他眼睛里照出来的。”

　　杨晓东没有回答。他低着头，看着水泥地面上两个人的影子——一高一矮，并肩走着，肩膀和肩膀之间只隔了一个手掌的距离。三年前他们的影子也是这样一高一矮，但隔的距离比现在远得多——那时候隔的是半个教室，是第二排到倒数第三排，是一个人的心事和另一个人的故事。

　　“杨晓东。”

　　“嗯？”

　　“你的作文写了什么？”

　　“写了一个人。从她站起来说‘到’的那一刻，到她今天坐在考场里写同一篇作文的这一刻。写了一千多天里所有她给过我的光——溜冰场的彩灯、科技馆的静电、除夕的烟花、芒果花间漏下的日光。”他顿了顿，把一直握在手里的那根草莓味棒棒糖拆开，递给她——那是今天早上黄文彬给的那根，他放在校服口袋里暖了整整一天，包装纸已经皱了，糖体表面有一点融化之后重新凝固的痕迹，“还写了——物理课本上说光沿直线传播。但是物理课本没有告诉我，当一束光照进一个人的心里之后，它会自己拐弯。”

　　王艳妮接过棒棒糖，放进嘴里。草莓味的甜在舌尖化开，和午后的阳光一起温暖了整个口腔。她的眼角有一点亮晶晶的东西在打转，但没有掉下来。

　　“你的作文分数肯定比我高。”她说，声音里带着一点不服气。

　　“不一定。我的字没你好看。而且我的坐标系画得歪——你自己说的，歪坐标系第一印象扣卷面分。”

　　“那是数学。现在是语文。语文作文看的是内容，不是坐标系。”她把棒棒糖从嘴里拿出来，拿糖的那只手指着杨晓东的鼻子，“不管。要是你的作文分数比我高，你就欠我一杯奶茶。要是我的分数比你高，我欠你一杯。反正不管谁输谁赢，我们都要一起去奶茶店。”

　　“那如果分数一样呢？”

　　“分数一样的话——就各买各的。但喝完奶茶之后，你得把你的作文给我看。”

　　“为什么不是你给我看？”

　　“因为我的作文里写的都是你。你先给我看了你的，我才决定要不要给你看我的。”她把棒棒糖重新塞回嘴里，加快脚步往前走，“走吧，你妈不是炖了排骨汤吗？今天中午我们两家人一起吃饭——我爸跟你爸商量好了，在镇上的‘喜来登酒楼’订了一桌。你爸说要庆祝你物理最后一道做出来了，我爸说要庆祝我数学没有出现‘滑铁卢’。”

　　“什么时候商量的？我怎么不知道？”

　　“昨天晚上。两个爸在菜市场碰到，一个买排骨一个买鱼。买排骨的说‘明天考完一起吃饭吧’，买鱼的说‘行啊我叫上我老婆’。然后一拍即合。这件事的决策过程不到五分钟——比你做一道选择题还快。你爸说这叫‘效率’，我爸说这叫‘缘分’。”

　　杨晓东骑上自行车，王艳妮坐在后座。午后的阳光把老街的水泥路晒得有点软——不是真的软，是路面上的柏油接缝处被晒得泛起了油光，车轮碾过去的时候发出轻微的黏腻声。两旁的骑楼影子投在路上，把阳光分割成一条一条的金色条纹。自行车穿过这些条纹的时候，杨晓东能看到地面上他们两个人的影子也在一明一暗之间交替——亮的时候轮廓清晰，暗的时候融进阴影里。但不管是亮是暗，他们的影子始终在一起。

　　芒果花香追着自行车跑了一路。从校门口开始，经过菜市场、两元店、台球室的封条、溜冰场的转让牌子，经过东区那几栋白色瓷砖楼房和废弃的纺织厂，经过那条泛着银光的河流上的石桥，一直到老街尽头。杨晓东忽然觉得，也许凤里不是没有第二个夏天。而是这个夏天——2008年的夏天——就是第二个夏天。不是复刻，不是重复，是在所有失去和获得之后重新开始的新篇章。芒果花每年都会开，但今年的芒果花是为他们开的。

　　后座上，王艳妮轻轻靠在他背上，用手指戳了戳他的校服口袋。

　　“我的信你还没看？”

　　“还没。你说考完再看。”

　　“现在考完了。”

　　“吃完饭再看。”杨晓东说，“排骨汤优先。”

　　王艳妮在他背上又戳了一下，力道比刚才重了那么一丁点。但他能感觉到，她的手指在他后背上停留的时间比戳的动作本身更长——轻轻抵着他的肩胛骨，隔着一层校服和一层汗湿的T恤，那根手指的温度慢慢地从他后背扩散开。

　　“好吧。排骨汤优先。然后是奶茶。然后是信。然后——”她顿了顿，“然后是所有以后。”

　　“以后？”

　　“高中。大学。更远的地方。你不是说要离开凤里，去一个不用骑自行车就能看到海的城市吗？我查了。省城有地铁，有科技馆，有大学城。但没有老街的炸油条，没有菜市场的鱼腥味，没有芒果树和两元店和蔡姐的溜冰场。所以——我们要自己带一些东西过去。比如你错题本上的五角星，比如我那根断掉之后放在笔盒里的发圈，比如你给我的灰色围巾和上面的酱油渍。还有今天这篇作文——你的《那束光》和我的《那束光》。我们两个的作文加起来，刚好是一束光从光源到接收器的全过程。”

　　“你是说——光路图？”

　　“对。物理课本上那个——从发光体出发，经过介质传播，到达接收屏。你是发光体，我是接收屏。”她把脸埋在他后背上，声音闷在夏日校服和少年肩胛骨之间，像被芒果花香包裹住的一个秘密，“不对，反了。我才是发光体——从2005年9月1号下午两点十五分开始，你就在接收我的光。三年了，接收器灵敏度逐年上升。初一的时候还会漏信号，初二开始全频段覆盖，初三——”

　　“初三怎么了？”

　　“初三已经过度曝光了。”她的声音里带着笑意，笑意里藏着一丝只有他听得出来的鼻音，“你给我讲的每一道题，你给我挡的每一次危险，你在溜冰场擦的每一双鞋，你在除夕夜包的那三个散架的饺子——这些光加在一起，远远超过了任何底片的承受范围。但我不打算调低感光度。”

　　自行车在老街的水泥路上平稳地前行。河面上的风穿过废弃厂房的破窗，带着水草和泥土的味道拂过他们的脸颊。远处传来船笛的声音，悠长而低沉。

　　杨晓东低头看了看车把上的右手。那只手三年前握圆珠笔的时候还微微发抖，画的小人胳膊一条长一条短，课本上全是歪歪扭扭的涂鸦。现在它稳稳地握着车把，握着三年的错题本，握着一个女孩写给他的三个志愿，握着从芒果树下到考场的每一道阳光。

　　“过度曝光的话，”他说，“我们就一起曝光。反正底片还有一辈子那么长。”

　　后座上的女孩没有说话。她的手指轻轻按在他的后背上，那个位置正对着他的心脏。自行车在夏日午后的凤里老街上缓缓前行，载着两篇关于光的作文、三个写好的志愿和一个还没有拆开的信封，驶向所有还未到来的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