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狮镇的夏天》邱莹莹

3、第 3 章

　　第三章：离开

　　一九八三年八月最后一周，伍堡镇的空气像被摊在炙热的铁板上，烫得人喘不过气。太阳依旧毒辣，但早晚的海风里已经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凉意，像一把钝刀，悄无声息地割开了盛夏的尾巴。街角的凤凰木开始落叶，火红的花朵掉了一地，被来往的自行车碾碎，在柏油路面上留下暗红色的、黏稠的印记，如同某种无法愈合的伤口。知了的叫声不像盛夏时那么密集了，变得稀疏而悠长，一声接一声，拖着疲惫的尾音，像是在做最后的、无力的挣扎。

　　杨晓东站在五金店门口，手里捏着一根冰棍。冰棍已经化了大半，糖水顺着他的手腕往下淌，滴在水泥地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湿痕。他没有擦，只是那么站着，像一尊被太阳晒化的雕塑。他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柜台后面那个身影，仿佛要将她烙在视网膜上，带去今后所有没有她的日子里。

　　王秀琴正在收拾行李。

　　她把一些换洗衣物叠好，放进那个红色的塑料行李箱里。箱子是她爸前几天刚从供销社买回来的，印着大朵的牡丹花，在当时的伍堡镇算是很时髦、甚至有些扎眼的东西。她收拾得很仔细，每一件衣服——无论是那件洗得发白的的确良衬衫，还是那件她自己改动过的碎花连衣裙——都叠得整整齐齐，棱角分明，连内衣袜子都分门别类地放好，像是在完成一项庄严的仪式。做完这些，她又从床底下拖出一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里面装的是被褥和脸盆、牙杯之类的日用品。蛇皮袋粗糙的纹理摩擦着地面，发出沙沙的声响，在过分安静的店里显得格外刺耳。

　　整个过程，她一句话也没说。只有衣物折叠时轻微的窸窣声，和她偶尔因为用力而发出的、几不可闻的呼吸声。

　　杨晓东看着她忙碌的背影，心里像堵了一团浸了水的棉花，闷得发慌，又沉得坠人。他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说什么呢？说路上小心？说到了写信？说……我会等你？这些话他都想过无数遍了，在心里排演了一次又一次，但真到了要说的时候，却一个字也挤不出来。喉咙像是被什么堵住了，干涩发紧。

　　“喂。”他最终只发出了一个干涩的音节，轻得几乎被电风扇的嗡嗡声吞没。

　　王秀琴回过头，额头上沁着细密的汗珠，在阳光下闪着微光。她今天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衬衫，领口扣得严严实实，头发扎成高高的马尾，露出光洁的额头和修长的脖颈。她脸上的青春痘消了一些，但还是有几个淡淡的痕迹，分布在鼻翼两侧。可在杨晓东眼里，那一点都不影响她的好看，反而像某种独特的印记。

　　“干嘛？”她问，语气很平淡，听不出什么情绪，像是在问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

　　“我……我帮你拎吧。”杨晓东走上前去，伸手想去提那个沉重的蛇皮袋。他的手指触到了粗糙的袋身，传来一股 dusty 的味道。

　　“不用，我自己来。”王秀琴侧身避开了，动作干脆利落。她弯下腰，把袋口扎紧，打了一个结实的死结，手指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然后她直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眼神没有在他的脸上停留。

　　杨晓东的手僵在半空中，收回来也不是，继续伸着也不是。他讪讪地收回手，挠了挠后脑勺，那里已经渗出了一层汗。他又退回到门口，继续捏着那根已经化了一半、黏糊糊的冰棍，连甜味都尝不出来了，只剩下一股廉价的香精味。

　　店里很安静，只有电风扇不知疲倦地转动着，吹出来的风也是热的。王秀琴的父亲在后屋修理一台老式水泵，叮叮当当的敲击声时不时传出来，在寂静的空间里显得格外清晰，像是在为这场离别打着节拍。那声音每响一下，杨晓东的心就跟着紧缩一下。

　　“车票买好了？”他没话找话，声音有些沙哑。

　　“嗯，昨天下午买的，九点的班车。”王秀琴头也没抬，继续整理着柜台上最后几样零碎的东西——一沓信纸，一支钢笔，还有那本已经被翻得卷了边的服装设计杂志。

　　“哦。”

　　“我爸说明天早上送我去车站。”

　　“……”

　　“你站门口挡着光。”王秀琴忽然说，语气里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烦躁。

　　杨晓东赶紧往旁边挪了两步，让出门口那片光亮。阳光斜斜地照进来，正好落在王秀琴刚才站的位置。那些细小的灰尘在光柱里飞舞，像一群无家可归的幽灵，茫然地旋转着，最终缓缓落下。杨晓东看着那些尘埃，忽然觉得自己的心也跟着它们一起，在无可抗拒地往下坠落。

　　他忽然想起三年前的那个下午，他第一次站在这个门口，叼着冰棍，盯着柜台后面的她看。那时候他还不知道什么叫喜欢，只觉得这个女孩的眼睛很亮，像五金店里那些崭新的、刚刚从油纸里拆出来的螺丝帽，闪着干净而固执的光。那时候的夏天多么漫长啊，漫长得仿佛永远不会结束。而现在，夏天还没过完，她却要走了。

　　三年过去了。他长大了，长高了，肩膀宽了，手臂上有了结实的肌肉，能扛起一百斤的麻袋。她也变了，不再是那个会因为别人一句嘲笑就眼眶发红的小姑娘，而是一个即将去大城市读书的女学生，眼神里有了以前没有的坚毅和憧憬。

　　但他们之间，好像什么都没变。他还是那个站在门口看她的杨晓东，她还是那个坐在柜台后面、心思难测的王秀琴。那道看不见的鸿沟，似乎比三年前更深了。

　　八月三十号晚上，杨晓东失眠了。

　　屋子外头，他爸的鼾声像拉风箱一样响着，他妈偶尔在睡梦里翻个身，发出模糊的呓语。这些平日里让他觉得安心的声音，此刻却像针一样扎着他的神经。他躺在床上，听着窗外蟋蟀的叫声，一声接一声，不依不饶，像是在倒数着什么。那声音清脆又空洞，钻进他的耳朵里，搅得他心烦意乱。他睁着眼睛，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那裂缝在黑暗中像一张咧开的嘴，嘲笑着他的无能为力。脑子里乱糟糟的，像一团被猫抓过的毛线。一会儿想到王秀琴在车上会不会晕车，她那苍白的脸色浮现在眼前；一会儿想到她到了学校会不会不适应宿舍的硬板床，会不会半夜冻醒；一会儿又想到她会不会遇到坏人，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该怎么办。每一个念头都让他心头一紧，冷汗顺着脊背往下淌。

　　他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试图用熟悉的洗衣粉味道安抚自己，强迫自己睡着。但越是强迫自己睡，越是清醒。枕头捂得他有些窒息，呼吸变得急促。

　　最后他实在躺不住了，像被弹簧弹起来一样，爬起来，披上一件外衣，蹑手蹑脚地走出房间。客厅里黑漆漆的，月光从窗户缝里挤进来，在地上投下几道惨白的光。爸妈睡得正沉，鼾声依旧。他摸到门口，轻轻拧开门锁，走了出去。

　　夜晚的伍堡镇像被按下了静音键，异常安静。月光洒在青石板路上，泛着一层银白色的光，有些晃眼。远处的海面上有一点一点的渔火，像是天上的星星不小心掉进了海里，忽明忽暗。空气中有咸腥的海风味道，夹杂着路边夜来香的香气，这股甜腻的香味此刻闻起来却带着一丝凄清。气温比白天降了许多，凉意顺着裤管往上爬，他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杨晓东沿着老街往前走，脚步很轻，像是怕惊扰了这个安静的夜晚，也怕惊醒了自己某种不敢面对的情绪。他走过裁缝铺，那扇木门紧闭着，白天里哒哒哒的缝纫机声仿佛还在耳边回响；走过杂货店，玻璃柜在月光下反射着幽光；走过凉茶摊，那个巨大的铜壶静静地立在阴影里。最后，他停在了五金店门口。

　　卷帘门拉着，冰冷的金属质感在月光下泛着青光。里面漆黑一片，没有一丝动静。王秀琴和她爸应该已经睡了，做着关于明天或者未来的梦。

　　他没有敲门，只是在门口的台阶上坐了下来。台阶冰凉，透过薄薄的裤子刺痛着皮肤。他靠着墙，仰头看着天上的星星。伍堡镇的夜空很清澈，没有城市的霓虹干扰，能看到很多星星，密密麻麻地铺在天上，像一盘散落的、廉价的珍珠。他找到了北斗七星，那勺子的形状如此清晰；又找到了牛郎织女星，那条银河模糊地横亘在中间。他盯着那颗最亮的星星，它在天际微微闪烁，像王秀琴眼睛里的光。他对着那颗星星，在心里默默地说了一句话，声音轻得只有他自己能听见，却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王秀琴，你一定要好好的。”

　　说完这句话，他的心里好像没那么堵了，但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巨大的空虚，像被挖走了一块。他在门口坐了很久，直到露水打湿了他的头发和衣服，带来一阵刺骨的寒意。他才站起身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尘，转身往回走。每一步都沉重得像灌了铅。

　　走到家门口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街角的方向。那里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只有无边无际的夜色。但他知道，她在那里。在那个即将空荡荡的店里，在那个即将被带走的未来里。

　　这就够了。他对自己说，但这自我安慰苍白得可笑。

　　九月一号，天还没亮，杨晓东就醒了。窗外还是一片混沌的灰蓝色，鸡鸣声刚刚响起第一声。他一夜没怎么合眼，但丝毫不觉得困。他爬起来，动作很轻，生怕吵醒了父母。他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衣服——那件白色的的确良衬衫，领口和袖口都浆洗得笔挺，是他妈上个月咬牙给他买的，他一直舍不得穿，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枕头底下。他打了一盆冷水，把脸浸进去，刺骨的寒意让他彻底清醒过来。然后他仔细地梳了头，用他那把断了齿的梳子，把每一根不服帖的头发都压下去，对着墙上那面模糊的小镜子照了好几遍，确认自己看起来精神利落，才敢出门。他想让她看到，他很好，不需要她担心。

　　清晨的空气很冷，他呼出的气在空中凝成白雾，很快又被风吹散。街上的店铺大多还没开门，卷帘门紧闭着，像一个个沉默的巨兽。只有卖早点的摊子冒着热气，蒸笼里传出包子和馒头的香味，混合着柴火的烟味，勾引着空腹的胃。但杨晓东毫无食欲。

　　他到五金店的时候，王秀琴已经起床了。店门开着一条缝，里面透出昏黄的灯光。她穿着那件浅蓝色的碎花连衣裙，是她自己改过的，腰间加了一条同色的布腰带，巧妙地收束了腰线，显得腰身纤细了许多。头发扎成了高高的马尾，用一根黑色的橡皮筋束着，露出光洁的额头和修长的脖颈。她脸上的青春痘消了一些，但还是有几个淡淡的痕迹，在灯光下并不明显。她看起来……很美。美得让杨晓东的心狠狠地抽搐了一下。

　　“你来啦。”看到杨晓东，王秀琴露出了一个浅浅的笑容，但那笑容像水面上的涟漪，很快就不见了。她的眼下有淡淡的青影，显然也没睡好。

　　“嗯。”杨晓东走到她面前，上下打量了她一番，喉咙发紧，由衷地说，“你今天真好看。”这句话脱口而出，不带任何杂质，只是陈述一个他认定的事实。

　　王秀琴的脸微微红了一下，迅速低下头，假装整理裙摆，小声说：“这件裙子是我自己做的，布料是从泉州买来的，花了我半个月的零花钱。”语气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自豪。

　　“怪不得这么好看，”杨晓东说，试图让气氛轻松一点，“你以后当了设计师，一定要给我设计一件衣服。”

　　“你？”王秀琴抬起头，上下打量了他一番，嘴角弯起一个戏谑的弧度，“你穿什么都一样，就是个土包子。”

　　“土包子怎么了？土包子就不能穿好看的衣服了？”

　　“能能能，”王秀琴被他逗乐了，笑意终于到达眼底，“到时候我给你设计一套西装，让你穿得像个大老板。”

　　“那可说好了。”杨晓东认真地说，仿佛这真是一个约定。

　　“说好了。”王秀琴点点头，笑容却淡了下去。

　　两个人相视而笑，但笑声里都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苦涩，像没加糖的咖啡。

　　王秀琴的父亲从后屋走出来，眼睛里布满血丝，显然也是一夜未眠。手里提着那个红色的塑料行李箱和一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他把行李放在门口，拍了拍手上的灰，对王秀琴说：“秀琴，车快来了，咱们走吧。”声音有些沙哑。

　　“好。”王秀琴应了一声，声音很轻。她又转头看向杨晓东，眼神复杂，“走吧。”

　　三个人一起往汽车站走去。王秀琴的父亲走在前面，佝偻着背，提着沉重的行李。杨晓东和王秀琴并肩走在后面，中间隔着半臂的距离，像隔着一条无形的河。一路上遇到了不少早起的人，有去码头干活的渔民，有去集市买菜的妇人。有人跟他们打招呼，“这么早啊？”“秀琴今天走啊？”有人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他们，有人小声嘀咕着什么，“这丑小鸭真要变凤凰了？”“可惜了，杨家的那小子……”王秀琴目不斜视，走得稳稳当当，仿佛那些议论都与她无关。杨晓东却挺直了腰板，像是要给什么人证明什么，又像是要为她挡住那些无形的箭矢。

　　汽车站很小，只有一个简易的候车棚和一块写着“石狮—晋江”的牌子，油漆剥落，字迹模糊。已经有几个人在那里等车了，有的蹲在地上抽烟，烟雾缭绕；有的靠在墙上打瞌睡，脑袋一点一点的；有的拎着大包小包，看样子也是要出远门的，脸上写满了对未知的期待或惶恐。

　　王秀琴的父亲把行李放在地上，叮嘱道：“到了学校先去找班主任报到，然后把宿舍安排好。钱要放好，贴身藏着，不要随便给人。有什么事就给家里写信或者打电话，村委会的电话你知道的，我每天都会去问。”他絮絮叨叨地说着，像一个复读机，试图用言语填满离别的空洞。

　　“知道了，爸。”王秀琴乖巧地点头，手指绞着衣角。

　　“吃饭不要省，该吃的吃，该喝的喝。身体最重要，别舍不得花钱。”父亲又补充道，眼圈有些发红。

　　“知道了。”

　　“还有，”王秀琴的父亲看了一眼站在旁边沉默得像块石头的杨晓东，欲言又止，最后只是叹了口气，拍了拍女儿的肩膀，“算了，你自己看着办吧。在外面，照顾好自己。”

　　王秀琴低下头，没有说话，肩膀微微耸动。

　　远处传来汽车的喇叭声，沉闷而刺耳。一辆绿色的中巴车缓缓驶来，车身上满是尘土和泥点，车顶上绑着几个鼓鼓囊囊的编织袋，用粗糙的绳子固定着。挡风玻璃上贴着“晋江”两个字，字迹歪歪扭扭。车子在站牌前停下来，发出一声疲惫的嘶鸣。车门“吱呀”一声打开，一股混合着汽油味、汗味和劣质烟草味的热浪扑面而来，熏得人睁不开眼。

　　“车来了。”王秀琴的父亲提起行李，往车门走去，脚步有些沉重。王秀琴跟在后面，走了两步，又停下来，回头看着杨晓东。晨风吹起她额前的几缕碎发，她的眼睛在晨光中显得格外明亮，也格外脆弱。

　　“我走了。”她说，声音轻得像羽毛。

　　“嗯。”杨晓东的喉咙发紧，只能挤出这一个字。

　　“你……保重。”她看着他，眼神里有千言万语，最终都汇成这四个字。

　　“你也是。”杨晓东说，指甲深深掐进了掌心。

　　王秀琴咬了咬嘴唇，那排细白的牙齿在他眼里无比清晰。她像是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她转过身，提起那个红色的小行李箱，登上了车。她的背影在车门处显得有些单薄，却挺得笔直。

　　杨晓东站在原地，看着她在靠窗的位置坐下，看着她把车窗摇下来——那车窗需要很大的力气才能摇动——看着她探出头来。她的眼睛红红的，像只受惊的小兔子，但没有哭。她冲他挥了挥手，动作有些僵硬，说：“回去吧。”

　　杨晓东没有动。他像生了根一样钉在原地，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她。

　　车子发动了，引擎发出巨大的轰鸣声，排气管喷出一股黑烟。王秀琴把头缩回车里，关上了车窗。玻璃隔开了他们，她的脸在晃动的车窗后变得有些扭曲，模糊不清。

　　就在车子即将驶离站牌，车轮开始转动的那一刻，杨晓东突然像是从梦中惊醒，用尽全身力气大喊了一声：“王秀琴！”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喊她，也不知道喊完要说什么。他只是觉得，如果不喊这一声，如果不把这三个字喊出来，他一定会后悔一辈子，这声音会被永远堵在喉咙里，发酵成无法治愈的顽疾。

　　王秀琴听到了。车窗又摇了下来，她再次探出头来。晨风吹乱了她的头发，她看着他，脸上是一种混合了惊讶、慌乱和悲伤的表情。

　　“我会等你回来的！”杨晓东用尽全身力气喊道，声音撕裂了清晨的宁静，带着一种近乎绝望的执着，“不管多久，我都等！”

　　王秀琴愣住了。她看着他，看着他那张因为用力而涨红的脸，看着他那双几乎要瞪出眼眶的眼睛。然后，她笑了。那个笑容里有感激，有无奈，有一种洞悉了结局的悲悯，还有一种杨晓东看不懂的、决绝的东西。

　　“杨晓东，”她说，声音不大，却清晰地穿透了引擎的噪音，传到他耳朵里，“你不用等我。”

　　“为什么？”杨晓东向前冲了两步，声音带着颤抖。

　　“因为……”她顿了顿，晨风吹散了她的发丝，也吹散了她的声音，“我不会回来了。”

　　班车门“砰”地一声关闭了，切断了他们之间最后一点联系。车子加速驶离，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尖锐的声响，扬起一路尘土。那股黄色的烟尘像一道屏障，迅速模糊了杨晓东的视线。他站在原地，看着那辆车越开越远，那个红色的行李箱在车窗后一晃，最后变成一个模糊的黑点，消失在公路的尽头，消失在扬起的尘土之后。

　　他没有追。他的双脚像灌了铅一样沉重，钉在了原地。他只是站在那里，像一个被遗弃的、坏掉的玩偶，一动不动。

　　路边的知了似乎被这突如其来的喧嚣惊扰，又或者是感受到了离别的悲戚，拼命地叫着，一声比一声凄厉，叫得人心烦意乱，也叫得人心如刀绞。阳光终于彻底挣脱了地平线的束缚，毒辣辣地照下来，晒得他头皮发疼，汗水顺着鬓角往下淌，流进眼睛里，涩涩的。他忽然想起三年前的那个下午，他蹲在五金店门口，叼着冰棍，第一次看见柜台后面的王秀琴。那时候他还不知道什么叫喜欢，只觉得她低头写字的样子很好看。

　　那时候他还不知道，有些遇见，就是为了离别做准备。那时候他还天真地以为，夏天会永远持续下去。

　　现在他知道了。可她已经走了，带着他的心和那个未完成的夏天，一起离开了。

　　王秀琴走后的第一天，杨晓东去码头干活，一整天没说一句话。

　　他扛着一百多斤的麻袋，一趟又一趟，从货船上扛到卡车上，又从卡车扛到仓库里。汗水湿透了衣衫，在背上画出一片片白色的盐渍，像地图一样蔓延。工友们开玩笑说今天的杨晓东像换了个人，平时最爱说笑，今天怎么成了闷葫芦，连阿强故意撞他肩膀他都没反应。他没理会，只是低着头干活，把所有的力气都用在扛麻袋上，仿佛只要自己足够累，身体足够疼痛，心里就不会那么难受。麻袋粗糙的纤维摩擦着他的肩膀，火辣辣地疼，但这疼痛比起心里的钝痛，竟显得那么微不足道，甚至是一种可以依赖的解脱。

　　下班后，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去五金店门口转一圈——那里现在已经空荡荡的了——而是直接回了家。他妈看他脸色不对，蜡黄蜡黄的，问他是不是不舒服，或者是不是跟人打架了。他说有点累，然后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背对着门，蜷缩在床上，像一只受伤的兽。

　　他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那裂缝似乎比昨晚更长更深了。脑子里全是王秀琴的影子，挥之不去。她笑的样子，嘴角上扬的弧度；她皱眉的样子，眉心拧成一个小结；她低头画画的样子，侧脸在灯光下柔和的线条；她骂他“傻不傻”的样子，眼里闪过的那一丝光亮。每一个画面都那么清晰，清晰得让他心疼，清晰得让他无法呼吸。他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试图隔绝这一切。枕头上有熟悉的洗衣粉味道，是他妈刚洗过的，但这味道此刻却让他想起她身上那股淡淡的肥皂香。他猛地抬起头，大口喘息，仿佛刚从水里捞出来。

　　接下来的几天，日子像生锈的齿轮，艰难地转动着。杨晓东成了伍堡镇的一个影子，沉默地穿梭在码头、家和那条老街之间。他不再去买那根本不需要的钉子，不再去假装路过那家五金店。他甚至刻意绕开那条街，害怕看到那扇紧闭的卷帘门，害怕闻到那股熟悉的铁锈和机油混合的气味。但那气味仿佛渗进了他的皮肤里，无论走到哪里，都如影随形。

　　他开始整夜整夜地做梦。梦见王秀琴还在柜台后面画画，梦见她笑着对他说“你傻不傻”，梦见她穿着那件浅蓝色的连衣裙在阳光下旋转。每一次醒来，枕巾都是湿的，屋里一片漆黑，只有他自己的心跳声在死寂中回荡，沉重而空洞。他分不清哪些是梦，哪些是回忆，只觉得心里空了一块，呼呼地往里灌风。

　　第九天，他收到了王秀琴的第一封信。信封是普通的牛皮纸信封，上面贴着一张八分钱的邮票，邮戳是晋江的，日期是她走后的第二天。信不长，只有一页纸，字迹比平时潦草一些，像是写在颠簸的车上或者匆忙的课间。

　　“杨晓东：

　　我已经到学校了。宿舍是八人间，有点挤，床板也硬，不过还能适应。室友们来自各地，口音都不一样，挺新鲜的。食堂的饭菜没有家里的好吃，尤其是那馒头，硬邦邦的，不过我还能咽下去。课程很有意思，老师教我们画设计图，我第一次知道原来一件衣服从设计到成品要经过这么多工序，光是画图就有那么多讲究。我很喜欢这里，虽然累，但很充实，每天都有新东西学。

　　你还好吗？码头上的活累不累？别太拼命，注意安全。对了，我爸让你有空去看看店，帮他照应一下。

　　王秀琴”

　　杨晓东把这封信反复看了十几遍，每一遍都像第一次阅读那样认真。他抚摸着信纸上那些熟悉的字迹，仿佛能感受到她写字时指尖的温度。他把信纸小心翼翼地折好，放进一个铁盒子里——那是他以前装子弹壳的盒子，现在成了他的宝藏。他把盒子压在枕头底下，每天晚上睡觉前，他都会拿出来看一遍，看完才能安心入睡，仿佛这样就能离她近一点。

　　他立刻给她写了回信，洋洋洒洒写了三页纸，把码头上那只新来的猫生了三只小猫的趣事，把街口那棵老榕树被雷劈断了一根枝桠的奇闻，把五金店新来的那批货的清单，都事无巨细地告诉她。他写了很多琐碎的、无关紧要的事情，试图用这些文字填满信纸，也填满他空荡荡的心。但有一句话他始终没有写进去，那句话像一块烧红的炭，烫得他心口疼，却只能藏在心底最深处。

　　“我很想你。”

　　他把这句话藏在心里，藏得很深很深，用日常的琐碎和故作轻松的文字掩盖着。他怕说出来会惊扰了她的新生活，怕自己的思念成为她的负担。他只是写：“大家都好，勿念。”“我一切都好，你放心。”“好好读书，别惦记家里。”

　　信寄出去了，石沉大海。他每天下午都会去村委会门口等邮递员，看着那辆绿色的自行车晃晃悠悠地过来，看着邮递员把一沓信和报纸扔进村委会的信箱。他每天满怀期待地跑去看，却一次次失望而归。第一天没有，第二天没有，第三天还是没有。他开始焦虑，夜里失眠加重，白天干活时常常走神，有一次差点被掉下来的麻袋砸到脚。

　　直到半个月后的一个傍晚，他才终于收到了她的第二封信。信更短了，只有半页纸。

　　“杨晓东：

　　信收到。很高兴听到家里的消息，猫和小猫都好，榕树的事我也听说了。功课很忙，每天都有画不完的图，老师要求很严。我爸那边我会写信嘱咐，你不用特意跑去，码头活重，多休息。勿念。

　　王秀琴”

　　字里行间透着一种疏离和客气，像是在回复一个普通的同学，而不是那个曾经为她打架、等她归来的少年。杨晓东看着那句“不用特意跑去”，心里一阵发冷。他反复读着这短短的几行字，试图从中找出一丝她以前的温度，却只感觉到一种礼貌的拒绝。他把信折好，放进铁盒子，和上一封放在一起。然后他坐在床边，看着窗外的月亮，看了整整一夜。

　　秋天来了。海风变得凉爽而干燥，吹在身上不再黏腻。伍堡镇的凤凰木叶子渐渐黄了，一片片地落下来，铺满了街道。杨晓东依旧每天去码头干活，依旧沉默寡言。只是他的肩膀更宽了，背也更驼了，像是在无形中扛着什么沉重的担子。他开始学着抽烟，是那种最便宜的“水仙”牌香烟，呛得他直咳嗽，但他还是坚持抽着。烟雾在肺里转一圈，再吐出来，能让他暂时忘记心里的那块空缺。工友们不再开他的玩笑，只是偶尔会叹口气，拍拍他的肩膀。大家都知道，杨家那小子，是被伍堡镇的夏天遗忘了。

　　十月底的一天，杨晓东正在码头上卸货，阿强凑了过来，递给他一根烟。杨晓东摆摆手，指了指自己口袋里的“水仙”。阿强笑了笑，自己点上，深吸了一口，说：“听说王秀琴在学校挺出风头的，设计比赛拿了奖，照片还登在校刊上了。”他的语气里没有了当初的恶意，反倒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

　　杨晓东的手顿了一下，泥块从手中滑落，砸在脚背上，他却感觉不到疼。他抬起头，看着阿强，眼神空洞。

　　“真的，”阿强强调，“我表哥在晋江做事，亲眼看见的。说那丫头变了样，会打扮了，也自信了，跟咱们镇上那个缩手缩脚的丑小鸭完全两个样。”

　　杨晓东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弯下腰，捡起那块泥，继续往车上搬。他的动作很慢，很沉，像是在消化这则消息。他应该为她高兴的，他对自己说。她变好了，她成功了，她飞走了，这正是她想要的。可为什么，心里却像被掏空了一块，冷风呼呼地往里灌？他想起她信里说的“充实”“新鲜”，想起她说的“不用特意跑去”，再想起阿强口中的“出风头”“变了样”。这些碎片拼凑在一起，指向一个他不敢承认的事实：那个扎着麻花辫、坐在五金店柜台后面的王秀琴，正在一点点地消失，被一个叫“王设计师”的陌生人取代。而他，杨晓东，正在被她的新生活，一点点地抛弃。

　　那天晚上，他破天荒地喝了酒，是跟阿强他们一起，在码头边的排档上。劣质的高粱酒烧着喉咙，他一杯接一杯地灌下去，不说话，只是喝。工友们起哄，说他终于肯开口了，结果他一开口，含糊不清地喊的却是“王秀琴”三个字。然后他趴在油腻的桌子上，肩膀剧烈地抖动着，却没有声音。排档老板娘叹了口气，递过来一条热毛巾。阿强拍了拍他的背，什么也没说。

　　他醉得一塌糊涂，是被阿强和另一个工友架回去的。他妈打开门，看到儿子这副模样，吓坏了，连声问怎么了。阿强支支吾吾地说喝多了，没事。他妈看着儿子苍白的脸和紧闭的双眼，叹了口气，和阿强一起把他弄到床上。她帮他脱掉鞋子，盖好被子，坐在床边，用手摸了摸他滚烫的额头，眼泪无声地掉了下来。她知道，儿子心里的那块伤，不是一碗醒酒汤能解开的。

　　杨晓东睡了整整一天一夜。醒来时头痛欲裂，嘴里发苦。他妈端来一碗醒酒汤，看着他喝下去，才低声说：“儿啊，有些事，得学会放下。那丫头……有她的路要走。”

　　杨晓东没有说话，只是握着空碗，指关节泛白。放下？他怎么放下？那三年多的每一天，那柜台后的每一个眼神，那句“我不会回来了”，还有那封越来越客气的信，都已经刻进了他的骨头里。他放不下的，不是她，而是那个曾经以为会有未来的自己。

　　冬天来得很快。一九八三年的冬天格外冷，北风呼啸着穿过伍堡镇的街道，刮得窗户纸哗哗作响。杨晓东的五金店梦，在现实的寒冷面前显得愈发遥不可及。他依旧在码头干活，依旧沉默，依旧每晚睡前要看一遍那两封信。铁盒子里的信没有增加，反而因为反复翻阅，边角变得卷曲发黄。他开始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主动承担最重的活，仿佛只有身体的极度疲惫，才能换取片刻心灵的安宁。他学会了在扛麻袋时吹口哨，不成调地吹着那些年流行的歌曲，吹着吹着，就吹成了王秀琴哼唱过的某个旋律，然后戛然而止，只剩下粗重的喘息。

　　圣诞节那天，镇上有人买了棵圣诞树，挂上了彩灯，在供销社门口闪烁。孩子们围着看，新奇又兴奋。杨晓东路过时，看了一眼那棵塑料树，想起王秀琴信里提到过“洋节”，说学校里有人过。他站在寒风里，看了很久，直到彩灯闪烁得他眼睛发酸。他忽然想，她在那边，会不会也看着类似的彩灯？会不会有一瞬间，想起伍堡镇，想起那个五金店，想起那个曾经为她打架的傻小子？

　　这个念头让他心里一软，随即又硬了起来。不会了。她不会想起来了。她忙着画画，忙着比赛，忙着变成另一个人。而他，只是这个被遗忘的小镇上一个沉默的背景板。

　　新年到了。家家户户贴春联，放鞭炮。杨晓东家也贴了，是他爸写的，字迹歪歪扭扭，但透着一股喜庆。年夜饭很丰盛，他妈做了一桌子菜，但他吃得很少，只是机械地咀嚼着。他爸喝了酒，话多了起来，说起年轻时的往事，说起码头上的风云变幻。他妈偶尔插几句，眼神却总是不经意地飘向沉默的儿子。饭后，杨晓东借口累了，早早回了房间。他躺在床上，听着外面零星的鞭炮声，看着窗外的月亮。月亮很圆，很冷，像一块冰。他拿出铁盒子，打开，里面躺着那两封信。他一封一封地摸过去，仿佛在触摸她存在过的证据。然后他把信收好，贴在胸口，闭上眼睛。在鞭炮声的间隙里，他似乎又听到了那声蝉鸣，那个漫长夏天里的、永不消逝的蝉鸣。

　　一九八四年的春天，比往年都来得晚一些。冰雪消融，万物复苏，但杨晓东心里的那个冬天，似乎还没有过去。他收到了王秀琴的第三封信，依旧很短，依旧客气。信里说她寒假不回来了，要去参加一个集训，机会难得。随信附了一张照片，是黑白的小照片，上面是一个穿着校服、剪着短发的女孩，站在教学楼前，微笑着，眼神明亮而自信。杨晓东认出那是王秀琴，但又觉得陌生。照片里的她，没有了麻花辫，没有了连衣裙，没有了那几颗青春痘，也没有了那双曾经只为他亮起的、带着怯懦和倔强的眼睛。这是一个全新的王秀琴，一个属于晋江、属于未来的王秀琴。他把照片看了很久，然后小心地夹在那两封信中间。他摸了摸照片上她的脸，指尖冰凉。

　　他把铁盒子盖好，锁上，藏到了床底最深的角落里。他想，也许，真的该放下了。但放下谈何容易？那三年的时光，那个夏天的味道，那个女孩的身影，已经融入了他的血液，成为了他的一部分。他继续在码头干活，继续沉默，继续抽烟，继续在深夜听着海浪声失眠。只是在路过那家已经换了招牌的五金店时，他的脚步不再停留，只是眼神会黯淡一瞬，然后迅速移开，仿佛那扇门后，藏着的不是空荡的店铺，而是他整个无处安放的青春。

　　日子像伍堡镇的海浪，一波又一波地涌来，又一波又一波地退去，冲刷着沙滩，也冲刷着记忆。杨晓东以为自己会一直这样下去，沉默地、麻木地，直到变成像他父亲一样的老码头工人。直到有一天，他收到了王秀琴父亲的口信，说她毕业了，留在广州工作了，很好，不用挂念。口信很短，像她后来的信一样，客气而疏离。杨晓东听完，点了点头，说了声“好”，然后转身继续扛他的麻袋。那天他扛了比平时多出一倍的重量，肩膀磨破了皮，渗出血来，混着汗水，咸涩地疼。但他没有停，一步，一步，走得异常稳健。他知道，那个夏天，是真的结束了。而他还在这里，在石狮镇的夏天里，继续做一个沉默的、等待的傻子，哪怕等的那个人，永远不会再回头。

　　窗外的知了又开始叫了，一九八四年的夏天，如期而至。只是这一次，杨晓东没有再去看那扇门。他只是听着那蝉鸣，一声声，一年年，仿佛在回应他心底那个永不消逝的夏天。他终于明白，有些离开，是永别；有些等待，是徒劳。但他不后悔。因为那个夏天，那个女孩，真实地存在过，照亮过他整个灰暗的少年时代。这就够了。哪怕代价是，用一生去怀念一个，永远不会回来的背影。

　　（第三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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