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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 4 章 ...

  •   第四章:锈蚀的时针

      1

      一九八四年的春节,伍堡镇比往年都要冷。

      腊月里的海风像长了牙齿,刮在脸上生疼。杨晓东家那扇朝西的木窗,一到傍晚就哐当作响,缝隙里钻进来的风能把煤油灯吹得忽明忽暗。除夕那天,他妈在灶台前忙活了一整天,蒸了年糕,炸了五香卷,炖了一大锅红烧肉,油脂的香气混着柴火味,把整间屋子填得满满当当。

      杨晓东坐在堂屋的八仙桌旁,面前摊着一张红纸,手里捏着毛笔,墨汁在砚台里已经冻得有些粘稠。他爸坐在对面,抽着自家卷的土烟,烟雾缭绕,眯着眼看他。

      “写啊。”他爸吐出一口烟圈,声音沙哑。

      杨晓东“嗯”了一声,把毛笔蘸饱了墨,悬在红纸上方,手腕却微微发抖。他脑子里一片空白,平日里那些烂熟于心的吉祥话——什么“新春大吉”、“万事如意”——此刻全都躲了起来,一个字也抓不住。他只想起王秀琴信里那句“寒假不回,参加集训”。集训,多时髦的词,像一根细小的冰凌,扎在他心口最软的地方。

      “磨蹭啥?”他爸不耐烦了,用烟杆敲了敲桌面,“写‘福’字,迎财神,别误了时辰。”

      杨晓东吸了口气,笔尖落下,却因手抖,那一竖拉得歪歪扭扭,墨汁在纸上洇开一大团黑渍,像一块难看的伤疤。他烦躁地把笔扔在桌上,墨点溅得到处都是。

      “写不了。”他站起来,声音闷闷的。

      他妈从厨房探出头,看到桌上的狼藉,叹了口气:“这孩子,咋了这是?大过年的。”

      “没事。”杨晓东丢下这句话,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走进了外面的寒风里。

      街上冷冷清清,只有几个胆大的小孩在放炮仗,噼里啪啦的声响在空旷的街道上回荡,显得格外孤寂。家家户户都关着门,门缝里透出温暖的灯光和饭菜的香气,那香气飘到街上,被冷风一吹,就变成了勾人馋虫又刺人骨髓的诱惑。杨晓东把领口裹紧,沿着墙根慢慢走。他不知不觉又走到了伍堡街,走到了那家五金店门口。

      卷帘门紧闭着,落满了灰尘,一把生锈的大锁挂在中间,像一只冷漠的眼睛,嘲笑着所有试图靠近的人。门上贴着一张泛白的“招租启事”,边角已经被风撕烂了。王秀琴的父亲年前就搬去了泉州,投奔嫁过去的姐姐,这店,连同这店里的所有记忆,都被彻底锁了起来。

      杨晓东在门口站了很久。他伸出手,指尖轻轻触碰那冰凉的金属卷帘门,顺着那些凹凸不平的纹理滑动。这触觉,让他想起三年前那个下午,他第一次把脸贴在这玻璃门上,看到的那个坐在柜台后的身影。那时候,这店里充满了铁锈、机油和一种叫“未来”的味道。现在,只剩下铁锈,和一种叫“荒芜”的味道。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是那种最廉价的“水仙”牌,点燃了,深吸一口。烟雾吸入肺里,呛得他咳嗽起来,眼泪都快出来了。他没有吐掉,而是让那辛辣的味道在胸腔里转了一圈,再慢慢呼出。烟雾在寒冷的空气中凝成白雾,迅速被风吹散,就像他那些无法宣之于口的思念。

      他想起去年这个时候,王秀琴还在店里,呵着白气,在灯下缝补那件碎花连衣裙。他坐在门槛上,看着她的侧影,觉得那就是全世界最温暖的画面。而现在,全世界只剩下他,和一扇冰冷的铁门。

      远处传来零星的鞭炮声,提醒着他新年的到来。杨晓东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狠狠碾灭。他转身离开,脚步在空荡的街上发出孤单的回响。他想,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物是人非”吧。不,连“物”都不是了,店还是那个店,但里面的人没了,魂也就散了。

      回到家,年夜饭已经摆上了桌。他爸沉着脸,他妈一个劲地给他夹菜,嘴里念叨着:“吃吧吃吧,大过年的,别想那些不开心的。”杨晓东低着头,机械地把饭菜扒进嘴里,味同嚼蜡。红烧肉炖得再烂,在他嘴里也像嚼蜡;年糕蒸得再糯,也黏不住他那颗正在一点点变冷的心。

      吃完饭,按习俗要“守岁”。他爸开了瓶地瓜烧,自己喝着,也给他倒了一杯。辛辣的液体滑过喉咙,烧得胃里一阵灼热。他爸喝得有些上头,话多了起来,拍着杨晓东的肩膀,说:“儿子,爸知道你心里苦。那丫头……是有福气的,咱高攀不上。你也老大不小了,过了年,托人给你相看相看,隔壁村林家的闺女,叫巧云的,听说挺老实本分,过日子是把好手……”

      杨晓东握着酒杯的手猛地收紧,指节泛白。林巧云,他听说过,比他小两岁,在镇上的纺织厂上班,据说话不多,人长得也一般,但手很巧,绣花是一绝。是个过日子的好人选。可这“好人选”三个字,像一根针,扎得他心口剧痛。他不想听这些,不想在这个时候听这些。王秀琴的信还在枕头底下躺着,照片上的笑容还那么清晰,他爸却已经在给他安排下一个人生剧本了。

      “爸,”他打断了父亲的话,声音有些哑,“我还不想。”

      “不想啥?不想成家?你都二十三了!你爸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你都能打酱油了!”他爸的嗓门大了起来,带着酒意的蛮横。

      “我说了,我还不想!”杨晓东猛地抬起头,眼睛里布满了血丝,那是连日失眠和酒精共同作用的结果。他看着父亲被岁月刻满皱纹的脸,那股无名火又压了下去,变成了深深的无力感。他不是不想,是不能。他的心,好像有一部分已经跟着那个南下的班车,被带去了广州,再也回不来了。

      他爸被他眼中的狠厉吓了一跳,愣了愣,叹了口气,摆摆手:“随你,随你吧……老子也管不了你一辈子。”说完,又自顾自地喝起酒来。

      他妈在一旁抹着眼泪,不敢说话。

      杨晓东把杯里的酒一饮而尽,烈酒烧得他喉咙发烫。他站起来,摇摇晃晃地回了房间,关上门,背靠着门板滑坐在地上。屋里没有点灯,黑暗像浓稠的墨汁包裹着他。他从床底下摸出那个铁盒子,打开,摸索出那张黑白照片。借着窗外透进来的、稀薄的月光,他看着照片上那个短发、自信的女孩。他伸出粗糙的指腹,轻轻摩挲着照片上她的脸颊,动作轻柔得像是在触碰一个易碎的梦。

      “秀琴……”他低声呢喃,声音淹没在窗外连绵不断的鞭炮声中。

      那一夜,他没睡。他就那样坐在冰冷的地上,靠着门板,直到天色微亮,直到新一年的阳光,冷酷地、毫无感情地,照亮了这个空荡荡的房间,和他那张写满疲惫与沧桑的脸。他知道,这个年,算是过完了。而他心里那个属于一九八三年的夏天,也终于在这一场彻骨的寒冷中,彻底冻结了。

      2

      正月十五过完,年味彻底淡了。码头恢复了往日的热闹,渔船归航,货轮靠岸,杨晓东又回到了那种机械般的生活中。扛包、卸货、抽烟、发呆。他话更少,人也更瘦,颧骨高高凸起,眼窝深陷,像是一下子老了五六岁。工友们私下里都说,杨家的柱子是被那个广州来的女学生给“吸了精气”。这话传到杨晓东耳朵里,他只是扯了扯嘴角,露出一丝比哭还难看的笑,然后扛起两百斤的麻袋,走得稳稳当当,仿佛身上扛的不是货物,而是所有无法言说的重量。

      三月初,闽南的天气渐渐回暖,空气里有了湿漉漉的潮气,那是回南天的前兆。这天,杨晓东正在码头上清点一批刚到的镀锌管,阿强叼着烟,晃晃悠悠地走过来,用胳膊肘捅了捅他。

      “东子,听说没?王秀琴她爸回来了。”

      杨晓东正在记账的笔尖一顿,一滴墨水滴在账本上,晕开一个小黑点。他没抬头,闷声问:“回来干嘛?”

      “说是处理店里的东西,准备彻底搬走,不回来了。”阿强吐了个烟圈,眯着眼看着海面,“听说那丫头在广州混得风生水起,把老爹接过去享福呢。啧啧,当初谁能想到,那个闷葫芦丑丫头,也有今天。”

      杨晓东没再说话,笔尖在账本上划出一道长长的、无意义的横线。他放下笔,拍了拍手上的灰,对管事的说了一声“我去趟厕所”,便转身离开了码头。他的步伐很快,几乎是跑着的,穿过那条熟悉的、被海风侵蚀得斑驳的骑楼长廊,直奔伍堡街。

      五金店门口围着几个人,都是街坊邻居,正探头探脑地往里看。杨晓东挤进人群,看到王秀琴的父亲正站在店里,背对着门口,正在把一个旧书架上的书往麻袋里装。他比年前更瘦了,背驼得更厉害,花白的头发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格外刺眼。店里的大部分货架已经空了,地上堆着几个打好包的纸箱和麻袋,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陈年灰尘和铁锈混合的味道,呛得人鼻子发酸。

      杨晓东站在门口,像一根钉进地里的桩子,喉咙发紧,叫不出那声“叔”。

      王秀琴的父亲似乎察觉到了身后的动静,转过身来。看到是杨晓东,他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有惊讶,有怜悯,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愧疚。他张了张嘴,最终也只是叹了口气:“是小杨啊……进来吧,门口风大。”

      杨晓东挪动脚步,走进了店里。脚下是满地的碎纸屑和灰尘,踩上去沙沙作响。他看着那些空荡荡的货架,曾经摆满螺丝、扳手、铁丝的地方,如今只剩下几道被岁月和货物摩擦出的深色印记。那个王秀琴坐了无数个日夜的柜台,玻璃已经卸走了,露出里面空空如也的柜膛。一切都显得那么陌生,又那么熟悉,熟悉得让人心头发疼。

      “叔……您这是……”杨晓东的声音干涩得厉害。

      “唉,收拾收拾,过两天就走,去泉州我大闺女家住,这店……租出去了。”王秀琴的父亲拍了拍手上的灰,目光扫过空荡荡的店铺,眼神里满是说不尽的萧索,“秀琴在广州稳定了,非要接我去,我起初不肯,这店、这镇,我守了一辈子。可她说,那边气候好,对我这老寒腿有好处……拗不过她啊。”

      他的语气里,有对女儿的骄傲,也有对故土的眷恋,更有一种不得不妥协的无奈。杨晓东听着,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他应该为她高兴的,她真的出息了,真的把父亲接走了,兑现了她当初说的“不想一辈子待在伍堡”的誓言。可为什么,他只觉得一股巨大的、空落落的悲哀,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这个承载了他所有青春记忆的地方,就要彻底易主了。连最后的这点念想,也要被连根拔起了。

      “她……在那边,还好吧?”杨晓东问出了这句他问过无数次,却从未从当事人嘴里得到过真切回答的话。

      “好,好着呢!”提到女儿,王秀琴的父亲脸上才有了点光彩,“在设计院上班,听说还是骨干,画的图,人家香港老板都点头。工资高,待遇好,单位还分了房子。就是……忙,太忙了。打电话回来,三两句就说没时间了。信也写得少,就说一切都好,让我放心。”他顿了顿,看着杨晓东,欲言又止,最后还是拍了拍他的肩膀,低声道,“小杨啊,秀琴她……心气高,看得远。你是个好孩子,叔都明白。可这世道变了,咱们这伍堡镇,留不住金凤凰了。”

      这话,像一把钝刀子,在杨晓东旧伤未愈的心口上又狠狠拉了一道口子。他明白,王秀琴的父亲是在委婉地告诉他:别等了,没结果的。他扯了扯嘴角,想笑,却比哭还难看。他点了点头,喉咙里像是堵了一团棉花:“嗯,她有出息,是好事。”

      他在店里站了很久,看着王秀琴的父亲一件一件地打包着那些旧物——一个掉了漆的搪瓷缸,一把用了多年的旧算盘,几本卷了边的账簿。每拿起一件东西,老人都要端详好一会儿,仿佛那上面附着着岁月的魂。杨晓东看着这些,就像看着一段正在被亲手掩埋的历史。他多想问问,那张她画设计图的桌子呢?那本翻烂了的服装杂志呢?那些她用过的、带着肥皂香气的毛巾呢?可他什么也没问,只是默默地帮着把几个沉重的麻袋拖到门口。

      临走时,王秀琴的父亲从怀里摸出一个小布包,打开,里面是几张零碎的钞票和一些粮票。他塞到杨晓东手里:“小杨,这些,你拿着。以前秀琴在店里,没少麻烦你。你帮着照应的那些日子,叔都记着。”

      杨晓东像被烫到一样,猛地缩回手:“叔,这不行!我不要!”

      “拿着!”老人语气强硬起来,把布包硬塞进他口袋,“就当是叔的一点心意。以后……以后怕是难再见了。你……你也该好好过你的日子,别老是……唉。”他重重地叹了口气,没再说下去,只是拍了拍杨晓东的肩膀,那手掌干枯而有力,带着一种沉甸甸的嘱托。

      杨晓东没有再推拒。他攥着那个还带着老人体温的小布包,站在门口,看着王秀琴的父亲佝偻着背,一步步走远,消失在骑楼的阴影里。他低头看着口袋里的布包,那几张钞票,薄薄的,却重若千斤。这不仅仅是钱,这是一份告别,一份来自长辈的、充满无奈与慈悲的告别。

      他转过身,最后看了一眼这间空荡荡的五金店。阳光从卷帘门的缝隙里斜射进来,在布满灰尘的地面上投下几道惨白的光柱。那些飞舞的尘埃,在光柱里无依无靠地飘荡着,像极了他此刻无处安放的灵魂。他伸出手,指尖最后一次拂过那冰冷的、布满铁锈的货架边缘,指尖传来一阵粗糙的刺痛感。

      然后,他转身,大步离开了。他没有回头。他知道,这一次,是真的,彻底地,结束了。那个夏天,那个五金店,那个扎着麻花辫的女孩,连同她父亲佝偻的背影,一起,被永远地锁在了这扇卷帘门后,锁在了伍堡镇一九八四年的春天里。

      回到码头,他把手伸进口袋,紧紧攥着那个小布包。然后,他走到海边,用尽全身力气,将它抛向了茫茫大海。布包在空中划出一道短暂的弧线,落入水中,瞬间就被浪涛吞没了,连一丝涟漪都没能激起。就像他那些年的等待和痴心,最终,也不过是投入了这无边无际的虚空,连个回声都听不见。

      他站在礁石上,任凭带着咸腥味的海风吹乱他的头发,吹干他眼角渗出的、来不及流下的湿意。远处的汽笛声悠长而寂寥,仿佛在为一个时代,奏响挽歌。

      3

      一九八四年的夏天,来得迅猛而暴烈。

      刚进六月,太阳就像个烧红了的大火球,悬在伍堡镇的天顶,烤得柏油路面软塌塌的,踩上去能粘掉鞋底。知了又开始了它们歇斯底里的鸣叫,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要聒噪,仿佛要把积攒了一整年的生命力都在这短短数月里宣泄殆尽。杨晓东觉得,这蝉鸣声里,似乎也带上了一种嘲讽的意味,嘲笑他这个还在原地打转的傻子。

      他没有再收到王秀琴的信。从那张合影之后,音讯全无。那个铁盒子,被他从床底最深处挖出来,又塞了回去,再挖出来,反反复复。最后,他不再塞回去了,而是把它放在枕头边上。每晚睡前,他都会打开它,取出那两封短信和那张照片,就着窗外透进来的月光,看一遍,再看一遍。照片上的王秀琴,笑容越来越陌生,眼神越来越遥远,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那两封信上的字迹,被他反复摩挲,有些地方已经模糊不清,像他日渐斑驳的记忆。

      他开始习惯性地走神。扛麻袋时,会盯着麻袋上的纹路发呆,想起她缝补衣服时针脚细密的纹理;吃饭时,会盯着碗里的米饭,想起她信里抱怨食堂馒头太硬;睡觉时,会盯着天花板的裂缝,想起她临走前那个决绝的笑容。他的世界,正在一点点地失序,而混乱的中心,是那个再也回不来的名字。

      七月初的一天,杨晓东正在码头上卸一船从厦门运来的水泥。粉尘飞扬,每个人都戴着厚厚的口罩,只露出一双眼睛。他扛着一百斤一袋的水泥,走在晃晃悠悠的跳板上,脚下是深不见底的海水。突然,脚下不知被什么绊了一下,身体猛地一歪,肩上的水泥袋脱手而出,“噗通”一声砸进海里,溅起一大片灰色的浪花。他自己也失去平衡,朝一侧栽去。

      “东子!”旁边有人惊呼。

      千钧一发之际,杨晓东右手猛地抓住跳板的边缘,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身体悬在半空,脚下就是吞噬一切的深蓝。他吊在那里,像一只濒死的蜘蛛,心脏狂跳,几乎要从喉咙里蹦出来。海风灌进他的口罩,带着咸腥和死亡的气息。那一瞬间,他脑子里一片空白,随后,一个清晰的念头浮现出来:死了也好,一了百了。

      但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紧接着,他看到了码头上工友们惊恐的脸,想到了家里白发苍苍的父母,想到了……那张照片。他咬紧牙关,手臂爆发出惊人的力量,硬生生地将自己拉了上来。他瘫坐在跳板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浑身被冷汗浸透,水泥粉尘混着汗水,在他脸上结成了一层灰白的硬壳。

      管事的跑过来,骂骂咧咧,扣了他半天的工钱。杨晓东没反驳,只是默默地捡起掉落在跳板上的半截麻袋,那是唯一还能挽回的一点损失。他拍了拍裤子上的灰,重新扛起另一袋水泥,脚步有些踉跄,但走得异常坚定。没人知道,刚才那一瞬间,他离死亡有多近,也没人知道,是哪种力量,让他选择了生。或许,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是求生的本能?是对父母的愧疚?还是……心里那点残存的、连他自己都不愿承认的、对某个人的微弱期盼?

      这件事之后,杨晓东变了。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沉默得像个闷葫芦,偶尔,会和工友们说笑几句,虽然笑容依旧牵强。他开始学着抽烟,不是那种最廉价的“水仙”,而是稍微好一点的“大前门”,尽管这让他本就不宽裕的钱包更加捉襟见肘。烟雾缭绕中,他看着码头上来来往往的货轮,看着那些南来北往的陌生人,眼神里多了一丝以前没有的、浑浊的东西。那是对命运的某种妥协,也是对现实的一种麻木。

      八月,台风“艾贝”来袭。这是近年来最大的一场台风,风力达到了十二级。伍堡镇沿海的渔船全部回港避风,码头的吊机用粗壮的钢索牢牢固定,街道两旁的广告牌被狂风撕扯得七零八落,像被巨人踩过的纸片。杨晓东家那扇老旧的木窗,被风刮得哐哐作响,仿佛随时都会粉身碎骨。他和他爸用木板和砖头死死顶住门窗,一家人缩在堂屋中央,听着外面鬼哭狼嚎般的风声和暴雨砸在屋顶瓦片上的噼啪声,心里充满了无助和恐惧。

      停电了,屋里一片漆黑。他妈点起了煤油灯,微弱的火苗在风中瑟瑟发抖,映着三个人惨白的脸。杨晓东坐在角落里,怀里紧紧抱着那个铁盒子。风声雨声雷声,交织成一首末日的交响曲。他想,如果这房子塌了,如果这世界毁灭了,至少,这些东西还在。他摸着盒子冰凉的表面,仿佛能摸到那段被封存的时光。他忽然想起王秀琴,想起她在广州。广州也会刮台风吗?她会不会害怕?她的宿舍结实吗?有没有人陪着她?这些问题,像潮水一样涌上来,淹没了他的理智。他多想问问她,多想听听她的声音,哪怕只是说一句“我没事”。可他不能。他们之间,已经隔了一整个中国,隔了一整个无法逾越的夏天。

      台风持续了两天两夜。第三天清晨,风停了,雨歇了,天空呈现出一种暴风雨洗礼后的、诡异的湛蓝。伍堡镇一片狼藉,倒伏的树木,破损的房屋,满地的淤泥。码头受损严重,几艘没来得及加固的小渔船被风浪拍成了碎片,残骸七零八落地散布在滩涂上,像一堆堆巨大的、腐烂的鱼骨。

      杨晓东跟着大伙一起清理废墟。他沉默地搬运着断木,铲除着淤泥,汗水混着泥水,从额头流进眼睛里,涩涩地疼。他看着这片被台风蹂躏过的土地,心中竟生出一丝奇异的平静。毁灭,或许也是一种新生?就像这台风,摧毁了一切,但也带来了远方的种子,和充沛的雨水。只是,他的新生,在哪里呢?

      清理码头时,他在滩涂上发现了一只被海浪冲上岸的、死去的信鸽。鸽子已经僵硬,一只翅膀折断,羽毛凌乱地粘着泥沙。他蹲下身,捡起那只鸽子。鸽子腿上绑着一个小小的、已经湿透的信筒。他小心翼翼地拆开,里面是一张被海水浸泡得字迹模糊的纸条。他勉强辨认出几个字,似乎是“平安”、“广州”、“勿念”。

      杨晓东愣住了。广州。平安。勿念。

      这几个字,像一道闪电,劈开了他混沌的大脑。他不知道这鸽子从哪里来,飞了多久,又为何殒命于此。但这几个字,却像一根针,精准地刺中了他心底最柔软、也最疼痛的地方。他捏着那张湿漉漉的纸条,手指颤抖着。他忽然有种荒谬的错觉,仿佛这是王秀琴托这鸽子带给他的消息。告诉她平安,告诉他勿念。

      他找了个干净的地方,挖了个小坑,将那只信鸽埋了。又找了块扁平的石头,插在坟前。他没有立碑,只是在心里,对它说了声“谢谢”。然后,他走到海边,将那张纸条一点点撕碎,撒向大海。纸条碎片在风中飞舞,像一群白色的、绝望的蝴蝶,最终被浪花吞没。

      他站在海边,看着风平浪静的海面,看着远方水天相接的地方。台风过后,空气格外清新,带着海藻和泥土的气息。他知道,这个夏天,又快过去了。而他的等待,他的思念,他的青春,就像那只信鸽,像那张纸条,最终,也只能葬身于这片无边无际的、沉默的大海。

      4

      一九八四年的秋天,来得悄无声息。

      暑气褪去,海风变得凉爽而干燥,吹在身上不再黏腻。伍堡镇的凤凰木叶子渐渐染上了深浅不一的黄色,一片片地飘落,铺满了街道,踩上去沙沙作响,像是在诉说着无尽的萧索。杨晓东的生活,也如同这季节,进入了某种停滞而沉郁的状态。

      他不再去码头扛最重的包了。或许是那次跳板惊魂让他有些后怕,或许是身体真的吃不消了。管事的看他脸色差,也默许他做些轻省的活,比如清点货物,看守仓库。这份清闲,反而让他更加无所适从。空闲下来的时间像黏稠的糖浆,裹挟着他的思绪,让他有更多的时间去回忆,去发呆,去对着那个铁盒子出神。

      九月底,镇上传来一个消息:许汉新回来了。

      许汉新,这个名字,对杨晓东来说,代表着一段久远而激烈的过去。自从三年前那场斗殴,许汉新眉骨上被杨晓东用钢管砸开的那道伤口,留下了一道寸许长的、狰狞的疤痕,像一条蜈蚣,趴在他左眼上方。他也没再考上高中,跟着他那个在县公安局工作的堂叔,去了县城,据说是在哪个部门开小车,混得人模狗样。伍堡镇的人再见到他,都带着几分敬畏,毕竟,能攀上公安局的关系,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

      许汉新是开着一辆崭新的“菲亚特”126P回镇的,小巧的白色车身,在遍地自行车和拖拉机的伍堡镇,显得格外扎眼。他穿着一身笔挺的公安蓝制服,只是没戴帽徽领章,皮鞋擦得锃亮,走路昂首挺胸,带着一股子睥睨天下的劲儿。他回来,是为了给他母亲过六十大寿,宴开十桌,在镇上最大的“东海酒家”,排场十足。

      杨晓东听到这个消息时,正在仓库里盘点螺丝钉。他手里的动作顿了顿,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眼神暗了暗。许汉新,这个名字,总能轻易勾起他那些不愿回首的记忆——死老鼠,嘲笑,斗殴,鲜血,以及……王秀琴那张惊惧而复杂的脸。他以为时间会冲淡一切,但此刻,他才发现,有些东西,只是被深深地埋藏了起来,一旦被触及,依旧会鲜血淋漓。

      他以为许汉新回来,不过是衣锦还乡,显摆一番,不会跟他有什么交集。毕竟,一个开小车的“体面人”,和一个码头工人,早已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可偏偏,冤家路窄。

      那天傍晚,杨晓东下班,沿着海滨路往家走。夕阳将海面染成了一片金红,美得有些不真实。他低着头,踢着路边的小石子,脑子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走到一个巷口,迎面撞上了几个人。为首的那个,正是许汉新。

      许汉新显然也喝了不少酒,脸上是酒后的红晕,眼神有些迷离,但那股子傲慢劲儿丝毫未减。他身后跟着几个同样穿着体面、一看就是县城来的跟班。看到杨晓东,许汉新脚步顿住,眯起眼,打量了他几秒钟,然后,嘴角咧开一个讥诮的弧度。

      “哟,这不是杨晓东吗?”许汉新的声音带着酒后的沙哑和刻意的拖长,“还在码头扛大包呢?啧啧,这日子过得,够辛苦的啊。”

      他身后的跟班们发出一阵低低的哄笑,带着毫不掩饰的轻蔑。

      杨晓东停下脚步,没有抬头,也没有回话。他只是垂着眼,看着自己那双沾满泥灰、开了口子的解放鞋。他能感觉到许汉新目光里的挑衅,像针一样扎在他皮肤上。他握紧了拳头,指甲深深陷进掌心。他想起了三年前,想起了那根钢管,想起了王秀琴临走前说的“别再打架”。他深吸了一口气,强迫自己松开拳头。他不打,不是为了怕许汉新,而是为了遵守对王秀琴的承诺,为了不让她再被镇上的人说成“害人精”。

      “怎么,哑巴了?”许汉新见他不吭声,更加得意,上前一步,酒气喷在杨晓东脸上,“听说王秀琴那丑丫头,在 Guangzhou 混得不错?哎,我说杨晓东,你当初为了她,把老子打成那样,现在人家连封信都不给你写吧?傻不傻啊你?人家早就忘了你这号人了,你还在这儿守着个破五金店的回忆当宝贝呢?”

      “许汉新。”杨晓东终于抬起头,叫了他的名字。他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但眼神却冷得像冰,直直地刺向许汉新。那眼神里没有愤怒,没有恐惧,只有一种深不见底的漠然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悲凉。

      许汉新被他这眼神看得心里莫名一咯噔,酒醒了大半。他印象里的杨晓东,要么是沉默的,要么是暴怒的,从未有过这种死水般的平静。这平静,比任何愤怒都更让人心里发毛。

      “你他妈……”许汉新想骂回去,却被杨晓东接下来的话堵了回去。

      “你说得对,我是有点傻。”杨晓东扯了扯嘴角,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但傻不傻,轮不到你来说。你混得再好,开再好的车,穿再好的衣裳,你心里的那点龌龊,也改不了。至于她记不记得我,关你屁事。”他的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晰,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

      说完,他不再看许汉新那张瞬间变得铁青的脸,侧身,从他和跟班们的缝隙中挤了过去,继续往前走。他的背挺得笔直,脚步沉稳,没有一丝一毫的动摇。夕阳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斑驳的墙面上,显得格外孤独,却又格外倔强。

      许汉新站在原地,愣了好几秒,才回过神来。他身后的跟班们面面相觑,不敢吱声。许汉新猛地啐了一口,骂了句脏话,但看着杨晓东远去的背影,却莫名地没敢再追上去。刚才杨晓东那个眼神,那句“心里的龌龊”,像一根细刺,扎进了他虚荣心的深处。他以为自己赢了,赢了地位,赢了面子,可为什么,在面对那个依旧落魄的杨晓东时,他却感到了一丝……心虚?

      这件事,很快在伍堡镇传开了。版本各异,有的说杨晓东当众骂了许汉新,有的说杨晓东怂了,被许汉新吓得不敢吭声。但无论哪个版本,都成了镇上人茶余饭后的谈资。杨晓东依旧像没事人一样,上工,下工,吃饭,睡觉。只是,他枕头底下的铁盒子,被他移动了位置,从枕头边,移到了枕头底下,压得更深了。仿佛那个盒子里的东西,连带着那段记忆,都需要被更深地掩埋起来,不为外人所知,也不为自己所扰。

      那天晚上,杨晓东破天荒地没有打开铁盒子。他躺在床上,听着窗外海浪拍打岸边的声音,一声,又一声。他想起许汉新说的“人家早就忘了你这号人了”。这句话,像一把钝刀,在他心口反复拉锯。或许,许汉新说的是事实。或许,她真的已经忘了。或许,他所有的等待,所有的思念,都只不过是一场自作多情的独角戏。

      这个认知,让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疲惫和绝望。他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散发着皂角清香的枕头里,闷闷地,发出了一声压抑到极致的叹息。那叹息声,轻得几乎听不见,却仿佛耗尽了他所有的力气。

      秋天更深了。凤凰木的叶子几乎落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桠,在渐冷的北风里瑟瑟发抖。杨晓东看着那些枯枝,忽然觉得,自己和它们,很像。都是被季节遗弃了,却还得硬撑着,等待一个不知道会不会来的春天。

      5

      一九八四年的冬天,格外漫长。

      进入腊月,接连下了两场罕见的雪。雪不大,但掺着冷雨,落在地上,结成一层薄冰,滑得很。伍堡镇靠海,湿气重,这雪一化,那股子阴冷就顺着骨头缝往里钻,比北方的干冷更折磨人。杨晓东家的土坯房,四面漏风,晚上睡觉,得盖两床厚被子,还得压上棉袄,才能勉强抵御那无孔不入的寒意。

      他妈的咳嗽病又犯了,一到晚上就咳个不停,声音嘶哑,听着让人揪心。他爸托人从县城买来了几剂中药,黑乎乎的药汁,熬得满屋子苦味。杨晓东每天下班,第一件事就是蹲在煤球炉子前,看着药罐子,时不时搅动一下,防止糊底。药味混着煤烟味,成了这个冬天家里最浓郁的味道。

      也就是在这个冬天,杨晓东开始认真地考虑起成家的事。不是因为他想通了,放下了,恰恰相反,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可能真的放不下了。既然放不下,就得找点别的东西,来填补心里的那个窟窿,来支撑起往后的日子。父母年纪大了,尤其是他妈,身体一日不如一日,他需要一个“家”,一个能让他妈放心、能让他爸老有所依的家。而婚姻,在伍堡镇,就是组建家庭的唯一途径。

      他没跟他爸他妈提,只是默许了媒婆的再次上门。媒婆姓陈,是个碎嘴的老太太,走家串户,对镇上适龄青年的家底和品性了如指掌。她这次带来的,依旧是隔壁村那个叫林巧云的姑娘。

      “巧云这丫头,我跟你说了,踏实!在纺织厂上班,每月工资都交家里,孝顺得很!人长得虽说不是天仙,但周正,手脚麻利,做饭洗衣样样行。最重要的是,脾性好,不爱吱声,娶回家肯定不生事!”陈媒婆坐在杨晓东家那张掉了漆的八仙桌旁,唾沫横飞地夸赞着,试图用语言描绘出一个完美妻子的形象。

      杨晓东他妈听得连连点头,咳嗽着说:“是啊,是啊,这样的媳妇,打着灯笼难找啊……”她看向儿子的眼神,充满了期盼和忧虑。她怕儿子再拖下去,真要打光棍了。

      杨晓东坐在门槛上,低着头,用一根小木棍拨弄着地上的蚂蚁。陈媒婆的话,他左耳进右耳出,一个字也没往心里去。林巧云,他见过,确实如媒婆所说,周正,麻利,但也是真的沉默。他甚至在镇上见过她几次,总是低着头,匆匆走过,像一只受惊的小鹿。那样的女子,或许能当好妻子,当好儿媳,但绝不是他曾经幻想过的、能与他灵魂共鸣的伴侣。他的灵魂,早在那个夏天,就跟着某个人一起飞走了。

      “小杨啊,你看咋样?”陈媒婆见他不吭声,以为他害羞或者不满意,追问道。

      杨晓东抬起头,脸上没什么表情。他看了看他妈那张布满皱纹、写满期待的脸,又看了看他爸那双因为常年劳作而关节粗大、此刻正紧张地搓动着的手。心里的某个地方,软了一下,又硬得像石头。

      “我听爸妈的。”他听见自己说。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

      他妈和陈媒婆都露出了惊喜的表情。他爸也松了口气,重重地“嗯”了一声。

      相亲的日子定在腊月初八,腊八节。地点在镇中心的“东海酒家”,就是许汉新给他妈祝寿摆酒的地方,不过这次,只订了个小包厢。杨晓东被他妈逼着换上了那件唯一的、稍显体面的深蓝色卡其布外套,头发也用水抹得一丝不苟。他像个提线木偶,被父母簇拥着,走进了那家灯火辉煌的酒家。

      包厢里,林巧云已经到了,坐在她父母身边。她穿着一件半新的碎花棉袄,头发梳得光溜溜的,扎成两条短辫子,垂在耳后。看到杨晓东进来,她迅速低下头,脸颊泛起一丝红晕,手指不安地绞着衣角。她的父母,一对老实巴交的农民夫妇,局促地笑着,起身让座。

      席间,气氛有些尴尬。双方父母说着场面话,问着家常,比如年龄、工作、家里几口人、收成如何等等。林巧云几乎没说话,只是低着头,小口小口地扒饭,偶尔抬眼偷看一下杨晓东,又迅速移开目光。杨晓东更像个局外人,机械地应答着父母的问题,吃着面前的菜,味同嚼蜡。他看着林巧云那低垂的、羞涩的脖颈,看着她那双因为常年做工而略显粗糙的手,心里没有一丝波澜,既没有厌恶,也没有欢喜。他只是在完成一项任务,一项由父母安排、社会认可的任务。

      饭后,按照习俗,男女双方要单独聊一会儿,算是“培养感情”。他们被安排在酒家走廊尽头的一个小隔间里。隔间里只有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灯光昏暗。杨晓东坐在椅子上,背挺得笔直,目光看着窗外漆黑的夜色。林巧云坐在他对面,双手放在膝盖上,坐得规规矩矩,头埋得更低了。

      沉默。令人窒息的沉默。

      过了许久,久到杨晓东以为时间已经凝固,林巧云才用细若蚊蝇的声音开口:“你……在码头干活,很累吧?”

      她的声音很软,带着本地特有的口音,像羽毛一样轻轻搔过杨晓东的耳膜。

      杨晓东转过头,看了她一眼。这是他今晚第一次认真打量她。她的眼睫毛很长,在眼睑下投下一小片阴影,鼻梁挺直,嘴唇薄而红润,确实是个清秀的姑娘。只是,那双眼睛里,没有他记忆中某个人那种明亮、倔强、像星星一样的光芒。她的眼睛,是温顺的,怯懦的,像一只等待命运安排的小羊。

      “还行。”他简短地回答,然后,鬼使神差地,又说了一句,“习惯了。”

      又是沉默。

      林巧云似乎想找话题,却又不知从何说起。她绞着手指,半晌,才又小声问:“我……我听说,你以前,帮过王家五金店的那个……王秀琴?”

      杨晓东的身体猛地一僵。这个名字,从这个陌生姑娘的嘴里说出来,带着一种奇异的违和感,像一颗石子投入了死水,激起了一圈圈涟漪。他看着林巧云,眼神骤然变得锐利起来。林巧云被他看得心里发毛,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后悔自己多嘴。

      “谁告诉你的?”杨晓东的声音冷了下来。

      “没……没人特意说,就是……镇上的人都那么传……”林巧云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显然被他的反应吓到了。

      杨晓东看着她吓得苍白的脸,心里的锐利又迅速褪去,变成了深深的疲惫。是啊,镇上的人都在传,传他是傻子,传王秀琴是害人精。这个陌生的姑娘,也只是随口提起一个她认为的“往事”罢了。他有什么资格迁怒于她?

      他移开目光,重新看向窗外,语气缓和了一些,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决绝:“那都是以前的事了。人走了,也就过去了。”

      林巧云不敢再说话,只是低着头,用力地点了点头,像小鸡啄米。

      又坐了一会儿,杨晓东站起身,说:“走吧,爸妈该等急了。”语气平淡,仿佛刚才那段关于王秀琴的对话从未发生。

      走出酒家,外面的冷风一吹,杨晓东打了个寒颤。他回头,看了一眼那个昏暗的小隔间,那个缩着脖子的清秀姑娘。他知道,这段姻缘,大概率是要成的。不是因为喜欢,不是因为有感情,仅仅是因为合适,因为到了年纪,因为父母之命,因为……心已死,娶谁都一样。

      他摸了摸口袋,里面空空如也。那个铁盒子,此刻正静静地躺在家中床底的黑暗里。他忽然觉得,那个盒子,和他此刻的生活,隔了一整个世界。一个在过去,一个在未来。而连接它们的,只有他这颗早已千疮百孔的心。

      回到家,他妈迫不及待地问:“咋样?巧云这丫头不错吧?”

      他爸也看着他,眼神复杂。

      杨晓东脱下外套,挂在墙上的钉子上,背对着他们,闷声说:“还行,听你们的吧。”

      说完,他径直走进自己房间,关上了门。

      门关上的那一刻,他靠在门板上,缓缓滑坐在地上。他把脸埋进膝盖,肩膀微微颤抖。没有哭,只是觉得一种深入骨髓的寒冷,从脚底板一直窜到天灵盖。这寒冷,比窗外的风雪更甚,因为它来自他的内心,来自那个被他自己亲手宣判了死刑的、关于爱情的希望。

      他知道,从今晚起,杨晓东这个人,算是彻底活成了两半。一半,是父母面前的孝子,是未来妻子的丈夫,是伍堡镇一个普通的青年;另一半,是那个永远停留在一九八三年夏天、守着五金店回忆的傻子。而那一半,将被他深深地、永久地,埋葬在心底最深处,连他自己,都不能轻易触碰。

      窗外,雪花又开始飘落,无声无息,掩盖了世间的一切痕迹。包括一个少年的,未曾盛开就已凋零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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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作者有话说
第4章 第 4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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