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线法则》一打鱼丸

9、悼亡曲09 十分钟后，

　　十分钟后，江厘把车停在路知遥住的那家酒店门口。
　　路知遥没睡着，他揉了揉有些酸疼的眼睛推门下车，绕到副驾驶拉开车门，戳了戳安托万的胳膊，“安托万，我们到了，能走吗？”
　　安托万迷糊地睁开眼，江厘在旁边给他解开安全带，安托万向江厘道了谢，扶着车门下车。他走下车时脚下晃了一下，路知遥立刻伸手扶住他的胳膊。
　　“十二小时的飞行，加上时差，铁人也得晃一下。”安托万笑得很疲惫，没拒绝路知遥的搀扶，反而很自然地靠在他身上，把大半重量交过去，“走吧，我的小王子，带你的骑士去休息。”
　　路知遥稳稳地扶着他，朝电梯走去。
　　江厘取出安托万的行李箱，把车钥匙递给门童，跟上两人的步子。
　　电梯上行，镜面倒映出三人的身影。
　　江厘站在他们身后，看着电梯映射出来的路知遥侧脸。
　　他变了很多，又好像什么都没变。
　　还是那个会在做错事时用湿漉漉的眼神看着你，轻声说“对不起”的小男孩。
　　还是那个心里装了太多事，却一句都不肯说的倔强孩子。
　　三个人走到房间的时候，安托万从路知遥肩膀上直起身，锤了锤自己的腰去洗手间洗了个脸。
　　再出来后整个人精神了一点，他走到行李箱从里面拿出几张纸和笔，坐到沙发上把纸铺开。
　　“来，理一下时间线。”安托万用笔在白纸上画了一条竖线开始写。
　　1998.5.20：纺织厂文艺汇演，舞台坍塌。赵建国被怀疑，但因妻子作证在医院而释放。周国强是当时的舞台监督。
　　1998-2018：女工们各奔东西，有人去世，有人离开。赵建国精神受创，独居，三年前死亡。
　　2018年夏：林雨（赵建国女儿）来临海，可能得知“真相”，之后抑郁。
　　2019.11.4：王秀娟（幸存领唱）死，现场“第三幕，终”。
　　2019.11.5：刘美华、孙玉娟（另两名女工）死，现场“第四幕，开场/继续”。
　　“凶手在复现事故，但加入了‘剧场’元素。”路知遥看着那张纸，声音放的很轻，“观众、演员、剧本、幕次。他在导演一场戏，而观众是……我们，警方，媒体，所有人。”
　　“但为什么是现在？”安托万皱着眉头问，“事故过去二十一年了，为什么突然开始？”
　　“因为林雨。”江厘忽然开口。
　　两人看向他，江厘放下手机，指向2018年那一条的时间线说：“你们刚才说，林雨去年暑假来过后抑郁。她或许知道了某个‘真相’，这个真相可能是凶手开始行动的直接原因。也许她见了某个人，听到了某个故事，或者发现了某个证据。”
　　“证据……”安托万摸了摸下巴，“当年的事故，警方结论是‘证据不足’。但如果有人保留了证据，二十一年后拿出来……”
　　“或者，凶手就是证据的制造者。”路知遥接话，“他在用这种方式，逼所有人重新关注那场事故，重新调查。而他自己可能是当年的真凶，也可能是想为某人翻案的复仇者。”
　　路知遥拿起那张被安托万写满的纸，看着上面的字迹说：“明天我去见周国强，安托万你去医院，以律师身份接触林雨的心理医生，看看能不能拿到咨询记录的摘要。哥哥……”
　　“我陪你。”江厘说。
　　路知遥顿了一下，看向江厘的眼睛，“周国强可能有暴力倾向……”
　　“所以我陪你。”江厘看着他，声音很稳，“我不会干扰你工作，但你需要有人在旁边。”
　　安托万看了看江厘，又看看路知遥，然后耸肩，“也行，但注意安全，带好警报器随时联系。我这边搞定就去和你们会合。”
　　计划定下已经凌晨四点。安托万抱着枕头倒在沙发上，没几秒就睡着了。路知遥给他盖好被子，走到窗边。
　　江厘走到他身边，递给他一杯温水：“去睡会儿，八点叫你。”
　　路知遥接过来小口喝完，看向江厘一笑，“哥哥也是，早点休息。”
　　江厘把空杯子从他手上拿过来，“晚安，知遥。”

　　第二天上午九点，纺织厂旧宿舍。
　　周国强住的地方很破败，几栋红砖楼歪斜地立在废墟边缘，大多数窗户都没了玻璃，远远看过去像没有眼珠的眼眶。
　　路知遥和江厘按着地址找到周国强的住处，两个人站在锈烂的铁门前，互相对视了一眼后江厘抬手敲响门。
　　里面传来拖沓的脚步声，门很快被打开一条缝，一只浑浊的眼睛透过门缝打量他们。
　　“周国强先生？”路知遥声音温和，“我们是市局的顾问，想和您聊聊1998年纺织厂的事故。”
　　门猛地关上，里面传来嘶哑的吼声，“滚！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不是来追究责任的，只是想了解真相。”路知遥忽略他的情绪，用温和的声音继续说，“当年的事故我们认为还有隐情，您作为舞台监督应该知道些什么。”
　　里面的喊声停下来，几秒后门重新打开。
　　周国强站在门后，瘦得像一具骨架。头发花白稀疏，眼睛深陷，但眼神异常锐利。
　　“进来。”他转身往里走。
　　两个人跟在他身后走进去，里面的房间很小，只有一室一厨。客厅里堆满了木工工具和半成品，还有一个小型的舞台模型。模型的做工很精细，上面的柱子和幕布都有独特的花纹和褶皱。客厅的墙上贴满了图纸，全是舞台结构图和力学计算草稿。
　　最醒目的是墙中央，上面贴着一张放大的黑白照片，是1998年文艺汇演的舞台全景。照片上的女工站在台上，笑容灿烂。照片被人用红笔在舞台四角画了圈，圈旁边写着复杂的计算公式。
　　“你在研究舞台结构？”路知遥看向周国强问，江厘站在他身后仔细的打量这个屋子。
　　“研究了二十一年。”周国强坐在工作台前的破椅子上，声音嘶哑，“那场事故是谋杀！但警察不信，厂里不信，所有人都不信。”
　　“您认为是谁做的？”路知遥没有往前，和江厘依旧站在门口的位置。
　　江厘没有开口打扰两人的对话，他目光落在周国强的脸上。
　　“赵建国。”周国强毫不犹豫地开口，“只有他能接触到舞台钥匙，也只有他能拿到锯柱子的锯子。但他老婆作证他在医院，警察就相信了。”
　　“但时间对不上，从医院到厂里至少需要四十分钟。”江厘说，“这一点警方证实过。”
　　“所以他有同伙！”周国强激动起来，他从旁边拿出一张照片，手指戳着照片上舞台侧幕的阴影，“看这里！这里有个人！但警察没查，他们说这人可能是路过的，不重要。”
　　路知遥凑近看照片。侧幕阴影里确实有个模糊的人影。
　　“您记得这个人是谁吗？”路知遥看向周建国，开口询问。
　　“不记得。那天后台人来人往，化妆的、换衣服的、对台词的……”周国强摇头，“人太多了，过去的时间太久了。”
　　江厘看向墙上的计算公式，问他：“您在计算舞台的承重极限？”
　　“对。我算了好几年，终于搞明白了。”周国强从抽屉里抽出一叠发黄的纸，摊开后指着上面的数字，“舞台的四根主柱，每根能承重八百公斤。但那天晚上，舞台上站着的人加上灯光设备，总重量大约七百公斤。按理说不会塌。”
　　“但柱子被锯断了，舞台塌了。”路知遥快速扫过周国强计算的数据，上面的数字密密麻麻，反复验算着承重柱的极限。
　　“被锯断了三分之二，只剩下三分之一的截面积。每根柱子还能承重两百公斤左右，四根加起来只够承重八百公斤，刚好是舞台的总重量。”周国强眼睛发红，“凶手计算过！他知道舞台的确切重量，知道锯到什么程度会塌。他算好了时间，让舞台在演出一半的时候坍塌，让所有人都看见那一场悲剧。”
　　周国强发红的双眼死死盯着路知遥，指着纸张的手因为情绪的剧烈起伏而颤抖，“他恨那些女工，恨她们在台上光鲜亮丽。所以他要毁了她们，在所有人面前毁了她们。”
　　路知遥把他的反应尽收眼底，轻声询问，“您为什么这么确定是赵建国？”
　　周国强从抽屉最深处拿出一个小铁盒打开，里面是一枚生锈的纽扣，和一张折叠的纸条。
　　“事故后第三天，我在后台角落捡到的。纽扣是赵建国工装上的，我后面几天看到他的工装少了一颗纽扣。纸条……”他停下来展开纸条给两个人看，上面是歪斜的字迹：
　　“去死，去死，都去死。”
　　“你当时为什么没交给警察？”江厘走上前，看了一眼纸条的内容问他。
　　“我交了。”周国强自嘲的笑了一声，“但他们说纽扣可能是之前掉的，纸条没署名不能当证据。而且赵建国有不在场证明，这纸条可能是别人栽赃。他们不信我，觉得我疯了。”
　　路知遥接过纽扣和纸条仔细看，纽扣是普通的工装扣，纸条的纸张是纺织厂内部用的便签纸，字迹很用力，笔画颤抖。
　　“这个便签纸……”路知遥摩挲了一下纸张的材质，“纸张偏厚，书写面光滑，不像是生产车间会用到的纸，你在哪见过这类材质好一点的纸张吗？”
　　“后勤办公室的人都有。我和赵建国有，几个班组长也有。”周国强说，“但纸条上的字……我不认识是谁的。”
　　路知遥将证据拍照发给了陈启明，他收起手机看向周国强：“您最近有没有见过什么可疑的人？或者有没有人来找过您，问当年的事？”
　　周国强眼神闪烁了一下。
　　“……有，一个月前，有个小姑娘来过。二十出头戴着眼镜，说自己是学生在做社会调查，问了我当年的事故。”
　　“她叫什么？”江厘皱眉，他们学校有时候也会组织学生做社会调查，但命案一般不会被学校纳入调查范围。
　　“没说。但我记得她脖子上有条项链，吊坠是个小钢琴。”周国强用手比划大小，“银色的，款式看起来很旧，现在很少有人戴这种款式。”
　　钢琴项链。
　　路知遥想起林雨的资料里，有一条写着她母亲林淑芬曾是厂文艺队的钢琴伴奏，曾经有一架旧钢琴，但在事故后卖了。
　　来找周国强的那个年轻姑娘，大概率是林雨。
　　江厘侧头看了一眼路知遥，旁边的人正眼神专注的盯着周志强刚刚比划大小的位置。他收回视线看向周国强，声音不大，“她后来还来过？”
　　“没有。但前几天我好像看见她在楼下转悠，没上来。”周国强顿了顿，声音低下去，“那小姑娘……看着很不高兴，眼神也不太对，看起来犯浑但人又很精神。”
　　路知遥和江厘对视一眼。
　　“周先生，最近注意安全，别给陌生人开门。”路知遥说着指了指桌面上的东西，“这些资料，我能复印一份吗？”
　　“拿去吧，反正我也活不了多久了。”周国强挥挥手，语气没有了刚才的激昂，“我只想在死前，看到真相大白。那些姑娘……不该死得不明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