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光是旧年的雪》柿恩酥

29、第一封信 开学那

　　开学那天，弟弟起得比我还早。
　　我醒来的时候他已经穿好了衣裳，背着那只军绿色的新书包坐在门槛上等我。书包里装着他的宝贝——半截铅笔、一块橡皮、那面印着蓝鸟的小圆镜子。镜子是他自己放进去的，他说上课的时候放在桌上，能照着黑板，黑板上的字映在镜子里是反的，他就能知道老师在写什么的时候哪个方向是对的。这个逻辑我没有纠正他，由着他去。
　　母亲给我做了新的午饭盒。一块干净的笼布，包了两个白面馒头和几块咸菜，打成一个小包袱系好，搁在书包最上面。她说馒头是昨晚新蒸的，咸菜是秋天新腌的萝卜条，脆生生的，咬一口咯吱响。我背上书包站起来的时候，祖母在里屋说了一句："走路看路，别跑。"我说知道了。
　　出门的时候天刚亮透，东边的云被日头烧成了浅橘色。路上已经有三三两两的学生在走了，有的背着布包，有的拎着塑料袋，还有的像我一样背着新书包。路两边稻田里的稻穗黄了，沉甸甸地低垂着，穗芒在晨光里泛着细碎的金色。草叶上还挂着露水，走过去裤脚就湿了一圈，凉丝丝地贴着脚踝。
　　弟弟跟我并排走了一段，到村口的分岔路停下来。他要去村东头那间给刚入学的孩子上课的屋子，我继续往前走。我们在岔路口停了一下，他抬头看了我一眼，问："放学的时候你经过我这里吗？"我说经过，他又问："那你喊我一声，我们一起回去。"我说好。他点了点头，转身往东走了，步子迈得比平时大，新书包在他背后一颠一颠的。
　　新学期的教室换了，窗户比以前多了一扇，光线更亮。课本也是新的，封面上印着"二年级"三个字，我翻开第一课，是《小马过河》的故事，字我都认识，读起来顺畅极了。老师在讲台上问："谁愿意读第一段？"我举手了。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微微发抖，但声音没有抖——一个字一个字地念过去，整整齐齐的，没有读错一个。老师点了一下头，说："读得很好。"
　　坐下来的时候我心里有一种很饱满的感觉。不是骄傲，是一种很实在的确认——我识字了，字认识我了，我们之间已经不需要再费力地互相辨认了。
　　秋天过得很快。教室窗外那棵梧桐树的叶子从绿变黄、从黄变褐，一天比一天落得多。课间的时候我们蹲在树底下捡落叶，夹在书里当书签。我的语文书里夹了五片，翻开的时候叶子啪地落出来一片，边缘干得脆了，一碰就碎。我把碎了的叶子碎屑吹掉，把那一片继续夹回去，让它和书页的墨香混在一起慢慢变干。
　　有一天放学回来，祖母把我叫到屋里。她从枕头底下摸出那只铁盒子，打开盖子，里面那些信已经码了好几层。她从最上面抽出一封，递给我。
　　"你爹上个月来的信，"她说，"你再给奶奶念念。"
　　我已经念过很多次了。每次父亲来信，祖母都会让我念一遍给她听。但这一次她把信递给我的时候，从铁盒子底下又抽出一张空白的草纸和半截铅笔，搁在我面前。
　　"你写一封回信，"她说，"给你爹。"
　　我愣了一下。以前都是祖母托村口的陈老先生写信的，老先生眼睛不好了之后就没再写了。父亲的信来了就收着，没有回过。
　　"我写？"
　　"你写，"祖母说，"你认字，就能写信。"
　　我拿起那半截铅笔，草纸铺在膝盖上。纸是粗糙的、发黄的，铅笔写在上面有轻微的阻力，沙沙地响。我握着笔想了很久——写什么？怎么写？开头要叫"父亲"还是"爸爸"？要不要问他什么时候回来？家里的杏子晒成干了，咸菜腌好了，黄瓜藤拔了，这些要不要告诉他？
　　我落笔了。先写"父亲您好"，这四个字写得很慢，笔画端端正正的，像在纸上刻出来的一样。然后写"家里都好"，写了这一句就顺了，像闸口被打开，后面的话自己流出来了——写了杏子今年结得多，晒了杏干留着过年吃；写了弟弟上学了，每天背着新书包去村东头的学堂；写了祖母身子骨还硬朗，每天都出去晒太阳；写了母亲腌的咸菜酸度正好，炒肉片的时候全家人吃了两碗饭。
　　写到最后，我停了一下。笔尖悬在草纸上方，那一小团墨迟迟没有落下去。然后我写了最后一句话：
　　"您什么时候回来？杏干给您留着呢。"
　　写完我把草纸拿起来吹了吹墨迹，等它干了叠好。叠的时候我折了三折，边角对齐了，压平折痕，递给祖母。祖母接过去翻开看了看，她不认字，但她的目光在那张纸上走了很长一段路，像在用自己的方式读它。最后她把纸折好，装进一只信封里，封口用米粒粘了，在信封正面写了地址。
　　"去邮局寄了。"她说。
　　我点点头。那天傍晚我拿着那封信走到村口的邮局——其实只是村部旁边一个小窗口，搁着几叠邮票和一只半旧的信箱。我把信封交给窗口里的那个人，他接过去看了看地址，盖上邮戳，丢进身后的麻袋里。信封落进麻袋的时候发出一声很轻的"啪"，像一片树叶落进了积满枯叶的坑里。
　　我站在窗口外面看着那只麻袋。信在袋子里面了，和别人的信挤在一起，明天就会坐上镇上的邮车，后天到县里，大后天也许就到父亲所在的镇上了。他在某个我不知道的地方，从邮递员手里接过这封信，拆开，看到草纸上那些端端正正的字。字是我写的，每一个字都从我的指尖出发，走了很远的路，最后在他眼前落定。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想着那封信走到哪里了。大概到县城了？也许上了去镇上的车？我不知道邮路是怎么走的，但它们确实在走，一步不停地朝着父亲的方向靠拢。那些字替我走了我走不了的路，去了我去不了的地方。
　　过了大概十几天，父亲回来了。进门的时候帆布包没有换方向挎着，他走到堂屋把包放下，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好的草纸。他把纸打开来看了看，然后递回给我。
　　我接过来看。纸是那张我写的回信，边角折得更皱了，上面多了一些铅笔写的字——字迹歪歪扭扭的，笔画连不太上，像我最早学写字时那样。我看了一会儿才辨认出来，写的是：
　　"收到了，杏干给我留着。月底回来。"
　　字不多，但每一笔都很用力，铅笔的笔痕深深地刻进草纸的纹理里，有的地方甚至把纸面压出了浅浅的凹坑。父亲写这几个字大概写了很久，每一笔都在仔细地控制着方向，像一个不常走路的人在试着跑起来。
　　我把那张纸折好，放进自己的课本夹层里。后来我翻了很多遍，每一次翻出来看那几个字，都能看见铅笔在纸面上留下的那些笨拙而用力的痕迹。他没有学过写字，那些字是他照着什么样子比划着画出来的——"留"字写错了结构，"着"字少了半截，但那个意思清清楚楚地立在那里，没有被错字遮挡。
　　月底他果然回来了。风尘仆仆的，进门第一句话是："杏干呢？"
　　弟弟跑去柜子里抱出那只玻璃罐子，打开盖子递给他。父亲拿了一颗放进嘴里嚼了很久，嚼完了什么也没说，只是把罐子盖好，搁回柜子里，然后坐下来喝了一碗茶。喝茶的时候他的嘴角微微弯着——很小很小的弧度，像杏干在嘴里化开之后留下的一点余甜。
　　那天晚上我又拿出那张草纸看了最后一遍，然后夹回了课本里。纸面上的铅笔字和父亲后加上去的铅笔字并排躺着，一个端正，一个歪斜；一个流畅，一个笨拙。它们来自同一条血脉，写在同一张纸上，互相看着，像隔着一层薄薄的纸面完成了一次没有握手的对话。
　　后来我又写过很多信，给父亲、给祖母、给后来去了南方的弟弟。字越来越好看了，句子越来越通顺了，信的格式也越来越标准了。但最记得的永远是那第一封——草纸上的、铅笔写的、没有信封的、被我叠了三折塞进麻袋的那一封。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自己从此就成为了一个替家人写字的人，成为那个把说不出口的话落在纸上、装进信封、寄出去的人。
　　我就是从那一封信开始，接过了一支看不见的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