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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周临渊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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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天后。写入窗口开启。陈远山在白板上写下这两个时间节点之后,安全屋里的沉默持续了很长时间。不是那种因为无话可说的沉默——是每个人都在脑子里把自己接下来五天要做什么过了一遍,然后发现每一件事都压着另一件事,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排得密密麻麻。何明要搭建新安全屋的离线网络,同时帮陈远山跑气象数据的相位验证;苏鹤年要实地勘察新厂房的地下设备层,确认逃生路线和物理预警布置方案;韩冰要离线跑金融波动率偏差的频谱分析,同时继续拼凑第四名核心成员的身份;孙浩要在账户冻结前完成最后一笔场外资金兑换,并建立新的现金储存和分发流程;老李要在通信营老战友的渠道里弄到搭建物理级隔离专线需要的设备;林哲——如果他能在明天凌晨安全到达——要在四十八小时内逆向出HSM定时程序的完整源码,并准备好写入窗口触发时需要的渗透脚本。而周临渊要做的,是在所有这些事同时推进的时候,确保每一件事都不缺资源、不缺人手、不缺时间。他是Phase7里唯一一个不做具体技术工作的人,但苏鹤年说他的任务是“保证其他人能干活”。这句话说得简单,实际意味着他要在资源、人手、时间都不够的情况下做出一套能兜住所有风险的方案。
周临渊站起来,走到白板前。他看着上面密密麻麻的数字——倒计时一百三十二小时,五个品类的偏移量,三个新领域的数据需求,七个人的分工,四条命案的时间线——沉默了很久,然后拿起红色记号笔,在倒计时下面写了两个字:“退出。”
所有人都转头看他。何明手里的笔掉在桌上,发出一声脆响。
“我不是说我自己。”周临渊转过身来,把笔帽扣上,声音很平静,“我说的是——给所有人一个退出的机会。”他把笔放在笔槽里,走回桌前,双手撑在桌沿上,目光扫过房间里的每一张脸。“我们现在有七个人。如果林哲到了,八个。加上外围的老李和孙浩,十个。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进入省彩票中心机房,物理接入一台正在运行的HSM,在重启窗口开启的短暂三分钟内完成写入权限的获取和系统销毁指令的执行——这不是买彩票。买彩票被抓住最多是涉嫌赌博。强行进入国家彩票系统的核心机房,物理接触硬件安全模块,修改底层算法——这在任何一部法律里都是重罪。而且,你们都知道,我们的对手不是法律。是顾世安。是那些用合法程序掩盖谋杀的人。”
他停了停,看着何明。“何明,你二十八岁。你的人生正在最好的时候。如果你现在退出,我可以让老李送你去瑞城,从瑞城出境,林哲在那边有关系,可以帮你在东南亚任何一个国家落脚。没人会怪你。”
何明的脸涨得通红。不是愤怒,是某种被低估了之后的倔强。他站起来,椅子腿在水泥地上刮出一声刺耳的响。他说:“周总。我大学学的是计算机,毕业好几年了,在公司修了好几年的打印机。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老陈要证明彩票不是随机,苏哥要查清他爸的死因,韩姐要替她爸讨个说法,你要替所有买了二十八年彩票的人问一个答案。我没有这些理由。我爸没买过彩票,我也没有谁死在这件事上。但我这几年在公司,你从来没让我做过一件我觉得‘没用’的事。修打印机我也修了。加密信道我也搭了。三十个外围人员的投注方案是我一笔一笔录进去的。你现在让我走——你觉得我走了之后,剩下这些事谁来做?”他摘下眼镜,用袖子狠狠地擦了一下镜片,重新戴上,声音有点发抖,但每个字都咬得很实,“我不走。不是因为我不怕。是因为这件事是我这辈子做过的第一件‘有用’的事。”
安全屋里又安静了。周临渊看了何明几秒,然后点了点头,没有再说挽留的话。有些人的留下不需要挽留——需要的是被承认。何明要的不是安全,是“有用”。
“韩冰。”周临渊转向她,“你和所有人都不一样。你是经侦的技术科长。你不欠这个案子任何东西。你已经做得够多了——你把所有调查资料带出来,你的职业生涯可能已经结束了。没有人会要求一个前经侦科长跟着一群‘嫌疑人’去闯彩票中心机房。”
韩冰把笔记本电脑合上,站起来。她的动作很利落,和她在经侦讯问室里关掉录音设备时的动作一模一样。她说:“周先生,我在经侦好几年,见过无数内幕交易和洗钱的案子。每一个案子背后都有人为利益铤而走险。但你们这七个人,中了一百多万的奖金,没有一个人急着去兑。你们把奖金留在账上,继续做更大规模的验证。我在技术科分析你们的数据时,发现你们的命中率在持续上升——不是偶然命中,是系统性地、逐步逼近某个底层的相位结构。内幕交易者不会这么干。内幕交易者会中一票就跑。你们不跑,说明你们不是为了钱。所以我来了。”她走到白板前,拿起记号笔,在“退出”两个字旁边打了一个叉。“我不会退出。但我不是来帮你们闯机房的。我是来做我爸没做完的事——他买了十二年彩票,最大的奖中过两百块。他这辈子没见过真相。我要替他把真相带回去。”
周临渊没有说话。他看着她把那个叉画完,然后转向苏鹤年。
苏鹤年靠在铁门旁边的墙上,手里端着那杯从昨晚放到现在、早就凉透了的茶。他开口的声音很平,像是在说一件不需要强调的事:“老周。我十九岁那年从海外回来收尸。我爸的遗物只有一盘磁带和一张照片。磁带我听了不下一百遍。他最后说‘对不起’。我花了二十七年才找到他为什么说对不起。现在你说——退出。我退到哪里去?退到十九岁那年,假装什么都没听到?”
周临渊没有接话。他转过身,看着角落里一直没出声的陈远山。陈远山靠在那把折叠椅上,膝盖上放着合上的笔记本电脑。他的嘴唇比昨天更紫了一点,按压胸口的那只手一直没放下来。但他开口的时候,声音是稳的,和他在周临渊办公室里把那张彩票拍在桌上时一模一样——“老周,你三年前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搞数据分析。那不完全对。我是在找一个能让我把这件事做完的人。你给了我钱、人、渠道、安全屋、信任。你现在问我退不退出?我不退。因为这是我唯一一件‘可以了’的事。做完这件事,我就去医院。做完手术,回来找你要那碗银耳汤。”
周临渊看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里的光还在——不是刚发现相位锁定时那种烧着的兴奋,是更安静的东西。像一团火从明火变成了暗火,不冒烟,但温度更高。
他把记号笔放下,走到桌前,从抽屉里拿出了一份东西。是一份手写的方案,封面用黑色记号笔写着两个字——“退出”。翻开里面,是周临渊用今天凌晨失眠时一笔一笔写下的完整退出方案:每人一笔遣散费——金额足够在任何一座城市生活三到五年;所有数据清空——不是删除,是物理销毁;每人一份保密协议——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合同,是手写的承诺书,不署名,不按手印,只签一个代号;一套撤离方案——老李提供三辆车,三条不同路线,分别前往广西、川西和边境方向,出发时间错开,到达地点不同,彼此不再联系。
他把方案放在桌上,一页一页摊开。“这是我在凌晨写的。写完之后我想了很久——我是应该说服你们留下,还是说服你们走。我发现我没法说服任何人。因为在座的每个人,进这个门的理由都不一样,出去的路线也不该一样。所以我决定——让每个人自己选。不劝留,不劝走。选了就认。”
何明第一个站起来,走到桌前,拿起笔,在那份退出方案的封面上画了一个叉。不是签名——他画了一只猫。线条很拙,耳朵一只大一只小,尾巴歪歪扭扭地翘着。他把笔放下,对所有人说了两个字:“我家的猫。几天前老李路过我出租屋的时候上去看了一眼,猫还活着,隔壁阿姨在喂。我女朋友搬走了。她说我整天不回家,肯定是外面有人了。我没法解释。她走的时候把猫留给了我。等这件事做完了,我要回去养猫。”说完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重新打开笔记本电脑,继续写离线网络配置脚本。
韩冰没有站起来。她只是把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屏幕转过来给所有人看。屏幕上是她刚才写的代码——一段实时运行的频谱分析脚本,正在对五个品类的验证数据做独立复算。脚本界面下方有一行注释,用绿色字体标注:“//此脚本为韩冰个人独立编写,不隶属任何机构。复算结果与陈远山模型一致。误差范围<0.001。”她对着屏幕说:“我已经复算完了。结论一样。所以不是陈远山的模型说服了我——是我自己算出来的结果说服了我。我自己算出来的东西,我自己负责。”
苏鹤年没有走到桌前。他从裤兜里掏出那把老式手机,打开,按到短信草稿箱,把屏幕对着所有人。草稿箱里只有一条消息,收件人是韩冰的私人号码,时间是昨天下午四点三十八分——正是林哲追溯到JYT-0723信道从云岭市往燕京发送最后一次加密数据的时间。消息的内容只有一行字:“如果我不在了,去瑞城找一个叫林哲的人。他知道所有事。苏。”
苏鹤年把手机收回去。他说:“这条消息是我在被木马感染之前写的。写的时候我以为昨晚可能回不来了。现在我回来了。既然没死,就继续做。”
最后所有人的目光转向陈远山。他站起来,动作很慢,走到桌前,拿起那支记号笔。他没有在退出方案上画任何东西。他把笔帽摘下来,在方案的最后一页空白处,画了一条曲线——一条相位解调曲线。周期七点一三天,波峰到波谷的振幅刚好等于五个品类的偏移量总和。他把笔帽扣回去,说了一句:“这是我三年前画的第一条相位曲线。画完之后我坐在出租屋里看了它一整夜。那时候我不知道天枢,不知道陆维远,不知道苏国良,不知道任何人。我只知道这条曲线不属于任何自然规律。它太整齐了。整齐得不像是自然生成的。现在我画它第三遍。第一遍是给自己看的。第二遍是给你老周看的。第三遍——是给五年后、十年后、二十年后看到这份报告的人看的。”
他把方案合上。没有人签名,没有人画押。但那几页纸上,何明的猫、韩冰的代码注释、苏鹤年的短信草稿、陈远山的曲线——比任何签名都更重。
周临渊看着那份被合上的方案,伸手把它拿起来,翻到封面,在“退出”两个字上面画了一条横线。然后他翻到背面,重新写了两个字——“继续”。他把方案放回抽屉里,关好,转身面对所有人,语气平静但分量很重:“那从现在起,Phase7内部不再讨论‘退出’。五天后,要么做完,要么结束。没有第三条路。”
没有人鼓掌,没有人喊口号。何明重新开始敲键盘,韩冰继续跑她的频谱分析,苏鹤年把那杯凉透的茶端起来喝了一口,陈远山靠在椅背上按着胸口闭上了眼睛。
周临渊一个人走到白板前,在“退出方案”几个字上重重地画了一个大叉,然后在旁边重新写了几个字——“终结协议生效。倒计时:120小时。”他放下记号笔,从口袋里掏出手机。那部他用来给宋知意发消息的私人手机,最后一次开机。屏幕亮起来的时候,弹出三条未读消息,全部来自宋知意。第一条发自两天前:“雨停了。你那边的窗户关了吗?”第二条发自昨天下午:“今天去出版社,路过翠湖,看到有人在卖彩票。我想起你爸那个饼干盒子。”第三条发自今天凌晨一点十七分——正是他失眠写退出方案的时候。
周临渊看完第三条消息,把手机握在手心里,屏幕贴着掌心。他没有回。不是不想回——是他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来回应那句话。他沉默了几秒,然后关掉手机,拆下电池,把SIM卡取出来,放在桌上。那张SIM卡在日光灯下泛着微微的金色反光,边缘有点磨损——用了好几年,从来没换过。
窗外没有天亮——安全屋没有窗。但通风口外面,鸟叫声不知什么时候停了。只剩下扇叶永无止境的嗡嗡声,和远处隐约传来的、像是暴雨来临前低气压压住耳膜时才会有的那种沉闷的轰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