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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第 41 章 你耳朵红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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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帘在一周后送来了。
黄色的棉麻布料,印着小小的白色碎花,和我在家居城看到的那匹一模一样。送货的师傅把包装拆开,抖开布料的时候,整个客厅忽然亮了一下,像是有人把一束阳光揉碎了洒在墙上。
黎珩踩着梯子挂窗帘,我在下面递挂钩。他动作不快,但很稳,一个挂钩一个挂钩地拧上去,每一个都拧得很紧,像在完成一件很重要的工作。最后一扇窗户挂好的时候,他从梯子上下来,退后几步,和我并肩站着,一起看那些新窗帘。
黄昏的光从黄色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把整个客厅染成了淡淡的金色。那些白色的小碎花在光里像是活了一样,一朵一朵的,安静地开着,不争不抢,不急不躁。
“好看吗?”
他问。
“好看。”
我说。
“比你想象的好看还是不好看?”
“比我想象的好看。”
我说,
“因为是你挂的。”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指。拧挂钩拧得手指有点红,指腹上多了一道浅浅的勒痕。我拉过他的手,用拇指轻轻揉着那道勒痕,他缩了一下,我没有松,他就不缩了。
“疼吗?”
我问。
“不疼。”
“骗人。”
“有一点。”
他说,
“但值得。”
我把他红红的手指贴在自己脸上,凉凉的,粗粝的,带着窗帘布料的味道。他低下头看着我的脸,手指在我脸颊上轻轻动了一下,像是在确认这张脸是真的,不是他幻想出来的。
“黎珩。”
“嗯。”
“窗帘挂好了,绿萝也放好了,相框也摆在书架上了。你的公寓现在是我们的家了。”
“嗯。”
“接下来呢?”
他想了想:
“接下来,过日子。”
过日子。这三个字太普通了,普通到几乎没有任何文学性。但它比任何华丽的词藻都更有力量。过日子意味着每天醒来会看见同一张脸,每天一起吃早餐,一起出门,一起回家,一起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一起为了谁去洗碗而石头剪刀布。日子一天一天地过,不惊天动地,不轰轰烈烈,但每一秒都是真实的,每一秒都值得记住。
他说的“过日子”,就是“不会再让你离开了”的另一种说法。
“好。”
我说,
“过日子。”
日子真的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下去了。
周一早上,闹钟响的时候他总是比我早醒。他会先关掉闹钟,然后躺回床上,等我自己醒来。我醒来的时候经常发现他在看我,眼神很安静,像在看一幅看了很多年但每次看都觉得好看的画。
“你每天早上都这样看我吗?”
有一次我问。
“每天早上。”
他说。
“看了多久了?”
“从墨尔本的时候开始。你睡觉的样子很好看,不像醒着的时候皱着眉。你睡着的时候眉头是松的,嘴唇微微张着,呼吸很轻,像一只不设防的小动物。”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因为说了你会不好意思。”
“我没有不好意思。”
“你耳朵红了。”
他说。
我摸了摸自己的耳朵,真的有点烫。他笑了,那种笑容很轻很淡,但像冬天的阳光,不烈,但暖。
白天我们各上各的班。他在国贸,我在东三环,两栋写字楼隔了三条街。中午偶尔会一起吃饭,他发消息问“中午有空吗”,我说“有”,他说“老地方”。老地方是他公司楼下的一家日料店,座位很小,两个人并排坐着,肩膀挨着肩膀。他点餐从不问我,但他点的都是我喜欢的——三文鱼刺身、鳗鱼饭、味噌汤、抹茶布丁。
“你怎么知道我想吃这些?”
第一次去的时候我问。
“你以前在墨尔本的时候,每次吃日料都点这些。一模一样,连布丁的口味都没变过。”
“万一我现在变了呢?”
“那你告诉我,我下次改。”
他说,
“但我猜你没变。因为你的味蕾比你的大脑更忠诚。”
他说对了。我的味蕾真的很忠诚。三文鱼的肥美、鳗鱼的甜糯、味噌汤的咸香、抹茶布丁的微苦,每一样都是我的味蕾等了五年、想念了五年、终于等到了的味道。
傍晚他下班后会来接我。车子停在公司楼下,他靠在车门上等我,有时候手里拿着一杯咖啡,有时候什么都没拿,只是站着。夕阳把他整个人镀上了一层暖金色的光,像一幅会呼吸的油画。同事们路过会问“男朋友啊”,我说“嗯”,她们说“好帅”,我说“嗯”,她们说“你多夸夸人家”,我说“他不喜欢被夸”。其实不是他不喜欢被夸,是我夸他的时候他会脸红,我不想让他在大街上脸红,因为他的脸红起来太明显了,从耳朵尖一直红到脖子根,整条街都能看见。
回到家,他做饭,我打下手。洗菜、切葱、剥蒜,这些简单的活我做,复杂的他做。厨房不大,两个人站在里面会碰到肩膀,碰到手肘,碰到腰。每碰到一次他就说“对不起”,说了很多次之后我说
“你别对不起了,你是故意的吧”
,他愣了一下,耳朵红了,说“不是故意的”,我说“你耳朵红了”,他说“热的”,我说“厨房不热”,他不说话了。
晚上有时候看电视,有时候看书,有时候什么都不做,就坐在沙发上,我靠在他肩膀上,他搂着我的腰。电视开着,声音调得很低,像背景音乐。我们不看画面,只是听声音,听新闻里播报的油价、听连续剧里的人吵架、听广告里欢快的旋律。这些声音很无聊,但它们是我们生活的背景音,没有它们,夜晚太安静了,安静到能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太快了,快得不像一个已经在一起的人应该有的心跳。
周末我们会出门。有时候去超市买菜,推着购物车在货架之间走来走去,他负责拿东西,我负责比较价格。为了一块五的差价,我们会在两个品牌的酱油面前站五分钟,最后他忍不住了说“买贵的吧”,我说
“不行,这个便宜的味道也一样”
,他说“那买便宜的”,我说“但贵的这个牌子你以前用的就是这个”。他说“那就贵的”,我说“但贵了五块钱”。他说“五块钱我出”,我说“你的钱不是钱吗”。最后我们买了中等价位的,两个人都不是很满意,但都懒得再走了。
有时候去公园散步。家附近有一个不大的街心公园,种了很多月季花,红的粉的黄的白的,开得很热闹。傍晚的时候很多老人带孩子来玩,孩子们在滑梯上爬上爬下,老人们在长椅上聊天。我们走在花丛之间的小路上,他的手握着我的手,两个人的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很长,交叠在一起,像一幅儿童简笔画,线条歪歪扭扭的,但很温暖。
有时候哪儿也不去,就在家里待着。他在书房处理工作,我在客厅看书。隔着一道门,能听见他敲键盘的声音,很轻很快,像雨打在窗户上。我的书翻到一半会停下来,听他的键盘声,听他的呼吸声,听他偶尔打电话的声音。他的声音很低,很沉,很有磁性,像大提琴的C弦。我听过他跟下属打电话,跟客户打电话,跟对手打电话,跟不同的人说话有不同的语气——对下属是简洁的、对客户是温和的、对对手是锋利的。但不管对谁,他的声音里都有一种距离感,礼貌的、克制的、不越界的。只有跟我说话的时候,他的声音会变,变得软一些、慢一些、尾音会往上翘,像在撒娇,但他自己不知道。
有一次我在客厅听见他在电话里跟人吵架,声音很冷,很硬,像一把刀。等他挂了电话出来,脸色不太好,看见我坐在沙发上,表情立刻柔和了,像冰遇到了火,一下子就化了。
“怎么了?”
我问。
“公司的事。”
他说,
“有个项目出了问题。”
“严重吗?”
“不严重。能处理。”
他走过来,在我旁边坐下,把头靠在我肩膀上。他的头发蹭着我的脖子,痒痒的。他的手环住了我的腰,抱得很紧,像一个溺水的人抓住了一根浮木。
“黎珩。”
“嗯。”
“你在外面可以很强硬,可以在任何人面前不示弱。但在家里,在我面前,你可以不用那么强。你可以说你很累,可以说你处理不了,可以哭,可以发脾气,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这里是家,不是公司。”
他没有说话,但他的手收得更紧了。
那天晚上他没有去书房加班,一直靠在我肩膀上,闭着眼睛。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睡着了,但他的呼吸很轻很均匀,睫毛一动不动。我保持着一个姿势坐了很久,肩膀酸了,手臂麻了,但没有动。因为我不想吵醒他。这个在外面杀伐果断、在任何人面前都不低头的男人,在我面前睡着了,像一个孩子,不设防的,不需要伪装的,不需要证明任何东西的。
窗外有风吹过,窗帘轻轻晃动。黄色的,带小碎花的,像一片被风吹动的麦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