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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第 40 章 你变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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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家的那天,北京下了一场很大的雨。
雨从凌晨开始下,一直下到天亮,没有要停的意思。雨水打在窗户上,噼噼啪啪的,像有人在不停地敲门。我站在窗前看了一会儿,雨太大,什么都看不清,只能看见灰白色的水幕和偶尔划过的闪电。
“这雨一时半会儿停不了。”
黎珩站在我身后,手里端着两杯咖啡,
“要不改天?”
“不改。”
我说,
“就今天。”
“雨太大了。”
“雨再大也没有墨尔本的雨大。”
我说,
“墨尔本的冬天,雨下得比这大多了,我们不是照样出门?你忘了?有一次下暴雨,你非要带我去维多利亚市场买生蚝,说下雨天的生蚝最新鲜。我们俩淋得跟落汤鸡一样,回来你发烧了,烧到三十九度,还说不冷。”
他愣了一下:
“你连这个都记得?”
“我说过,我记得的比你想象的要多。”
我接过咖啡,喝了一口,
“那天的生蚝好吃吗?”
“不记得了。”
“我记得。很好吃。很鲜,很甜,带着海水的咸味。你发烧了没吃几个,全让我吃了。我吃了两打,撑得走不动路,你背我回家的。你烧到三十九度,还在雨里背着我走了一公里。”
他低下头,看着手里的咖啡,嘴角微微弯着。
“你当时多重?”
他问。
“不知道。”
“九十斤?”
“差不多。”
“现在呢?”
“一百。”
我说,
“胖了十斤。”
“看不出来。”
“因为你每次做饭都做太多,我吃不完又不想浪费,就硬塞。塞了五年,不胖才怪。”
“那你不要硬塞。”
“不行。你做的,不吃完浪费。”
他抬起头,看着我。窗外的闪电把他的脸照得一亮一暗,像一幅不断被擦去又重画的素描。
“筱筱。”
“嗯。”
“你变了。”
“变胖了?”
“不是。”
他说,
“你变得会表达了。五年前你什么都不说,什么都憋在心里。现在你会说‘你做的,不吃完浪费’。你会说‘雨再大也要搬’。你会说‘我记得’。你会说了很多以前不会说的话。”
“因为以前没有人听。”
我说,
“现在有人听了。”
雨没有停,但我们还是出发了。
他的公寓到我的公寓,开车大概四十分钟。雨大,路滑,堵车,开了一个多小时。他握着方向盘,我坐在副驾驶,两个人都不说话,但车厢里不安静。雨打在车顶上的声音,雨刷刮过玻璃的声音,引擎低沉的声音,他呼吸的声音,我呼吸的声音——所有的声音混在一起,像一首没有旋律的、只有节奏的音乐。
“黎珩。”
“嗯。”
“你紧张吗?”
“有一点。”
“紧张什么?”
“紧张你的东西搬到我那里之后,我的地方就不再是我的地方了。”
他说,
“是你的地方了。你住进来之后,那里就不再是我一个人的家了。是我们的家了。”
家。
这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时候,雨刷刚好刮过玻璃,窗外的世界在一瞬间变得清晰——灰蒙蒙的天空,湿漉漉的街道,被雨水冲刷得发亮的树叶,打着伞匆匆走过斑马线的人们。世界很模糊,但“家”这个字很清晰。
“你以前在墨尔本的时候说过一句话。”
我说。
“什么话?”
“你说,‘家不是房子,是人在的地方’。”
“我说过?”
“说过。那天我们在雅拉河边散步,我问你,以后我们回中国了,墨尔本的这个公寓算不算家。你说不算,因为没有人在。你说只要两个人在,睡桥洞也算家。”
他想了想,笑了:
“我说过这种话?”
“你说过。”
我说,
“你说过很多很好听的话,只是你不记得了。你不记得的事,我替你记着。”
车子在我公寓楼下停下来。雨还在下,他撑了一把大黑伞,绕到副驾驶这边,拉开车门,把伞举到我头顶。伞很大,但只够遮一个人,他的半边肩膀露在外面,雨水顺着他的西装袖子往下淌。
“你淋到了。”
我说。
“没关系。”
“衣服湿了。”
“回去换。”
我看着他湿透的肩膀,想说点什么,但不知道该说什么。不是无话可说,是有太多话想说,多到堵在喉咙里,一句都出不来。所以我什么都没说,只是走到他旁边,伸手挽住了他的手臂,把他往伞下拽了拽。两个人挤在一把伞下,肩膀挨着肩膀,手臂贴着手臂。伞不够大,两个人都淋湿了一半,但没有人在意。
上楼,开门。
我的公寓不大,一室一厅,住了五年。米白色的墙壁,浅灰色的沙发,原木色的餐桌,窗台上那盆绿萝长得很好,藤蔓垂下来,几乎拖到了地上。这间公寓里的一切都是我亲手挑选的——窗帘、床品、碗碟、花瓶里的干花。每一件东西都有它的来历,每一个角落都有它的故事。
但现在我要离开了。
不是永远离开,是搬走。搬到另一个地方,和另一个人一起生活。这间公寓会被退租,会住进新的房客,会有新的生活。那些我在这里度过的五年——那些失眠的夜晚、那些无声的哭泣、那些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难过的日子——会被新的记忆覆盖,像雪覆盖在旧雪上面,一层一层的,最后谁也看不出底下是什么。
“从哪里开始?”
黎珩站在客厅中间,手里拿着一个纸箱。
“从书架。”
我说。
书架上的书不多,大部分是专业书籍,只有几本小说。我把书一本一本地取下来,摞在纸箱里。取到最里面的时候,手指碰到了一样东西,硬硬的,凉凉的,不是书。
我拿出来,是一个相框。
相框里是一张照片——不是我的照片,不是任何人的照片,是一张空白的照片。白色的相纸,什么都没有,没有风景,没有人,没有颜色。就是一张空白的、没有曝光过的相纸。
我盯着那张空白照片看了很久。
“这是什么?”
黎珩走过来,站在我旁边。
“我不知道。”
我说,
“我不记得我放过这个相框。可能是买的时候忘了放照片进去。”
他接过相框,翻过来看背面。相框背面的纸板上写着几行字,字迹很小,但很清晰。
“2019年3月。北京。第二十一次想他。”
我的手开始发抖。
2019年3月,我从墨尔本回国后的第八个月。我已经失忆了,不记得他了,不知道他是谁,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叫黎珩。但我的身体记得。我的手记得。我在那个空白的相框背面,写下了那行字——“第二十一次想他”。我不知道“他”是谁,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想他,不知道这二十一次是怎么数出来的。但我写了,像梦游一样,在某个我不记得的瞬间,拿起了笔,写下了这行我自己都看不懂的话。
我翻过相框,看着那张空白的照片。
不是空白的。
是我没有放照片进去,因为我找不到他的照片了。我把所有和他有关的东西都删了、扔了、藏起来了,但在某一个深夜,我会不由自主地拿起这个相框,想要放一张他的照片进去。但相册里没有他,手机里没有他,脑海里也没有他。他消失了,彻底地、干净地、不留痕迹地消失了。但我还是想他。想一个我不知道是谁的人。想一个我没有任何记忆的人。想一个可能从来不存在的人。
我把相框贴在胸口,蹲在地上,哭了出来。
不是无声的流泪,是那种忍不住的、大颗大颗的、喉咙里发出声音的哭法。黎珩蹲下来,手放在我的背上,没有说话,没有问我怎么了。他看见了那行字,他知道我为什么哭。他不是在安慰我,他是在接住我——接住那个2019年3月的、在空白的相框背面写下“第二十一次想他”的、孤独的、痛苦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痛苦的陆筱筱。
“第二十一次。”
他的声音很低,
“从你回国到2019年3月,你记录了二十一次。那后来呢?后来你还有记录吗?”
我哭着摇头。
“我不知道。”
我说,
“我不记得了。我不记得我写过这些,不记得我数过多少次,不记得那些‘想他’是从哪里来的。我只知道,我每次整理书架的时候都会把这个相框拿出来看一眼,然后放回去。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看它,不知道它有什么特别的。就是……就是想看。”
因为我的身体记得。
记得他。记得那二十一次想他,和后来无数次数不清的、没有记录的、在深夜里忽然涌上来的、不知道来处的思念。我的大脑忘记了,但我的身体没有。它在每一个深夜提醒我——你丢了什么东西,很重要的东西,你要把它找回来。
我哭了很久。
久到窗外的雨停了,久到阳光从云层的缝隙里漏下来,在湿漉漉的地面上画出了金色的光斑。我哭够了,站起来,去卫生间洗了脸。镜子里的我眼睛红肿,鼻尖泛红,嘴唇干裂,狼狈极了。但我的眼睛里有一样东西是我以前没见过的——是释然。我终于知道了那些莫名其妙的难过是从哪里来的。不是因为我病了,是因为我想他了。想一个我不记得的人,想一段我丢失的记忆,想一个我回不去的过去。
“筱筱。”
黎珩站在卫生间门口,手里拿着那个相框。
“这个,你要带走吗?”
我看着那个相框,看着那张空白的照片,看着背面那行小小的、几乎看不见的字。2019年3月。北京。第二十一次想他。
“带走。”
我说,
“放在我们家的书架上。”
“好。”
搬家搬到下午,雨停了,太阳出来了。
他的车后备箱和后座塞满了我的东西——书、衣服、碗碟、绿萝、几个靠垫、一堆乱七八糟的小物件。最后装的是那盆绿萝,藤蔓太长,放不进箱子,只能放在副驾驶的脚垫上。我坐在后座,怀里抱着那个空白的相框,黎珩开着车,雨刷已经关了,挡风玻璃上还残留着雨水的痕迹。
车子开往他的公寓,不,是我们的公寓。阳光从云层的缝隙里漏下来,一道一道的,像金色的琴弦。风吹过来,行道树的叶子翻出银白色的背面,哗啦哗啦的,像在鼓掌。
“黎珩。”
“嗯。”
“你以前有没有想过,会有这一天?”
“想过。”
他说,
“每一天都在想。”
“想的什么?”
“想你来的时候,我该怎么迎接你。是站在门口等你,是下楼接你,还是去机场等你。想第一句话该说什么,是‘你来了’,是‘好久不见’,还是‘欢迎回家’。想你会不会带很多东西,要不要提前买个衣柜。想你会不会把绿萝带来,你以前说过绿萝最好养,浇水就能活,像你一样。”
“像你一样”这四个字,他说得很轻很轻,轻到几乎听不见。但我听见了。不是因为我的耳朵好,是因为我的心脏在听,它一直开着,从来没有关过。
“那你有没有想过,”
我说,
“我会把那个空白相框带来?”
他沉默了几秒。
“没有。”
他说,
“我不知道那个相框的存在。就像我不知道你记录过那些‘想他’。你以为你忘了我,但你的身体一直在替你记。”
车子在一个红灯前停下来。阳光从挡风玻璃照进来,落在他脸上,把他的轮廓照得很亮。
“筱筱。”
“嗯。”
“你的身体没有忘记我。”
他说,
“你的心也没有忘记我。你的大脑忘记了,但你的心和身体替你记着。它们比我更早找到了你。”
我看着他的侧脸,看着阳光把他的睫毛照成金色的细丝。
“所以你说,”
我说,
“是我想起你了,还是我一直没有忘记?”
他没有回答。但他的手从方向盘上移开,握住了我的手。他的掌心很热,很干,很稳。他的手告诉我——你一直没有忘记。你只是把它藏起来了,藏得太深了,深到你自己都找不到。但那些东西一直在那里,在相框的背面,在空白的照片里,在每一次莫名其妙的难过里。
车子重新启动,开过路口,拐进了一条更宽的马路。远处的高楼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像一座被点燃的城市。
“黎珩。”
“嗯。”
“到了之后,我们把窗帘挂上。黄色的,带小碎花的。”
“好。”
“绿萝放在阳台上,它喜欢阳光。”
“好。”
“相框放在书架上,和聂鲁达的诗集放在一起。”
“好。”
“你除了‘好’还会说别的吗?”
他想了想。
“到了。”
他说。
他把车停进车库,熄了火。转过身,看着我。车库里光线很暗,只有头顶几盏日光灯发出惨白的光。但他的眼睛里有光,不是日光灯的光,是从很深很深的地方涌上来的、温暖的、真实的、像墨尔本冬天的阳光一样的光。
“陆筱筱。”
“嗯。”
“欢迎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