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山的风》何正清

8、山路上的背影与教室的晨光 第一次尝到

　　大姐和张知言的婚礼办得极朴素，四合院的塘泥坝子上摆了五桌酒席，宾客都是本家亲戚和村里相熟的乡邻。桌上只有糙米饭、炒青菜，还有一碗难得的鸡蛋羹，是娘攒了半个月的鸡蛋做的。我穿着三姐改小的粗布褂子，看着大姐头上扎着的红绸子，心里又酸又暖。红绸子是张知言从城里带来的，在满院的土灰色里，显得格外鲜亮。
　　二姐一整天都守在灶头烧火，火光映着她的侧脸，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机械地往灶膛里添柴。柴火噼啪作响，浓烟呛得她直咳嗽，可她连头都没抬过。我知道她心里委屈，以前的二姐是村里最泼辣的姑娘，说话办事雷厉风行，上山砍柴比小伙子还快，可自从张知言出现，自从家里遭了难，她就像变了个人。宴席散后，我看到她蹲在灶房角落，用袖子偷偷抹眼泪，手里还攥着一块没舍得吃的红薯。
　　转眼就到了开学的日子。天还没亮，窗外的启明星还亮着，大姐和张知言就来了。大姐肩上挎着一个蓝布包袱，里面裹着我的换洗衣物和几本课本，还有她连夜编的几个精致竹编 —— 这是要拿去区里供销社换钱的。张知言背着一捆黄纸，是家里仅剩的存货，也能换些零碎钱补贴家用。
　　二姐一早就去坡上挣工分了，没来得及跟我道别。三姐红着眼圈，塞给我一个温热的鸡蛋，又递给张知言两个，轻声说：“路上吃，到了学校好好读书。” 我攥着那个鸡蛋，蛋壳带着三姐手心的温度，心里沉甸甸的。
　　我们踏着晨露出发，山路弯弯，雾气缭绕。走到山坳口时，我忽然瞥见坡上有个熟悉的身影，是二姐。她站在露水里，裤脚和鞋子都湿透了，头发上沾着草叶，看到我们，她只是默默地卷起袖子，用力挥了挥手，示意我们赶紧走。我大声喊着 “二姐”，声音在山谷里回荡，她却再也没回头，只是挺直了脊背，继续弯腰割草。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二姐的背影，比山坳里的老松树还要挺拔，却也还要孤单。
　　区中学比村小大多了，青砖瓦房，还有一个不大的操场。同学们都比我高半个头，穿着整洁的衣服，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说话，我缩着肩膀，手里攥着皱皱巴巴的两块钱，心里惴惴不安。报名处挤满了人，一个戴着眼镜的女老师喊道：“同学，报名在这边，饭票在那边办！”
　　我挤到报名窗口，把两块钱递进去，小声说：“老师，我只报名，不买饭票。” 女老师抬眼看了看我，推了推眼镜：“你是区上的孩子？我去年带五年级，没见过你啊。”“我是乡下的，来区里读书，” 我低着头，“我不在学校吃饭。” 女老师皱起眉头：“不吃饭怎么上课？一整天的课，饿着肚子可不行。”
　　我愣在原地，手里的钱被攥得更紧了，手心全是汗。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家里实在拿不出额外的三块钱饭票钱，只能靠着大姐和张知言接济。就在我手足无措的时候，大姐和张知言匆匆赶来了，他们刚把竹编和黄纸送到供销社。张知言拍了拍我的肩膀，对女老师笑着说：“燕老师，这是我小舅子，陆同国，以后跟我们一起吃，不麻烦学校。”
　　燕老师上下打量了我和大姐一番，眼神里带着几分鄙夷，语气带着点嘲讽：“张老师，不是我说你，你一个人的粮票，哪养得活三张嘴？我跟你说过多少次，我家信研表妹，家里条件多好，人也文静，你就是看不上。” 张知言脸上的笑容淡了些，却还是温和地说：“燕老师费心了，我和我爱人心里有数。” 说完，他拉着我和大姐，转身往宿舍走。
　　路上，大姐没说话，只是紧紧攥着我的手。张知言忽然憨憨地笑了，对我说：“同国，别往心里去，燕老师就是热心过了头。她表妹我见过，性子太娇气，我可装不下。” 我看着他脸上真诚的笑容，心里忽然松了口气 —— 大姐虽然嫁了个比她大十二岁的 “过期知青”，但张知言是真心待她的，这样就够了。可转念一想，二姐那默默流泪的样子，心里又忍不住替她别扭。
　　宿舍是八个人一间的土坯房，上下铺。张知言帮我铺好床铺，大姐又反复叮嘱我要注意保暖、好好学习，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从那天起，我的初中生活正式开始了。
　　那时候的初中要读三年，课程不算多，上午上课，下午大多是劳动，种地、修路、砍柴，什么都干。受家里条件影响，我格外珍惜读书的机会，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跑到操场角落背书，劳动的时候也最积极，不管是挑粪还是割麦，从不偷懒。同学们一开始还觉得我土气，不爱跟我说话，可久而久之，见我学习好、劳动肯出力，也渐渐接纳了我。
　　每个周末，我都会跟着大姐或张知言回家。家里的黄纸作坊，在二姐的打理下，慢慢修缮起来了。她学着爹的样子，砍竹、浸沤、制浆，样样都做得熟练，只是手上的老茧越来越厚，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少。以前那个泼辣爽朗的二姐，变得沉默寡言，有时候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她也只是低头扒饭，很少说话。娘看着她，眼里总带着心疼，却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
　　立老师偶尔会来区里办事，每次都会绕到学校看我。他还是那样温和，会问我的学习情况，给我讲一些外面的事，还会偷偷塞给我几本他珍藏的书。可在我初二那年，忽然从村里传来消息，说立老师也被贴上了 “臭老九” 的标签，被拉去公社批斗了。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正在田里劳动，手里的锄头 “哐当” 掉在地上，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说不出的难受。张知言拍了拍我的肩膀，叹了口气：“这年头，安稳太难了。”
　　初中三年，就像山间的溪水，看似平缓，却也藏着暗流。我在读书和劳动中慢慢长大，个子长高了，肩膀也宽了些，可心里的那份沉甸甸的责任，却从来没有减轻过。我知道，我不仅是为自己读书，更是为了大姐的牺牲，为了二姐的隐忍，为了爹娘的期盼，为了这个在风雨中苦苦支撑的家。
　　只是有时候，看着窗外的月光，我会忍不住想，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到头？而二姐心里的那些委屈和遗憾，又能找谁诉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