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山的风》何正清

11、挫败与抉择 第一次独自

　　一九七六年的夏末，大巴山的风带着燥热的余温，却吹不散我心头的寒凉。高中三年，我像攥着救命稻草般抓着书本，成绩始终稳居年级前列，北京、上海、哈尔滨那些遥远的城市，在我心里编织成触手可及的梦 —— 我以为凭着这份成绩，总能换得一张大学介绍信，走出大山去深造。可直到毕业典礼结束，那张承载着所有期盼的介绍信，终究没能等到。
　　我一次次跑到学校教务处，得到的永远是同样的答复：“名额满了，分配完了，别等了。” 老师看着我的眼神里满是惋惜，却也无能为力。那个年代的升学，讲究 “群众推荐、领导批准”，成绩并非唯一的标准，我这山里娃，终究还是错过了跃龙门的机会。
　　回程的拖拉机依旧是刘法德开的，突突的引擎声像钝刀子割着心。来时的意气风发被现实浇得透凉，心里的那团火焰熄了，只剩下灰烬般的失落，整个人像丢了魂，连熟悉的山景都变得灰蒙蒙的。
　　到了区上的路口，远远就看见大姐和姐夫张知言站在那里。大姐手里牵着侄子牛娃子，张知言背着个帆布包，两人都没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我。他们眼里的担忧像细密的雨，落在我早已湿透的心上，让我连抬头的勇气都没有。
　　那天刘法德也跟着来到了大姐家，在走廊里跟张知言低声聊了几句，就出去了。回来时，手里拎着两瓶散装白酒和一塑料袋花生米。大姐默默做完晚饭，把牛娃子抱在怀里，拿着本书就出去了，临走时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什么也没说。
　　大姐走后，张知言拽着我坐到八仙桌前，刘法德也拉了把椅子坐下。酒瓶 “哐当” 放在桌上，酒液顺着瓶口往下淌，滴在桌面上晕开一小片湿痕。张知言给我们三个杯子都倒满酒，酒色浑浊，却带着一股烈劲。他用一口蹩脚的巴中话开口，声音沙哑却有力：“今天，就我们三个男人，三个顶梁柱。人这一辈子，走过的路从来都不会一帆风顺，不能因为一次坎就止步不前。”
　　说完，他仰头一口干了杯中酒，辛辣的酒液呛得他咳嗽了几声，随后便打开了话匣子，把藏在心底多年的秘密一一道来。
　　原来，张知言并非他的本名。他出身国民党副官家庭，童年就被战争裹挟，几次与父母失散。成年那年内战爆发，同龄人纷纷投身国军，他却受不了战火的残酷，连夜离家出走，一路辗转到了广西。没有谋生手段的他，只能靠写写字画换口饭吃，好几次差点沦为乞丐。解放后，因家庭背景特殊，他过起了东躲西藏的日子，后来辗转得知母亲离世，父亲远渡台湾，彻底成了孤家寡人。
　　直到有一天，在解放区内，一位路过的解放军军官看着他落魄的样子，竟认定他是自己离散多年的孩子。就这样，他冒用了 “张知言” 这个名字，走进了一个陌生的家庭。那些年，他活得谨小慎微，生怕身份暴露。直到 1960 年，养父转业回西安，看着他依旧浑浑噩噩、战战兢兢的模样，才道出了真相 —— 当年认下他，并非真的以为他是亲生儿子，只是见他一个半大的孩子太过可怜，想帮他一把。养父一家确实有个寄养出去的孩子，便借着这个由头，给了他一个合法的身份。
　　“养父说完那些话，我反倒释怀了。” 张知言又倒了一杯酒，眼神里透着历经沧桑的平静，“颠沛流离这么多年，原名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怎么活下去，怎么活得有意义。” 在养父的帮助下，他两次参加高考，终于考上了专科。可好景不长，□□爆发，养父母一家在他下乡当知青前夕被打倒，他只收到养父一封辗转寄来的信，上面只有短短八个字：“好好活着，吾儿勿念。”
　　“来到区上，不少人看我的眼神带着异样，但更多的人是热心的。” 张知言的声音有些哽咽，“养父的话，还有这里的人情味，一直推着我往上走。”
　　我和刘法德坐在对面，早已红了眼眶。在那个讲究成分、谈 “国” 色变的年代，张知言敢把这样的秘密说出来，需要多大的勇气。而他一路走来的颠沛与坚韧，像一束光，照进了我灰暗的心底，让那份失落渐渐平复。
　　接着，刘法德端起酒杯，先敬了张知言一杯，然后给自己斟满，一饮而尽。“张老师的苦是心里的坎，我这苦，是实打实的穷和难。” 他看着我，黝黑的脸上刻满了与年龄不符的沧桑，“我家在河边，耕地少得可怜，家里六个姊妹，我是老大。十三岁那年，爹娘双双没了，留下三间茅草房和五个弟弟妹妹。”
　　从十三岁起，刘法德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每天一睁眼，就是六张嘴要吃饭，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 不认命。” 十六岁时，他去学打铁，把家里的事交给比他小一岁的弟弟打理；十八岁那年，修路时认识了运输队的人，他天天缠着开拖拉机的师傅，磨了三个月，终于学会了开拖拉机。二十岁那年，靠着全家姊妹东拼西凑，他买下了这台拖拉机，从此就踏上了还债的路。“最忙的时候，一天就吃两个馒头，开着拖拉机转悠到半夜。” 他苦笑了一下，“有一次下大雨，拖拉机差点翻进沟里，我在雨里撑了三个小时，直到有人路过才把车拖上来。”
　　刘法德比我只大五岁，可脸上的皱纹、粗糙的手掌，看着比张知言还要苍老。“其实，我喜欢你三姐很久了。” 他的声音低了下去，带着几分羞涩与无奈，“我早就想来你家提亲，可账没还完，家里就三间茅草房，实在拿不出手。每次听说有人给你三姐说媒，我就恼火，恨自己不能三头六臂，早点给她一个安稳的家。”
　　他抬起头，眼神坚定地看着我：“同国，没有过不去的坎。人生那么长，眼前的这点挫折，算不得什么。”
　　我端起酒杯，滚烫的酒液滑过喉咙，呛得眼泪直流，心里的郁结却一下子散了。“姐夫，法德哥，谢谢你们。” 我哽咽着说，“听了你们的话，我心里敞亮多了。接下来的路，我会好好选，好好走。”
　　张知言点点头：“学校那边有什么安排？”，我答道“学校说，让我回乡里报道，先去劳动，等下一批中专的消息。” “中专也是条好出路。” 张知言思索着说，“出来后能教书，以你的底子，肯定是个好苗子。我明天去县上，找找熟人打听打听消息，看看能不能想想办法。”
　　那一夜，我们三人喝了很多酒，聊了很久。从各自的过往聊到将来的打算，从山里的日子聊到外面的变化，酒液入喉，暖的不仅是胃，更是那颗冷却的心。
　　第二天一早，刘法德就开着拖拉机，带着张知言去了县上。我抱着侄子牛娃子在街上逛了逛，给他买了块水果糖，又帮大姐修好了家里那台老掉牙的收音机。临近下午，我收拾好行李，独自回了村里。
　　回村的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跟着二姐上了山。以前那个沉默寡言的二姐，这次却主动说了不少话。“回来了就多帮帮忙，砍些树。” 她挥舞着斧头，动作麻利，“家里的房子该修补了，你三姐要嫁人，刘法德家树少，盖房得用不少木料，我们山里有的是树，多帮衬帮衬，让你三姐早点有个家，心里安稳。”
　　她顿了顿，又说：“我问过公社了，你就在村里劳动，也能帮着照看家里。闲了去看看刘法德家，二姐这里有些钱，你帮他请个地仙看看屋基，钱够的，你也多去出出力。”
　　我默默应着，心里清楚，二姐故意不上大学的事，还主动跟我说话，是怕我心里难受。她用这种最朴素的方式，让我知道，即便上不了大学，家里也需要我，我已是这个家的顶梁柱。
　　傍晚回到家，看着院里堆着的木料，屋里靠墙放着的电线和灯泡，还有已经更换好的房梁，二姐的身影在我眼里愈发高大。屋里，弟弟妹妹们围着煤油灯看书写字，三姐坐在缝纫机前，“踏踏踏” 地忙着做衣服，爹和娘坐在一旁，有一搭没一搭地唠着家常。屋后的竹子被风吹得 “刷刷” 作响，屋里的灯火温暖明亮，这烟火气十足的场景，让我心里涌起一股暖流。想起当年离开家去县城读书的模样，再看看如今的境遇，我暗暗下定决心，不管将来走哪条路，都得好好走，为了自己，也为了这个家，趟出一片天来。
　　睡觉前，我整理枕头时，摸到了一个硬硬的东西。掀开枕头，是一个手帕包裹的钱包。这时，爹转过身，背对着我，声音有些沙哑：“孩子，收起来吧。这是我和你娘、你大姐、二姐、三姐凑的。在家也别放下书本，坚持读书。你是家里的男丁，不能一直耗着你二姐。”
　　我紧紧攥着那个钱包，手帕的布料粗糙，却带着家人手心的温度。黑暗中，我睁着眼睛，心里五味杂陈。大学的梦碎了，但生活的路还长。中专的机会、家里的责任、未凉的读书梦，像三条岔路摆在面前。经历坎坷，我也渐渐坚定了方向，也许这就是风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