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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风的方向 初中毕业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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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毕业到高中报到的路,没有了当年雨夜抉择的沉重,却多了几分对未知的忐忑与期待。张知言在区中学的薪资和二姐操持的黄纸作坊,让家里的日子渐渐松动,而区上到县里的凿山公路刚好贯通,更是给我的求学路添了几分便利。
出发那天,天刚蒙蒙亮,三姐陆同燕就帮我收拾好了行李 —— 还是那个蓝布包袱,里面裹着洗得发白的换洗衣物、立老师送的《新华字典》,还有她连夜烙的几个玉米饼。邻村的刘法德开着拖拉机来接我,他是三姐当年修路时认识的,皮肤黝黑,笑容憨厚。“同国,坐好了,咱们这就往县城赶!” 拖拉机突突地发动起来,扬起一阵尘土。
三姐把一个手帕包塞到我手里,层层打开,里面是皱巴巴的十元钱,“省着点花,不够就给家里写信。” 我把初中时用过的课本双手递给她,那些书的页角都被我翻得起了卷,上面记满了笔记。三姐接过书,眼眶一下子就湿了,别过脸去抹了抹,声音有些哽咽:“到了县城好好读书,别惦记家里。”
老五已经长到了能跑能跳的年纪,跟在拖拉机后面喊着 “四哥早点回来”。堂哥陆同升也赶了过来,他还是那副淡然洒脱的样子,拍着我的肩膀说:“我高中读完就等中专介绍信,实在不行就去当兵,再不行就回村小学教书,刚好带你五妹、我四妹,将来还能带你六弟同识。” 我忍不住笑了,那年月的山里娃,能选的路确实不多,要么读书跳出农门,要么下地当农民,再或是当兵、教书,仅此而已。
二姐陆同华还是没来道别。娘说,她和爹一早就上山砍竹料去了,作坊里的竹料快用完了。我望着远处云雾缭绕的山坳,心里泛起一丝酸涩,自从大姐出嫁后,二姐就像家里的顶梁柱,沉默地扛起了所有,连道别都舍不得耽误半天功夫。
拖拉机颠簸了大半天,到县城时已是傍晚。我站在县城的街头,整个人都看呆了 —— 第一次见到横跨河流的水泥桥,桥上车来车往;第一次见到六层楼高的洋楼,墙面刷得雪白;还有穿梭不息的汽车,突突作响的摩托车,这些都是我以前只在张知言的描述中听过的东西。刘法德拍了拍我的肩膀:“学校往前直走一里地就到了,我得去送供销社的急货,你自己小心点,遇到事儿就往学校对面的派出所跑。”
我攥着怀里的十元钱,顺着马路往前走。这条路不算远,我却走了将近一个小时,一边走一边打量着这个陌生的世界。到学校时,门卫说报名要等第二天早上,我心里犯了难 —— 早就听说招待所要花钱,肯定不便宜。我在学校附近的招待所门口徘徊了三次,终于鼓足勇气问阿姨:“住宿一晚多少钱?”“一块钱。” 阿姨的回答让我愣了一下,可即便只是一块钱,我也舍不得花。想起刘法德的话,我径直走到派出所的墙根下,打算在这里蹲一晚,能省一块钱是一块钱。
山城的夜风格外冷,尤其是后半夜,刮得我直打哆嗦,裹紧了衣服也不管用。我缩在墙角,心里想着家里的暖炕,想着三姐塞给我的十元钱,咬着牙告诉自己能扛过去。不知过了多久,巡逻的警察发现了我,领头的老警察问明情况后,眼神里带着几分怜惜,或许是想起了他自己年轻时的不易,他让我到传达室坐下,还倒了一杯热水给我,陪着我熬到了天亮。那杯热水的温度,我记了很多年。
第二天一早,我就守在学校大门口,八点刚到,就跟着其他新生一起报了名,顺利住进了宿舍。看着整洁的床铺和窗外的校园,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高中的宿舍是六个人一间,室友们有县城的,也有其他乡镇的,大家都很友善,只是县城来的同学谈吐间总带着一种我没有的从容,让我隐隐有些自卑。
由于回家太远,我一学期才回去一次,生活费大多是张知言托人带来,偶尔刘法德送货时也会顺道捎来。跟家里的联系全靠书信,我和四五个同乡凑钱寄一封信到大姐家,再由大姐带回村里。高一那年,是我和家里通信最频繁的日子,大多时候都是三姐回信,她的字歪歪扭扭,却写得密密麻麻,把家里的琐事一一告诉我:爹的咳嗽好了些,娘在食堂的工分涨了,黄纸作坊的生意不错,老五又长高了多少。偶尔张知言也会写信,告诉我外面的新鲜事,说改革开放的步子越来越大,城里已经有了个体户,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高一下学期,家里又添了一对双胞胎妹妹,是张知言取的名,陆雅凤、陆雅芝,说是城里时兴这样的名字,听起来洋气。
二姐的日子依旧围着家里转。她在作坊旁边开了两亩荒地,种上了玉米和红薯,每天在地里、作坊、家里三点一线地忙碌,话还是那么少,像个沉默的陀螺。娘给她作了三次媒,对方都是邻村的老实人,可每次她都以 “家里离不开” 为由推脱了。后来七妹、八妹出生,家里更忙了,她的婚事也就不了了之。我知道,她心里始终憋着一股气,也藏着一份说不清道不明的遗憾,只是从不肯说出口。
三姐倒是活出了不一样的样子。她执着于满世界找修收音机相关的书籍,信里看的出她对未来,充满着期待,梦想着有一天,从修收音机到修拖拉机,我偶尔也会调侃三姐,不要哪一天没止住修上汽车、火车了。
堂哥陆同升的路没能按他预想的走。他高中毕业后想去当兵,可大爹说什么也不同意,总担心他会像当年被抓壮丁一样,一去不回。即便战争已经远离二十多年,闭塞的山村里,大爹依然沉浸在过去的阴影里。最后,陆同升没能拿到当兵的名额,也没等到中专的介绍信,真的回村小学当了老师,教着我五妹同雅和他四妹,还有我六岁的六弟同识。他写信给我说,看着孩子们求知的眼神,觉得这样也挺好。
我在县城的高中里,也在慢慢成长。除了努力学习,我开始学着适应城里的生活,学着像城里同学一样说话、做事,偷偷观察他们的穿着打扮,模仿他们的言行举止。课余时间,我会去学校的图书馆看书,了解外面的世界,梦想着有一天能拿到大学的推荐信,考上大学,真正走出大山。
寒暑假回家,我成了村里的 “名人”。年轻人出工时都喜欢跟我凑在一起,围着我问县城的样子,问汽车开得有多快,问城里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还总爱确认张知言讲的外面的世界是不是真的。每次我都耐心地跟他们说,说高楼大厦,说电灯电话,说那些他们从未见过的新鲜事物,看着他们眼里的向往,我越发觉得自己肩上的责任更重了。
每次去区上,我都会去大姐家坐坐。总能看到张知言坐在桌前,捧着高中的书籍认真学习。他说,时代在变,知识永远不会过时,他虽然年龄大了,但想试试专科变本科,将来还想考博士。大姐坐在一旁,看着他的眼神里满是崇拜,可我也能看出她眼底的担忧。他们结婚四年了,大姐一直没有怀孕,张知言总宽慰她说,趁年轻多学点东西,将来走出大山再考虑孩子的事,可我知道,知识的落差和迟迟没有身孕,都成了大姐的心病。
高二那年的一天,三姐突然来到了县城,身边还跟着刘法德。看到他们并肩站在一起的样子,我先是愣了一下。三姐笑着告诉我,修收音机确实太难,刘法德介绍她学了缝纫,这次来一是凑够了钱买缝纫机,二是特意来告诉我大姐生了孩子的好消息。“姐夫给取名张旭文,大姐非要叫牛娃子,你说逗不逗?” 她笑得眉眼弯弯,刘法德站在一旁,看着她的眼神满是温柔。我心里那点莫名的别扭渐渐散去,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欣慰 —— 大姐和三姐的日子都在往好的方向走。
送走他们后,我连夜写了一封信,把县城的繁华、学校的趣事、外面的变化一一写下来,特意嘱咐三姐一定要让二姐自己读。我希望这封信能像一缕风,吹进二姐封闭的心里,让她知道,山外面还有不一样的世界,她的人生也可以有别的可能。
那天晚上,我站在宿舍的窗前,望着远处县城的灯火。风从窗外吹进来,带着山城特有的湿润气息。我知道,时代的风已经缓缓吹进了这片闭塞的土地,改变着每个人的命运。而我,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一边是家人的期盼和沉甸甸的责任,一边是未知的远方和心中的梦想。这股风会把我吹向哪里?我是否能抓住这难得的风口,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答案,还藏在未来的岁月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