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萨尔河畔》EchoLilyWoodson

2、chapter2：前路 一九二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

　　纽约入了冬。哈德逊河上吹来的风把整座城市冻成一块铁灰色的冰。安德里希宅的窗户都换上了双层玻璃，壁炉从早到晚烧着，木柴在火焰里发出细碎的爆裂声，但走廊尽头还是冷，冷得人走路想把手缩进袖子里。

　　莉莉·安德里希在这个月满了十七岁。没有办生日会，卢卡斯那天在华盛顿谈一笔铁路的生意，临走前在她床头放了一个深蓝色的丝绒盒子，里面是一条珍珠项链，不大，但光泽很好，在暗处也能看见一层柔和的光晕。莉莉把项链戴上了，对着镜子看了看，又摘下来放回了盒子里。

　　她不知道为什么又摘下来了。也许是因为没有人看她戴。也许是因为戴上了也不知道给谁看。也许是因为她忽然想到，这条项链和卢卡斯送她的所有东西一样，漂亮，贵重，但跟她没什么关系。她是卢卡斯的养女，所以她戴珍珠项链。不是因为珍珠项链适合她，是因为养女应该戴珍珠项链。这个念头让她觉得不舒服，但她说不出哪里不舒服。

　　她这学期去学校的次数越来越少。林肯艺术中学的课程她已经修完了大部分学分，剩下几门考试安排在明年春天。校长麦克纳马拉先生给她写过一封信，措辞客气但意思很明确——要么按时来上课，要么办理休学手续。莉莉把那封信放在书桌上压了三天，第四天早上让罗丝帮她打了个电话给校长，说自己身体不适，需要在家休养一段时间。

　　她没撒谎。但她不舒服的不是身体。

　　身体好治。身体不舒服可以吃阿司匹林，可以躺下休息，可以喝安娜煮的鸡汤。身体不舒服是诚实的、直来直去的病。但她得的那种不舒服不是。那种不舒服是她每天早上醒来，要先想一遍今天要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扮演什么角色。那种不舒服是她站在镜子前换衣服的时候，会盯着自己的脸看很久，想知道这张脸到底是谁的。那种不舒服是薇薇安走了之后留下来的一个空洞，像拔掉一颗牙，舌头总是不由自主地去舔那个地方，舔一次疼一次，但停不下来。

　　十二月十五号那天，莉莉起得很早。天还没亮透，窗外的树枝上挂着一层白霜，街对面的褐色砂石建筑被晨雾裹着，看不清楚轮廓。她穿了一件灰色的高领毛衣和一条深色的裤子，把头发扎成低马尾，下楼的时候霍夫曼已经在门厅等她了。

　　“安德烈先生在地下室等您，”他说，递给她一杯热牛奶，“早餐他让您结束后再吃。”

　　莉莉接过牛奶喝了两口，把杯子还给他，推开走廊尽头那扇通往地下室的门。

　　楼梯很窄，灯是后来才装的，灯泡挂在头顶，投下一小圈昏黄的光。空气里有混凝土的灰尘味和金属的冷气。地下室原本是酒窖，后来卢卡斯让人把一半改成了训练室——地面铺了软垫，墙上挂了几个沙袋，角落里放着一排枪柜，柜子上头还搁着几本磨损严重的靶纸记录册。

　　安德烈·托洛茨基已经在了。他穿着一件黑色的长袖运动衫，袖子推到小臂，正蹲在地上检查一把手枪。他把弹匣卸下来，拉动套筒确认膛内没有子弹，然后站起来，把枪口朝下，转身看着楼梯口的方向。

　　他听到莉莉的脚步声了。他总能听出她的脚步声。右脚落地比左脚重一点点，因为右腿力量更大。他在心里记着这些细节，不是刻意去记的，是不知不觉就记住了。就像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记住了某个人身上的味道，等你意识到的时候，你已经能在人群里闭着眼睛找到她了。

　　“七点零三分，”他说，抬起手腕看了一眼表，“你迟到了三分钟。”

　　“我五分钟前就起床了，”莉莉走下最后一级台阶，“喝牛奶用了两分钟。”

　　安德烈没接话，把枪放在旁边的桌上，从地上拿起两条绷带扔给她。“先缠手，缠完打沙袋。十五分钟，不计次数，我要看你的节奏。”

　　莉莉接过绷带，在手掌和指关节上熟练地缠绕起来。她学这个快一年了，绷带绕过拇指，从手背交叉缠到手腕，每一圈都拉紧，不松不垮。安德烈站在旁边看着，一言不发，等她缠完了两只手，才点了点头。

　　“开始。”

　　沙袋是帆布面的，里面灌了沙子，大概四十斤重，用铁链吊在天花板的横梁上。莉莉站在它面前，双脚分开，重心下沉，左手护住下巴，右手试探性地出了一拳。沙袋晃了一下。她吸了一口气，开始连续出拳——直拳、摆拳、勾拳，步伐跟着移动，身体的重心在两脚之间转换。地下室很冷，她的呼吸在面前凝成白雾，但她的后背很快就湿了。

　　打沙袋的时候她脑子里很空。这是她喜欢这项训练的原因——当你把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拳头和沙袋的接触点上时，你就没有余力去想别的事情了。薇薇安的脸不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卢卡斯的期望不会，安德烈看她的眼神也不会。只有拳头撞击帆布的声音，嘭，嘭，嘭，一下一下的，像心跳，但比心跳可控。

　　安德烈没有给她数数。他站在三米外，双臂交叉抱在胸前，有时出声纠正她的动作——“肘收回去”“左拳别掉下来”“出右拳的时候肩膀送出去”——大多数时候只是沉默地看着。

　　他在看她。不是那种随意的看，是那种专业的、教练式的看。他在看她的重心有没有偏移，看她的呼吸节奏对不对，看她左拳的速度有没有比上周快。但偶尔——他不承认，但确实存在——他会看她这个人，而不是她的动作。比如她出汗的时候额前的碎发贴在皮肤上，比如她咬紧牙关时下颌的线条，比如她打完一组动作后抬头呼气的样子。他看到这些的时候会把目光移开，移到沙袋上，移到墙上，移到任何别的地方。他告诉自己这是在保持专业距离。但真正的原因是他不想让任何人——包括他自己——知道他在看什么。

　　十五分钟结束的时候，莉莉的拳头已经红了。她停下来，弯腰撑着膝盖喘气，汗水从额角淌下来，滴在软垫上。

　　“比上周好，”安德烈说，“左手的摆拳还是慢，但右手的直拳力量上来了。”

　　“你上周也是这么说的，”莉莉直起身，喘着气说，“说我的左拳慢。”

　　“因为你上周左拳就慢，这周还是慢，”安德烈面无表情地说，“这不是我的问题。”

　　莉莉翻了个白眼，但没反驳。她把绷带拆下来，手指有些发抖，不知道是累的还是冷的。她注意到安德烈今天看她的时候眼神有一点点不一样——不是那种检查动作的眼神，是多了一点什么。一点什么？她说不上来。也许是他今天没有在她打沙袋的时候走来走去，而是站在原地没动。也许是他纠正她动作的时候，声音比平时低了一点。也许什么都没有，是她自己多想了。

　　她最近总是多想。什么事都能想到安德烈身上去。训练的时候想他，吃饭的时候想他，睡觉前想他，醒来第一件事也是想他。她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变成了这样。以前她不是这样的。以前她可以一整天不想任何人，专心画画，专心看书，专心做自己的事。现在不行了。现在她脑子里好像多了一个房间，安德烈住在里面，把门关上了，但她知道他在里面。她没办法假装不知道。

　　安德烈递给她一条毛巾，她从柜子里拿出两瓶水，把一瓶扔给他。

　　他们并肩坐在训练室的墙角。莉莉仰头喝了大半瓶水，水顺着嘴角流下来，她用袖子擦了擦。

　　她在想，要不要问他一个问题。关于薇薇安的。关于她自己的。关于那种说不清楚的、堵在胸口的东西。她不知道该不该跟安德烈说这些。他是她的教练，是卢卡斯雇来的人，是“安德烈叔叔”。他不是她的朋友。朋友会说你想听的话，叔叔会说你应该听的话。安德烈会说真话，但真话不一定是你想听的。

　　“安德烈叔叔，”她忽然开口，“你有没有觉得我跟以前不一样了？”

　　安德烈拧开水瓶盖的动作停了一下。“哪方面？”

　　“所有方面，”莉莉说，“我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和朋友在一起，什么都不用想。画画，聊天，放学以后去第五大道的冰淇淋店坐一会儿，讨论哪个男生长得好看，哪个老师讲课无聊。现在——”

　　“现在怎么了？”

　　“现在我觉得那些事情离我很远。不是我不想了，是我想不起来那种感觉了。就好像……好像在读一本很久以前看过的书，你知道你曾经很喜欢它，但你记不清你当时为什么喜欢了。”

　　她没把后半句说出来。后半句是：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变成了一个连自己都不认识的人。

　　安德烈没有马上接话。他拧开瓶盖喝了一口水，把水瓶搁在地上，两只手撑在膝盖上，看着对面墙上那个被拳头砸出无数凹痕的沙袋。

　　他在想她为什么要问他这个问题。她有很多人可以问——卢卡斯，霍夫曼，甚至西奥多。她问他，说明她觉得他能理解。或者她希望他能理解。她在他身上找一种在别人那里找不到的东西。那是什么？是同类的气味？是她也在这条河里、所以他能听懂河水的声音？他不知道。但他知道一件事：她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她开始在地下室训练，从她第一次握枪，从她第一次看那些不该她看的文件。也许更早，从卢卡斯决定让她走上这条路的那一天起，她就开始变了。只是现在才有人指出来。

　　“你十七岁了，”他终于说，“人在十七岁的时候会变。这不是你的问题。”

　　但他在心里想的是：这不是你的问题，这是我的问题。是我教你握枪，是我教你格斗，是我把你从那个只会画画的小女孩变成了现在这个人。如果她变得不快乐，那里面有我的一份。

　　“薇薇安下个星期约了我三次，”莉莉说，“一次去大都会博物馆看新展出的印象派画作，一次去她家过夜看卓别林的电影，一次去中央公园滑冰。我全推了。第一次我说我感冒了，第二次我说卢卡斯要我陪他见客人，第三次我直接没回。”

　　“你感冒了吗？”

　　“没有。”

　　“卢卡斯要你陪他见客人了吗？”

　　莉莉摇了摇头。“他这周在华盛顿，明天才回来。”

　　她在等安德烈问她为什么不告诉薇薇安实话。她想告诉他原因。原因是她不想让薇薇安看到她现在的样子。薇薇安认识的是那个画画、吃冰淇淋、讨论男生长相的女孩。那个女孩已经不在了。但莉莉不知道怎么跟薇薇安解释这件事，所以她选择了最省力的方式——消失。消失比解释容易。解释意味着你要把自己的伤口翻出来给别人看。她不想给薇薇安看她的伤口。但她想给安德烈看。这个想法让她自己都吃了一惊。

　　安德烈转过头看她。他的眼睛是深灰色的，看人的时候很专注，但不带什么感情，像一个在观察标本的科学家。

　　“那你怎么不告诉她实话？”他问。

　　“什么实话？”莉莉把毛巾搭在脖子上，“告诉她我在家里的地下室学怎么用拳头把人打晕，怎么用一把手枪在十五米内打中一个人的眉心，怎么在一对一格斗中折断对手的手臂？告诉她我的养父虽然在纽约大学教金融，但他同时也是伊萨尔河卫盟的话事人，而我正在被培养成一个——一个什么？我也不知道我算什么。杀手？继承人？还是两者之间的一种我自己都叫不出名字的东西？”

　　她的声音在地下室里回荡了一下，很快就被混凝土墙壁吸收了。

　　说出来之后她忽然觉得轻松了一点。这些东西在她脑子里转了太久了，像一团打结的线，越绕越紧。说出来不是把结解开了，是至少让另一个人看到了这个结。安德烈看到了。他看到的是什么样的结？她觉得他应该能理解，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结。

　　安德烈沉默了很久。久到莉莉以为他不打算回答了。

　　“你比大多数人聪明，”他终于开口，“所以你会比大多数人痛苦。聪明的人总是痛苦，因为他们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包括那些他们宁愿看不到的东西。”

　　他在说她自己看不到的东西。她看不到自己已经在这条河里了。她看不到自己正在变成她不想变成的那种人。她看不到薇薇安在茶几上放那张纸的时候，眼睛里除了难过还有别的东西——是松了一口气。因为搬去芝加哥意味着她不用再看莉莉一点一点变成另一个人了。莉莉看不到这些，但安德烈看到了。他看到了，但他没有说。因为有些事情，说出来也不会改变什么，只会让痛苦更具体。

　　他站起来，走到枪柜前，打开锁，从里面取出一把马卡洛夫手枪。这是苏联产的枪，在纽约很少见，是他自己的东西。

　　“你说你变了，”安德烈把枪拿在手里，没有递给她，“你觉得你是变冷酷了，还是变残忍了？”

　　莉莉看着他。“有区别吗？”

　　“有，”安德烈说，“冷酷是你不再为别人哭。残忍是你让别人哭。你还不残忍。你只是开始学会冷酷了。”

　　他见过残忍的人。他自己就是。残忍的人不是天生残忍，是慢慢学会的。先是对别人的痛苦无动于衷，然后是觉得别人的痛苦理所当然，最后是从别人的痛苦里获得快感。他停在第一步和第二步之间。他希望莉莉永远不要走到第一步。但她已经在第一步了。

　　他把枪放回柜子里，重新锁上。

　　“你问我你是不是跟别人不一样。是的，你不一样。你从被卢卡斯带回来的那一天起就不一样了。你知道你是怎么来的吗？”

　　莉莉知道一些。她知道自己是卢卡斯收养的华裔女孩，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要她。卢卡斯从来不谈这件事，她也从来不问。这是他们之间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不问来处，不问归途。

　　但她其实问过自己很多次。在那些睡不着觉的夜晚，在那些不想练枪的日子，在那些看到别人一家三口走在街上的时候。她问过自己：我到底是谁？我为什么被放在这里？我的亲生父母现在在哪里？他们还记得我吗？她从来没有得到过答案。她也从来没有把这些问题说给任何人听。因为她怕说出来之后，答案会比问题更让人难受。

　　“你是被装在洗衣篮里送到天鹅宫门口的，”安德烈说，语气平淡得像在念一份报告，“一九一二年冬天，纽约下了很大的雪。天鹅宫门口的看门人发现你的时候，你在一个柳条编的洗衣篮里，裹着一条旧的羊毛毯子，旁边放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你的名字和出生日期。没有姓。卢卡斯给你加上了安德里希。”

　　莉莉盯着他。她从来不知道这些。

　　她以为她知道。她以为自己做好了准备。但听到“洗衣篮”这三个字的时候，她脑子里出现了一个画面——一个柳条编的篮子，放在雪地里，里面裹着一条旧毯子。那个画面太具体了，具体到她觉得自己就躺在那个篮子里，能感觉到雪落在脸上的冰冷。她从来没有这种感觉。从来没有。她一直觉得自己和那个被抛弃的婴儿之间隔着一条河，她在岸这边，婴儿在岸那边。但安德烈说的话像一座桥，把她送到了河对岸。她现在就是那个婴儿了。她躺在洗衣篮里，雪落在她身上，她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把她放在那里。

　　“卢卡斯告诉你的？”

　　“卢卡斯不会告诉任何人这件事，”安德烈说，“是克劳斯告诉我的。一九一八年，我刚到纽约的时候，克劳斯喝醉了，跟我说了很多。他以为我第二天就会忘，但我没忘。”

　　莉莉的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她把水瓶捏得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手指的关节白得像骨头。

　　“你想知道你的亲生父母是谁吗？”安德烈问。

　　“不想，”莉莉说，声音比她预想的要平稳，“如果我应该知道，卢卡斯会告诉我。”

　　“你真这么想？”

　　莉莉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她在想，她是真的不想知道，还是害怕知道？怕知道之后发现他们是因为不要她才把她放在那里的。怕知道之后发现他们已经死了，或者活着但从来没有找过她。怕知道之后发现答案还不如不知道。她不确定。她唯一确定的是，她不想从安德烈嘴里知道。如果有一天她要知道，她想从卢卡斯嘴里听到。

　　安德烈从她手里拿过那个被捏瘪的水瓶，帮她把盖子拧松，又递还给她。“喝点水，”他说，“你还有四十分钟的格斗训练，然后是靶场。”

　　格斗训练的时候，莉莉比平时更凶。安德烈戴上护具站在她对面，让她出招，她每一拳都比平时重，每一次踢腿都带着一股不加控制的狠劲。安德烈挡下了大部分，但有两次被她的鞭腿扫到侧腰，闷哼了一声。

　　“够了，”安德烈在莉莉第三次尝试锁他喉的时候说，轻轻拍了拍她的手臂，“够了。你累了。”

　　莉莉松开手，退后两步，大口大口地喘气。她的眼睛里有一种安德烈没见过的东西——不是愤怒，不是悲伤，更像是一种被打开了盖子的、压了很久的东西，正在往外涌。

　　她在生谁的气？生亲生父母的气？生卢卡斯的气？生自己的气？还是生安德烈的气——因为他告诉了她真相？她自己也不知道。她只知道她的身体里有一个东西，很大，很热，很胀，找不到出口。打沙袋的时候它不出来，打安德烈的时候它也不出来。它卡在她胸口正中间，像一颗吞不下去的果核。

　　“你今天不去靶场了，”安德烈说，“去冲个澡，吃早饭。下午在书房看伦纳德上周拿来的那些文件。”

　　“我可以打靶，”莉莉说。

　　“我知道你可以。但你不应该在情绪不稳的时候碰枪。”安德烈摘下护具，把拳套扔到角落里，“这是规矩。”

　　莉莉看着他的背影，忽然说了一句：“你为什么不走？”

　　安德烈停下脚步。

　　“伦纳德说你想走，”莉莉说，“他说你一直想走。为什么不走？”

　　安德烈没有转身。他背对着莉莉站了几秒钟，然后慢慢转过来，脸上没什么表情，但眉心那道竖着的纹路比平时更深了。

　　她怎么会问这个？她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这些事的？她不是应该想薇薇安吗？不是应该想学校、画画、那些十七岁女孩该想的事情吗？她为什么在想他走不走？她为什么关心这个？他不想回答这个问题，不是因为他没有答案，是因为答案太长了，长到要说一整个晚上。而且答案里有她。他不想让她知道她在他的答案里。

　　“走，”他说，像是在品味这个字的分量，“走到哪里去？”

　　“你不是苏联出来的吗？回苏联？”

　　“回不去了，”安德烈说，“我离开的方式在那边叫叛逃。回来就是枪毙。”

　　“那去别的地方。欧洲。南美。随便哪里。”

　　安德烈看着她，嘴角动了一下，不算笑，更像是一种苦涩的抽搐。“莉莉，你不懂。有些牢笼没有栅栏，你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你以为你在选择方向，其实你只是在一个更大的笼子里换了一个角落。”

　　他在说他自己。他的牢笼不是苏联，不是伊萨尔河卫盟，不是卢卡斯的雇佣关系。他的牢笼是他自己。他走到哪里都带着他的过去，他的愧疚，他的恐惧。他害怕有一天莉莉看他的眼神会变，从现在的这种——是什么？信任？依赖？他不知道怎么定义——变成别的东西。嫌弃，或者怜悯。他宁愿她嫌弃他。怜悯更可怕。怜悯意味着她觉得自己比他高，而他不愿意在她面前低头。

　　他转身走了。脚步声在楼梯上响了一会儿，然后地下室的门开了又关，关了又开。

　　莉莉一个人坐在训练室的软垫上，膝盖抱在胸前，下巴搁在膝盖上。头顶的灯泡发出细微的电流声，墙上的沙袋还在微微晃动。她看着那个沙袋，看着上面的凹痕——有些是她的，有些是别人的，有些太老了，不知道是哪一年的。

　　她在想他说的话。有些牢笼没有栅栏。你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她的牢笼是什么？是安德里希宅？是“卢卡斯的养女”这个身份？还是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谁这件事？她不确定。但她确定安德烈也有一个牢笼。而且他的牢笼比她的更小，更暗，更冷。他一个人住在里面，不放任何人进来。她想敲门，但他已经把门从里面锁死了。

　　安德烈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她问了两个“为什么不走”——第一个问他，第二个替自己问的。

　　她也没有回答。

　　下午两点，莉莉坐在卢卡斯书房里那张大橡木书桌的侧面，面前摊着一摞文件。伦纳德·布劳恩坐在她对面，手里拿了一支铅笔，正在一份合约上用德语标注着什么。

　　“这部分你看一下，”伦纳德把其中一页推过来，“是关于布鲁克林那个码头仓库的租赁条款。租期十五年，每年租金一万两千美金，对方要求前三年租金减半，后十二年逐年递增百分之三。你算算这个递增比例划不划算。”

　　莉莉拿过那页纸，看了一遍。她学金融快两年了，卢卡斯亲自教她的那些东西——折现率、内部收益率、净现值——已经开始在她脑子里形成一套自动运转的系统。她从笔筒里抽出一支钢笔，在纸张的空白处算了一串数字，然后把结果推回去。

　　“按百分之六的折现率算，净现值是负的，”她说，“如果对方坚持要递增，我们应该要求前五年租金减半，或者把递增比例压到百分之二点五。”

　　伦纳德看了看她算的数字，靠在椅背上，露出一副很满意的表情。他今天穿着一件浅灰色的羊绒衫，领口露出衬衫的白色边，看起来不像在办公，倒像刚打完网球回来。

　　“卢卡斯说你学得快，我还不信，”他说，“现在信了。”

　　“你什么时候不信过？”莉莉把钢笔帽盖回去。

　　伦纳德笑了。“也是。我就不信阿尔伯特一个人说的话。”

　　莉莉笑了笑。但她心里在想别的事。她在想伦纳德知不知道她和安德烈之间的事。当然，她不确定“之间”有没有“事”。但那种微妙的感觉——那种她在安德烈身边时会有的、心跳加速、手心出汗、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感觉——伦纳德看得出来吗？他什么都看得出来。他是伦纳德。他看起来大大咧咧，但什么都知道。她希望他看不出来。她希望这件事只有她自己知道。这样她就可以假装它不存在。

　　伦纳德收拾好桌上的文件，把它们重新装进牛皮纸袋里。“你今天看起来不对劲，”他说，忽然换了一种语气。

　　“哪里不对劲？”

　　“说不上来。你平时坐不住的，今天坐了两个小时没动过。而且你画的那张净现值表，小数点后面四位都算出来了。你要么是在认真过头，要么是在用认真逃避别的什么。”

　　莉莉把钢笔插回笔筒。“我在认真。”

　　“行，”伦纳德站起来，把纸袋夹在腋下，走到门口又回过头，“莉莉，有些话你可能不爱听。但我还是想说。”

　　“你说。”

　　“你跟别人不一样这件事，不是你选的。是卢卡斯选的。他在洗衣篮里看到你的那一刻就替你选了。你没法改变这个事实，就像你没法改变你的肤色、你的身高、你的血型。”

　　莉莉的手指在桌沿上敲了一下。她也想到了洗衣篮。今天第二次了。在地下室是安德烈说的洗衣篮，现在是伦纳德的洗衣篮。她好像逃不掉这个东西了。它像一个标记，烙在她身上。洗衣篮。柳条编的。一条旧的羊毛毯子。纽约下了很大的雪。这些碎片拼在一起，拼成了一个她不认识的人。那个人是她自己。

　　“但是，”伦纳德继续说，“你能选的是你怎么面对这件事。你觉得你在变冷酷，也许不是你在变冷酷。也许是你终于开始看清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只是以前有人帮你把那些脏东西挡在外面了。现在那个帮你挡着的人——卢卡斯——他老了，累了，把那些东西一点一点放进来给你看，让你学着自己去挡。”

　　莉莉没有说话。

　　伦纳德走回来，站在书桌边，伸手揉了揉她的头顶，就像克劳斯常做的那样。但伦纳德揉的方式不一样，力道更轻，时间更短，像是在碰一件容易碎的东西。

　　“你不用急着变成另一个人，”他说，“你才十七岁。你还有时间。”

　　他走了。门没有关严，留了一条缝。走廊里的风从那道缝里钻进来，把桌上那张净现值表的边角吹得微微翘起来。

　　莉莉看着那道门缝，在想伦纳德说的最后一句话。你还有时间。还有时间做什么？变回原来的自己？还是慢慢变成另一个人？她不知道。她只知道时间在走。每分每秒都在走。她十七岁了。再过一年她就十八岁了，就是大人了。但她还没准备好。她连自己是谁都没搞清楚，就要变成一个大人了。这个想法让她觉得喘不过气。

　　十二月十九号，星期四，薇薇安·布莱克在下午四点钟的时候出现在安德里希宅的大门口。

　　她没有提前打电话。霍夫曼来通报的时候，莉莉正在书房里看一份关于芝加哥谷物期货的月度报告。她听到薇薇安的名字，先是愣了一下，然后把手里的报告合上，塞进了抽屉里。

　　“带她去客厅，”莉莉说，“我换件衣服就下来。”

　　她站在衣帽间的镜子前看了自己一会儿。灰色的高领毛衣，黑色的裤子，头发扎着，脸上没有妆，眼睛里有点血丝。她在想，薇薇安会看出什么来吗？会看出她最近没睡好？会看出她变了吗？她希望看不出来。但她知道会看出来。薇薇安是她最好的朋友。最好的朋友总能看出来。

　　她想了想，从衣架上拿下一条红色的围巾围在脖子上，试图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像一个刚从地下室里爬出来的人。

　　薇薇安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手里捧着一杯罗丝给她倒的红茶。她穿着一条深绿色的呢子裙，外面套了一件驼色的大衣，大衣脱下来搭在扶手上。她比莉莉大半岁，个子矮一些，圆脸，浅褐色的头发烫了最新的波浪卷，嘴唇上涂了一层薄薄的口红。

　　她看到莉莉走进来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很复杂。不是单纯的开心，也不是单纯的生气，更像是两种东西搅在一起，分不清哪个更多。

　　“莉莉，”她站起来。

　　“薇薇安，”莉莉走过去，在她对面坐下，没有拥抱，“你怎么来了？”

　　“我给你打了三次电话，你都没接。我给你写了信，你也没回。你家管家说你感冒了，但我刚才在门口看到你了。”

　　莉莉的手指在沙发扶手上弹了一下。薇薇安的语气不对。不是生气，是失望。失望比生气更难受。生气你可以哄，失望你不知道从哪儿开始。

　　“你看到我了？”

　　“你从一辆黑色的车上下来，”薇薇安说，“开车的那个人我见过，去年在学校门口接过你。你说他是你叔叔。但你今天没有感冒，对吧？你从车上下来的时候走路很快，大衣都没系扣子，风那么大你连哆嗦都没打。一个感冒的人不会这样。”

　　薇薇安在观察她。莉莉感觉到了那种目光——不是安德烈那种不动声色的、专业的观察，是薇薇安这种带着关心的、想找出破绽的观察。她以前不怕薇薇安的观察。以前她没什么好藏的。现在她浑身都是要藏的东西。从地下室学到的东西，从文件里看到的东西，从安德烈那里感受到的东西。每一件都不能让薇薇安知道。

　　莉莉端起罗丝给自己倒的茶，吹了吹，没喝。

　　“薇薇安——”

　　“你先听我说完，”薇薇安放下茶杯，杯底磕在碟子上发出一声轻响，“我知道你忙。我知道你家里有很多事情。你爸爸是大财团的人，你有你的责任，我都理解。但你能不能至少告诉我，你到底在忙什么？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你以前会跟我说你看了什么画册，学了什么新技法，和西奥多吵了什么架。现在你什么都不说。我问你，你就说没事。你不觉得这本身就是有事吗？”

　　客厅里的壁炉烧得很旺。火光把薇薇安的脸照得忽明忽暗，莉莉看到她的眼眶红了。

　　莉莉看着她最好的朋友。她们从初中就认识了。一起画画，一起在草地上晒太阳，一起嘲笑班上那个最自以为是的男生。薇薇安知道她怕打雷，知道她吃草莓会把绿色的蒂摘掉再吃，知道她画水彩的时候喜欢先画天空再画别的东西。但薇薇安不知道她现在每天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不知道她在地下室里学什么。不知道她心里有一个名字，她不敢念出来，但一直在念。

　　“我不能告诉你，”莉莉说。

　　“为什么？”

　　“因为——”

　　她顿住了。因为什么？因为她在地下室学怎么打沙袋？因为她在书房里算那些她不应该会算的账？因为她的养父虽然在大学教书但真正做的事情和教书没有半点关系？因为她正在被训练成一个她自己也说不清楚的东西？还是因为她心里有一个名字，她怕说出来就再也收不回去了？

　　“因为有些事情，”莉莉慢慢地说，“说出来对你不好。”

　　“你在保护我？”

　　“我在——”

　　“你在把我推开，”薇薇安打断她，“你在用那种‘我是为你好’的理由把你不想做的事情合理化。你不想和我做朋友了，你就说你在保护我。你不想跟我说你的事情，你就说对我说了不好。”

　　莉莉张了张嘴，又闭上了。薇薇安说得对。她确实在把薇薇安推开。不是因为她想推，是因为她不知道怎么拉。拉意味着让薇薇安进入她的世界。她的世界里有枪，有血，有安德烈。薇薇安不应该在那个世界里。薇薇安应该在画廊、冰淇淋店、有阳光的草地上。她不能把薇薇安拉进来。但她也不知道怎么在她和薇薇安之间建一堵墙，墙那边是薇薇安的世界，墙这边是她的世界。她建不好。所以她只能推。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高一的时候？”薇薇安的声音低了下来，“你跟我说你想当一个画家。你说你最喜欢莫奈，不是他的睡莲，是他画的鲁昂大教堂。你说他画了三十多幅，每一幅的光线都不一样，你想去法国亲眼看看那些画挂在一起是什么样子。”

　　莉莉记得。她记得自己说那句话的时候是春天，她们坐在林肯艺术中学后面那片草地上，阳光很好，一只松鼠从她们面前跑过去。她记得那天她穿了一件白色的衬衫，袖口上沾了蓝色的颜料，怎么洗都洗不掉。她记得薇薇安的头发被风吹得很乱，她把头发拢到一边，露出脖子上一颗小小的痣。她记得这些事情，好像发生在昨天，又好像发生在上一辈子。

　　“你现在还想当画家吗？”薇薇安问。

　　莉莉没有回答。她不知道自己还想不想当画家。她甚至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资格想这个问题。画家是那种可以在阳光下画画的人。她不是那种人了。

　　“你变了，”薇薇安说，这次她的语气很平静，平静得不像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在跟朋友说话，“我不知道你变成了什么样子。但我知道你已经不是以前那个莉莉了。”

　　壁炉里的木头塌了一下，发出轰的一声，火星溅了几粒出来落在炉前的石板上，很快就灭了。

　　“你今天来，”莉莉终于开口，“是想跟我说什么？”

　　薇薇安吸了一口气，把垂到脸前的一缕头发别到耳后。“我想跟你道别。”

　　莉莉的手指停住了。

　　“我爸爸下个月调去芝加哥，”薇薇安说，“我们全家都要搬过去。我本来想，走之前至少跟你见一面，跟你好好说句话。但你一直不回我，我只好自己来了。”

　　“我不知道你要搬走，”莉莉说。

　　“你当然不知道，”薇薇安说，“你连我的电话都不接了，你怎么会知道。”

　　客厅里安静了很久。罗丝从走廊那头探了探头，看到两个女孩面对面坐着谁也不说话，又悄悄退回去了。

　　“薇薇安，”莉莉站起来，走到她面前，蹲下去，和她平视，“我不是不想跟你做朋友。我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你做朋友了。我们生活的世界不一样。你跟我说学校里的那些事，谁和谁在一起了，哪个老师又发了脾气，我都觉得那些事情离我很远。不是不重要，是远了。”

　　“那你告诉我你的事情，”薇薇安说，“你告诉我你在忙什么，我不就离你近了吗？”

　　莉莉摇了摇头。“我不能。”

　　“你不能还是你不想？”

　　“我不能，”莉莉重复了一遍，更慢，更重，“有些事情不是我想告诉你就能告诉你的。它不是我的秘密。它是别人的。很多人的。我没有权利说。”

　　她在想，如果她可以告诉薇薇安一件事，她会告诉哪一件？是地下室的训练？是那些文件？是卢卡斯的真实身份？还是安德烈？她不知道。也许她最想告诉薇薇安的，正是她最说不出口的那一件。

　　薇薇安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了。她没有去擦，就那么让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一直流到下巴，滴在她深绿色裙子的大腿上。

　　“莉莉·安德里希，”她说，“你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也是我见过的最不快乐的人。”

　　莉莉的鼻子酸了。但她没有哭。

　　她为什么不哭？她不知道。也许是因为眼泪已经被别的东西堵住了。也许是因为她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哭。薇薇安失去了一个朋友，她可以哭。但她失去的更多——她失去了自己。失去自己的人才应该哭。但她哭不出来。

　　薇薇安站起来，拿起沙发扶手上的驼色大衣，自己穿好，扣子一颗一颗扣上去。她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张叠好的纸，放在茶几上。

　　“这是我芝加哥的地址，”她说，“如果你以后想写信的话。”

　　她走了。霍夫曼给她开的门，她说了声谢谢，出门的时候没有回头。

　　莉莉蹲在客厅的地毯上，保持着和薇薇安说话时的姿势，膝盖抵着地板，两只手搭在膝盖上。茶几上那张纸叠得整整齐齐，边角压得很平。

　　她伸出手，把那张纸拿起来，展开，看了一遍，又叠回去。

　　她没有放进抽屉。她把它塞进了自己裙子侧边的口袋里。

　　她不知道为什么要带在身上。也许是因为她想离薇薇安近一点。也许是因为她想提醒自己，曾经有一个人，在某个春天的下午，和她一起躺在草地上看过松鼠。那个人已经不在了，但那张纸还在。纸比人长情。

　　那天晚上十一点多，莉莉从书房出来，发现安德烈站在走廊的窗户前。他穿着白天那件黑色运动衫，手里端着一杯威士忌，窗户开了一条缝，冷风从缝里灌进来，把窗帘吹得微微鼓起来。

　　“你怎么还没走？”莉莉走过去。

　　“伦纳德把钥匙带走了，我在等他回来开门，”安德烈说，但嘴角动了一下，显然是在说笑话。安德烈不怎么开玩笑，所以他说笑话的时候总让人需要反应一下才能听出来。

　　莉莉没心情反应。她站到窗户的另一边，从那条缝里往外看。街对面那栋褐色砂石建筑的二楼亮着灯，窗帘没拉上，能看到里面有人在走动，影子一晃一晃的。

　　她在想，安德烈是不是在等她。他知道薇薇安今天来了。他在等她想说话的时候有个人在旁边。他不会主动问。他永远不会主动问。但他会在这里，端着威士忌，站在走廊的窗户前，等她走过来。

　　“薇薇安今天来了，”莉莉说。

　　安德烈没出声。

　　“她说我变了。说我不是以前那个莉莉了。”

　　“她没说错。”

　　莉莉转头看了他一眼。安德烈端着威士忌，琥珀色的液体在杯壁上挂了一圈，折射出窗外的街灯光线。

　　“你今天早上说我还不残忍，只是开始学会冷酷了，”莉莉说，“冷酷和不快乐，是同一种东西吗？”

　　安德烈想了想，想的时间比平时长。“不是，”他说，“冷酷是你不让别人靠近你。不快乐是你不让自己靠近自己。”

　　莉莉把这句话在心里放了一会儿。不让别人靠近你。不让自己靠近自己。她哪一种是她的问题？也许两种都是。她不让人靠近她——她把薇薇安推开了。她也不让自己靠近自己——她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想知道。

　　“你能教我怎么让自己靠近自己吗？”她问。

　　安德烈低头看着杯子里的威士忌，灯光透过酒液在他的手指上投下一小片琥珀色的光。“我要是知道，”他说，“我就不会站在这里了。”

　　他说的是实话。他一直在逃离自己。从苏联逃到慕尼黑，从慕尼黑逃到纽约，从纽约逃到安德里希宅的地下室。他逃了三十多年，从来没有停下来过。停下来就要面对自己。面对自己就要承认那些他不想承认的东西——他的孤独，他的恐惧，他对一个十七岁女孩的、不该有的感情。所以他一直逃。站在走廊的窗户前喝威士忌也是一种逃。因为至少他手里有东西，有事情做，不用面对空荡荡的房间和更空荡荡的自己。

　　走廊尽头传来霍夫曼关窗的声音，一扇，两扇，三扇。然后是指针指向十二点的钟声，从楼下的客厅传上来，闷闷的，像隔了一层棉被。

　　莉莉把手伸进裙子侧边的口袋里，摸到那张叠好的纸，纸的边缘有点扎手。她没有拿出来，就只是摸了摸，确认它还在。

　　“安德烈叔叔，”她说。

　　“嗯。”

　　“谢谢你今天早上告诉我那些事。关于洗衣篮的。”

　　安德烈把威士忌喝完，把空杯子搁在窗台上。“你不用谢我，”他说，“知道自己的来处不是什么好事。但不知道更糟。你至少有个选择。”

　　他在想，他告诉她洗衣篮的事，是不是做错了。也许有些真相不应该说出来。也许她应该继续活在“不知道”的状态里，继续当那个没有过去的莉莉。但她也应该知道她是从哪里来的。不是每个人都能有一个干净的开始。她没有一个干净的开始，他也没有。他们在这方面是一样的。他希望她能接受这一点，就像他希望自己也能接受自己的过去一样。但他没有。所以他没资格劝她接受。

　　他转身走了。莉莉听到他下楼的脚步声，和下午走的时候一样，一步一顿，不快不慢。

　　她站在走廊的窗户前，冷风从那条缝里持续地灌进来，把她的头发吹到脸上。她把窗户开大了一点，让更多的风吹进来。十二月的纽约冷得能冻掉耳朵，但她不觉得冷。

　　她在想，他说“知道自己的来处不是什么好事”。他在说他自己。他的来处是苏联的孤儿院，是莫斯科的街头，是那些他从来不讲的故事。她不知道他的来处。他从来不谈。她只知道他一九一八年到了纽约，在这之前是一片空白。像她一样，一片空白。也许这就是她对他有那种感觉的原因——因为他们是同类。两个没有来处的人，在这座城市里，在同一栋房子里，互相看到了对方。

　　安德里希宅在她身后沉默着。卢卡斯还在华盛顿没回来，西奥多在他自己房间里应该已经睡了，霍夫曼在楼下锁好了所有的门，安娜在厨房里已经把明天早餐要用的面团揉好了放在灶台边醒着。一切都有条不紊，一切都按部就班，一切都像河水的流动，不停，不息，不问岸上的人想不想停。

　　莉莉把窗户关上了。

　　她走到自己房间门口，推门进去，没有开灯。她摸着黑走到床边，坐下，从口袋里拿出那张纸，放在床头柜上。然后她躺下去，把被子拉到下巴，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

　　天花板上什么都没有。没有裂缝，没有水渍，干干净净的一片白，像一张还没画过东西的画布。

　　她想起薇薇安说的那句话——你说你想当一个画家。你想去法国看莫奈的鲁昂大教堂，三十多幅，每一幅的光线都不一样。

　　天花板还是白的。

　　她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是荞麦壳的，沙沙地响，像河水的声音。

　　她在想，那个想当画家的女孩去了哪里。她还在吗？还是已经被埋在了地下室的沙袋和书房的文件下面了？她不知道。她只知道那个女孩的声音越来越小了。也许有一天她再也听不到了。她应该难过，但她太累了，累到连难过都没有力气了。

　　她闭上眼睛。在黑暗中，她看到了一双深灰色的眼睛。那双眼睛在看着她。不是现在的看，是很多年前的看。从她九岁的时候就开始的看。她没有睁开眼睛。她让那双眼睛留在黑暗中，陪着她。

　　枕头还在沙沙地响。荞麦壳的声音。河水的声音。时间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