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萨尔河畔》EchoLilyWoodson

1、Chapter1:生日 一九二九年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

　　纽约入了秋，哈德逊河上的风裹着凉意往城里灌，把第五大道的梧桐叶吹得满地都是。安德里希宅坐落在上东区最安静的那条街上，临街的铁栅栏刚被漆匠重新刷过，黑得发亮，在下午四点钟的光线里泛着一层冷光。宅子是一八八几年建的，石头墙面被岁月啃出些斑驳，但窗户擦得干净，从街对面能看到里面水晶吊灯折射出的光点。

　　这栋宅子是卢卡斯·安德里希一九二〇年买下的。那一年他二十八岁，刚在纽约站稳脚跟。买房子的时候克劳斯说他疯了，说这房子太大了，你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干什么。卢卡斯没解释。但莉莉后来想，也许他知道自己会慢慢把这些人聚拢到一起——西奥多，威廉，霍夫曼，安娜，罗丝，还有那些来来去去的人。一栋大房子就是一个容器，他把所有捡来的、收留的、离不开他的人都装进去。他自己也装进去。

　　管家麦克劳德·霍夫曼天没亮就起来了。他在安德里希宅干了二十三年，从不来梅漂洋过海来的那年才三十九岁，如今已是个两鬓花白的老头子。他站在大厅中央，双手叉腰，仰头看了看吊灯上有没有灰，又弯下腰用指尖摸了摸壁炉台的木雕纹理，确认一丝尘土也没有，才直起身子，对身旁的两个女佣点了点头。

　　“花送来了没有？”他问。

　　“十分钟前到的，”罗丝·沙利文说。她比莉莉大八岁，今年二十五，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围裙，头发用发夹利索地别在耳后，“康乃馨和满天星，按您的吩咐摆在了大厅和餐厅。少爷那间没放，卢卡斯先生说少爷不喜欢花香熏屋子。”

　　霍夫曼嗯了一声。

　　“厨房那边呢？”

　　“安娜天没亮就在忙了，”罗丝笑了笑，“她已经骂过两个帮厨了。”

　　霍夫曼也笑了。他转身往厨房走，皮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不紧不慢的声响。

　　罗丝站在原地看着霍夫曼的背影，心里想着这位老管家在安德里希宅的二十三年。他是看着卢卡斯从一个锋芒毕露的年轻人变成今天这个沉默寡言的话事人的。他见过卢卡斯最高兴的时候——一九一九年拿下话事权的那天晚上，卢卡斯破例喝了一整瓶威士忌，醉倒在书房的沙发上，霍夫曼把他背到卧室，给他脱了鞋，盖好被子。他也见过卢卡斯最不高兴的时候——太多了，多到数不清。但霍夫曼从不评价。他只是做事，做完事，回自己的房间，关上门。罗丝有时候想，霍夫曼也许是最了解这栋宅子的人，但他什么都不会说。

　　安娜·穆勒正在灶台前翻一只烤鹅。她今年四十七，手臂粗壮，系着一条蓝白格子的围裙，额头上沁着一层薄汗。厨房里弥漫着肉香和黄油的甜味，窗台上搁着一排刚出炉的小面包，表面烤得金黄，冒着热气。

　　“霍夫曼，”她头也没抬，“你来得正好。你尝尝这个酱汁。”

　　她舀了一小勺深棕色的肉汁递过去。霍夫曼接过勺子吹了吹，抿了一口。

　　“淡了。”

　　“我也觉得，”安娜皱着眉头也尝了一口，“再放点盐。还有迷迭香也得加。西奥多小时候就爱吃迷迭香烤的肉，你还记得吗？他十岁那年第一次来宅子里过圣诞，吃了我整整半只羊腿。”

　　安娜说着这话的时候，脑子里出现的是西奥多十岁的样子——瘦瘦小小的，坐在餐桌前，面前的盘子堆得像小山一样高。他吃东西的时候很认真，一口一口的，不浪费一粒米。安娜那时候就喜欢这个孩子了。不是因为他乖，是因为他眼睛里有一种东西，一种“我知道我不是这里的主人但我很感激能在这里”的东西。安娜自己也是从底层爬上来的，她认得那种眼神。

　　霍夫曼记得。那孩子吃得满嘴油光，卢卡斯坐在对面看着，难得地笑出了声。卢卡斯不常笑。他笑的时候嘴唇只是微微上扬，眼睛里的光倒是亮的。霍夫曼跟了卢卡斯这么多年，见过他真心笑过的次数一只手数得过来。西奥多十岁生日那次是其中一次。

　　“今天人多，”霍夫曼说，“阿尔伯特先生、伦纳德先生、安德烈先生、克劳斯先生都要来。弗利茨先生也来。”

　　安娜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

　　“弗利茨也来？”

　　“弗利茨也来，”霍夫曼平静地重复了一遍，“卢卡斯先生亲自请的。”

　　安娜没再说什么，转身去拿盐罐。她心里在想弗利茨。那个孩子以前常来，和阿尔伯特、伦纳德一起来，三个人坐在厨房门口的长凳上聊天，安娜给他们煮咖啡，弗利茨总是说“安娜阿姨的咖啡是纽约最好的”。那是几年前的事了。后来弗利茨不来了。安娜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但她能猜个大概——在这栋宅子里，人来了又走，走了的很少回来。弗利茨是第一个回来的。安娜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下午五点刚过，客人开始到了。

　　第一个来的是克劳斯·海因里希。他四十七岁，是卢卡斯的表哥，也是一起从德国打拼过来的老兄弟。他穿了一套深灰色的西装，没打领带，衬衫最上面的扣子敞着，露出一截粗壮的脖子。他进门的时候大衣没脱，先站在门口扫了一圈大厅，像是要确认什么东西还在不在原来的地方。

　　克劳斯每次来都这样。他在确认这栋房子还是不是他记忆中的样子。不是因为他怀旧，是因为在伊萨尔河卫盟这些年，太多东西变了。卢卡斯变了，阿尔伯特变了，伦纳德变了，弗利茨走了，安德烈来了。只有这栋房子没变。门廊的柱子没变，楼梯的扶手没变，客厅的壁炉没变。克劳斯需要这些不变的东西，不然他会觉得自己活在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里。

　　“麦克劳德，”他朝霍夫曼喊了一声，嗓门大得像在训兵，“卢卡斯呢？”

　　“先生在书房，说您来了就上去找他。”

　　“行。”克劳斯走了两步又回头，“酒备好了没有？我今天想喝莱茵高的雷司令。”

　　“伦纳德先生上周就从德国带了两箱回来，已经冰着了。”

　　克劳斯咧嘴笑了，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这小子，别的事不上心，这种事从来不耽误。”

　　他上楼去了。拐过楼梯转角的时候，正好碰见莉莉从走廊那头过来。莉莉今年十七岁，穿着一件浅蓝色的羊毛裙子，头发编成一条辫子搭在肩上。她手里抱着一摞书，看见克劳斯就笑了。

　　“克劳斯叔叔！”

　　“莉莉，”克劳斯伸手揉了揉她的头顶，“又去图书馆了？”

　　“借了几本画册，”莉莉把书往怀里拢了拢，“薇薇安推荐给我的，说是佛罗伦萨一个画家的作品集。”

　　“你那个同学？”克劳斯点点头，“挺好，挺好。你今天别光看书了，西奥多过生日，你得下来陪着。”

　　“我知道，”莉莉说，“我放完书就下来。”

　　克劳斯又揉了揉她的头发，上楼去了。

　　莉莉抱着书往自己房间走，路过西奥多的房间时停了停。门半开着，她往里面瞥了一眼。西奥多站在穿衣镜前，正在系领带。他今天穿了一套藏青色的西装，是卢卡斯让人从伦敦萨维尔街定做的，料子很好，暗纹在光线下若隐若现。他对着镜子试了好几次，领带怎么打都不满意，拆了又系，系了又拆。

　　莉莉站在门口看着西奥多的背影。她认识他十四年了。十四年前的西奥多比现在矮一半，穿着一件太大的白衬衫，站在楼梯上怯生生地看着她。十四年后的西奥多比她高半个头，肩膀宽了，声音变了，但紧张的时候还是会摸左边的耳朵。有些东西变了，有些东西永远不会变。她想，如果这世上有一个人是她永远不会失去的，那个人应该是西奥多。

　　“要不要帮忙？”她敲了敲门框。

　　西奥多从镜子里看到她，耳朵红了一下。“不用，”他说，“我会系。”

　　“你已经系了十分钟了。”

　　“没有十分钟。”

　　莉莉笑着走进来，把书搁在他床上，伸手接过他手里的领带。她手脚麻利地打了个温莎结，推上去贴住他领口，又帮他整了整衣领。

　　“好了。”

　　西奥多低头看了看，嘟囔了一句“谢谢”。他今年刚满十八，个头已经蹿得比莉莉高了半个头，肩膀也宽了，但脸上的线条还没完全长开，带着点少年的柔和。他皮肤晒得黑，因为夏天的时候卢卡斯带他去长岛的马场住了两个月。

　　“紧张什么？”莉莉歪着头看他，“来的都是你认识的人。”

　　“不是紧张，”西奥多说，顿了顿，“阿尔伯特先生跟我说，今天要宣布一件事。”

　　莉莉的手停了一下。

　　“什么事？”

　　“他没说。但他让伦纳德先生也来了，安德烈先生也来了。平时不会这么多人。”

　　莉莉看着他，过了一会儿才说：“不管是什么事，你都应付得来。”

　　她说这话的时候心里其实没底。但她不能在脸上露出来。西奥多需要她稳，她就稳。这是她在这栋宅子里学到的第一课——你可以不稳，但你不能让别人看出来你不稳。

　　西奥多没接话，对着镜子整了整袖口。他的袖扣是银质的，上头刻着荣格家族的徽章——一只展翅的鹰。那是他父亲罗宾·荣格留下来的东西，一九一五年罗宾在战场上丧命前托人送回纽约的。

　　莉莉认识西奥多的时候才三岁，卢卡斯牵着她走进安德里希宅的大门，楼梯上站着一个比她大不了多少的小男孩，穿着一件太大了的白衬衫，袖口挽了好几道，怯生生地看着她。那是西奥多，罗宾·荣格的遗孤，卢卡斯发小的儿子，被接到宅子里来养大。

　　那一年西奥多四岁。

　　他们一起长大，共用过一个画师学素描，在同一个餐桌对面坐了十四年。莉莉知道他紧张的时候会摸左边的耳朵，知道他吃鸡蛋不吃蛋黄，知道他晚上睡不着会去厨房偷安娜做的布丁吃。西奥多也知道莉莉画画的时候会咬笔杆，知道她怕打雷但从来不说，知道她嘴上说不在乎的事其实都在乎得要命。

　　“走吧，”莉莉拍了拍他的肩膀，“客人都到了。”

　　六点钟，大厅里热闹了起来。

　　阿尔伯特·施瓦茨来得比预想的早。他二十九岁，比伦纳德大一岁，身材修长，一头深褐色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戴着一副金丝眼镜。他进门的时候大衣和帽子递给霍夫曼，顺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扁平的礼物盒递给罗丝，让她放到客厅的礼物桌上。

　　“西奥多在哪儿？”他问。

　　“刚和莉莉小姐下楼，在客厅呢。”

　　阿尔伯特点了点头，大步往客厅走。他走路的时候背挺得笔直，每一步跨出去的距离都差不多，像是在计算过似的。这个习惯是从小养成的。卢卡斯教他走路要稳，步子要匀，因为“别人看你的第一步就知道你是什么人”。阿尔伯特把这句话刻在了骨头里。他走路的样子让人一看就知道——这个人不是好惹的。

　　他在客厅门口停了停，看见西奥多正站在壁炉旁和克劳斯说话，莉莉在旁边端着杯苹果酒听。

　　阿尔伯特看着西奥多的侧脸，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这孩子越长越像他父亲了。不是长相，是那种气质。罗宾·荣格活着的时候就是这样，站在人群里不说话，但你就是能感觉到他的存在。西奥多继承了这个。这是天生的，教不会。阿尔伯特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心里有一种复杂的情绪——欣慰，也有一点嫉妒。他自己不是那种人。他站在那里，别人会注意到他，不是因为他的气场，是因为他的衣服、他的眼镜、他的姿态。那些都是后天修来的。西奥多的东西是天生的。这不一样。

　　“西奥多，”阿尔伯特走过去，伸出手。

　　西奥多转过身，和他握了手。“阿尔伯特先生。”

　　阿尔伯特拍了拍他的肩膀，力道恰到好处。“十八岁了。从今天起你就是大人了。”

　　“还差几个月才能喝酒呢，”克劳斯在旁边插嘴。

　　“在德国十八岁就能喝了，”阿尔伯特笑着说。

　　“问题是咱们现在不在德国，”克劳斯端起自己那杯雷司令，故意在西奥多面前晃了晃，“别着急，小伙子，该来的都会来。”

　　伦纳德·布劳恩和安德烈·托洛茨基一起来的。

　　伦纳德穿了一件深褐色的花呢外套，没打领带，领口松松地敞着，看起来比阿尔伯特随意得多。他有一张让人看了就舒服的脸，眉眼弯弯的，嘴角天生往上翘，好像随时都在笑。安德烈跟在他身后，三十岁不到的苏联人，五官棱角分明，眉头像是永远微微蹙着，嘴唇抿成一条线。他穿了件黑色的高领毛衣，外面套了一件灰色的西装上衣，在这种场合里显得有点格格不入。

　　伦纳德和安德烈是一九一八年认识的。那时候伦纳德十七岁，安德烈十八岁。安德烈从苏联逃出来，辗转到了慕尼黑，被汉斯·霍恩收留。伦纳德去看他姑父汉斯的时候遇到了安德烈。两个少年在厨房里喝了一碗汤，聊了一个晚上。伦纳德说了什么，安德烈说了什么，后来两个人都记不清了。但那天晚上之后，他们成了朋友。十一年了。伦纳德是安德烈在这世上为数不多的、称得上朋友的人。

　　“路上堵车了，”伦纳德一进门就扬声说道，像是在跟所有人解释，又像是在跟空气说话，“安德烈非说要走路来，我说走路要四十分钟，他说四十分钟不算远，我说四十分钟还不算远你的腿是铁打的吗——”

　　“到了就行，”安德烈简短地打断他。

　　“你这个人，”伦纳德摇了摇头，笑着朝客厅走去。经过霍夫曼身边时他低声问了句“酒冰好了没有”，霍夫曼点了点头，他满意地拍了拍管家的胳膊。

　　莉莉远远地看见安德烈，端着酒杯走过去。

　　她走向安德烈的时候，心跳比平时快了一点。她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安德烈是她的教练，是她叔叔辈的人，是她从六岁起就认识的人。她不应该因为朝他走过去就心跳加速。但她的心跳确实加速了。她没有深想。或者说，她故意没有深想。有些东西，你一旦去想，就再也回不去了。她还没准备好回不去。

　　“安德烈叔叔。”

　　安德烈的表情柔和了一些。“莉莉。”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用牛皮纸包着的小包裹递给她，“给你的。”

　　“今天又不是我生日。”

　　“不是生日礼物，”安德烈说，“上次你说想看的书，我找到了。”

　　莉莉拆开纸包，是一本俄文版的《战争与和平》，封面已经泛黄了，书脊上的烫金字磨得看不大清。她翻了翻，里面有不少用铅笔做的批注，字迹又小又密，是安德烈自己的笔记。

　　安德烈把自己读过的书送给她的时候，心里想的是：这本书里有我。我的批注，我的想法，我用铅笔划过的句子。你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但这些字迹知道。它们是我的一部分。我把它们给你，等于把一部分我给了你。你读的时候，会知道我读过它。你在同一行字上停留的时候，我的眼睛也在那里停过。你不认识十九岁的我，但十九岁的我在这本书里。

　　“你把你做的批注也给我了？”莉莉抬头看他。

　　“你用得着，”安德烈说，“你上次写的那个东西，关于战争场面的描写，我看了。托尔斯泰写拿破仑战争的那几章你应该再看看，尤其是安德烈公爵在奥斯特里茨受伤的那段。”

　　莉莉点了点头，把书抱在怀里。“谢谢你，安德烈叔叔。”

　　安德烈嗯了一声，目光已经飘到了客厅另一头。伦纳德正在和西奥多说话，不知说了什么，西奥多笑了，露出两颗虎牙。安德烈看着他们，眉头稍稍舒展了一些。

　　他在看伦纳德。伦纳德是他的锚。这个嘻嘻哈哈、看起来什么都不在乎的人，是安德烈在这世上最信任的人。如果有一天安德烈要逃走，他只会告诉伦纳德。不是因为伦纳德会帮他逃——伦纳德大概会劝他留下——是因为伦纳德是唯一一个他走了之后会觉得对不起的人。

　　最后到的是弗利茨·瓦格纳。

　　他进来的时候大厅里的声音明显低了几拍。弗利茨穿了一套黑色西装，白衬衫，系了一条暗红色的领带，整个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成。他和阿尔伯特、伦纳德同岁，今年二十九，但他们之间的距离不像同龄人，倒像隔着一整条河。他在门口站了片刻，扫了一圈客厅里的人，像是在确认谁在谁不在。

　　弗利茨站在门口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他在想，他为什么来了。他不想来的。卢卡斯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差点说“不”。但他说了“好”。因为卢卡斯的声音还是那个样子，低沉，平稳，不带任何感情，但你知道他在看着你。弗利茨离开了伊萨尔河卫盟，但他没有离开卢卡斯。不是他不想，是卢卡斯不放。卢卡斯不放任何人。他把你捡回来，你就永远是他的了。弗利茨恨这一点，但他也佩服这一点。

　　“弗利茨，”阿尔伯特先开口，走过去和他握了手，“好久不见。”

　　“阿尔伯特，”弗利茨点了点头，声音不大。

　　伦纳德也走了过来。他伸出右手，弗利茨和他握了握。两个人对视了一秒，伦纳德笑着说：“你瘦了。”

　　“政府的工作忙，”弗利茨说，“不比你们清闲。”

　　这话听不出是客套还是带了别的意思。伦纳德没追问，只是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今晚多吃点，安娜做了你爱吃的巴伐利亚烤猪肘。

　　弗利茨点了点头，脸上没什么表情，但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他咽回去的那句话是：你们还知道我爱吃什么。他以为他们忘了。他没说出来，因为他不想让他们知道他还在乎这些。他已经走了，走的时候说了那些话，现在回来吃一顿饭，不应该显得他还惦记着什么。

　　七点钟，卢卡斯·安德里希从楼上下来了。

　　他三十七岁，穿了一套深灰色的三件套西装，马甲的扣子全部系好，口袋里别着一块怀表的金链子。他身材保持得很好，肩膀宽，腰身窄，走路的时候步态沉稳，每一步都踩得很实。他的头发从中间分开，往后梳得油光水滑，鬓角已经能看到几根白发。他的脸在年轻的时候大概算是英俊的，现在更多的是让人不敢直视的威严——眉骨高，眼窝深，看人的时候目光像一把没出鞘的刀，不伤人，但你知道它在。

　　卢卡斯下楼的这几秒钟里，客厅里的每个人都在看他。每个人看他的眼神都不一样。克劳斯看他，看的是少年时就认识的那个兄弟，心里想的是“这条路我们走了这么久，你累不累”。阿尔伯特看他，看的是老师，是话事人，是那个他想要超越但又永远不敢超越的人。伦纳德看他，看的是一位父亲般的角色，心里想的是“你老了”。安德烈看他，看的是雇主，是把他从慕尼黑的泥潭里捞出来的人，是他欠了一辈子债的人。莉莉看他，看的是父亲。唯一的父亲。

　　大厅里的人纷纷站直了一些。克劳斯放下酒杯，阿尔伯特微微颔首，伦纳德收起了嬉笑的表情。只有莉莉没动，她站在原地，朝卢卡斯笑了笑。

　　卢卡斯扫了一眼客厅，目光在每个来客脸上停了不到一秒，最后落在西奥多身上。

　　“西奥多，”他走过去，语气平稳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生日快乐。”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扁平的黑色皮盒，递过去。西奥多接过来打开，里面是一块百达翡丽的手表，表盘是银白色的，刻度用罗马数字标出，表壳背面刻着一行小字：To Theodor, from Lucas. 1929。

　　“这是您父亲当年戴的牌子，”卢卡斯说，“我找人订制的。”

　　西奥多把表翻过来看了看那行字，喉结上下滚了一下。“谢谢您，卢卡斯先生。”

　　卢卡斯把手放在他肩膀上，摁了摁，没再说别的。

　　那只手按在西奥多肩上的时候，西奥多感觉到了一种重量。不是手的重量，是别的什么。是期望，是托付，是一种“我把你父亲的担子放在你肩上了”的重量。西奥多深吸了一口气，把背挺得更直了。

　　晚宴摆在餐厅里。长条桌铺着白色的桌布，中间摆了两排银质的烛台，蜡烛已经点上了，火光把每个人的脸映得忽明忽暗。安娜带着帮厨把菜一道道端上来，烤鹅、烤羊腿、德式烤猪肘、土豆饺子、红甘蓝、蘑菇浓汤，还有一整条三文鱼，用莳萝和柠檬片点缀着，摆在长盘里像一件工艺品。

　　克劳斯坐在卢卡斯的右手边，左手边坐着阿尔伯特。伦纳德坐在阿尔伯特对面，安德烈挨着伦纳德，莉莉坐在西奥多和安德烈之间。弗利茨坐在桌子的远端，靠近克劳斯那一侧。西奥多坐在正中间，面朝着卢卡斯。

　　莉莉注意到安德烈坐在她旁边。她不知道这是谁安排的座位。也许是霍夫曼，也许是随机的。但她注意到了。她注意到他的手臂离她的手臂只有几英寸。她注意到他拿起酒杯的时候，手指很长。她注意到他看人的时候不喜欢直视，总是微微偏一点头，好像在听你说话之前已经在听别的东西了。她注意到了所有这些，然后告诉自己：别看了。

　　酒开了好几瓶。莱茵高的雷司令、摩泽尔的黑皮诺、还有几瓶香槟。克劳斯带头敬了西奥多一杯，说祝他成人，祝他健康，祝他和莉莉一样争气。莉莉在底下踢了克劳斯一脚，克劳斯装作没感觉到。

　　吃到一半的时候，阿尔伯特放下刀叉，拿餐巾擦了擦嘴，端起酒杯站起来。

　　“我想说几句，”他的声音不大，但餐桌安静了下来。

　　他转向西奥多。“我认识西奥多的时候他六岁，坐在楼梯上，手里拿着一本画册在涂颜色。我问他画的是什么，他说画的是伊萨尔河。我说你见过伊萨尔河吗，他说没有，但我父亲见过。”

　　餐桌上一阵沉默。

　　阿尔伯特在说这段话的时候，脑子里出现的是十六年前的画面——那个坐在楼梯上的小男孩，赤着脚，画册摊在膝盖上，蜡笔握得很紧。阿尔伯特当时二十一岁，刚跟着卢卡斯从德国到纽约不久。他蹲下来和小男孩说话的时候，小男孩抬头看了他一眼。那个眼神让阿尔伯特记住了。不是孩子的天真，是孩子的认真。那种“我知道我画得不好但我在努力画好”的认真。阿尔伯特在那个眼神里看到了一种东西——这个人不会放弃。

　　阿尔伯特接着说：“十四年前罗宾先生托付给卢卡斯先生的时候，西奥多才四岁。谁也不知道这孩子将来会是什么样。但现在大家都看到了。”他看着西奥多的眼睛，“你十五岁开始接触党内事务，十九岁被选为继承人候选人之一。这四年里你没有出过一次岔子，没有让任何人失望过。”

　　“阿尔伯特先生——”

　　“让我说完，”阿尔伯特抬起一只手，“今天是你十八岁的生日。按照伊萨尔河卫盟的规矩，从今天起你有资格正式参与党内核心事务的决策。卢卡斯先生和我商量过了，从下个月开始，你将作为我的副手，参与长老院的例行会议。”

　　餐桌上一片安静。连克劳斯都放下了刀叉。

　　西奥多的脸在烛光下看不太清颜色，但他的手指搭在桌沿上，指节微微发白。他在想：来了。卢卡斯看他的时候在想什么？他在想罗宾。罗宾如果还活着，今天会坐在哪里？会坐在西奥多旁边，还是坐在卢卡斯旁边？他会对西奥多说“好样的”，还是会说“这条路不好走，你要想清楚”？卢卡斯不知道。罗宾死了十四年了。死人不会说话。活着的人替死人做决定。卢卡斯替罗宾做了决定。他希望自己没有选错。

　　“阿尔伯特先生，”西奥多的声音还算平稳，“我会努力的。”

　　“我知道你会，”阿尔伯特说，端起酒杯，“敬西奥多。”

　　“敬西奥多，”所有人都端起了杯子。弗利茨也端了起来，但动作慢了半拍，像是犹豫了一下才跟上。

　　弗利茨犹豫的那一下，是因为他在想：我曾经也是卢卡斯的学生。我也坐在这张餐桌旁。阿尔伯特敬酒的时候也喊过我的名字。现在我坐在这里，像一个外人。不是他们把我当外人，是我自己把自己变成了外人。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我不后悔。但我还是慢了半拍。

　　莉莉碰了碰西奥多的杯子，朝他眨了眨眼。西奥多勉强笑了一下，喝了一大口酒，被辣得咳嗽了两声。伦纳德在旁边递了杯水给他，笑着说“慢点喝，没人和你抢”。

　　安德烈始终没怎么说话。他吃了几口菜，喝了半杯酒，大部分时间都在看桌上的烛光。伦纳德在桌子底下用脚尖碰了碰他的鞋，他才回过神来，拿起杯子朝西奥多举了举，什么也没说，一口闷了。

　　安德烈在想什么？他在想，这个孩子在走一条他也在走的路。但西奥多是被选中的，而他是被捡来的。不一样。被选中的人有退路，被捡来的人没有。西奥多如果不想干了，卢卡斯会难过，但不会拦他。安德烈如果不想干了——他不知道卢卡斯会怎样。他不敢试。

　　弗利茨坐在远端，面前的烤猪肘几乎没动。他端着酒杯，目光从卢卡斯移到阿尔伯特，又从阿尔伯特移到西奥多，最后落在自己杯中的酒面上，像在找什么东西。

　　他在找一样东西——他离开的理由。他需要不断确认自己离开是对的。每确认一次，就能多撑一天。今天在来的路上他确认过了。现在他又不确定了。坐在这个餐桌旁，闻着安娜做的菜的味道，听着克劳斯的笑声，他忽然觉得离开是一个错误。但他不能承认。承认了就意味着他这六年白费了。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花了六年时间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晚宴快结束的时候，莉莉注意到弗利茨站起来往外走。她等了片刻，也放下餐巾跟了出去。

　　弗利茨站在门廊上，大衣没穿，就这么穿着衬衫站在十月底的夜风里，手里夹着一根没点的烟。

　　“弗利茨叔叔，”莉莉走过去。

　　弗利茨转过身，看着她。他的眼神比几年前阴沉了许多，嘴边的纹路也深了，但那张脸还是好看的，五官端正，轮廓清晰，只是少了从前的温和。

　　“莉莉，”他说，“你长大了。”

　　“你不进去吗？蛋糕还没切呢。”

　　弗利茨低头看了看手里的烟，把它别到耳朵上。“不切了，”他说，“我还有事，得先走。”

　　“你没怎么吃东西。”

　　“不饿。”

　　莉莉沉默了。她想起从前弗利茨还在安德里希宅进进出出的日子，那时候他、阿尔伯特和伦纳德总是一起来的，三个人有说有笑，像三条拴在一起的船。后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弗利茨不来了。听说他和卢卡斯吵了一架，说了些过分的话，出了门就没再回来。也有人说不是吵架，是他自己选了另一条路，进了政府，吃上了公家饭，和伊萨尔河卫盟越来越远。

　　莉莉看着弗利茨站在夜风里的样子，忽然想到一种可能性：也许他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也许他只是换了一个方式留在这里。站在门外，不进来，但也不走远。因为一旦走远了，就再也回不来了。他不想回不来。他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回来。

　　“莉莉，”弗利茨忽然开口，“你在卢卡斯身边长大，你觉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莉莉看着他，没回答。

　　她在想，弗利茨为什么要问这个。他想听到什么答案？卢卡斯是个好人？卢卡斯是个坏人？卢卡斯是个好父亲？卢卡斯是个混蛋？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卢卡斯是她的父亲。养父。唯一的父亲。不管他做了什么，不管别人怎么看他，他是她的一切起点。没有他，她还在那个洗衣篮里，在雪地里，不知道会冻死还是饿死。就凭这一点，她不能回答弗利茨的问题。不是没有答案，是答案太偏向他了，说出来不公平。

　　弗利茨等了一会儿，没等到答案，自己笑了笑。“算了，”他说，“我不该问你这个。你回去吃蛋糕吧，替我祝西奥多一声。”

　　他转身走下台阶，黑色的西装融进夜色的凉意里。莉莉站在门廊上看着他的背影走远，一直走到街灯照不到的黑暗里去，才转身回了屋子。

　　蛋糕是安娜做的，三层，黑森林口味，奶油上用巧克力碎屑铺了厚厚一层，最上面插着十八根蜡烛。罗丝把灯关了，客厅里只剩下烛光跳跃着，把每个人的脸都镀上一层暖黄色的光。

　　西奥多站在蛋糕前，深吸了一口气，把蜡烛全吹灭了。

　　大家鼓了掌。伦纳德喊了一声“好”，克劳斯拍着桌子说“这肺活量像他爸”。莉莉笑着推了西奥多一把，说你许了什么愿。西奥多没回答，耳朵又红了。

　　西奥多没有说他的愿望。但他在心里默念了一遍：他希望父亲在天上能看到今天。他不知道天上有没有眼睛。但他希望有。

　　卢卡斯站在人群的外围，手里端着没喝完的半杯酒，看着这群人。克劳斯凑过去，低声说了句什么。卢卡斯微微点了点头，两个人交换了一个只有彼此才懂的眼神。

　　克劳斯说的是：“弗利茨走了。”卢卡斯说：“我知道。”克劳斯说：“你不留他？”卢卡斯说：“留不住的就不用留。”克劳斯没再问了。他认识卢卡斯三十多年了，知道他这句话底下压着多少东西。卢卡斯不会说“我难过”。卢卡斯只会说“留不住的就不用留”。但这两句话是同一个意思。

　　切蛋糕的时候，安德烈走到窗边，点燃了一根烟。他看着窗外的纽约夜景，街灯连成一条条金色的线，把曼哈顿切成无数个发光的方块。伦纳德走过来，从他手里拿过烟抽了一口，又还给他。

　　“你想说什么就说，”安德烈没看他。

　　伦纳德靠在窗框上，双手插在裤兜里，仰头看着天花板上的水晶吊灯。“我不想说什么，”他说，“我就是觉得，今天晚上挺好的。”

　　安德烈把烟灰弹进窗台上的烟灰缸里。他在想，伦纳德总是说“挺好的”。不管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伦纳德都说“挺好的”。是真的觉得好，还是在替他觉得好？安德烈不知道。他只知道伦纳德是唯一一个会替他觉得好的人。他不配拥有这样的朋友，但他拥有了。这是他从苏联逃出来之后，遇到的最好的事。

　　“会好的，”伦纳德说，像是在对安德烈说，又像是在对自己说，“一切都会好的。”

　　安娜端着一盘切好的蛋糕走出来，经过霍夫曼身边时放慢了脚步。“他去哪儿了？”她低声问。

　　“谁？”

　　“弗利茨。”

　　霍夫曼接过她手里的盘子，轻轻放在旁边的桌上。“走了，”他说，“走了有一阵了。”

　　安娜沉默了一会儿，用围裙擦了擦手。“他的那份烤猪肘一口没动，”她说，“我留了半只，搁在冰箱里。他要是哪天回来——”

　　“他不会回来了，”霍夫曼平静地说。

　　安娜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擦，擦得很用力，像是在擦什么根本擦不掉的东西。

　　她在擦什么？她在擦弗利茨坐在厨房门口的长凳上夸她咖啡好喝的画面。那个画面擦不掉。它会一直在那里，在冰箱的半只猪肘旁边，在围裙的口袋里，在安娜每天晚上关灯之前最后的那个念想里。

　　九点多钟的时候，客人们陆续散了。克劳斯喝了不少，被司机扶着上的车。阿尔伯特走得很安静，和卢卡斯在书房里单独待了十分钟才出来，出来的时候表情和进去时一样，看不出来谈了些什么。伦纳德和安德烈一道走的，两个人在门口说了句明天见，脚步声在石板路上响了一会儿就远了。

　　莉莉送完客人回到客厅，发现西奥多还站在蛋糕旁边，手里拿着一块没吃完的蛋糕，叉子在奶油里搅来搅去。

　　“你今天不开心？”莉莉走过去。

　　“没有，”西奥多说，想了想，又改口，“不是不开心。就是——”

　　“太大了？”

　　西奥多看了她一眼，点了点头。他摸了一下左耳。“阿尔伯特先生说的那些话，我知道迟早会来的。但真的来了的时候，还是觉得……太大了。我配不上。”

　　莉莉把手里的盘子放在桌上，认真地看着他。“你配得上，”她说，“如果你配不上，卢卡斯不会点头的。阿尔伯特也不会。”

　　她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心里在想：我也经常觉得自己配不上。配不上卢卡斯的期望，配不上这栋房子，配不上“安德里希”这个姓。但你不能说。你是卢卡斯的养女，你是被选中的，你没有资格说配不上。西奥多可以偷偷说，她不行。她连偷偷说都不行。因为她是捡来的。捡来的人必须比任何人都努力，才能证明自己值得被捡。

　　西奥多没说话。窗外的风大了些，吹得壁炉里的余烬忽明忽暗。大厅里安静下来，能听到走廊尽头霍夫曼在关窗户的声音，一下，两下，三下，然后是铁栓扣上的咔嗒声。

　　莉莉看着他，忽然笑了。“你还记不记得你六岁的时候，在楼梯上画伊萨尔河？”

　　西奥多也笑了。“记得。你说我画得像一条蛇。”

　　“本来就是一条蛇，”莉莉说，“弯来扭去的。”

　　“那是河，河本来就不是直的。”

　　“伊萨尔河我没见过，”莉莉说，“但我在画册上看到过。巴伐利亚的画家喜欢画它，绿得像翡翠一样，两岸都是森林。伦纳德说慕尼黑那段河水很急，冬天会结冰，夏天有人在上面划船。”

　　西奥多把最后一口蛋糕塞进嘴里，含糊不清地说：“总有一天我要去看看。”

　　“去看伊萨尔河？”

　　“去看伊萨尔河，”西奥多说，“去看看父亲小时候看过的东西。”

　　壁炉里的火跳了一下，发出一声细微的噼啪响。

　　莉莉弯下腰，把壁炉的防火板拉上，拍了拍手上的灰。“走吧，”她说，“明天你还要早起呢。”

　　“明天什么事？”

　　“你忘了？阿尔伯特先生说下个月要参加长老院的会，你从现在开始就得做准备。卢卡斯说了，明天早上七点，书房。”

　　西奥多叹了口气，把叉子搁在空盘子上，跟着莉莉上楼去了。

　　楼梯转角处的墙上挂着一幅油画，画的是慕尼黑的伊萨尔河，灰蓝色的河水，两岸是秋天黄透了的树林，远处有教堂的尖顶。那是卢卡斯从德国带过来的东西之一，在这栋宅子里挂了快十年了，墙纸换过两次，它一直在那儿。

　　莉莉经过的时候抬头看了一眼。画里的河水静静地流着，像是什么也没发生过，也像是什么都记得。

　　她忽然想到，她自己也是一条河。从那个洗衣篮开始，流到了卢卡斯身边，流到了安德里希宅，流到了这个楼梯转角，流到了十七岁的这个晚上。她不知道这条河要去哪里。她只知道它还在流。它不会停。

　　走廊尽头，西奥多的房间门口，罗丝放了一小束满天星在门边的矮柜上，用一只玻璃瓶装着，没有卡片，不需要。

　　安德里希宅慢慢地安静下来。霍夫曼检查了所有的门窗，安娜在厨房里收拾完最后一个锅，把冰箱里留给弗利茨的半只猪肘重新包好，犹豫了一下，还是放在最外面那层，万一呢。

　　万一哪天回来了呢。

　　安娜看着那半只猪肘，心里说了一句：弗利茨，你这个没良心的，至少回来吃顿饭。她没说出来。说出来就太像真的了。不说出来，就可以假装自己只是顺手放的，不是专门留的。

　　卢卡斯书房里的灯还亮着，门关着，从他门前经过的时候听不到一点声响。只有门缝底下透出的那一线光，亮到很晚，很晚。

　　卢卡斯坐在书桌后面，手里端着那杯没喝完的白兰地。他在想今天晚上的事。西奥多的眼睛，弗利茨的沉默，安德烈的烟，莉莉的笑。他把这些人一个一个在心里过了一遍，像过一条河，踩着石头，一步一步的。有的人站得稳，有的人晃了晃，有的人已经不在河里了。他管不了所有人。他只能管那些还在河里的。

　　窗外的风还在吹。纽约的秋天很短，冬天马上就要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