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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第 9 章 那部电影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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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驶过江南平原的时候,窗外的稻田已经收割过了,只剩一片矮矮的稻茬,整整齐齐地排列到天边。
我靠窗坐着,手机放在小桌板上,屏幕朝下。
临出发前给她发了一条消息:“我去看爸妈了。”
没有回复,当然没有回复,但我还是发了,因为我不想让他们知道,不想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女儿已经搬走,不想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婚姻只剩下一个空壳,不想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女婿此刻独自坐在火车上,手里拎着两盒礼物,像一个没有收到邀请却执意赴宴的客人。
她父母住在邻省的一座小城,从上海坐高铁两个半小时。
下车后转公交车,四十分钟,再步行穿过一条种满梧桐的街道,就到了那个老小区的门口。
门卫还是那个头发花白的大爷,看了我一眼,想了很久:“你是……覃家的女婿?”
“是。”
他笑着摆摆手,“进去吧进去吧,你爸妈在家呢。”
你爸妈,他说的是“你爸妈”,不是“她爸妈”。
我低头看了看手里的东西,两盒茶叶,一盒点心。
茶叶是西湖龙井,她爸爱喝。
点心是无锡的桃酥,她妈喜欢。
这些信息不是我主动记的,是她很久以前提过,在某个我那时没有认真听的、饭桌上的闲聊里。
但它们不知道为什么留下来了,像一段被误存入永久内存的临时文件,我以为早就删了,其实一直在那里。
她母亲开门的时候,愣了一下。
不是惊讶,是一种“果然来了”的表情,眼尾的细纹在这一愣之间加深了,像被折过的纸。
“默瑥来了啊,”她侧身让出门口,“快进来,快进来。”
声音很大,不是对着我说的,是朝屋里喊的。
她父亲从书房走出来,老花镜还架在鼻梁上,手里拿着一份报纸,脸上带着一个需要时间才能确认的笑容。
“柯浅呢?没跟你一起来?”
我把东西放在茶几上,“她……工作忙。”
老花镜后面那双眼看了我一眼。
很短,不到一秒,但我觉得那一眼已经把我想隐瞒的所有东西都看穿了。
他只是“嗯”了一声,没有追问。
晚饭是她母亲做的。
四菜一汤,红烧肉,清炒时蔬,糖醋排骨,一条清蒸鲈鱼,一碗番茄蛋花汤。
我坐在餐桌的右侧,那是她以前坐的位置,她的父母坐对面,我坐在她旁边。
她的位置是空的。
“柯浅最近还那么忙吗?”母亲夹了一块排骨放进我的碗里,“上次打电话,说在做一个什么跨境的项目,天天加班到半夜。”
“……嗯,最近又接了新项目。”我把排骨送进嘴里,嚼了很久。
不是因为好吃,虽然确实好吃,和她做的味道不一样,她做菜偏淡,她母亲偏咸,是因为我需要用咀嚼来掩盖沉默。
她父亲没怎么说话,只是偶尔抬头看我一眼,然后低头喝汤。
汤碗端起来,放下,端起来,放下。
筷子和碗沿偶尔碰撞,发出细小的、清脆的声响。
饭后,她父亲把我叫进了书房。
“来,喝茶。你上次带来的龙井还剩一点,刚好泡了。”
他说的“上次”,是春节。
那时她还在,我们一起来的。
她在客厅陪她母亲看电视,我在书房陪她父亲喝茶。
那天他问我们“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她说“再说吧”,我没说话。
书房还是老样子,红木书桌,桌面压着一块玻璃,玻璃下面压着几张老照片,她小时候的,黑白的,扎着两个小辫子,对着镜头笑。
那种笑我在她脸上见过吗?
“默瑥啊。”她父亲端起茶杯,吹了吹浮沫。
“爸。”
“柯浅……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
我握着茶杯,杯壁烫着掌心,“工作压力大,有时候顾不上。”
“我说的不是工作。”他看着我,不是审视,是那种老人在漫长的生活里磨练出来的、近乎直觉的洞察,“她在电话里说话的声音,和以前不一样。听着……客气。”
我把茶杯放下来,茶汤在杯里晃动了几下,几片茶叶打着旋沉到杯底,“爸,有些事情……”
“你不用跟我细说。”他打断了我,语气不是生气,是一种“我懂但我不想逼你”的克制。
他又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她从小就这样。有什么事不跟你说,跟她妈也不说,自己扛。她妈总说她像你,两个人都不爱说话。不,柯浅现在比你还要沉默,她妈说她像一座冰山。我说冰山底下有火。她妈说,火烧完了,只剩冰块了。”
他喝口茶,作遗憾状,摆摆手继续说:“想暖化啊,只能用火攻,但是你瞧瞧——我们两个老人,哪还有年轻时候蹦蹦跳跳,想说什么就能聊什么的样子,哎——就是老了,眼见你们也都三四十了。”
我坐在那把旧藤椅上,椅背的角度不对,靠上去的时候腰会悬空,像整个人被架在一个不上不下的位置。
“爸,如果,我是说如果……如果有一天,我和柯浅……”
“你们年轻人的事,我们管不了。”他没有让我说完,拿起茶壶,给我续了水。
“但是默瑥,你记住。这个家,你什么时候来,都有你一碗茶。”
我低着头,看着杯里重新注满的茶汤。
金黄透亮的,茶叶在底下舒展开,像某种在水里重新活过来的东西。
喉咙那里堵着一团东西,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嗯。”我点点头。
那天晚上,我睡在她以前的房间。
单人床,白底碎花的床单,枕头上还有洗衣液的味道,不是她身上的味道,但接近,是同一个牌子的洗衣液。
床头柜上放着一张她的照片,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拍的,穿着学士服,抱着一束花,站在学校门口,歪着头笑得很灿烂。
那是我没见过的她,我缺失了她的毕业典礼,即便我知道那对她来说很重要,可我还是缺席了,但她依旧带着笑,当然,这是为了不让自己的人生有遗憾,她不能在仅存的毕业照上留下一个带有遗憾的哭脸。
我看着照片,那个笑容里没有克制,没有“首席翻译官”的锐利,没有“覃柯浅”这三个字带来的重量。
只是一个二十三岁的、对未来充满期待的女孩,站在一个明亮的、充满可能性的路口。
那个女孩后来嫁给了我,然后我把那个笑容,一点一点地,磨没了。
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
天花板上有一盏吊灯,三片花瓣形的玻璃灯罩,中间一个灯泡,关了之后灯罩上还残留着一点橙色的余温。
老式小区隔音不好,楼上有人在走路,拖鞋啪嗒啪嗒地响。
隔壁房间,她父母的主卧,偶尔传来电视机的声音,很小,听不清内容,只能听到一种持续的、嗡嗡的、像蜜蜂振翅一样的底噪。
我拿起手机,给她发了一条短信:“爸妈都挺好的。我明天回去。”
没有回复。
我把手机放在枕头边,屏幕朝下,挡住那一点微弱的光。
次日清晨,她母亲起得很早。我走出房间的时候,她已经煮好了粥,蒸了一屉包子,还炒了一盘青菜,桌上摆了三副碗筷。
“柯浅她爸还没起,我们先吃。”
我坐下来,喝了一口粥。
白粥,很稀,米粒沉在碗底,需要用勺子搅一下才能舀起来。
她坐在对面,看着我喝粥,目光有些长,但不是那种“有话要说”的长。
她不说话,我也没有开口。
“默瑥,”她终于开口,“柯浅小时候,被同学欺负,几个男孩子故意绊倒她,膝盖破了皮。她爸出差了,我忙工作,很晚才去接她。回家路上淋了雨,我也没发现她腿上的伤。一直到家,我给她换衣服,才看到她的腿擦破皮了。我带柯浅去医院打破伤风,我把她抱在怀里,她跟我说,妈妈,我不疼,你别哭。”
我放下勺子。
“我没哭,她倒是说完这句话,自己哭了一下,然后缩在我怀里假装睡着了。”她笑了笑,眼角的细纹挤在一起,像一把合拢的折扇,“她从小知道我们很忙,所以慢慢变得不怎么讲话。我一开始只是觉得她很懂事,但现在发现,柯浅有时候懂事到……让你觉得她不需要任何人。”
粥的热气模糊了她的表情。
“她不是不需要,”我说,“她只是不说。”
她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很多东西,叹息、心疼、责怪,也许都有,也许都没有。
她只是收了碗筷,在水槽里冲洗的时候,背对着我说了一句:“下次带她一起来。”
我站在厨房门口,窗户开着,早晨的风吹进来,带着楼下花坛里泥土的潮气。
她妈的背影很瘦,肩胛骨的形状隔着薄毛衣突出来,像两只收拢的翅膀。
“好。”我说。
但我不知道这个“好”会不会实现,甚至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期待它实现。
她只是需要一个“好”,就像她需要相信她的女儿过得还好、她的女婿还常来吃饭、这个家还没有散,而我需要给出这个“好”,就像我需要在她父亲说“都有你一碗茶”的时候说出那声“嗯”。
因为我们都在隐瞒,都在假装,都在用最礼貌的方式维系一个不再完整的圆。
临走的时候,她母亲塞给我一袋子东西。
“自己晒的红薯干,柯浅小时候最爱吃。你带回去,给她。”
袋子是透明的密封袋,里面的红薯干切得大小不一,有的厚有的薄,边缘还带着一点焦糖色。
我接过袋子,手指碰到她母亲的手背,粗糙的,有老茧的,温热的。
“好的,谢谢妈。”
她父亲站在门口,没有出来,只是从门框后面探出半张脸,“下次来,带那本你上次说的物理科普书,我也看看。老年人也得跟进时代潮流了。”
“好。”我走了几步,又回头。
她母亲还站在单元门口,手扶着门框,晨光打在她的白发上,一根一根的,亮得很具体。
“妈,您回去吧,外面凉。”
她摆摆手,“没事,没事。”
我拐过那排梧桐,回头看,她还站在那里,手搭在眉骨上方,遮着光,朝我这个方向望着,像一尊塑像,永远立在那个门口的、不会移动的坐标原点。
火车上,我把那袋红薯干放在小桌板上。
密封袋里起了一层薄雾,是红薯干的水分蒸发了,凝结在袋壁上,细细密密的水珠,像一个人在密闭空间里呼出的、无声的气流。
我盯着那些水珠,看它们慢慢聚集成更大的水滴,沿着袋壁往下淌。
旁边坐着一个年轻妈妈,怀里抱着一个两三岁的孩子,孩子手里拿着一个恐龙玩具,一直在发出“嗷呜嗷呜”的声音。
年轻妈妈时不时低头亲一下孩子的额头,说“宝宝乖,马上到家了”。
我转过头,看着窗外,田野,村庄,河流,高压线塔,风景以一种均匀的速度向后退,像一段漫长的、没有旁白的纪录片。
手机震动了,不是她的消息,是天气预报:“明日小雨,18—24°C。”
我打开短信,给她发了一条:“妈让我带红薯干给你,放在家里了。”
发送。
窗外的云层很低,灰白色的,像一床没有叠好的被子盖在大地上。
我靠窗坐着,手里拿着那袋红薯干,没有拆开。
它不是给我的,是给她,但它现在在我手里,而她不在。
她在另一个城市,另一栋楼,另一间房间里,也许正在对着电脑屏幕敲击键盘,也许正戴着耳机听一段德文的录音,也许正在会议室的玻璃墙后面,对着那个穿炭黑色西装的方驰,或者那个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的年轻男人,露出那种我从未见过的、放松的、不需要任何防备的笑。
我把密封袋放进了背包,最里层的夹层里,和那枚深灰色的备用纽扣、那张皱得不成样子的美术馆票根放在一起。
袋壁上的水珠还在,我没有擦,让它在那里,像一个小小的、自给自足的生态系统,蒸发,凝结,流淌,循环,没有外部输入,没有能量交换。
一个孤立的、封闭的、正在缓慢走向热寂的系统。
和我一样。
火车进站了。
刹车的声音尖锐地划过站台,人群开始骚动,拉行李箱的、打电话的、抱着孩子的人纷纷站起来,涌向车门。
我坐在座位上没有动,等他们先走。
等车厢空了,才站起来,拿好背包,走向出口。
站台上风很大,吹得衣领翻起来。
我抬起头,看着站顶上那块巨大的电子钟。
红色的数字在一秒一秒地跳动,每一秒都在变成上一秒,每一个“现在”都在以同样的速度沦为“过去”。
而我走在人流里,没有跑,也没有停,只是走,像一列没有目的地的火车,沿着轨道向前,不是为了到达哪里,只是因为轨道在那里,而我还在上面。
回到家,我把那袋红薯干放在厨房的料理台上,就在那只印着褪色猫的马克杯旁边,然后站在窗前,看着外面开始落雨。
小雨,和天气预报说的一样。
窗玻璃上,雨丝斜着划过去,留下一道一道透明的痕迹,像一个人在玻璃的另一面,用手指慢慢地画着什么。
画完,又擦掉,擦掉,又画。
我看了一整个傍晚。
***
那场电影的名字,我想了很久。
不是回忆,是想,像解一道遗忘在草稿纸角落的方程,已知条件极少,只有一个模糊的年份、一个不确切的季节、一个没有画面的场景。
她站在玄关,手里拿着两张票,说“新上映的爱情片,评分很高”。
我没看她的脸,我在看电脑屏幕,我说“改天吧”,然后她走了,然后“改天”再也没有来过。
我翻遍了书房的每一个抽屉。
每打开一个抽屉,就会不自觉地翻一翻里面的东西。
——大学教材,博士论文,项目申请书,审稿邀请,过期会议的胸牌,写不出墨的圆珠笔。
没有电影票。
她是从不扔东西的人,书页里夹着购物小票,抽屉里收着用过的地铁卡,连大学时的听课笔记都还码在书柜最上层,齐整的,卷边了也用透明胶带粘好。
电影票应该还在某本书里,某个她当过书签的某一页。
我一本一本地翻。
书架第一层,专业书,没有。
第二层,专业书,没有。
第三层,她留下的那些法文书和英文小说,我抽出一本,翻开。
扉页上什么也没有,再翻,夹层里掉出一张超市收银小票,日期是三年前的某一天,上面打印着“上海环球港店”,商品列表模糊得只剩灰色的横线,尾款写着她的名字首字母,TKQ。
我把那张收银小票放在桌上,继续翻。
翻到第五本的时候,那张票根落出来了。
它夹在一本法文小说里,八十页左右的位置,书页被撑开一条缝隙。
票根已经泛黄了,边缘卷曲,墨印褪成一种不均匀的、灰蓝色的痕迹。
我把它夹在指间,翻过来。
背面的字还能看清,影院名,放映厅,座位号,日期。
时间很久了,久到我已经不记得那一年我们在做什么。
但日期最上方,片名那一栏,油墨印着的几个汉字还依稀可辨。
《爱在黎明破晓前》。
我盯着这个名字,不认识,没听说过,大概是那种我不会主动去看的文艺片。
爱情片,评分很高,她说。
我把票根放在桌上,然后打开了电脑。
电脑常年被论文充斥,桌面密密麻麻塞满了PDF,命名格式整齐划一,“PRL_2020”“JHEP_2022”“回复审稿人意见_第三轮_最终版”。
壁纸是系统默认的蓝色,没有任何个性化设置。
这台机器是我用来计算宇宙本质的,用来推演时空曲率的,用来证明黑洞信息悖论有解的。
它从未被用来搜索过一部爱情电影的名字。
我打开浏览器,在搜索栏输入“爱在黎明破晓前”。
回车。
第一条搜索结果是一个影评网站,第二条是豆瓣,第三条是……我扫了一眼,一个视频平台,点进去,播放器加载了,但进度条一动不动。
页面下方有一行灰色小字:“因版权限制,您所在的地区无法播放。”
我换了另一个平台,同样,再换一个,显示需要会员。
我注册,输手机号,收验证码,绑定支付方式。
流程很长,每一步都在消耗我已经所剩不多的耐心。
但我不急,我有的是时间。
自从她搬走之后,时间对我来说变成了一种不需要管理的东西,没有人在家等我,没有人需要我在某个时间之前回来,没有人的睡眠会被我深夜回家的脚步声打扰。
我可以花一整晚找到那部电影。
又换了一个网站,界面很干净,没有广告,我点开播放按钮,缓冲了。
然后弹出一个新窗口,不是电影。
是一个我从未主动访问过的、色彩浓艳的、充斥着缩略图和人体的网站。
每个缩略图都是一个静止的、不动的、没有表情的人。
页面的边缘闪烁着广告横幅,字很大,很刺眼,粉色和金色的。
我愣了一下。
不是没反应过来,是意识到自己在色*情网站上之后,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抽离感,像从很高的地方往下看,看到了自己,一个穿着深灰色卫衣、坐在这台布满论文的电脑前、手指放在触控板上的中年男人。
他的表情没有变化,瞳孔没有放大,呼吸没有加速,嘴唇没有干涩。
什么都没有。
他甚至没有关掉这个网页的冲动,只是移动鼠标,点了右上角的叉,然后面沉如水地退出了。
年轻时不是这样的。
二十出头那阵,在宿舍里,室友的电脑屏幕上偶然闪过这样的画面,心跳会快,耳朵会红,需要假装不在意地移开目光。
那种身体的、本能的、不受控制的反应,是年轻的一部分,现在它消失了。
不是因为道德感,不是因为自制力,是因为身体的某一部分,也许是激素,也许是欲*望本身,也许只是活着的感觉,随着她的离开,一起熄灭了。
像一盏灯,关掉之后,不是变暗了,是再也亮不起来了。
不是因为灯泡坏了,是因为开关已经不在任何人手里。
我关掉那个网站,重新搜索,终于在某个不起眼的小平台找到了资源,清晰度不高,画面上有滚动的水印,字幕是硬嵌的,翻译得有些生硬。
我点开全屏,靠在椅背上。
屏幕的光在暗下来的书房里显得很亮,把整个房间照成一种偏冷的蓝色调。
电影开始了.
维也纳、火车、一个年轻的美国男人和一个年轻的法国女人,坐在同一节车厢里,聊天。
聊童年,聊死亡,聊爱情,聊那些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不会跟任何人说的话。
火车到站,男人邀请女人和他一起在维也纳下车,走一整个晚上,然后在黎明到来之前各自离开。
他们下了车,在维也纳的街头走,走得很慢,像在节省脚下的路。
走过唱片店,在狭小的试听间里听一首歌。
走过摩天轮,在最高的地方接吻。
走过教堂,走过墓园,走过多瑙河。
聊了很多很多,每一句话都像在填补某种巨大的、存在已久的空缺,不是因为他们需要填补,而是因为他们终于找到了愿意听并且听得懂的人。
我坐在书房的椅子上,一动不动。
灯光从屏幕上铺过来,落在我脸上,一帧一帧地变换颜色。
女人说:“我常和别人在一起,但即使这样,我也会想念对我来说比他们更合适的人。但重点是,如果没人和你一起,才是真正的孤单。”
等等。
那句法文。
不是电影里的,是她写在扉页上的那一句。
我暂停了电影,画面停在维也纳黎明时分的街道,天还没亮,路灯还亮着,街角有一个卖烤肠的摊子,冒着白色的热气。
我拿起手机,翻开相册,找到那张照片。
书页上那行铅笔写的、光线不好就看不清的字:“Il y a des rencontres qui vous donnent une nouvelle famille. Mais la mienne, je l'ai déjà perdue.”
有些相遇会给你一个新的家庭。但我的那个,我已经失去了。
不是在电影里出现的,但我忽然想知道这句话的出处,想知道她在写下这些字的时候在看什么书、在想什么心事、在什么样的一种情绪里,用铅笔在扉页上留下这行只有她自己看得到的字。
我用手机搜了一下。
搜索结果第一条是一个法语原文的句子集合,没有出处。
第二条是一个豆瓣帖子,楼主问“有没有一句让你印象深刻的法语”,有人在下面回复了这一句,然后有人在追问“这是哪本书里的”,楼主答:“不是书,是电影。《爱在黎明破晓前》,女主角在摩天轮上说的一句话。”
原来如此。
她没有在看书,她在看电影。
在我拒绝陪她去看的那部电影里,她记住了这句台词,然后在某个我不知道的、也许是我在书房加班到凌晨的夜晚,用铅笔把它写在了书页上。
不是因为那句台词多美,是因为它说出了一个她正在经历的事实。她遇到了一个人,那个人本应该成为她的新家庭,但那个人在她说“去看看这部电影吧”的时候,说了“改天吧”。
然后那个人,用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一次次的“改天”,一封封没有回复的沉默,终于把那个新家庭消耗成了“已经失去的”。
我没有哭。
我重新按下播放键。电影继续。
黎明到来,他们在火车站告别,没有留电话,没有留地址,只约定了六个月后在同一个地点见面。
然后火车开了,她坐在车窗边,维也纳的田野从窗外掠过。
镜头切到巴黎,她回到自己的生活。
坐公交车,回学校,站在人来人往的街头,脸上带着一种我说不清楚的表情。
不是难过,不是后悔,是一种“刚刚发生的那些,是真的吗”的恍惚。
像是刚从一场梦里醒来,还不确定哪些是梦、哪些是现实。
电影结束,字幕滚动。
我坐在黑暗里,屏幕恢复了网站界面,播放窗口变成了一片黑色的矩形,中间有一个白色的三角形播放按钮。
窗外的天色已经从傍晚的黑变成凌晨的灰,我低头看了看桌上的那张票根,它躺在论文堆里,边缘卷曲着,像一个因为久置而失去形状的旧信封。
原来那部电影,讲的就是两个人从陌生到熟悉、在有限的时间里说出所有心里话的过程。
他们走了很远的路,说了很多的话,然后在黎明到来时分开。
没有承诺,没有未来,只有那个夜晚,和多瑙河上的晨光。
她说过想看。
我问过自己很多次,如果那天我没有说“改天”,而是站起来,接过那两张票,说“好啊,走吧”,我们现在会不会不一样。
答案大概是否定的。
因为我即使去了,我也看不懂。
我会在电影院里坐两个小时,看一男一女走在维也纳的街头说话,然后想:她在说什么?她为什么要在这时候停?这封信写了什么?他们为什么不直接说重点?
我会坐在她旁边,手里拿着一杯可乐,对她说“还行”。
然后她会“嗯”。
然后我们回家,然后沉默,然后一切照旧。
不是我拒绝去看那部电影,是我无法理解需要去看那部电影的理由。
现在我看完了。
凌晨四点十七分,我一个人坐在书房里,看完了这部应该在三年前、和她一起坐在黑暗的影院里看完的电影。
我理解了,但我理解得太晚了。
晚到她已经不再需要我的理解,晚到她已经把这句话写在书页上、连同所有不必再说的心事一起夹进了抽屉,晚到她已经搬走,晚到她的身边已经出现了新的面孔,那个在曼谷露台上让她露出那种笑容的、年轻的男人。
故事里,他们约定六个月后在维也纳见面。
生活不是电影。她没有等我六个月,她等了我三年。
在每一个我以为“改天”还有很多、每一个我埋头于论文忘记抬头看她、每一个我关掉书房的灯躺在她身边却没有伸手拥她入怀的夜晚,她都在等待一个电影里那种走下火车的、不留退路的、充满确定性的邀请。
我没有给她。
我把那张票根放回了那本法文书里。
没有夹回原来的页数,只是随意地放进去,合上书,放回书架第三层,然后关掉电脑,站起来,腿有点麻,不知道是因为坐太久,还是因为别的什么。
我走进厨房,打开冰箱。
那盒牛奶还在,保质期已经过了。
我没有拿出来,只是看了看,关上了冰箱门。
打开冰箱的时候,冷藏室的灯亮了,照出牛奶盒上那个褪色的日期。
关上的时候,灯灭了。
厨房恢复黑暗。
我站在黑暗里,手里什么都没拿,没有牛奶,没有烟,没有酒,没有手机。
只是站着,听着水管里的水流声。
楼上有人在洗澡,水声很大,持续了很久,然后就停了。
水管里残余的水继续流了一会儿,发出细微的、渐弱的、像叹息一样的声响,然后也停了。
整栋楼都安静了,整座城市都安静了,只有我站着,在这间弥漫着没有人气的、始终没有暖热过来的厨房里,站成了一个没有形状、没有重量、没有声音的存在。
口袋里有一个硬硬的东西。
我摸出来,是那枚纽扣,习惯性从任何一个收纳好的地方偷偷放进口袋,默认它的保存条件是贴身保管。
深灰色的,四孔的,直径半厘米。
我把它放在掌心,看了很久。
什么表情都没有,什么感觉都没有。
就像一个物理学家看着一块普通的石头,他知道它的密度、质量、化学成分,但他不知道它为什么在这里,不知道它属于谁,不知道它应该被放在哪里。
我把它攥在手心里。
然后转身,走进书房。
打开电脑,在搜索栏里输入了另一行字,不是电影,不是法语,是她的名字。
“覃柯浅,业绩。”
跳出来的第一条是商业杂志的报道,标题是《她如何成为跨国并购中最年轻的亚太区首席翻译官》,配图是她站在会议厅的讲台侧面。
我在那张照片上看了很久,目光从她的脸移到身后那些模糊的色块上,方驰,深灰色,那个年轻男人,深灰色,还有更多我不认识的人,炭黑、藏青、铁灰、深蓝。
他们站在她明亮的光圈之外,靠得很近,近到可以听到她翻译时轻轻换气的声音,近到可以在她说“我不知道”的时候接过话头,近到可以在她加班到凌晨时顺路送她回家。
而我,是那个在最远处的、颜色最暗淡的、几乎要被背景吞噬的色块。
不是因为别人更优秀,是因为我从来没有站到过那个光圈里。
我关掉了页面。
然后打开短信,给她发了一条:“那部电影我看完了。”
发送。
手机屏幕暗下去。我等着。
一分钟,五分钟,十分钟。
没有回复。
我已经知道,结果是当然没有。
我把它放在桌上,屏幕朝下。
窗外的天已经亮了,不是那种热烈的、充满希望的亮,而是一种缓慢的、不确定的、像老人睁开眼时看到的那种灰白色的光。
我坐在那里,等着光变得更亮一些,或者更暗一些。
对我来说,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