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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那通改变命运的电话 玛嘉烈医院 ...

  •   玛嘉烈医院的走廊在凌晨三点,是连呼吸声都会被无限放大的地方。

      周星星坐在ICU外的长椅上,背挺得很直,但头低着。手术室的灯还亮着,已经亮了六个小时。墙上的挂钟秒针每走一格,都像在往他心口钉一根钉子——嗒,嗒,嗒。他知道,陈教授是香港最好的心外科医生,百分之七十的成功率,是科学。但他也知道,手术台上躺着的是他母亲,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唯一的亲人。科学在亲人面前,会变得很脆弱,脆弱得像一张纸,轻轻一捅就破。

      走廊尽头传来脚步声。很轻,但很稳。周星星没抬头,直到那双熟悉的黑色皮鞋停在他面前。

      是陈观泰。

      他穿着简单的黑色夹克,没戴墨镜,手里提着个保温壶。看见周星星,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在他旁边坐下,把保温壶递过去。

      “阿姨煲的汤。她说,手术室外等的人,需要点热的。”

      周星星接过保温壶。壶身很暖,透过掌心传到心里。他拧开盖子,鸡汤的香气混着药材的味道飘出来。他喝了一口,很烫,烫得他眼眶发热。

      “泰哥,你怎么……”

      “林月给我打电话了。”陈观泰点了根烟,没抽,只是夹在手里,让烟慢慢烧,“她说你妈今天手术,说你从泰国回来后就一直在这守着,说你可能……需要个人陪着。”

      周星星的喉咙发紧。他握着保温壶,又喝了一口汤。汤很鲜,是家里煲的那种味道——小火慢炖,药材放得恰到好处,不苦,回甘。他想起母亲以前在茶餐厅,每天凌晨起来煲例汤,说“早起的人需要碗热汤暖胃”。那时他觉得理所当然,现在才知道,那碗汤里有多少爱,多少他当时不懂、现在懂了但可能来不及回报的东西。

      “泰哥,”他轻声问,“你等过手术吗?”

      “等过。”陈观泰看着手术室门上那盏刺眼的红灯,“我老婆生女儿时,难产,大出血。我在产房外等了八个小时。医生出来三次,三次都说‘情况不好’。那时候我在想,如果她真的走了,我这辈子就完了。不是夸张,是真的完了。因为她不只是我老婆,是我在这世上,唯一一个让我觉得……活着还有点意思的人。”

      他弹了弹烟灰:

      “后来她挺过来了,女儿也保住了。但那天之后,我就知道,人这一生,最重要的不是功成名就,不是家财万贯,是有个人在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能握着你的手,说‘我在’。阿星,你现在就缺这个——缺个人,握着你的手,说‘我在’。”

      周星星的眼泪掉下来,砸在保温壶盖上,发出轻微的响声。他抬手擦掉,但新的眼泪又涌上来。

      “泰哥,”他的声音哽咽,“我怕……我怕我妈挺不过来。她苦了一辈子,开茶餐厅,养我,从来没享过福。我刚有点起色,能赚钱了,能让她过好日子了,她就……”

      “别说这种话。”陈观泰打断他,声音很沉,“你妈在为你拼命,你也要为她拼命。阿星,我知道你现在难。霞姐的□□下来了,TVB不敢用你,电影圈也都在观望。你妈的医药费还差两万,下个月的房租还没着落,吴镇家属的抚恤金你答应要帮忙。这些,都是山,压在你身上。”

      他顿了顿:

      “但山压不死人。能压死人的,是你自己先趴下了。阿星,你给我挺直了。你妈在手术台上拼命,你就要在手术台下拼命。拼命活着,拼命赚钱,拼命……等一个机会。”

      “机会?”周星星苦笑,“泰哥,香港还有我的机会吗?霞姐放出话了,谁用我,就是跟她作对。她是香港娱乐圈的女王,她的话,就是圣旨。”

      “圣旨?”陈观泰笑了,那笑很冷,“这年头,早就不兴皇帝了。霞姐是厉害,但她不是天。天外有天,人外有人。阿星,你听说过……内地吗?”

      周星星愣住。内地?他当然听说过。改革开放,经济特区,但那是另一个世界,和他所在的香港,隔着一条深圳河,也隔着几十年发展的差距。香港电影人提起内地,大多是不屑——市场不成熟,观众不懂欣赏,政策限制多。去内地拍戏?那是过气明星或者三四线演员才会走的路。

      “泰哥,你是说……”

      “我有个朋友,在广州。”陈观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他,“珠江电影制片厂的副厂长,姓方。他们最近在筹备一部合拍片,讲香港商人在内地投资的故事。缺个演香港商人儿子的演员,戏份不多,但贯穿全片。要求是:要会粤语,要有香港演员的气质,要……便宜。”

      他看着周星星:

      “我跟方厂长提了你。他说可以见见。但阿星,你要想清楚——去内地拍戏,意味着你要离开香港至少三个月。片酬不高,可能就两万港币,刚好够你妈剩下的医药费。而且,内地那边的拍摄条件……很艰苦。你受得了吗?”

      周星星看着那张名片。很朴素的白底黑字,上面印着“珠江电影制片厂”、“副厂长方国华”,还有一个广州的电话号码。这张名片很轻,但在他手里,重得像一块砖。

      “泰哥,”他问,“为什么帮我?”

      “因为你是块材料。”陈观泰说,“好材料,不该被埋没。霞姐在香港能一手遮天,但在内地,她管不着。你去那边拍戏,既能赚钱救你妈,又能躲开她的封杀,还能积累经验。等戏拍完回来,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

      “可是内地那边……”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陈观泰摆手,“语言不通,文化差异,饮食不习惯,拍摄条件差。但这些,是困难,也是机会。阿星,香港电影圈现在是什么样子,你我都清楚——跟风,抄袭,粗制滥造,只看票房不看艺术。内地那边虽然落后,但……干净。他们是真的在拍电影,是真的想把故事讲好。你去那边,能学到在香港学不到的东西。”

      他顿了顿,声音低下来:

      “而且,黄少泽的《喜剧之王》,入围了戛纳的‘一种关注’单元。消息下个月公布。如果这片子真的在戛纳拿了奖,你的身价会涨,霞姐的□□就会变成废纸。但这一切的前提是——你要活到那个时候。要有戏拍,要有钱赚,要让你妈看到,她儿子没有趴下。”

      周星星握紧那张名片。纸张的边缘很锋利,割着他的掌心。他想起在泰国,黄少泽说“这部戏如果拍好了,上映了,你的身价也会涨”。想起吴镇说“你要在戏里,找到那个就算全世界都说你是小丑,你还能对自己笑的人”。想起母亲在病床上说“妈等你”。

      然后,手术室的门开了。

      陈教授走出来,摘下口罩,脸上满是疲惫,但眼睛里有光。他走到周星星面前,说:

      “手术很成功。你妈挺过来了。”

      周星星腿一软,差点跪下去。陈观泰扶住他,很用力。

      “谢谢……谢谢陈教授……”周星星的声音在抖。

      “不用谢我。”陈教授拍了拍他的肩,“是你妈自己争气。她的心脏很弱,但意志很强。麻药醒过来第一句话,是问‘我儿子呢’。我说你在外面等,她笑了,说‘告诉他,妈没事’。”

      周星星的眼泪又涌上来。这次他没擦,就让眼泪流,流进嘴里,咸的,苦的,但也是甜的——因为母亲还活着,因为他还有机会,因为那句“妈没事”。

      “她现在……”

      “在观察室,麻药还没完全退。明天早上可以探视。”陈教授顿了顿,“但接下来的恢复期很重要。需要营养,需要静养,也需要……钱。住院费,药费,康复费,加起来至少还要五万。你要有准备。”

      五万。周星星的心脏又沉下去。他手里只剩下一万多泰铢换的港币,加上今天陈观泰带来的汤,和那张能换来两万片酬的名片。加起来,还差两万。

      “钱的事,我想办法。”他说,声音很稳。

      陈教授点点头,走了。周星星转向陈观泰,深深鞠了一躬。

      “泰哥,谢谢你。汤,名片,还有……陪着我。”

      “别谢我。”陈观泰扶起他,“要谢,就谢你自己。是你自己够硬,才有人愿意帮你。阿星,记住——在这行,锦上添花的人多,雪中送炭的人少。今天我给你送炭,是因为你值得。但炭只能暖一时,真正的火,要你自己点。”

      他拍了拍周星星的肩:

      “明天去见方厂长。地址在名片背面。穿得体面点,说话实在点。内地人喜欢实诚的。还有,别说霞姐的事。就说你想去内地发展,想学东西,想拍好戏。明白吗?”

      “明白。”

      陈观泰走了。周星星还站在走廊里,手里拿着保温壶和名片。手术室的灯灭了,走廊里的灯也暗了几盏。但远处护士站的光还亮着,昏黄,温暖,像深夜里不肯熄灭的希望。

      他走到观察室的玻璃窗前。母亲躺在里面,身上插着管子,脸色苍白,但呼吸平稳。他贴着玻璃,轻声说:

      “妈,手术成功了。你挺过来了。我也要挺过去。我要去内地拍戏,赚钱,等你好了,带你去广州玩。你要好好的,要等我回来。”

      玻璃上,映出他的脸。苍白,疲惫,眼睛里都是血丝。但嘴角,是上扬的。是吴镇教他的那种笑——是“对,我就是这么傻,但我不改”的笑。

      他转身,离开医院。凌晨四点的香港,街头空无一人。只有清洁工在扫地,发出沙沙的声音。他走到街边的公用电话亭,投币,拨了名片上的号码。

      等待音响了很久。就在他以为不会有人接时,电话通了。

      “喂?”一个男人的声音,带着浓重的广东口音,但说的是普通话。

      “请问是方厂长吗?我是周星星,陈观泰先生介绍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方厂长的声音传来,很平静,但有种不容置疑的权威:

      “周星星?泰哥跟我说了。你明天下午三点,到广州白云宾馆大堂等我。带简历,带照片,带……你最近拍的戏的录像带,如果有的话。”

      “我有。”周星星说,“但我只有一部电影的粗剪版,还没上映。”

      “没关系。带过来。”方厂长顿了顿,“但周先生,我要把话说在前头。我们这部戏,预算有限,片酬不高。拍摄周期三个月,大部分戏在乡下拍,条件很苦。你如果吃不了苦,现在就可以说,别浪费彼此时间。”

      “我能吃苦。”周星星说,声音很稳,“我在泰国拍过跳楼戏,在码头拍过跳海戏,在街头卖过艺。苦,我不怕。我怕的是……没戏拍。”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方厂长笑了。那笑很淡,但很真。

      “行。那明天见。记得准时,我最讨厌不守时的人。”

      电话挂了。周星星握着话筒,站在空荡的街头。天边已经开始泛白,新的一天要开始了。而他,要踏上一条完全陌生的路——去内地,去广州,去一个他从未踏足过的世界,拍一部他从未想象过的戏。

      但他不怕。

      因为他有母亲要救,有承诺要守,有戏要演。

      还因为,在经历了泰国的一个月,经历了吴镇的离世,经历了母亲的生死劫,经历了霞姐的全面封杀之后,他好像……真的没什么好怕的了。

      他走回“陈记跌打馆”——不,现在应该叫“周记”了。陈伯回泰国前,把店暂时交给他打理,说“你妈住院,你需要个地方住,也需要个营生”。店面很小,很旧,但收拾得干净。药柜上还摆着陈伯那些瓶瓶罐罐,空气里还有淡淡的药油味。

      他走到阁楼,从床底下拖出那个破旧的行李箱。打开,里面是几件衣服,那本《演员的自我修养》,吴镇留下的信,还有那盘《喜剧之王》的粗剪录像带。他拿起录像带,看了看,又放回去。然后,他开始收拾行李。

      几件换洗衣服,那本书,那封信,录像带。还有陈观泰给的保温壶——洗干净了,要还给泰哥。还有那张名片,小心地夹在书里。

      收拾完,天已经大亮。他下楼,打开店门。清晨的九龙城寨开始苏醒,街坊们互相打招呼,卖早餐的小摊升起白烟。一切都和昨天一样,但一切又都不一样了。

      因为他要走了。

      “阿星!”

      一个熟悉的声音。周星星抬头,看见林月站在街对面,手里拿着相机,脖子上挂着记者证。她走过来,看着他手里的行李箱,愣了一下。

      “你要走?”

      “去广州。”周星星说,“拍戏。”

      林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从包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他。

      “这是我昨晚赶出来的稿子。关于霞姐□□的调查报告,还有你拒绝她、坚持拍《喜剧之王》的全过程。明天见报。我不敢说能改变什么,但至少……能让一些人知道真相。”

      周星星接过信封,很厚。他打开,抽出稿子。标题是:《□□下的坚守: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副标题是:“独家调查:霞姐如何操控舆论,打压新人演员周星星”。

      他快速浏览。文章写得很扎实,有照片,有录音,有证人。把霞姐如何收买苏文山,如何施压投资方,如何威胁医院,如何封杀他,写得清清楚楚。最后一段,林月写:

      “在这个资本为王、利益至上的娱乐圈,周星星这样的演员显得格格不入。他傻,他倔,他不懂变通。但他唯一懂的,是演戏。是用生命在演戏。这样的演员,不该被埋没,不该被封杀。因为如果连这样的人都被淘汰,那香港电影,就真的死了。”

      周星星的喉咙发紧。他看着林月,这个从一开始就“瞧不起他”的记者,这个后来陪他走过泰国、记录他每一次跌倒和爬起的女人,这个在他最艰难的时候,为他垫付医药费、为他写文章正名的……朋友。

      “林记者,”他轻声说,“谢谢。”

      “别谢我。”林月摆手,“这是我的工作。记录真实,揭露真相。而且,我也不全是为了你。我是为了……我父亲。他当年就是因为不肯妥协,被这行埋没的。我不希望看到同样的事,再发生一次。”

      她顿了顿,看着他:

      “但你真要去内地?那边……很苦。”

      “苦,我不怕。”周星星重复了对方厂长说的话,“我怕的是,留在这里,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看着我母亲在病床上受苦,看着霞姐一手遮天,看着自己……慢慢腐烂。”

      林月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她笑了。那个笑很淡,但很暖。

      “行。那你去。但记住,保持联系。每周至少打一次电话回来,报平安。你母亲的恢复情况,医院那边我会盯着。医药费不够,跟我说。别硬撑。”

      “林记者,我不能再……”

      “能。”林月打断他,“我说能,就能。周星星,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你妈在等你,泰哥在挺你,黄少泽在戛纳为你争奖,我在香港为你写文章。还有那些给你写信的观众,那些在街头认出你、跟你说‘加油’的普通人。这些人,都在看着你。所以你不能倒,不能认输,不能……让我们失望。”

      周星星的眼泪又涌上来。但他没让它流下来,只是点头,很用力。

      “我不会。”

      “好。”林月从相机包里掏出一个东西,递给他——是个小小的录音机,很旧,但保养得很好,“这个给你。是我父亲当年用的。他说,好演员要会听——听别人的台词,听环境的音效,听自己心里的声音。你在内地拍戏,如果遇到什么,录下来。回来放给我听,我要写续篇。”

      周星星接过录音机。很轻,但重得像某种传承。

      “林记者,”他问,“你父亲……是个什么样的演员?”

      林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说:

      “是个像你一样傻的演员。演了一辈子小角色,但从没敷衍过一次。他临终前跟我说:‘小月,演戏不是工作,是修行。你要在角色里,找到自己。找到了,就值了。’”

      她看着周星星:

      “所以阿星,去内地,不只是去拍戏,是去修行。在陌生的环境里,在完全不同的文化里,在可能比香港更残酷的现实里,找到那个就算全世界都说你不行,你还能对自己说‘我行’的周星星。找到了,就值了。”

      远处传来巴士的喇叭声。周星星看了眼手表,上午九点。他该出发了——先去医院看母亲最后一眼,然后去码头,坐船到深圳,再转车到广州。下午三点,要准时出现在白云宾馆。

      他背起行李箱,最后看了一眼“周记跌打馆”的招牌,看了一眼九龙城寨密密麻麻的窗户,看了一眼站在晨光里的林月。然后,他转身,走向巴士站。

      脚步很稳。

      因为知道要去哪里,也知道为什么要去。

      更知道,无论去哪里,都有一些人,在等他回来。

      等他带着戏回来,带着钱回来,带着那个找到了自己的、更好的周星星,回来。

      巴士来了。他上车,找了个靠窗的位子。车启动,九龙城寨在窗外后退,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模糊的轮廓。香港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霓虹招牌,都在后退。像一场很长很长的梦,醒了,但梦里的人,梦里的事,梦里流过的泪和汗,都还在心里,沉甸甸的,但很真实。

      他拿出那本《演员的自我修养》,翻开。扉页上,是他很多年前写的一句话:

      “1982年9月15日。今天考无线训练班落选。但我不放弃。因为我想当演员。真正的演员。——周星星”

      字迹很稚嫩,但很用力。他看了很久,然后,拿出笔,在下面加了一行:

      “1985年11月3日。今天去内地拍戏。前路未知,但我不怕。因为我已经是演员。真正的演员。——周星星”

      写完,他合上书,看向窗外。

      车正驶过深圳河。河这边是香港,繁华,喧嚣,但让他窒息。河那边是内地,陌生,艰苦,但让他……能呼吸。

      能演戏。

      能活着。

      巴士驶过边界,驶向一个全新的、未知的、但必须走下去的明天。

      而周星星坐在车上,背挺得很直。

      像一根被压弯过、但终于弹回来的钢筋。

      像一棵在石头缝里、终于找到一线光的草。

      像一个在深夜里走了很久、终于看见黎明的人。
note 作者有话说
第26章 那通改变命运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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