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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红尘 临安的画院 ...

  •   临安的画院在凤凰山脚下,紧挨着皇城。

      赵慕之到临安的那天是十月初九。天已经凉了,但临安的热闹跟天气没关系。御街从和宁门一直延伸到朝天门,两旁挤满了铺子——卖绢的、卖笔墨的、卖颜料的、卖字画的、裱画的、刻章的。街上的行人摩肩接踵,南来北往的口音搅在一起,像一锅煮开的粥。

      他被安排在画院后进的一间偏房里。房间不大,朝北,终年不见阳光。但案是花梨木的,窗是雕花漏窗,推开能看见画院的后园——假山、曲池、几丛瘦竹。比他在歙州的画室体面得多。

      画院的差事很轻。每月逢五逢十应卯,其余时间自己画画。院里有御制的颜料,青金是从西域来的,朱砂是从辰州来的,石绿是从云南来的。最好的料,最好的工,磨出来的颜料细得像烟,装在官窑烧的瓷罐里,贴着黄签,写着年份和产地。

      赵慕之第一次用这些颜料的时候,手是稳的。但颜色落到绢面上,他觉得少了什么。

      不是颜色不好。御制的颜料,成色比他用的任何一批都好。青金蓝得纯粹,石绿绿得鲜润,朱砂红得正。但他染了三遍青金之后,停下来,看着绢面上的那片蓝。

      蓝是对的。但不对。

      他想了一整夜,才想明白少了什么。

      少了那种“润”。孔雀石不是越浓越好,要润。润的石头磨出来的颜色才会活。浓是浓了,但不润,就死了。

      御制的颜料,磨得太细了。细到了没有石头的脾气。像苏青说的——干了就死了。

      他把笔搁下,坐了很久。

      然后他继续画。用那些“死了”的颜料画。

      不是妥协。是他知道,他回不去了。

      苏青不会再来临安给他送石头了。陈氏不会再把油纸包夹在菜篮里带进画院了。没有人会从溪底捞绿松石给他,没有人会在朱砂切片背面刻字给他。他这辈子用的颜料,从今往后,都只能从瓷罐里舀出来。

      他开始画。画临安的山水,不是歙州的。

      临安的山水是软的。凤凰山矮,西湖平,钱塘江在远处,被沙洲和芦苇遮去了大半。没有歙山那种拔地而起的崖壁,没有那种藏在灰白色岩体里的青金色矿脉。他画凤凰山的秋色,赭石染山石的暗部,石绿罩草木,青金画远天。颜色一层一层地染上去,染五遍,染七遍,染十遍。

      画院的同僚来看他画画,站在后面看了很久。

      “你这设色,太重了。”

      赵慕之没有回头。

      “临安的山水轻,你这么画,山都压沉了。”

      他没有改。

      他把临安的山水画成了歙州的样子。不是因为技不如人,是因为他的手已经记住了那种颜色——那种从石头里长出来的、带着山气的、润的颜色。御制的颜料磨掉了石头的脾气,但他的笔还记得。

      画出来的画,跟画院其他人的都不一样。同僚们画青绿,设色清透,天空染三遍青金就停了,远山罩两遍石绿就收手。他们画的是“江南的轻”。他画的是“歙州的重”。

      起初没有人买他的画。画商来看,说“颜色太沉,不合时下的清赏”。他把画收起来,不卖。

      后来有人买了。

      不是画商,是一个致仕的老翰林。姓陆,绍兴初年的进士,做到翰林侍读,致仕后住在临安城北的一条巷子里,养花、喝茶、买画。他在画院的岁末雅集上看见赵慕之的一幅青绿小品——画的是歙州古道,山石皴得密而沉,天空染了不知道多少层青金,蓝得像要把人吸进去。

      老翰林站在画前看了很久,然后问:“这画谁画的?”

      旁人指给他。他走过来,看了赵慕之一眼。

      “你是歙州人?”

      “是。”

      “歙州的山,是这样子的?”

      “是。”

      老翰林没有再问。他把那幅画买了,付了很高的价。

      赵慕之拿着那笔银子,在画院附近租了一间临街的屋子,挂了块匾,叫“青阁”。不是画铺,是他的画室。有人来买画就卖,没人来就自己画。

      临安的日子就这样过下去了。

      他渐渐有了名气。不是大名,是小名。临安的画坛分很多圈,最上层的御前画师他攀不上,那是翰林图画院的地盘。他所在的是下面的画院,画师们给官署画画屏、给寺庙画壁画、给书坊画版样。他的画不在这个体系里。他画自己的,有人买就卖,没人买就挂着。

      买他画的人,大多是些上了年纪的文官。致仕的、贬官的、在清水衙门里坐了十几年冷板凳的。他们喜欢他画里的那种“重”。不是临安的轻,不是江南的软,是歙州的山压在纸上的那种分量。

      有一个买过他三幅画的户部主事,喝了酒跟他说过一句话。

      “赵画师,你的画里有一种东西,我说不上来。像是……像是在等什么。”

      赵慕之没有接话。他把酒喝了。

      他知道那是什么。

      他在等颜色停下来。等染上去的十七层青金一层一层地干透,停在绢面上,变成歙山天空的颜色。但御制的颜料不会停。它们干得太快了,快到来不及变,来不及活。

      他等的,从来不是颜料。

      又过了两年。他二十五岁了。

      临安的画坛起了一种新的风气。从御前画院传出来的——设色要淡,皴法要简,意境要空。刘松年、李嵩他们的画法成了标杆,人人效仿。青绿山水还在画,但已经不是王希孟那种浓烈到极致的青绿了,是淡青,是浅绿,是留白。

      他的画,越来越难卖了。

      不是画得不好。是他的颜色跟时风撞上了。时风要轻,他画得重。时风要淡,他染得浓。时风要空,他把天空染了十七层青金,蓝得几乎要滴落下来。

      老翰林陆大人前年冬天过世了。死前把收藏的画都捐给了灵隐寺,包括赵慕之那幅歙州古道。赵慕之去灵隐寺看过一次。画挂在客堂的侧壁上,被香火熏得微微发黄,那片他染了不知道多少层的天空,颜色比当初更深了。

      他站在画前,忽然想,苏青如果看见这幅画,会说什么。

      她大概什么都不会说。她只会看一眼,然后指出哪里不对。“背篓画小了。”

      他笑了一下。客堂里没有人,香炉里的烟笔直往上升。

      他转身走了。

      绍兴二十四年,他二十七岁。

      画院的差事他还在做,但画画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不是不想画,是画不出来。

      不是没有颜料。御制的青金用完了可以再去领,管库的太监跟他熟了,每次都会多给他一罐。也不是没有时间。画院的差事本来就轻。

      是手生了。

      不是技法生疏。技法不会生疏,十几年画下来,笔自己知道怎么走。是另一种生疏——那种从石头里长出来的东西,断了。

      以前在歙州,苏青每隔一两个月会送颜料来。那些颜料是她自己采的石头磨的,粗磨、细磨、水飞,一遍一遍地筛,一遍一遍地沉淀。每一碟颜料里都有她的手的痕迹——指甲缝里的青色,掌纹里的石粉,茧子上的粗粝。他用的不是颜料,是她的手艺。

      现在他用的颜料,是从瓷罐里舀出来的。罐子上贴着黄签,写着“御制青金”,年份,产地。干净,体面,标准。没有人的痕迹。

      他画出来的画,颜色是对的。但不对。

      他开始应酬。临安的画坛,应酬是躲不掉的。雅集要去,同僚的酒要喝,画商的饭要吃。他的酒量是那几年练出来的。歙州来的乡下画师,在临安的酒桌上学会了敬酒的顺序、说话的尺度、笑的时机。

      他变了一个人。不是变坏了,是变轻了。

      以前在歙州,他可以在画室里坐一整天,等一遍颜色干透。现在他坐不住了。应酬回来,酒意未消,他坐在画案前,看着空白的绢面,脑子里是酒桌上的话——谁升了,谁贬了,谁的画进了御前,谁的画被退了回来。那些话像苍蝇一样嗡嗡响,赶不走。

      他画不下去了。

      有时候他半夜醒来,窗外是临安的月亮——被水汽晕开的、毛茸茸的月亮,不是歙州那种锋利的、能把崖壁照出青金色矿脉的月亮。他躺在黑暗里,想起苏青蹲在溪边捞绿松石的背影,想起她站在崖壁上凿石头的声音,想起她把那块最好的青金石递给他时说“你看看”的语气。

      然后他翻个身,继续睡。

      明天还有应酬。

      他二十七岁那年秋天,在画院的库房里翻找颜料,看见一个积满灰尘的旧木箱。打开,里面是用油纸包着的一小碟颜料。油纸已经发黄变脆,但封口的麻绳还在。

      他认出了那个绳结。是死结。她系的。

      他把油纸拆开。里面是一小碟青金颜料。颜色已经干涸了,龟裂成细密的纹路,像干涸的河床。但颜色还在——蓝得发紫,像黎明前最后的天色。

      是她离开歙州前磨的那碟。他带到临安,用了一大半。剩下这一点,他忘了。

      他捧着那碟干涸的颜料,站在库房的灰尘里,站了很久。

      然后他回到画室,铺开绢,把那碟干涸的青金用清水化开。化不开。颜料干得太久了,胶已经死了,化开之后只是一滩泛蓝的浑水。

      他试了三次。三次都不行。

      他把那滩浑水倒掉了。

      然后他铺开一张信纸,磨墨,提笔。他想给苏青写一封信。问她还在不在歙州,还采不采石头,那条青金石矿脉有没有找到新的。信写了三行,他停下来。

      他不知道信往哪里寄。

      苏青没有留地址。她离开歙州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有人说她去了北边的矿山,有人说她跟着商队入了蜀。陈氏可能知道,但陈氏不识字。他可以把信寄到歙州,托人转交。但他没有。

      他把信纸揉了。

      不是因为找不到地址。是因为他不知道信里该写什么。

      写他在临安的画卖不出去了?写他染十七层青金的习惯被时风磨掉了?写他应酬喝酒喝到半夜醒来,再也画不出那种从石头里长出来的颜色?

      这些话,能跟苏青说吗?

      她是那个从溪底捞绿松石的人。是那个站在崖壁上凿矿脉的人。是那个把最好的青金石采下来、磨成颜料、托人带给他、附了一个字条写着“画”的人。

      她把自己的路走到了最深处。

      他把自己的路走丢了。

      他没有资格给她写信。

      他把揉了信纸展开,铺平。纸上只有三行字。第一行是“苏青”,第二行是“你还在歙州吗”,第三行写了两个字,又涂掉了。

      涂掉的那两个字是“保重”。

      他写过这两个字。不是他,是她。她在朱砂切片背面刻过这两个字,刻坏了三片石头才刻成,托陈氏带给他。他那时候被锁在书房里,握着那片石头坐了一整夜。

      现在他想把这两个字还给她。但他写不出来。

      因为“保重”是从困境里长出来的话。他那时候被锁在书房里,前路不明,她刻这两个字给他,是她用她唯一会的方式告诉他:撑住。

      现在他不在困境里。他在红尘里。红尘不是困境,是温水。温水不需要“保重”,温水只需要你慢慢地变轻。

      他没有什么话可以跟苏青说了。

      他把信纸叠起来,放进装颜料的那只旧木箱里。然后盖上盖子。

      灰尘落下来,盖住了木箱的纹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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