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坨里根脉》太行一笔

5、沙河血斗（1） 一

　　一

　　同治十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

　　刚进二月，沙河两岸的冻土就化开了，踩上去一脚烂泥，鞋底板子“吧唧吧唧”响。河滩上的柳树冒出了鹅黄色的嫩芽，一串一串的，像挂着的碎金子。河面还漂着薄冰，但水已经活了——清清凌凌的，能看见底下的卵石和游鱼。

　　耿仁厚蹲在他那三亩河滩地边上，手里攥着一把土，攥得紧紧的。土从指缝里漏出来，细细的，黑黑的，带着一股子腥气——是好土的味儿。他把土凑到鼻子跟前闻了闻，嘴角咧开了，露出两排白牙。

　　“成了。”他自言自语。

　　这三亩地，是他用命换来的。

　　去年一开春，他就开始在河滩上捡石头。河滩上的卵石大大小小，一层压一层，不知道攒了多少辈子。大的像磨盘，小的像拳头，圆滚滚的，滑溜溜的，捡起来费劲，扔出去也费劲。他弯着腰，从早捡到晚，一天下来，腰疼得像要断了，手指头磨得血肉模糊。

　　捡完石头还不算，还得垫土。河滩上全是石头，没土，种不了庄稼。他从北边的山坡上挑土，一担一担地挑。来回四里地，上坡下坡，一担土百十来斤。他一天挑三十担，肩膀磨破了，扁担一压上去，疼得龇牙咧嘴。晚上赵氏给他用盐水洗伤口，他咬着牙不吭声，额头上的青筋暴得老高。

　　伤口结了痂，再磨破，再结痂，最后长出了一层厚厚的老茧——那茧子硬得像牛皮，用针扎都扎不进去。

　　土垫好了，还得垒坝堰。河滩地怕水，春天一涨水，全冲光。他从山上背石头，一块一块地背。大的背不动，就挑中的；中的背不动，就挑小的。一块石头几十斤，从山上背到河滩，一趟一趟地跑。垒坝堰是个细活，石头对石头，缝对缝，得像榫卯一样严丝合缝。他不会，就自己琢磨，垒了拆，拆了垒，反反复复，整整一个月才垒成。

　　坝堰三尺高，半尺宽，从河边一直延伸到地头，弯弯曲曲的，像一条蛇。他把河水引到地里，三亩河滩地变成了水浇地。

　　“水浇地啊——”耿仁厚蹲在地头，看着水慢慢地洇进土里，眼眶发热，“在山西老家，咱连旱地都没有。到了这儿，咱有了水浇地。”

　　他在山西祁县的时候，给地主扛活，种的就是水浇地。那地是好地，浇上水，庄稼蹿得飞快，一亩能打三百斤粮食。他那时候就想，什么时候自己能有这么一亩地，死也值了。现在他有了三亩。

　　他种上了高粱。高粱耐旱，也耐涝，不挑地，长得快。种子是刘老栓给的——刘老栓人虽窝囊，心肠不坏，看耿仁厚可怜，送了他一斗高粱种子。耿仁厚千恩万谢，把种子一粒一粒地撒进土里，又用耙子搂平，盖上薄薄一层土。

　　十来天工夫，高粱苗就拱出来了。

　　那苗嫩绿嫩绿的，两片叶子张着，像小鸡崽的翅膀。耿仁厚每天天不亮就到地里转一圈，蹲下来，一棵一棵地看。他看叶子上有没有虫眼，看土里干不干，看苗子蹿了多高。有时候一看就是大半天，赵氏抱着耿德福来找他，他才想起该吃早饭了。

　　“你呀，地比儿子还亲。”赵氏笑着说。

　　耿仁厚嘿嘿一笑，接过耿德福，举过头顶。耿德福一岁多了，虎头虎脑的，长得敦实，两只眼睛又黑又亮，像两颗葡萄。他被爹举起来，咯咯地笑，口水滴了耿仁厚一脸。

　　“儿子，你看——”耿仁厚抱着他，指着那片高粱地，“那是咱家的地。等你长大了，这地就是你的。你要好好种，别糟蹋了。”

　　耿德福当然听不懂，他只是笑，伸手去抓爹的鼻子。

　　高粱一天一个样。到了四五月间，已经长到一人高了，杆子笔直笔直的，叶子宽大肥厚，绿得发黑。风一吹，整片高粱地像波浪一样翻滚，“哗啦哗啦”地响，好听极了。耿仁厚站在地头，看着这片绿浪，心里美得像喝了蜜——不，比喝蜜还美。蜜是甜的，但甜过就没了。这地是实的，踩上去脚底板子有感觉，一辈子都在。

　　赵氏也笑了。她抱着耿德福，站在地头，风吹着她的蓝布褂子，头发飘起来。她说：“今年秋天，咱就能吃上饱饭了。”

　　耿仁厚点点头，没说话。他看着赵氏的脸——那张脸比去年圆润了一些，不再那么蜡黄蜡黄的，有了点血色。他娘的脸色也好多了，瞎归瞎，但精神头足了，拄着拐杖能在院子里走好几圈。

　　日子好像就要好起来了。

　　但耿仁厚不知道，一场大祸正在悄悄地逼近。

　　二

　　刘老栓是跑着来的。

　　他气喘吁吁地推开耿仁厚的栅栏门，脸上的肉哆嗦着，嘴唇发白，眼珠子瞪得溜圆，像见了鬼似的。他一把抓住耿仁厚的胳膊，指甲都掐进了肉里。

　　“后生！后生！快跑！刘万全来了！”

　　耿仁厚正在院子里磨镢头。他抬起头，看了刘老栓一眼，没说话。

　　“你听见没有？”刘老栓急了，声音都变了调，“刘万全！刘家坡的刘万全！他带着好几十个人，扛着镢头铁锹，往咱这儿来了！他要扒你的坝堰！”

　　耿仁厚还是不慌不忙，把镢头在磨石上又蹭了几下，用拇指试了试刃口——雪亮，能剃胡子。他把镢头往肩上一扛，站起来。

　　“多少人？”

　　“二三十个！不，三四十个！黑压压一片！”刘老栓的腿在发抖，“后生，你不是他的对手！刘万全是这一带的土皇上，有钱有势，咱们惹不起！快跑吧！跑回山西去！”

　　“我不跑。”耿仁厚说。

　　“你——”刘老栓急得直跺脚，“你知不知道刘万全是啥人？他家有三百多亩地，开着油坊磨坊烧锅，村里人不是他家的佃户就是他家长工！他跟县衙里的人都有来往，年年上供！你一个外来户，拿啥跟他斗？”

　　耿仁厚没理他，扛着镢头往外走。

　　刘老栓跟在后面，一边走一边说：“你听我一句劝，好汉不吃眼前亏！你把坝堰让他扒了，地也让他毁了，你还能保住一条命。你要是跟他硬碰硬，他把你也毁了！后生，你还年轻，你还有老婆孩子，你还有个瞎眼老娘——”

　　耿仁厚停住了脚步。他回过头来，看着刘老栓。

　　刘老栓被他看得心里发毛，往后退了一步。

　　“刘叔，”耿仁厚说，“你说的我都懂。但我问你一句——我跑了，我的地呢？我的坝呢？我这一年多的心血呢？”

　　刘老栓张了张嘴，说不出话。

　　“我跑了，刘万全就能放过我了？他今天扒了我的坝，明天就能占了坨里。到时候我回来，连个站脚的地方都没有。”耿仁厚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在地上，“我不跑。我就在这儿等着他。”

　　他说完，转身走了。

　　刘老栓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嘴唇哆嗦了半天，最后叹了一口气，缩着肩膀，一溜烟跑回了自家地窨子，“哐当”一声关上了门。

　　其他几户人家也都知道了消息——刘老栓跑了一路，嚷嚷了一路，全村都听见了。他们跟刘老栓一样，吓得脸都白了，一家一家地钻进了地窨子，关上门，用木杠子顶上，大气不敢出。

　　坨里村安静了。安静得像一座坟。

　　只有耿仁厚一个人，扛着镢头，走向了河滩。

　　赵氏站在窑洞门口，怀里抱着耿德福，看着丈夫的背影。她的嘴唇动了动，想喊他回来，但没喊出声。她知道，喊也没用。耿仁厚的脾气她最清楚——平时闷葫芦一个，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但一旦认定了什么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她转身进了窑洞，把耿德福放在炕上，又从灶台底下摸出一把菜刀，别在腰后。

　　“娘，”她对瞎眼婆婆说，“您别出去。不管听见啥动静，都别出去。”

　　瞎眼老娘坐在炕上，脸朝着窗户的方向——虽然她什么也看不见。她的耳朵动了动，听见了远处的嘈杂声——脚步声、叫骂声、铁器碰撞声。

　　“是刘家的人？”她问。

　　“嗯。”

　　“来了多少人？”

　　“说是二三十个。”

　　瞎眼老娘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地从炕上挪下来，摸到墙角的拐杖，拄在手里。

　　“娘，您干啥？”赵氏急了。

　　“我出去。”

　　“您不能出去！您眼睛看不见——”

　　“我眼睛瞎了，心没瞎。”瞎眼老娘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死水，“我儿子在外面拼命，我这个当娘的，不能在屋里坐着。”

　　赵氏拦不住她。

　　三

　　耿仁厚站在坝堰上，像一棵扎了根的老榆树。

　　他的脚底下是那条三尺高的坝堰，石头垒的，缝对缝，严丝合缝。坝堰的一边是沙河，水不深，但流得急，“哗哗”地响；另一边是他的三亩高粱地，高粱已经长到齐腰高了，绿油油的，风一吹，“沙沙”地响。

　　他把镢头杵在地上，双手拄着镢头柄，望着上游的方向。

　　太阳已经升到一竿子高了，白花花的，照在河滩上，卵石反射出刺眼的光。远处有鸟在叫，不知道是什么鸟，叫声很尖，很急，像在报信。

　　他看见了。

　　上游的河滩上，出现了一群人。黑压压的一片，少说有二十多个，多则三十出头。他们扛着镢头、铁锹、锄头、镐头，还有两个人抬着一根粗木杠子——那是用来撬石头的。走在最前面的那个人，五大三粗，虎背熊腰，满脸横肉，剃着光头，脖子上青筋暴起，像几条蛇盘在那里。

　　那就是刘万全。

　　耿仁厚没见过刘万全，但他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个人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子霸道——走路的姿势、看人的眼神、说话的声音，都透着一股子“老子天下第一”的劲儿。

　　刘万全也看见了他。

　　隔着几十步远，刘万全就停下了脚步。他眯起眼睛，打量着坝堰上那个孤零零的人——中等个子，精瘦精瘦的，穿着一件补丁摞补丁的粗布褂子，肩膀上扛着一把镢头。就这么一个人，站在那儿，等着他。

　　刘万全愣了一下，然后哈哈大笑起来。那笑声很大，在河谷里回荡，惊起了一群麻雀。

　　“就你一个人？”他扯着嗓子喊，“你们坨里的人都死绝了？”

　　耿仁厚没动，也没说话。他只是看着刘万全，眼睛一眨不眨。

　　刘万全带着人走到坝堰跟前，隔着几步远站住了。他把手叉在腰上，歪着头，上下打量着耿仁厚，像打量一头牲口。

　　“你就是那个外来户？”

　　“嗯。”

　　“叫什么？”

　　“耿仁厚。”

　　“从哪儿来的？”

　　“山西祁县。”

　　“来坨里多久了？”

　　“一年多了。”

　　刘万全点了点头，脸上的笑容慢慢收了起来。他用下巴指了指坝堰：“这坝是你垒的？”

　　“是我垒的。”

　　“地是你开的？”

　　“是我开的。”

　　“你知道这河是谁的吗？”

　　耿仁厚看着刘万全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这河是老天爷的。”

　　刘万全的眼睛眯得更细了，细成了一条缝。缝里透出来的光，冷冷的，像刀子。

　　“老天爷的？”他冷笑一声，“沙河的水，自古就是刘家坡的。我爷爷那辈，这河就浇着刘家坡的地。你一个外来户，凭什么截河灌地？”

　　“我没截河。”耿仁厚说，“我在自家地边垒了道堰，把水引到我地里。河还是那条河，水还是那些水，碍着谁了？”

　　“碍着我了！”刘万全的声音突然大了起来，像打雷一样，“你截了水，我下游的地就少了水！你灌了三亩，我旱了三十亩！你说碍着谁了？”

　　耿仁厚知道刘万全在胡说八道。沙河的水大得很，春天化雪的时候更是滔滔不绝，别说浇三亩地，就是浇三百亩都够。刘万全不是嫌水少了，他是嫌这块地被人占了——在刘万全眼里，整个沙河两岸的地都是他的，谁动了就是抢了他的。

　　“刘万全，”耿仁厚说，“我不跟你吵。县衙有令，鼓励开荒。谁开的地归谁，有县太爷的印戳子为证。我这三亩地，是官府承认的。你要是有意见，去县衙告我，我奉陪。但你今天要扒我的坝，不行。”

　　他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抖了抖。那张纸已经揉得皱皱巴巴的了，但上面的字还能看清楚，底下盖着一个红彤彤的官印——唐榆县正堂的印。

　　刘万全的脸色变了。他没想到这个外来户居然有这一手——跑到县衙办了开荒执照。这玩意儿虽然不值几个钱，但毕竟是大清朝的公文，有官府的威仪在。他要是硬扒，就是违抗官府的命令，传出去不好听。

　　但他刘万全在这一带横行了几十年，什么时候怕过一个外来户？

　　他脸上的横肉抽动了几下，然后一挥手，声音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给我扒！”

　　二三十个人“呼啦”一声冲了上来。

　　耿仁厚攥紧了镢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