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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安家坨里(1)     一 ...

  •   一

      天刚蒙蒙亮,沙河上的雾气还没散尽,像一层灰白色的棉絮裹着河滩。耿仁厚推着那辆独轮车,已经能看见坨里的轮廓了——说是“坨里”,其实就是沙河北岸山脚下一片隆起的土岗,土岗上稀稀拉拉长着几棵歪脖子柳树,树底下蹲着几个黑窟窿,像是大地睁开的眼睛。

      那些黑窟窿就是人住的地窨子。

      耿仁厚停下独轮车,抹了一把脸上的汗。从大同府一路走到这儿,走了整整四十三天。四十三天里,他磨烂了三双鞋,推断了三根车襻,身上的肉掉了十几斤。车上坐着瞎眼的老娘和挺着大肚子的媳妇赵氏,车后面拴着一条从老家带来的土狗——那条狗瘦得肋巴骨一根根凸出来,像搓衣板似的,但眼神还亮堂,到了陌生地方也不叫,就夹着尾巴到处嗅。

      “仁厚,到了?”赵氏在车上问。她身子重,坐久了腿肿得跟萝卜似的,但从来不说疼。山西女人就这样,能吃苦,不娇气。

      “到了。”耿仁厚把车停稳,四下了望,“这就是坨里。”

      瞎眼老娘动了动耳朵。她虽然看不见,但耳朵灵得很,能听出几十步外的脚步声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她听了一会儿,说:“有人家。我听见鸡叫了,还有小孩哭。”

      耿仁厚仔细一听,果然,南边那个地窨子里传出一阵婴儿的啼哭,哭得有气无力的,像小猫叫。北边那个地窨子门口有鸡刨食的声音——鸡在沙土地上刨得哗啦哗啦响。

      他没急着过去打招呼,先把老娘从车上搀下来,让她靠着柳树坐下。又把赵氏扶下来,赵氏脚一沾地就扶着车把喘了半天——肚子里的孩子已经九个月了,圆滚滚的肚子把衣服撑得紧绷绷的,像塞了个西瓜。

      “你先歇着,我去打听打听。”耿仁厚说。

      他从独轮车上取下一条布袋,布袋里装着半升谷糠——这是他从牙缝里省出来的,一路上没舍得吃,就是为了到了地头能拿得出手。逃荒的人懂规矩:到了一个地方,先拜码头,不能空着手。这不是客气,是规矩。你空着手去,人家觉得你不懂事;你带了东西,哪怕就是一把野菜,人家也觉得你懂礼数。礼数这东西不值钱,但有时候比钱还管用。

      耿仁厚朝着最近的一个地窨子走过去。走近了才看清楚,这地窨子挖得实在简陋——地上刨了个三尺来深的坑,坑上面搭了几根木椽子,椽子上铺了层高粱秆,高粱秆上抹了把黄泥。门口挂着一块破布帘子,布帘子被风吹得啪嗒啪嗒响,上面补丁摞补丁,看不出原来的颜色。

      门口蹲着个老汉,正吧嗒吧嗒抽旱烟。这老汉六十多岁,满脸褶子,皮肤黑里透红,像是被沙河的风沙打磨了几十年的石头。两只眼睛浑浊发黄,眼角糊着眼屎,下巴上的胡子稀稀拉拉的,像秋天收割后的麦茬。他穿着一件看不出颜色的棉袄,棉袄破了几个洞,露出里面黑乎乎的棉花。他蹲在那儿,两只手抄在袖筒里,烟袋锅子里的火星子一明一灭的,像萤火虫。

      这就是刘老栓。坨里最早的住户,在这儿住了三十多年,算是“坐地户”。

      耿仁厚走过去,弯腰叫了一声:“大爷,我是从山西大同府逃荒来的,想在您这儿落脚,借块地方安家。”

      刘老栓眼皮都没抬,吧嗒了一口烟,慢悠悠地吐出来,烟雾在晨光里散开,像一层薄纱。他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石头:“从哪儿来的?”

      “山西大同府。”

      “大同府?”刘老栓这才抬起眼皮,上下打量了耿仁厚一眼。他看见这个后生二十出头,高个子,宽肩膀,脸被风吹得黑红,两只手骨节粗大,指头上全是裂口——一看就是庄稼汉出身,而且是个肯下死力气的庄稼汉。但再看远处柳树底下坐着的那两个——一个瞎眼老太太,一个大肚子媳妇——刘老栓的眼神又冷了下来。“那可远了。咋跑这儿来了?”

      “遭了灾。”耿仁厚说,“大同府连着三年大旱,地里颗粒无收。树皮都剥光了,草根都挖绝了,人吃人,狗吃狗,饿殍满地。实在是待不下去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像在说别人的事。但刘老栓听得出来,这平静底下压着东西——那是饿过肚子的人才会有的平静。真正饿过的人,不会把饿挂在嘴上,因为饿已经长进了骨头里,成了身体的一部分,用不着说了。

      刘老栓沉默了一会儿,把烟袋锅子在鞋底子上磕了磕,磕出一摊黑灰。他站起来,个子不高,背有点驼,但两条腿很粗壮——在地窨子里蹲了三十年,腿能不粗吗?

      “后生,”刘老栓指了指周围,“你瞅瞅这地方,沙河滩上,石头多、沙子多、好土少。我们这几户人家,都是几十年前逃荒来的,来了就扎下了,但扎下是扎下了,日子过得怎么样,你也看见了——穷得叮当响,吃了上顿没下顿。你再看看我们住的地方,这叫什么?地窨子!半截身子在地下,跟老鼠似的。为啥住这个?因为盖不起房!你来了,能干啥?”

      这话说得不客气,但耿仁厚没有生气。他看出来了,刘老栓不是在赶他走,是在试探他——试探他是不是那种一遇到困难就打退堂鼓的人。逃荒的人最怕什么?最怕来了又走的人。因为这种人会浪费粮食、会占用资源、会坏了规矩。你来了,大家接济你,结果你待了三天跑了,接济你的那些粮食就打了水漂。在这年头,一把米就是一条命,谁也不愿意把命浪费在不靠谱的人身上。

      耿仁厚把布袋递过去:“大爷,这是半升谷糠,不成敬意。您收下。”

      刘老栓愣了一下——他没料到这个后生会带东西来。在这年头,半升谷糠虽不金贵,可可也能吃。他接过布袋,掂了掂,脸色稍微好看了些,但还是没松口:“你这点谷糠,能堵住几张嘴?我们这儿七八户人家,家家揭不开锅。”

      “大爷,”耿仁厚说,“我不是来吃白食的。我有力气,能干活。我看这河滩地有的是,开出来就能种。山上也能开梯田。我不会白吃你们的。”

      刘老栓这才正眼看了他一眼。这一眼看得很仔细,从耿仁厚的脚看到头,又从头看到脚。他看见这个后生脚上穿着一双磨烂了的布鞋,十个脚趾头有六个露在外面;裤腿卷到膝盖上面,小腿上青筋暴起,像爬着几条蚯蚓;腰里扎着一根草绳,草绳上别着一把镢头——那把镢头磨得锃亮,刃口薄得像刀,一看就是用了多年的家什。

      “你倒是眼毒。”刘老栓指了指河滩,“这河滩地是好,平平整整的,土也厚,但年年发大水——沙河脾气暴,一到夏天就涨水,水一上来就把庄稼淹了,种了也白种。山坡上倒是不发水,但全是石头,开一块地得脱一层皮。你受得了那个罪?”

      “我不怕脱皮。”耿仁厚说。

      这四个字说得很轻,但落地有声。

      刘老栓又沉默了一会儿。他转过身,朝其他几个地窨子喊了一嗓子:“都出来吧,来人了!”

      地窨子里陆陆续续钻出来几个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个个面黄肌瘦,衣裳褴褛,像从坟地里爬出来的。为首的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姓王,叫王老实——人如其名,老实巴交的,走路低着头,说话不敢看人的眼睛。他身后跟着个女人,是他媳妇,大家叫她王婶子,是个圆脸盘、大屁股的妇人,一看就是能生能养的那种。王婶子手里牵着个五六岁的丫头,怀里还抱着个吃奶的娃娃。

      还有个姓张的,叫张二愣,三十出头,光棍一条,人长得粗壮,一脸横肉,两只眼睛圆鼓鼓的,像牛眼。他是三年前逃荒来的,来了就一直打光棍,脾气暴躁,动不动就跟人吵架。他站在人群后面,双手抱在胸前,歪着头打量耿仁厚,眼神里带着敌意。

      另外还有几家——李家、赵家、孙家,都是三五口人,都穷得叮当响。男人们都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裳,女人们都蓬头垢面的,孩子们都瘦得皮包骨头,肚子却鼓得老高——那是饿出来的“青蛙肚”。

      刘老栓把耿仁厚的情况简单说了说,然后问大家:“你们说,让他留下不?”

      几个人互相看了看,都没吭声。在穷地方,多一个人就是多一张嘴,谁也不好意思先说“留下”,但谁也不想先说“赶走”。

      最后还是王老实开了口,声音小得像蚊子哼:“留……留下吧,怪可怜的。”

      张二愣哼了一声:“可怜?可怜的人多了,你可怜得过来吗?留下他,他吃啥?咱们自己都揭不开锅了。”

      “我不用你们养。”耿仁厚说,“我自己能刨食。”

      “刨食?”张二愣冷笑一声,“你拿啥刨?这地方石头比土多,野菜比粮食金贵,河里的鱼虾还不够我们自己捞的。你来分一杯羹,我们不就少一口?”

      这话说得直白,但确实是实话。几个人的脸色都变了,有人低头,有人看天,有人抠指甲。

      耿仁厚没接这个话茬。他把腰里的镢头拔出来,往地上一插,镢头刃口在晨光里闪了一下,像一道闪电。“各位乡亲,”他说,“我耿仁厚今天把话撂在这儿——我不是来跟你们抢食的,我是来跟你们一起找食的。这沙河两岸几百亩河滩地,你们只开了十几亩;这山坡上几百亩荒坡,你们一块也没开。为啥?不是因为没地,是因为没力气。我有力气,我能开地。我开出来的地,头三年的收成,我拿出一半来分给在座的各位。这话算数不算数,老天爷听着呢。”

      这番话一出口,几个人的脸色都不一样了。

      刘老栓眯起眼睛,重新打量这个后生——这小子不简单,说话有分寸,做事有章法,知道拿东西换人情,不是个莽撞人。

      王老实抬起头,眼睛里有了些光亮——一半收成,这可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张二愣的冷笑收了回去,但脸上的敌意更重了——因为他看出来了,这个新来的后生不是个省油的灯,将来八成要压自己一头。

      王婶子则盯着远处的赵氏看——她看见赵氏挺着大肚子坐在柳树底下,脸色苍白,嘴唇发干,心里先软了三分。她自己也是女人,知道怀孩子有多苦,何况是在逃荒的路上。

      “行了,”刘老栓一锤定音,“留下吧。沙河南岸那块高地还空着,你去那儿安家。离河近,取水方便,地势也高,发大水淹不着。不过丑话说在前头——你要是待不住跑了,开出来的地归大家。”

      “行。”耿仁厚答应了。

      二

      沙河南岸那块高地,说是“高地”,其实也就是比周围高出一人来高的土台子。台子上长满了酸枣棵子和野蒿草,酸枣棵子上挂着去年的干果子,红得发黑,像一滴滴干涸的血。耿仁厚站在台子上,用脚跺了跺地面——咚咚响,下面是实土,不是流沙。他又抓起一把土搓了搓——土质不错,黄绵土,有黏性,挖窑洞正合适。

      他在大同学过挖窑洞的手艺。大同府那边黄土层厚,几十丈深的黄土崖子,家家户户都挖窑洞住。窑洞冬暖夏凉,不用一根梁、一片瓦,只要有一把镢头、一把铁锹,就能挖出一个家来。坨里这边虽然石头多,但选对了地方,土层也不薄——这个土台子下面的黄土层少说也有一丈多深,挖个窑洞绰绰有余。

      耿仁厚把独轮车上的家当卸下来——其实也没啥家当:一床烂被子、一口铁锅、几个粗瓷碗、一把镢头、一把铁锹、一把镰刀、一捆麻绳,还有老娘纺线用的那架破纺车。纺车是耿家的传家宝——说是传家宝,其实就是几根木头棍子绑在一起,歪歪斜斜的,摇起来吱吱呀呀响,但瞎眼老娘就靠它纺线换粮食,养活了一家人。

      赵氏在台子上找了个背风的地方,用树枝搭了个窝棚,让老娘先住进去。窝棚小得转不开身,人进去只能坐着,躺下就得蜷着腿,但总比露宿强。

      耿仁厚连口水都没喝,就开始挖窑洞。

      他先在土台子的立面上画了个拱形——这是窑洞的“脸面”,画好了才能下镢头。他画得很仔细,用一根树枝比划了半天,左看右看,觉得对称了,才肯下镢头。赵氏在旁边看着,忍不住笑了:“你画个窑洞门,比画个媳妇还认真。”

      “那不一样。”耿仁厚说,“媳妇是别人的,窑洞是自己的。媳妇不好可以换,窑洞不好可换不了。”

      赵氏啐了他一口:“呸,你敢换一个试试?”

      耿仁厚嘿嘿一笑,抡起镢头就刨。

      第一镢头下去,刨起一蓬黄土,黄土里夹着几根草根和几粒石子。第二镢头下去,刨出一个坑来,坑里露出几块碎石。他把碎石捡出来扔掉,继续刨。镢头一起一落,一起一落,像鸡啄米似的,节奏均匀,力度沉稳。他挖窑洞有窍门——先挖出一个窄窄的门洞,人钻进去,在里面往两边扩,往深处挖。这样挖出来的窑洞,外面看着小,里面别有洞天。

      他一个人挖,镢头刨、铁锹铲、筐子挑。刨下来的土用铁锹铲到筐子里,一筐一筐挑到外面,倒在台子边上——这些土将来可以用来打院墙、垫猪圈。他干活利索,一个时辰能挑十几筐土,肩膀上的扁担印子一道一道的,像被鞭子抽过似的。

      赵氏挺着肚子给他做饭。说是做饭,其实就是煮野菜糊糊——把挖来的野菜洗干净,剁碎了,扔进锅里,加一瓢水,撒一把谷糠,煮开了就行。谷糠是刘老栓送来的,说是“借”的,其实大家都知道,借是客气话,还不还的,看天意。赵氏往锅里加了一小撮盐——盐是王婶子给的,用一张树叶子包着,也就指甲盖那么大的一撮,但有了盐,野菜糊糊就有了味道,喝起来不那么难咽了。

      瞎眼老娘在窝棚里纺线。她虽然看不见,但纺了一辈子线,手上有准头——左手捏着棉花条,右手摇纺车,棉花条在指尖上旋转,抽出一根细细的线来,线缠在锭子上,越缠越粗,越缠越圆,像个陀螺。她纺出来的线又细又匀,比好眼人纺的还结实。这是几十年的功夫,急不来,也假不来。

      耿仁厚挖到第三天的时候,出事了。

      那天下午,太阳偏西,斜斜地照进窑洞里,把洞里的黄土照得金灿灿的。耿仁厚正在往里挖,一镢头刨下去,“当”的一声,刨到了一个硬东西。镢头弹了回来,震得他虎口发麻。

      他以为是石头——这地方石头多,挖到石头是常事。他蹲下来,用手扒开土,摸到一个圆溜溜的东西。再扒,露出一截瓦罐的边沿。他把周围的土清干净,小心翼翼地把瓦罐抱了出来。

      这是个灰陶瓦罐,一尺来高,鼓肚圆底,上面盖着一块青砖。瓦罐很沉,抱在手里坠手得很。他把青砖揭开——砖上刻着几行弯弯曲曲的符文,像蝌蚪又像蛇,歪歪扭扭的,看不出什么意思。他把瓦罐倾斜过来,往里一看,里面满满当当全是铜钱。

      康熙通宝、乾隆通宝、嘉庆通宝……一枚一枚,串在一起,用麻绳穿着,麻绳已经朽了,一碰就断,铜钱哗啦啦散了一罐子。耿仁厚数了数,少说也有三四百文。

      他的手抖了一下——不是害怕,是激动。三四百文铜钱,在逃荒的路上,能买多少粮食?能救多少条命?

      但他很快冷静下来。他把瓦罐放好,拿着那块青砖钻出窑洞,找到刘老栓。

      “大爷,您看看这个,我挖出来的。”

      刘老栓接过青砖,翻来覆去看了几遍,脸色刷地一下变了——从黑红变成了灰白,像糊了一层纸。他的手开始发抖,青砖在手里叮当响。

      “快埋回去!”刘老栓压低声音,像怕被什么东西听见似的,声音里带着一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恐惧,“这是脏东西!不能碰!”

      “啥脏东西?”耿仁厚问。

      刘老栓把他拉到一边,离其他人远了些,才开口。他的声音沙哑而急促,像在讲一个压在心底多年的秘密:

      “老辈人传下来的——说是明朝末年,有个风水先生从南方来,路过咱们坨里。他在沙河边转了一圈,又在山坡上转了一圈,说这地方是‘龙脉’经过的地方,地下有灵气,不能随便动土。他怕后人破了风水,就在几个地方埋了‘镇物’——就是你说的那些瓦罐、铜钱、刻了符的砖。谁要是破了镇物,谁就要遭殃。轻则家破人亡,重则断子绝孙。”

      刘老栓说着,指了指沙河北岸的山:“你看见那座山没有?那叫‘龙头山’。山上有块大石头,像龙头的形状,风水先生说那就是龙脉的‘龙首’。咱们坨里正好在龙首的对面,是龙脉‘吐气’的地方。他在咱们这儿埋镇物,就是为了压住龙气,不让它散得太快。你挖出来的那个,八成就是镇物之一。”

      旁边几个邻居也围了过来。王老实脸色发白,嘴唇哆嗦着说:“赶紧埋回去,别惹祸!先前有好几拨人来过坨里,都待不住,就是因为动了这些东西。有一家人不信邪,挖出来一个瓦罐,拿里面的铜钱买了粮食,结果当天晚上,他家男人就掉进沙河里淹死了。”

      张二愣也跟着起哄:“对!我也听说过。那家人后来死的死、散的散,一个也没剩下。这地方邪性得很,不能乱动。”

      几个人七嘴八舌,越说越邪乎。有人说见过镇物冒烟,有人说听过镇物半夜里响,还有人说明朝那个风水先生其实是个道士,会画符念咒,埋镇物的时候还杀了只黑狗,用狗血祭过。

      耿仁厚听完了,没说话。他把青砖翻过来,用手指摸了摸上面的符文——刻得很深,一笔一画都很用力,像是用铁钉之类的尖东西刻上去的。符文虽然弯弯曲曲,但排列整齐,有一定的规律,不像是胡乱画的。

      他把铜钱从瓦罐里倒出来,一枚一枚地看。铜钱都很旧了,上面的字迹有些模糊,但还能辨认——最早的是康熙通宝,最晚的是道光通宝。这说明瓦罐埋下去的时间不会太早——道光年间到现在,也就几十年。几十年的事,能有多邪乎?

      “大爷,”耿仁厚说,“这铜钱是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年间的,不是明朝的东西。那个风水先生要是明朝人,埋的应该是明朝的铜钱才对。这瓦罐八成是后来有人埋的,不是什么风水先生的镇物。”

      刘老栓愣了一下,他没想过这个问题。他大字不识一个,连铜钱上的字都认不全,更别说分辨什么康熙、乾隆了。但他不服气:“那符文呢?符文总不会是假的吧?”

      耿仁厚把青砖揣进怀里,把铜钱也装进口袋里:“符文是真是假,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件事——这铜钱是老天爷给我耿仁厚的安家费。我收了。这块砖,我砌进墙里,让它给我镇宅。”

      刘老栓急了:“后生,你可别犯浑!这东西不能留!你把它埋回去,就当没这回事,行不行?”

      “不行。”耿仁厚说,“大爷,我信您的话,您是好心,怕我出事。但我不信这个邪。我耿仁厚从大同府一路走过来,四十三天,饿得前胸贴后背,渴得嗓子冒烟,路上看见过死人,也差点成了死人。连饿死都不怕的人,还怕一块砖?”

      他说完,转身回了窑洞,继续刨土。

      刘老栓站在那儿,看着他的背影,摇了摇头,长长地叹了口气:“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孩子,犟得跟驴似的。”

      王婶子拉了拉刘老栓的袖子:“大爷,您别生气。这孩子也不容易,一家老小的,好不容易有个落脚的地方,您就让他试试呗。万一没事呢?”

      “万一有事呢?”刘老栓瞪了她一眼,“出事了你负责?”

      王婶子不敢吭声了。

      张二愣站在人群后面,嘴角挂着一丝冷笑。他心里想:这个耿仁厚,胆子倒是不小,敢跟镇物叫板。好啊,我倒要看看,你能撑到什么时候。你要是栽了,你开的那块地,就是我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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