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坨里根脉》太行一笔

2、逃荒（2） 没

　　没有挣扎，没有痛苦，甚至没有最后一声叹息。他就那么安静地走了，像一盏灯被风吹灭，火苗晃了晃，灭了，留下一缕青烟，在昏暗的破庙里盘旋了几圈，散了。

　　耿仁厚跪在他爹身边，跪了整整一炷香的功夫。

　　他没有哭。他只是跪着，低着头，看着爹的脸。爹的脸很平静，皱纹舒展开来，看起来比活着的时候还年轻几岁。死亡的这一刻，把他三年来的所有苦难都抹平了，像一场大雪盖住了所有的污秽和疮痍。

　　赵氏走过来，站在他身后，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她的手很凉，但很有力。她没有说话，只是站着，用肚子里的孩子——耿家唯一的希望，顶着她丈夫的后背。

　　贺大柱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幕。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走到院子里，拿起镢头，开始刨坑。

　　地冻得像铁一样硬。

　　贺大柱刨了半个时辰，镢头刨在冻土上，崩出一串串火星子，震得他虎口发麻。他的手掌磨出了血泡，血泡破了，血糊在镢头柄上，滑腻腻的。他咬着牙，一下一下地刨，每一下都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耿仁厚走出来，接过镢头，接着刨。

　　两个人轮换着，刨了整整一个时辰，才在山坡上刨出一个浅坑——三尺长，两尺宽，不到一尺深。坑底全是冻土块，硬邦邦的，棱角分明，像碎石头。

　　耿仁厚把他爹用破席裹了。那席子是他娘亲手编的，用的是河边的芦苇，编了三天三夜，手指头被芦苇叶割得全是口子。席子很薄，裹在耿老栓身上，隐约能看出人的形状——瘦小的、蜷缩的、像一粒被遗落的种子。

　　他把爹放进坑里。

　　耿老栓的身子碰到冻土块的时候，发出一声闷响，像什么东西碎了。耿仁厚的手抖了一下，但他稳住了。他把爹的身体摆正，头朝东，脚朝西——东方是日出的方向，是他们要去的方向。

　　他填上土。

　　一锹一锹的冻土块砸在席子上，发出空洞的响声，咚、咚、咚，像敲鼓。每一锹土下去，耿老栓的身体就少露出来一点，先是脚，然后是腿，然后是身子，最后是脸。

　　当最后一锹土盖住耿老栓的脸的时候，耿仁厚停下来，把镢头插在地上，跪下来，磕了三个响头。

　　第一个响头磕下去，额头砸在冻土上，崩起一小撮土。

　　第二个响头磕下去，额头磕出了血，血渗进土里，洇开一小片暗红。

　　第三个响头磕下去，他没有起来。他的额头抵在坟头的土上，就那么趴着，像一截被砍倒的树。

　　然后他站起来。

　　他站得很直，腰板挺得像一把刀。他对着西南方向——大同老家的方向，发了誓。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了这片土地里。

　　“爹，您放心。我耿仁厚这辈子，再也不让耿家的人饿死。我要在那边扎下根，让耿家开枝散叶，对得起您的在天之灵。”

　　他说完这句话，转身走了。

　　他没有回头。

　　贺大柱站在他身后，看着他笔直的脊背，沉默了很久。然后他小声对婆姨说：“这个人，是个能成事的。”

　　过了娘子关的人，进入北河省地界，山越来越大，路越来越难走。

　　娘子关的城墙破败不堪，城楼上的瓦片掉了一半，露出里面的椽子，黑乎乎的，像一排肋骨。城门洞里坐着两个守兵，抱着枪打瞌睡，枪是老式的火铳，枪托上刻着“咸丰三年制”，已经锈得扳不动了。他们看了一眼耿仁厚的路引，挥了挥手，连头都没抬。

　　但地势高了，反而有了水。

　　翻过娘子关，就是太行山的东麓，山势渐缓，沟壑纵横，溪流淙淙。路边的小溪里有水了，清凌凌的，从石缝里渗出来，汇成一股细流，叮叮咚咚地往下淌。耿仁厚趴在小溪边，捧起水喝了一口——凉丝丝的，带着一股泥土和青草的气息，甜到了心窝里。他已经很久没有喝过这么干净的水了，在大同老家，连尿都是浑的。

　　山上有野果子了。酸枣、野山楂、山葡萄，红红紫紫地挂在枝头，被霜打过的，酸甜可口。耿仁厚摘了一捧，塞给他娘和媳妇。赵氏吃了几颗酸枣，胃里翻涌了一下，扶着树吐了一口酸水，但脸色好多了。瞎眼老娘摸着野果子，放进嘴里尝了尝，眼泪从灰白的眼睛里流出来——不是因为酸，是因为甜。她已经三年没有尝过甜味了。

　　能活命了。

　　两家人沿着山间的小路，又走了二十多天。路上又遇到了几拨逃难的，有的跟他们走了一段，有的分道扬镳，有的走着走着就没了人影——不知是走散了，还是走没了。耿仁厚的独轮车已经坏了两回了，一次是轮子裂了，他用树皮和麻绳缠了缠，凑合着还能推；一次是车轴断了，贺大柱砍了一根榆木棍子，用刀削了一个新轴，装上去，虽然不太圆，但能转。

　　终于，在十一月初的一个傍晚，他们到了唐榆县。

　　唐榆县的县城不大，城墙破破烂烂的，墙头上长满了枯草，在风中瑟瑟发抖。城墙的砖缝里嵌着几颗生锈的铁钉，据说是当年李闯王打过来的时候钉的，用来加固城门的。城门是木头的，漆皮剥落殆尽，露出灰白色的木茬子，门板上钉着几排铁钉，铁钉锈成了红色，像干涸的血迹。

　　县衙门口蹲着两个打瞌睡的差役，穿着破旧的号衣，帽子歪戴着，怀里抱着水火棍，嘴角流着哈喇子。其中一个的鞋底磨穿了，大脚趾从鞋尖钻出来，趾甲又厚又黄，像一片龟壳。另一个靠在墙根，鼾声如雷，嘴巴张着，苍蝇在嘴边飞来飞去。

　　耿仁厚到县衙打听。他敲了敲门口的大鼓——那鼓是喊冤用的，已经很久没人敲了，鼓面上落满了灰，敲上去发出一声沉闷的“咚”，像拍在死人的肚皮上。

　　两个差役被惊醒了，一个跳起来，水火棍差点砸到自己脚上；另一个抹了一把口水，迷迷糊糊地四处张望。

　　“干什么的？”一个差役问，声音沙哑，带着刚起床哈气。

　　“从山西来的，逃难的，想找县太爷讨个活路。”耿仁厚说。

　　差役上下打量了他一眼，看他虽然瘦，但腰板直，眼神正，不像个刁民，就把他领了进去。

　　师爷是个五十多岁的瘦老头，戴着老花镜——那眼镜的镜片厚得像酒瓶底，一圈一圈的，把他的眼睛放大了好几倍，看起来像两只青蛙眼。他坐在签押房里，面前摊着一本账册，正打算盘，算盘珠子噼里啪啦地响。他听见动静，抬起头来，上下打量了耿仁厚一番。

　　“识字吗？”师爷问，声音尖细，像太监。

　　“识几个。”耿仁厚说。他小时候跟村里老秀才念过三年书，《三字经》《百家姓》能背下来，《千字文》能念一半。老秀才说他脑子好使，可惜生在了穷人家，要不然是个读书的料。

　　师爷来了兴趣，从抽屉里翻出一张告示，抖了抖上面的灰，递给耿仁厚：“你看看，这上面写的什么？”

　　耿仁厚接过来，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县……太爷……有令，北山……那边……有个叫……坨里的地方，方圆……几十里……没人烟，谁去……开荒，三年……不纳粮。”

　　念得磕磕巴巴的，但每个字都念对了。

　　师爷点了点头，露出赞许的神色：“行，认字就行。县太爷有令，北山那边有个叫坨里的地方，方圆几十里没人烟，谁去开荒，三年不纳粮。你敢去吗？”

　　“有啥不敢的？”耿仁厚说。

　　师爷看了他一眼，身子往前探了探，压低声音说：“我跟你透个底——那地方闹‘脏东西’。先前去了几拨人，都没待住。第一拨去了五个人，三天就跑回来了，说半夜有鬼哭，山上有人影晃悠。第二拨去了一家七口，住了半个月，有一天夜里，那家的男人突然发了疯，拿菜刀砍死了自己婆姨，然后把自己吊在了房梁上。剩下五个孩子哭着跑回来，说山里有妖怪。”

　　师爷顿了顿，用手指头敲了敲桌子，继续说：“最近一拨是今年春天，去了三个后生，都是胆大的，还带了猎枪。结果呢？一个摔断了腿，一个被石头砸破了脑袋，第三个倒是囫囵个儿跑回来了，但人疯了，整天蹲在墙角，嘴里念叨着‘白衣服、白衣服’。”

　　他盯着耿仁厚的眼睛，想从他脸上看到恐惧。

　　耿仁厚笑了笑。那笑容很淡，但很真，不是装出来的。

　　“师爷，我都快饿死了，还怕脏东西？脏东西能吃了我？能吃了我倒好了，省得我自己饿死。”

　　师爷愣了一下，然后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老花镜差点从鼻梁上掉下来。他笑够了，擦了擦眼角的泪，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路引，盖上了县太爷的大印。印泥是朱砂红的，盖在黄纸上，鲜红鲜红的，像一滴血。

　　他还从柜子里翻出几个杂面馒头——那是昨天剩的，已经凉了，硬得像石头，但总比谷糠团子强百倍。他把馒头塞给耿仁厚：“拿着，路上吃。你这个人有意思，我老孙头在衙门里混了二十年，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像你这样的，不多。”

　　耿仁厚把馒头塞给娘和媳妇，自己啃着谷糠团子。赵氏接过馒头，看了一眼，眼泪唰地就下来了。她已经记不清上一次吃白面是什么时候了——也许是两年前？三年前？她的记忆像一片荒芜的土地，很多事都模糊了，但馒头的味道她记得，甜甜的，软软的，嚼在嘴里像嚼云彩。

　　“别哭。”耿仁厚说，“以后天天让你吃馒头。”

　　赵氏擦了擦眼泪，咬了一口馒头，没舍得咽下去，含在嘴里，让它慢慢化。

　　从县城到坨里，还有四十里山路。

　　山路越走越窄，越走越陡，两边的山越来越近，像两面墙，把天夹成了一条缝。路上铺满了落叶，榆树叶、槐树叶、枫树叶，厚厚的一层，踩上去沙沙响，脚陷进去，没过脚踝。空气里弥漫着松脂和腐叶的气味，湿漉漉的，带着一股凉意。

　　翻过最后一道山梁的时候，耿仁厚站在山顶上，往下一看——

　　他的心猛地跳了一下。

　　脚下的山谷里，一条沙河弯弯曲曲地从西往东流，像一条银蛇在爬。河水不宽，但水流很急，从上游的山涧里冲下来，裹挟着泥沙和碎石，发出哗哗的响声，在寂静的山谷里回荡。河两岸是大片的河滩地，铺满了卵石和荒草，但卵石之间露出了黑油油的泥土——那是千百年的洪水冲积而成的腐殖土，肥得流油。

　　南北两山像两只巨手，把这条河和这片滩地捧在掌心里。南山缓，北山陡，两山对峙，形成一个葫芦口，易守难攻。山坡上长满了榆树、柏树、橡树、核桃树，密密匝匝的，像一层绿毯子。松树是墨绿的，柏树是翠绿的，橡树是黄绿的，层层叠叠，深深浅浅，像一幅泼墨山水画。

　　山脚下散落着几间破房子，土墙草顶，歪歪斜斜的，有些已经塌了，只剩下半截墙根。其中一间冒着淡淡的炊烟——白色的烟，细细的，直直的，升到半空中就散了，被风吹得无影无踪。

　　还有人住。

　　耿仁厚的心跳得更快了。他站在山顶上，风吹着他的脸，凉飕飕的，带着河水的腥味和松树的清香。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觉得这空气是甜的，比他这辈子闻过的任何气味都甜。

　　“就这儿了。”耿仁厚对他娘说，声音有些发颤，不是因为冷，是因为激动。“娘，您看不见，我给您说说——这地方，三面环山，一水东流，像一把太师椅。咱们就坐在这椅子上，谁也扳不倒。”

　　瞎眼老娘侧着耳朵听了听。她听见了风声、水声、松涛声，还有鸟叫声——不知是什么鸟，叫得很欢快，叽叽喳喳的，像在吵架。她点了点头，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像一朵干枯的花终于等到了雨水。

　　“你说好，就好。”她说。

　　赵氏站在他身边，手扶着腰——肚子已经很大了，圆滚滚地挺着，像扣了一口锅。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肚子，又抬头看了看这片荒凉的山谷。河滩地上长满了荒草，有一人多高，在风中摇曳，像一片金色的海。山坡上的松树密密匝匝的，黑压压的，像一群沉默的士兵。那些破房子歪歪斜斜的，像一个个蹲着的乞丐。

　　她心里没底。

　　这片山谷太荒了，荒得让人心里发毛。方圆几十里没有人家，最近的村子也在山那边，翻山越岭要走上半天。万一出了什么事，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但她相信自己的男人。

　　她想起三年前，他们刚成亲的时候，耿仁厚对她说：“嫁给我，可能要吃一辈子苦。”她说：“我不怕吃苦。”他说：“那你怕什么？”她说：“我怕你不让我陪你吃苦。”

　　她看着耿仁厚的背影——他站在山顶上，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从山顶一直延伸到谷底，像一把插入大地的刀。那把刀要把这片荒山野岭劈开，劈出一条路来，劈出一个家来。

　　“仁厚，”她说，“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耿仁厚回过头来，看了她一眼。

　　那一眼里有千言万语，但他什么都没说。他只是点了点头，然后扛起镢头，第一个走下山梁。

　　他的脚步很稳，每一步都踩得很实，踩在落叶上，发出沙沙的响声。镢头在他肩膀上晃悠着，铁质的镢头在夕阳下闪着暗红色的光，像一团燃烧的火。

　　贺大柱跟在他身后，扛着自己的镢头和铺盖卷。他的婆姨抱着孩子，深一脚浅一脚地跟在后面。孩子已经不哭了——不是不哭，是没力气哭了，小脸皱巴巴的，像个小老头，眼睛闭着，嘴巴微张，呼吸很弱，但还有。

　　耿仁厚的瞎眼老娘拄着枣木棍子，一步一步地往下走。她看不见路，但她能感觉到脚下的土地在变化——从山顶的硬石变成了山坡的松土，再变成谷底的软泥。她的棍子戳在地上，每戳一下，就留下一个洞。

　　赵氏扶着车帮子，独轮车空空的了——耿老栓已经不在车上了，车上只剩下那床破被、半袋子谷糠、磨刀石、剪子和三只碗。车轻了，推起来不费劲了，但赵氏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像被人剜走了一块肉。

　　他们走下山梁，走进山谷，走向那条沙河，走向那些破房子，走向一个未知的明天。

　　夕阳在他们的身后沉下去，像一个巨大的火球，把半边天烧得通红通红的。云彩被烧成了金红色，像一匹铺在天上的锦缎。山峦被镀上了一层金边，轮廓分明，像一幅剪影。河水被染成了血红色，哗哗地流着，像一条流淌的血脉。

　　残阳如血。

　　耿仁厚走到谷底，停下来，把镢头插在地上。他转过身，看着身后的山梁——那道他们刚刚翻越的山梁，像一道刀削斧劈的屏障，把身后的世界和眼前的世界截然分开。

　　身后是山西，是饥饿、是死亡、是埋着他爹的那座浅坟。

　　身前是北河省，是坨里，是一片荒凉但充满希望的土地。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弯下腰，从地上抓起一把泥土。泥土是黑色的，湿润的，从他的指缝里溢出来，带着一股腐殖质的腥味和草根的清香。他攥着那把土，攥得很紧，土从指缝里挤出来，落在他的鞋面上。

　　“爹，”他小声说，“我们到了。”

　　他把那把土揣进怀里，贴着心口的位置。土是凉的，但他觉得是热的——也许是因为他的心是热的，把土焐热了。

　　然后他站起来，扛起镢头，继续往前走。

　　他的身后，残阳如血，把整片山谷都染成了暗红色。他的身前，夜色如墨，黑暗从山脚下蔓延上来，吞噬着最后一点光亮。

　　但耿仁厚不怕黑。

　　因为他知道，黑夜之后，就是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