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坨里根脉》太行一笔

23、祠堂春秋（1） 一、风

　　一、风水宝地

　　光绪十八年（1892年）春天，耿仁厚六十一了。
　　六十一岁的耿仁厚，腰已经弯了。这是二十多年弯腰看账本、弯腰打算盘、弯腰在地里捡石头落下的毛病。他的头发全白了，胡子也白了，脸上的皱纹像沙河滩上的龟裂纹，一道一道的，深得能夹住米粒。但他的眼睛还亮——不是年轻时候那种咄咄逼人的亮，而是一种经过岁月打磨之后的亮，像旧铜镜，虽然不刺眼，但能照见人心。
　　他坐在自家院子里的石碾上，抽着旱烟，看着远处的南北两山。旱烟是自家种的，劲大，呛人，但他抽了一辈子，离不了。烟锅子里的火星一明一灭，映着他黝黑的脸。
　　他在盘算一件大事。
　　这件事他想了很久了——从光绪三年办武学堂的时候就在想，到光绪十年买下南山的五百亩荒山的时候也在想，到光绪十五年给德福娶媳妇、德禄拜师的时候更在想。想了十几年，他觉得时候到了。
　　建祠堂。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祠堂是一个家族的灵魂。没有祠堂的家族，就像没有根的树，风一吹就倒。耿仁厚虽然已经在坨里扎下了根，但耿家的“根”，还缺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象征。
　　他想起小时候在山西老家，村里最大的姓是王家，王家的祠堂占了半条街。三进三出的院子，青砖灰瓦，门口两个石狮子，威风凛凛。每年除夕，王家的人从四面八方回来祭祖，黑压压一片，跪在祠堂门口磕头，鞭炮响半个时辰。那时候他才七八岁，站在人群外面看，心里想：耿家什么时候也能有个祠堂？
　　后来逃荒到了坨里，一根镢头起家，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终于站住了脚。但耿家一直是单门独户，在坨里是外来户，在唐榆县更是无名小辈。他耿仁厚活着的时候，还能撑住场面；等他死了呢？德福、德禄、德寿他们，能撑住吗？
　　他需要一个东西——一个比人更长久的东西，来把耿家的子孙凝聚在一起。
　　祠堂，就是那个东西。
　　“老头子，想啥呢？烟都灭了。”赵氏端着一碗热水走过来，递给他。赵氏也老了，头发花白了，脸上的肉松了，但手脚还利索。她跟着耿仁厚逃荒的时候才十八岁，现在也五十多了。五十多的女人，在那个年代，已经是老太太了。
　　耿仁厚接过碗，喝了一口，把烟锅子在石碾上磕了磕：“想建祠堂的事。”
　　赵氏愣了一下：“建祠堂？得花不少银子吧？”
　　“花多少都得建。”
　　赵氏不说话了。她了解自己的男人——耿仁厚平时什么都好商量，但一旦决定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那你打算建在哪儿？”
　　“找人看看。”耿仁厚站起来，把旱烟袋别在腰里，“请个风水先生，好好看看。”
　　赵氏点了点头。她虽然不懂风水，但她知道——这是大事，马虎不得。
　　耿仁厚请的是唐榆县最好的风水先生，姓钱，大号钱明远，外号“钱半仙”。钱半仙五十多岁，瘦得像根竹竿，脸上没有二两肉，颧骨高耸，眼窝深陷，戴着一副铜框眼镜，眼镜腿上拴着根细绳，挂在耳朵上。他手里永远捧着一个罗盘，罗盘是黄铜的，磨得锃亮，上面的刻度密密麻麻，一般人根本看不懂。
　　钱半仙在唐榆县的名气很大。谁家盖房子、谁家选墓地、谁家娶媳妇看日子，都请他。他的规矩也大——出诊费五钱银子，不管成不成，先给钱。看好了再加五钱。要是看得准，主家还得包个红包，多少不限，但不能少于二两。
　　耿仁厚托人捎了话，钱半仙第二天就来了。他坐着骡车，带着一个徒弟，徒弟背着个布包袱，里面装着罗盘、鲁班尺、通书和几本发黄的旧书。骡车停在耿家门口，钱半仙从车上下来，抖了抖长袍上的土，眯着眼睛看了看耿家的院子。
　　“耿掌柜，久仰久仰。”钱半仙拱了拱手，声音尖细，像太监。
　　“钱先生，辛苦辛苦。”耿仁厚赶紧迎上去，“屋里请，喝杯茶。”
　　“不急。”钱半仙摆了摆手，“先看看地方。耿掌柜，您想把祠堂建在哪儿？”
　　“还没定。请先生来，就是让先生帮忙选块好地。”
　　钱半仙点了点头，从徒弟手里接过罗盘，托在掌心，迈着方步，开始在坨里转悠。
　　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是在丈量什么。走几步就停下来，看看罗盘，又看看山，看看水，嘴里念念有词。他的徒弟跟在后面，手里拿着一根竹竿，竹竿上系着红布条，钱半仙让他插在哪儿，他就插在哪儿。
　　第一天，钱半仙看了村东头。他站在东边的土坡上，端着罗盘看了半天，摇了摇头：“东边不行。靠山太远，明堂太窄，建祠堂可以，但发不了大族。”
　　第二天，他看了村西头。西头靠近沙河，地势低洼。他蹲在河边，抓了把土闻了闻，又摇了摇头：“西边更不行。水太大，煞气重。祠堂建在这儿，容易出横事。”
　　第三天，他看了村北头。北头靠着北山，地势高，视野开阔。他在山坡上站了一个时辰，端着罗盘，一会儿看山，一会儿看水，一会儿看天，脸上的表情越来越严肃。他的徒弟在旁边等着，大气都不敢出。
　　最后，他走到村中央的一块高地上，站住了。
　　这块高地，在耿家老宅和武学堂之间，大约有两亩大小。地势比周围高出一人多，像一个巨大的石台。上面长着几棵老槐树，树下是荒草和乱石。村里人叫它“高台子”，平时没人用，只有孩子们在上面玩耍。
　　钱半仙把罗盘往地上一放，蹲下来，眯着眼睛看了很久。然后他站起来，后退了几步，又看了半天。最后，他长长地呼出一口气，转过身来，看着耿仁厚。
　　“就是这儿了。”
　　耿仁厚走过去，站在他身边：“先生，这地方有什么讲究？”
　　钱半仙指着北面：“您看，北面是北山，这叫‘靠山’，主稳。山势绵延不断，像一条龙，从东到西，把坨里抱在怀里。这是‘玄武垂头’，大吉。”
　　他又指着南面：“南面是沙河，水从西来，向东去，这叫‘明堂’，主财。水流弯曲，不急不缓，像一条玉带，把坨里缠住。这是‘朱雀翔舞’，大吉。”
　　他再指着东面：“东面是东岭，山势高耸，像一面旗帜，这叫‘青龙’，主贵。岭上有松柏，四季常青，生机勃勃。这是‘青龙蜿蜒’，大吉。”
　　最后指着西面：“西面是西坡，地势平缓，像一把太师椅的扶手，这叫‘白虎’，主威。坡上有乱石，但乱而不凶，像老虎的斑纹。这是‘白虎驯俯’，大吉。”
　　他收起罗盘，总结道：“前有照，后有靠，左青龙，右白虎。这是风水宝地中的风水宝地。祠堂建在这儿，耿家至少兴旺三代。”
　　耿仁厚听不太懂那些术语，但他听懂了“兴旺三代”这四个字。他的心跳了一下——三代，从他算起，儿子、孙子、重孙子。三代人，够他看的了。
　　“先生，那就定这儿了。”耿仁厚点了点头，“辛苦先生了。”
　　钱半仙摆了摆手，又说：“耿掌柜，我再多说两句。这块地虽然好，但建祠堂的时候，有几个讲究。”
　　“先生请讲。”
　　“第一，祠堂的大门，不能正对着山沟。山沟是‘风口’，煞气重，对着大门不吉利。要偏一点，让门对着北山的山脊。第二，享堂的屋顶，要比周围的房子都高。祠堂是一家之魂，屋顶低了压不住。第三，院子里要种柏树，不能种槐树。柏树是‘百木之长’，寓意长久；槐树带‘鬼’字，不吉利。”
　　耿仁厚一一记在心里。
　　送走了钱半仙，耿仁厚回到家里，坐在石碾上，又开始盘算。
　　祠堂要建多大？用什么材料？请哪里的工匠？要花多少银子？
　　他想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把孙秀才请来了。孙秀才也老了，七十多了，背驼得像张弓，走路要拄拐杖。但他的脑子还清醒，算起账来比年轻人还快。
　　“先生，我要建祠堂。您帮我合计合计，得花多少银子。”
　　孙秀才推了推眼镜：“耿掌柜，您打算建多大的？”
　　“三进三出的院子。青砖灰瓦，松木梁柱，青石地基。大门要匾额，享堂要牌位架、供桌、拜台。院子里要铺青砖，种柏树。厢房要能放祭器和族谱。”
　　孙秀才掰着指头算了半天，最后在纸上写了一个数：“耿掌柜，最少这个数。”
　　耿仁厚接过来一看——一千两。
　　他的手抖了一下。
　　一千两银子，几乎是耿家两年的收入。耿家现在的家业虽然大——三百亩地，一座砖窑，一座油坊，一座磨坊，还在县城有一间铺子——但开支也大。武学堂要养着，几十个徒弟管吃管住；家里上下几十口人要吃要穿；每年还要交税、纳粮、应付各种人情往来。一年下来，能存下的银子，也就四五百两。
　　一千两，等于把两年的积蓄全掏空了。
　　“耿掌柜，”孙秀才看出了他的犹豫，“祠堂是百年大计，不能省。您要是想省钱，可以用土坯墙、杂木梁、石板地，那样三百两就够了。但那样的祠堂，建了不如不建。”
　　耿仁厚抬起头：“先生的意思是？”
　　“要么不建，要建就建最好的。”孙秀才的语气很坚定，“祠堂不是给自己看的，是给后人看的。您建一座好祠堂，耿家的子孙走进来，就知道自己姓什么。建一座破祠堂，他们走进来，心里会想——我们家也就这样了。”
　　耿仁厚沉默了很久。烟锅子里的火星灭了，他又点上，抽了两口，呛得咳嗽了几声。
　　“一千两就一千两。”他把烟袋往腰里一别，“建。”

　　二、破土动工

　　光绪十八年三月，祠堂破土动工。
　　耿仁厚请了唐榆县最好的工匠——掌墨师姓鲁，人称“鲁掌墨”，据说是鲁班的传人，祖上三代都是木匠。鲁掌墨五十来岁，矮壮结实，一双手像铁钳子，指节粗大，指甲缝里永远嵌着木屑。他不用尺子，用手一拃，就能量出尺寸；不用墨斗，用眼睛一瞄，就能画出直线。
　　鲁掌墨带了二十个工匠来到坨里，有木匠、瓦匠、石匠、雕花匠，各司其职。他们住在祠堂工地旁边的窝棚里，吃在耿家的大灶上。耿仁厚管吃管住，每天再给每人三十文工钱——这在当时是高价了。
　　材料也是最好的。
　　青石从北山采来。北山是石头山，出产的青石质地坚硬，颜色纯正，敲起来“当当”响，像金属一样。耿仁厚雇了三十个壮劳力，在山里采了两个月石头，一块一块地凿平，垒成地基。最大的几块基石，一块就有上千斤，要用十几个人才能抬动。抬石头的号子声，从北山一直响到坨里，十里外都能听见。
　　松木从西山伐来。西山的松树又高又直，一棵树有四五丈高，一个人抱不过来。耿仁厚亲自进山选树，一棵一棵地看，看中了就让人砍。伐下来的松木，剥了皮，晾了三个月，等水分干了，再刨光、上漆，做成梁柱。最大的那根中梁，有三丈六尺长，两个人合抱那么粗，是从一棵三百年的老松树上取下来的。鲁掌墨说，这根中梁，能用两百年。
　　青砖从东山烧来。东山有粘土，耿仁厚在那里建了一座砖窑，专门烧制祠堂用的青砖。砖窑烧了整整四个月，烧出了五万块青砖。每一块砖都要敲一敲，听声音——声音清脆的，是好砖；声音发闷的，是次品，不能用。
　　木雕和石雕从南方请来的师傅做。两个雕花师傅，一个姓陆，一个姓周，都是浙江东阳人，专门做祠堂和庙宇的雕刻。他们手艺精湛，刀法老辣，在梁上雕出龙凤呈祥，在柱上刻出松鹤延年，在门楣上刻出二十四孝的故事。陆师傅喜欢喝酒，喝了酒雕得更快；周师傅不喝酒，但喜欢吃肉，一顿能吃一斤猪肉。耿仁厚专门给他们买了酒和肉，让他们吃好喝好。
　　耿仁厚每天都要到工地上转一圈。他不说话，就是看着。有时候蹲在地上，看工匠们砌墙；有时候站在梁柱下面，抬头看雕花；有时候坐在石头上，看工人们抬石头。他不懂建筑，但他懂人——他看工匠们干活认不认真，看材料用得到不到位，看工钱发得及不及时。
　　有一次，他发现一个瓦匠偷工减料，把碎砖头塞进了墙心里。耿仁厚没有发火，只是让人把那段墙拆了，重新砌。他把那个瓦匠叫过来，说了一句话：“这祠堂是给我祖宗盖的，也是给我子孙盖的。你要是给我祖宗盖歪了房子，我祖宗半夜来找你；你要是给我子孙盖歪了房子，我子孙将来找你算账。”
　　那个瓦匠吓得脸都白了，连连赔罪。从此以后，工地上再没有人敢偷工减料。
　　祠堂建了整整一年。
　　从光绪十八年三月破土，到光绪十九年八月竣工，整整一年零五个月。这一年的时间里，耿仁厚瘦了二十斤，头发全白了，腰更弯了。但他每天都要到工地上走一圈，风雨无阻。冬天最冷的时候，北风刮得像刀子，他裹着棉袄，站在工地上，看工匠们砌墙，手冻得发紫，也不肯回去。赵氏心疼他，让人给他送热水，他喝了一口，又继续看。
　　有一天下大雨，工地停工了。工匠们都躲在窝棚里，耿仁厚一个人撑着伞，站在祠堂的地基上，看着雨水从高处流下去，流到沙河里。他站了很久，伞被风吹歪了，衣服湿了半边，也不觉得冷。
　　赵氏找到他，拉着他往回走：“老头子，你不要命了？淋出病来怎么办？”
　　耿仁厚笑了笑：“我看看排水。祠堂的地基高，雨水能排出去，不积水。好地方，钱先生看得准。”
　　赵氏白了他一眼：“你比钱半仙还钱半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