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坨里根脉》太行一笔

22、商路开辟（2） 四、天

　　四、天津卫

　　第八天，他们终于到了天津。
　　耿德福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一刻——骡车爬上一个土坡，天津城突然出现在眼前，像一幅巨大的画卷铺在大地上。
　　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城市。
　　城墙连绵不绝，一眼望不到头。城外是密密麻麻的棚户区和集市，人声鼎沸，车水马龙。更远处，他看到了几栋极高的楼房——洋楼，红砖白窗，尖顶圆拱，跟中国的房子完全不一样。城北的方向，有几根大烟囱冒着黑烟，那是机器工厂。
　　“我的天……”刘拴住张大了嘴巴，下巴都快掉下来了，“这……这比县城大一百倍都不止。”
　　“别看了。”耿德禄拍了拍他的肩膀，“进城。”
　　进了城，耿德福更是眼花缭乱。街上跑着马车和洋车——洋车就是人力车，两个轮子，一个座位，车夫拉着跑，“嗒嗒嗒”的脚步声像雨点一样。还有铁轨上跑着“当当当”的有轨电车——这是耿德福从来没见过的玩意儿，一个铁盒子在铁轨上跑，不用马拉，不用人推，自己就会走，车顶上还挂着电线，时不时冒出一串火花。
　　“二哥，你看那个！”耿德禄指着有轨电车，眼睛瞪得像铜铃。
　　“看到了。”耿德福强装镇定，但他的手在发抖。
　　码头上更热闹。海河两岸，停满了轮船——有中国的沙船，有英国的铁壳轮船，有美国的明轮船，还有日本的木造船。码头上，工人像蚂蚁一样扛着货物上上下下，号子声、吆喝声、机器声混成一片。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煤烟味、鱼腥味和海水咸味混合在一起的气味，呛得耿德禄直打喷嚏。
　　街上走的人更是五花八门——有穿长袍马褂的中国人，有穿西装、戴礼帽、拄着文明棍的英国人，有穿燕尾服的法国人，有穿和服、木屐的日本人，还有包着头巾的印度巡捕。耿德福甚至看到了几个穿黑袍子的洋尼姑，手里拿着十字架，在街上走。
　　“二哥，咱们先找个地方住下吧。”耿德禄提醒他。
　　“对，对。”耿德福回过神来，“先去英租界四马路，找恒昌洋行。”
　　英租界在城南，过了墙子河就是。一进租界，感觉完全不同了——街道宽阔整齐，两旁种着法国梧桐，树荫浓密。路边是一栋栋小洋楼，红砖白窗，门前有花园和铁栅栏。街上很安静，没有叫卖声，没有吆喝声，只有马车驶过的“嘚嘚”声和偶尔传来的钢琴声。
　　耿德福觉得自己像是走进了另一个世界。
　　恒昌洋行在四马路十八号，是一栋三层楼的建筑，门口挂着铜牌，上面刻着中英文的“恒昌洋行”字样。门口站着两个穿着制服的印度门卫，皮肤黝黑，缠着头巾，手里拿着棍子。
　　耿德福深吸了一口气，走上前去。
　　“请问，陈明远陈先生在吗？”
　　印度门卫看了他一眼，用不太流利的中文说：“你找陈先生什么事？”
　　“我是他故交的晚辈，从直隶唐榆县来的。有要事求见。”
　　门卫进去通报了。过了一会儿，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走了出来。他穿着灰色的西装，戴着金丝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皮鞋擦得锃亮。他打量了耿德福一眼，目光在他那身土布衣裳上停了一下，但很快恢复了礼貌的微笑。
　　“我就是陈明远。您是……”
　　“晚辈耿德福，从唐榆县坨里来的。家岳白举人——白鹤年，是您的旧交。”
　　陈明远的眼睛一下子亮了：“白鹤年？白大哥！”他上前一步，握住耿德福的手，“白大哥现在还好吗？”
　　耿德福低下头：“家岳已经过世多年了。”
　　陈明远的笑容凝固了。他沉默了一会儿，摘下眼镜，擦了擦眼角：“白大哥是个好人啊。当年在保定，我们一见如故。他教我写八股文，我教他做洋行生意。后来我来天津发展，他回了老家，我们就断了联系。没想到……”
　　他叹了口气，拍了拍耿德福的肩膀：“走，进去说。”
　　陈明远把耿德福一行人请进了洋行。洋行里面比外面还要气派——大理石地面，水晶吊灯，红木家具，墙上挂着西洋油画。耿德禄和石头他们站在门口，不敢进去，怕弄脏了地板。陈明远笑了笑，让人把他们领到后院的客房去休息，只留耿德福一个人在会客室里说话。
　　耿德福把带来的生丝样品拿给陈明远看。陈明远接过丝，在手里捻了捻，又对着光看了看，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
　　“好丝。”他点了点头，“这是上等的桑蚕丝，匀净、光洁、韧性强。比湖州丝也不差。”他看了耿德福一眼，“你带来的货有多少？”
　　“三百斤。”
　　“三百斤……”陈明远想了想，“我给你三两二钱一斤，怎么样？”
　　耿德福心里一阵激动，但他记得白灵的话——“该打点的打点，该请客的请客，别舍不得花钱。”他没有立刻答应，而是说：“陈世叔，晚辈头回来天津，不懂规矩。三两二钱的价格，晚辈很满意。但晚辈有个不情之请——”
　　“你说。”
　　“晚辈想长期跟洋行合作，不只是这一趟。以后每年，耿家都能供应三百斤到五百斤上等生丝。晚辈希望世叔能给我一个长期合同，价格按行情走，不低于市价。”
　　陈明远看了他一眼，目光里多了几分欣赏。这个土里土气的年轻人，不是来卖一趟丝就走的，是想做长线生意。有脑子，有胆量，还懂得讨价还价。
　　“好。”陈明远一拍桌子，“我给你长期合同。每年至少三百斤，价格随行就市，不低于市价。另外，我在洋行里给你留一成的股份，每年分红。怎么样？”
　　一成股份！耿德福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但他忍住了，站起来，恭恭敬敬地给陈明远鞠了一躬：“多谢世叔。”
　　“不用谢我。”陈明远扶他起来，“我是看白大哥的面子。再说，你的丝确实好，值这个价。”
　　当天晚上，陈明远请耿德福吃了一顿西餐。
　　这是他第一次吃西餐。
　　餐厅在英租界的维多利亚饭店里，水晶吊灯、白桌布、银餐具、穿燕尾服的服务生。耿德福穿着一身土布衣裳坐在这群人中间，觉得自己像个猴子。
　　菜上来了——头盘是奶油蘑菇汤，然后是炸鱼排、烤牛排、蔬菜沙拉，最后是布丁。每道菜都配了不同的刀叉勺子，耿德福根本分不清哪个是哪个。
　　他偷偷看了一眼陈明远——陈明远左手拿叉，右手拿刀，优雅得像在跳舞。他也学着拿起刀叉，但手不听使唤——刀在盘子上滑来滑去，牛排切得满盘子飞，一块牛排飞出了盘子，掉在了桌上。
　　旁边的洋人客人看了他一眼，忍不住笑了。
　　耿德福的脸“腾”地红了。
　　陈明远笑了笑，低声说：“没关系，第一次都这样。我头一回吃西餐，比你还狼狈。你把刀叉换过来——左手叉，右手刀，对。切的时候，叉子叉住牛排，刀顺着纹理切，不要锯。”
　　耿德福照着做了，总算切下了一块。他把牛排塞进嘴里，嚼了嚼——味道还不错，就是有点生，带着血丝。他不太习惯，但硬着头皮咽下去了。
　　“陈世叔，这牛排……是不是没煮熟？”
　　陈明远笑了：“洋人就爱吃带血的。你要是吃不惯，我让他们给你做全熟的。”
　　“不用不用。”耿德福连忙摆手，“入乡随俗。到了人家的地盘，就得按人家的规矩来。”
　　陈明远看了他一眼，目光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意味。这个年轻人，虽然土里土气，但有一种东西——一种愿意学习、愿意改变的东西。这种东西，比那些自以为是的读书人和死守老规矩的商人强多了。
　　“德福，你记住。”陈明远放下刀叉，认真地说，“跟洋人做生意，最重要的是讲信用。合同上写的，一定要做到。日期、数量、质量，一样都不能差。洋人不讲人情，只讲合同。你做到了，他们就是你最可靠的伙伴；你做不到，一次就完了。”
　　耿德福郑重地点了点头：“世叔，我记住了。”

　　五、自行车进村

　　在天津待了五天，耿德福办完了所有的事——签了合同，入了股份，交了货，收了银子。三百斤生丝，三两二钱一斤，一共九百六十两银子。除去成本，这一趟净赚了六百多两。
　　临走的时候，陈明远带他去逛了逛天津的集市。集市上什么都有——洋布、洋火、洋油、洋蜡、洋钉、洋针、洋肥皂，还有各种叫不出名字的洋玩意儿。耿德福在一个铺子里看到了一样东西，走不动路了。
　　那是一辆自行车。
　　两个轮子，一个车架，一个车把，一个座子。没有链条——是那种老式的“ penny-farthing”，前轮大，后轮小，脚踏直接连在前轮上。车架是铁质的，漆成黑色，车把是镀铜的，亮闪闪的。
　　“掌柜的，这是啥？”
　　“自行车。”掌柜的是个广东人，操着一口蹩脚的官话，“洋人骑的，两个轮子，人骑上去，脚一蹬就走。”
　　“多少钱？”
　　“二十两银子。”
　　耿德福倒吸了一口凉气。二十两银子，够在坨里买五亩地了。但他咬了咬牙，掏出了银子。
　　“买了。”
　　耿德禄在旁边急得直跳脚：“二哥！二十两银子！你疯了？”
　　“没疯。”耿德福把自行车推到门口，“你想想，这车骑回坨里，让乡亲们看看——外面的世界是啥样的。二十两银子，值了。”
　　耿德禄不说话了。他理解不了二哥的想法，但他知道，二哥做事，从来不是图一时痛快。
　　问题是——谁也不会骑。
　　耿德福推着自行车走了两步，试着骑上去，脚一离地，车就歪了，“扑通”一声摔了个狗啃泥。耿德禄在旁边笑得前仰后合。耿德福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又试了一次——又摔了。
　　“我来！”耿德禄抢过自行车，也试了试——摔得更惨，连人带车滚进了路边的水沟里。
　　最后还是陈明远的伙计教了他们——扶着车把，眼睛看前方，不要看脚下；先滑行，再上车；身体要放松，不要僵硬。耿德福在洋行的院子里练了一个下午，摔了十几跤，终于能歪歪扭扭地骑上几丈远了。
　　回来的路上，耿德福骑着自行车，耿德禄赶着骡车，一行人慢慢地往回走。有了自行车，回去的路快了不少——骡车一天走六十里，耿德福骑着自行车在前面探路，一天能走一百里。但问题是，他技术不熟练，一路上又摔了好几跤，有一次差点撞上一头牛，把牛吓得撒腿就跑，牛主人追了半里地才追上。
　　第八天，他们回到了坨里。
　　耿德福骑着自行车进了村，引得无数人围观。孩子们追着车跑，大人们站在路边指指点点——
　　“这是啥玩意儿？”
　　“两个轮子还能不倒？邪了门了！”
　　“啧啧，耿家大少爷这是从哪儿弄来的洋玩意儿？”
　　刘老栓蹲在墙根晒太阳，看到耿德福骑着自行车过来，揉了揉眼睛，以为自己眼花了。他活了六十多年，见过驴、马、牛、骡子，就是没见过这种两个轮子自己会跑的东西。
　　“这……这是啥？”他颤颤巍巍地站起来。
　　“自行车。”耿德福从车上跳下来，笑着解释。
　　“自己会走？”刘老栓更糊涂了。
　　“不是自己会走，是人骑着走。”耿德福把自行车推到刘老栓面前，“大爷，您试试？”
　　刘老栓连连摆手，脸上的皱纹挤成了一朵菊花：“不敢不敢，这洋玩意儿，我怕摔了。我这把老骨头，摔一下可就散架了。”
　　耿仁厚站在家门口，看着儿子骑着自行车回来，摇了摇头，嘴角却有一丝笑意：“花这冤枉钱。”
　　他知道，儿子买这辆车，不光是为了新鲜，更是为了向外界传递一个信号——耿家，已经和外面的世界连上了。
　　白灵从院子里跑出来，接过自行车，推了推，试了试。她比耿德福聪明多了，推了两圈就找到了平衡感，一只脚踩在脚踏上，另一只脚在地上一点，车就滑了出去。
　　“白灵，你慢点！”耿德福在后面喊。
　　白灵没理他，骑着车在村口的打谷场上转了两圈，稳稳地停在了耿德福面前。她脸上泛着红晕，眼睛里全是光。
　　“德福，你学会骑自行车了？”
　　“学会了。在天津学的，摔了好几跤。”
　　“值得。”白灵拍了拍车座，“这辆车，比十亩地都值。”

　　六、暗流

　　商路打通后，耿家的财富迅速积累。
　　光绪十六年（1890年），耿家又往天津送了两批丝，一共六百斤，净赚了一千二百多两。光绪十七年，陈明远的恒昌洋行分红，耿家分到了八百两。加上缫丝作坊的利润、土地的收成、山林木材的买卖，耿家一年的总收入超过了三千两银子。
　　三千两银子，在当时的直隶农村，是一个天文数字。一个普通庄稼人，一年辛苦到头，能攒下三两银子就不错了。
　　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耿家已经拥有良田三百多亩——包括柳河镇的一百亩好地；山林五百多亩；骡马二十多匹；长工短工三十多人；在坨里和柳河镇各有一处宅院；在天津的恒昌洋行有一成股份，每年分红上千两银子。
　　耿仁厚从一个逃荒的难民，成了唐榆县数得着的富户。
　　但富裕之后，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第一个问题，是家族内部的矛盾。
　　耿德禄管着武学堂和坨里的安保，在村里威望越来越高。耿德福管着家里的生意，手里攥着银子。兄弟俩表面上和和气气，但暗地里已经有了一些微妙的东西。
　　耿德禄觉得二哥越来越“洋气”了——穿洋布衣裳，骑洋车，吃洋饭，嘴里动不动就蹦出“合同”“股份”“行情”这些新词儿。他觉得二哥看不起他这个种地的、练武的。
　　耿德福觉得弟弟越来越“霸道”——动不动就训人，动不动就拿“师傅说的”来压人。他觉得弟弟不懂生意，却喜欢指手画脚。
　　有一次，耿德禄在武学堂里跟徒弟们说：“咱们练武的，靠的是真功夫，不是那些虚头巴脑的洋玩意儿。什么自行车、合同、股份，能当饭吃？”
　　这话传到耿德福耳朵里，他沉默了整整一天。晚上，他对白灵说：“德禄变了。”
　　白灵问：“你觉得他变在哪儿了？”
　　“他……他好像觉得我在走歪路。”
　　白灵想了想，说：“德禄不是觉得你走歪路，他是怕你忘了本。你是耿家的长子，家业早晚是你的。你要是只顾着做生意，不管武学堂和坨里的事，他会觉得你不负责任。”
　　耿德福不说话了。他知道白灵说得对，但他心里还是不舒服。
　　第二个问题，是乡邻的嫉妒。
　　耿家富了，有人眼红。村里开始有人在背后说闲话——
　　“耿家有钱了，看不起咱们穷乡亲了。”
　　“听说耿家大少爷在天津跟洋人混在一起，学了些洋规矩，回来连祖宗都不认了。”
　　“耿家那个缫丝作坊，用的是咱们村的姑娘，工钱给得那么低，不是剥削人吗？”
　　这些话传到耿仁厚耳朵里，他沉默了很久。他对耿德福说：“你记住，富了别忘本。乡亲们说闲话，你就当没听见。但该帮的忙还得帮，该出的钱还得出。不然，你就是再有钱，在坨里也站不住脚。”
　　耿德福点了点头。他让白灵在村里办了一个“施粥场”，每年冬天给穷苦人家施三个月的粥。又在村里修了一座石桥，方便乡亲们过河。还出钱请了个郎中，在坨里开了一个小药铺，穷人来抓药不收钱。
　　这些事做下来，闲话少了些，但嫉妒的种子已经种下了，不会轻易消失。
　　第三个问题，是土匪的觊觎。
　　耿家越富，土匪越眼红。虽然马瞎子被擒后，坨里太平了好几年，但黑风岭上的土匪并没有绝迹。新的头目换了，队伍又拉起来了。他们不敢直接来坨里捣乱，但开始在坨里周边的村子活动——抢粮食、绑票、勒索。
　　耿德禄带着武学堂的徒弟们加强了巡逻，但防不胜防。有一天夜里，黑风岭的土匪摸到了柳河镇，抢了耿家在柳河镇的粮铺，还绑了粮铺掌柜的票，要耿家拿五百两银子去赎。
　　耿德禄带着人去追，追了二十里，跟土匪打了一仗。他一个人打翻了五个土匪，但掌柜的已经被撕票了——土匪嫌他走得太慢，半路上把他杀了。
　　耿德禄抱着掌柜的尸体回来，眼睛红得像兔子。他对耿德福说：“二哥，土匪不除，咱们的日子过不安生。”
　　耿德福沉默了很久，然后说：“这事得从长计议。剿匪不是咱们一家的事，得跟县里商量。”
　　“县里？那个孙县太爷，除了收钱还会干啥？”耿德禄冷笑了一声，“指望他，还不如指望母猪上树。”
　　兄弟俩不欢而散。
　　第四个问题，是官府的盘剥。
　　县太爷换了三任，每一任都要耿家“捐款”。修城墙要捐款，办团练要捐款，给上司送寿礼要捐款，甚至县太爷嫁女儿也要耿家出“贺仪”。名目繁多，花样百出，说白了就是敲竹杠。
　　耿德福心里有数，每次都给，但给得有分寸——不多不少，让县太爷满意，又不显得耿家太肥。他对白灵说：“这些官，都是喂不熟的狗。你给他骨头，他冲你摇尾巴；你不给他，他咬你。”
　　白灵说：“那你打算怎么办？”
　　“喂着。”耿德福苦笑，“喂到他调走为止。”
　　但耿德禄不这么想。他觉得二哥太软弱了，对这些贪官污吏，就应该硬气一点。他对耿仁厚说：“爹，二哥这么干不行。今天给五百，明天给一千，后天就要两千。这些官，胃口越喂越大。”
　　耿仁厚叹了口气：“德禄，你不懂。跟官府打交道，不是比谁的拳头硬，是比谁的脑子好使。你二哥做得对。”
　　耿德禄不说话了，但他心里不服。
　　这些暗流，在耿家平静的表面下涌动着，像地下的暗河，看不见，摸不着，但一直在流。
　　光绪二十年的秋天，耿仁厚在院子里晒了一会儿太阳，突然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来。冯氏扶他回屋躺下，请了郎中来。郎中把了脉，摇了摇头，没有说话。
　　耿仁厚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
　　他把三个儿子叫到床前。耿德禄、耿德福、耿德寿，三个儿子站在他面前，像三棵不同品种的树——德禄像松树，挺拔刚硬；德福像榆树，沉稳扎实；德寿像柳树，柔软灵活。
　　“我走了之后，家业交给德福。”耿仁厚的声音很虚弱，但很清晰，“德禄管武学堂和坨里的安全，德寿管缫丝作坊。你们三个，各管一摊，互相帮衬。”
　　三个儿子都点了头。
　　“记住，”耿仁厚拉着耿德福和耿德禄的手，把两只手叠在一起，“你们是亲兄弟。不管将来怎么样，不能分了心。家业再大，人心散了，也是一盘散沙。”
　　耿德福和耿德禄对视了一眼。耿德福的手很温暖，耿德禄的手很粗糙。两只手握在一起，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是血浓于水的感觉，但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隔阂。
　　“爹，您放心。”耿德福说。
　　“爹，我听您的。”耿德禄说。
　　耿仁厚看了他们一眼，想说什么，但没有说出口。他闭上了眼睛。
　　窗外，石榴树的叶子红了，一片一片地落下来，铺满了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