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坨里根脉》太行一笔

1、逃荒（1） 清

　　清同治八年（1869年）深秋，山西大同府。

　　老天爷三年没下雨，地里的土干得能冒烟。耿仁厚蹲在自家窑洞门口，看着院子里那棵老枣树——树上挂着几颗干瘪的枣子，像吊死鬼的舌头。他爹耿老栓躺在窑洞里咳血，咳出来的血沫子溅在黑乎乎的炕席上，跟灶台里烧过的柴灰搅在一起，分不清哪是血哪是灰。他娘瞎着眼摸摸索索地纺线，手指头磨得露出了骨头节子，线锤子转一圈，她就哼一声，像老牛反刍一样机械。他媳妇赵氏挺着肚子——怀了七个月的身孕，还在用石磨磨观音土。那土是从村后沟里挖的白泥，吃下去胀肚子，能顶半天不饿，但拉不出来，肚子硬得像石头，村里已经有三个孕妇活活憋死了。

　　赵氏每磨几下，就要扶着磨棍歇一歇，额头上滚下豆大的汗珠子，砸在磨盘上，啪嗒一声，洇开一小片湿。她脸色蜡黄，嘴唇干裂，颧骨高高地凸出来，只有肚子圆滚滚地挺着，像一堵快要塌的墙。

　　“歇歇吧。”耿仁厚站起来，走过去想接过磨棍。

　　“不碍事。”赵氏摇摇头，声音虚弱得像从地缝里挤出来的，“你爹的药熬了没？”

　　“哪有药。”耿仁厚苦笑了一下，目光落在墙角那个黑陶药罐子上——罐子已经空了三天了，里面还残留着一股苦森森的药味，闻着都让人胃里泛酸水。他把目光移开，不敢多看。

　　村子里静得瘆人。不是那种深夜安睡的静，是那种死绝了的静——没有鸡鸣，没有狗叫，没有孩子哭闹，连风声都没有。太阳挂在天上，白晃晃的，像一只死鱼眼睛，光有亮，没有暖。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腐臭味，不知是哪里烂了的东西，也许是人，也许是畜生，也许就是这片土地本身在烂。

　　村里已经饿死了七八个人了。前天，东头的王寡妇把亲闺女卖给了人贩子，换了三升高粱米。那闺女才十二岁，扎着两个小辫子，被带走的时候回头看了他妈一眼，没哭，只是嘴唇哆嗦了几下，像刚出水的鱼。王寡妇站在门口，提着那装着三升高粱米的布袋子，手抖得像筛糠，米从布袋子的破洞里漏出来，撒了一地。她没捡，就那么站着，站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有人发现她还站在那儿，人已经硬了，眼睛瞪得像铜铃，嘴巴张着，想说什么，但什么都没说出来。

　　昨天，保正带着人去把李老四一家五口全赶出了村。李老四的老娘七十多了，走不动，被两个孙子架着，脚在地上拖着，拖出两道深深的沟。李老四回头看了一眼村子，那眼神不是恨，是比恨更深的东西——是绝望的平静，是已经把命看透了之后的冷。

　　今天早上，耿仁厚去井边打水，发现井里已经拉不上水来——井底也干了。他趴在井口往下看，黑黢黢的井底只有泥，还有一条不知什么时候掉下去的蛇，已经干成了皮，贴在井壁上，像一根褪下来的筋。他把桶扔下去，桶砸在井底，发出一声闷响，像敲在棺材板上。拉上来，桶底只有薄薄一层泥浆，浑浊发黄，喝一口，满嘴都是土腥味。

　　他蹲在井台上，看着那桶泥浆水，发了好一会儿呆。

　　然后他站起来，把桶里的水倒了。

　　“走！”耿仁厚回到窑洞里，把镢头往肩上一扛，对他娘和媳妇说。声音不大，但很硬，像石头砸在石头上，能崩出火星子来。“往东走，过了娘子关，就是北河省。我听人说那边地广人稀，有活路。”

　　瞎眼老娘停下纺线的手，把头转向他。她的眼睛是灰白色的，像两枚煮熟的鸭蛋，眼眶深陷，眼窝里永远汪着一泡泪——不是哭，是干眼症，风吹的。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没说出来。她在心里算了一笔账：留下，是死；走，也许也是死，但总归有一线活着的可能。她点了点头，脸上的皱纹像干裂的河床，每一条沟壑里都藏着这三年来的苦。

　　赵氏扶着磨盘站起来，肚子顶在磨沿上，她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肚子，又抬头看了一眼丈夫。她说：“走。”

　　就一个字。但这个字里有千钧的力气。

　　耿老栓走不了了。他已经瘦成了一把骨头，躺在炕上，被子下面几乎看不出人的形状，像一卷破棉絮。他咳了三年，肺已经烂了，每次咳嗽都像要把五脏六腑都翻出来。他知道自己是个拖累，所以他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他把自己的口粮省下来给了孙子，尽管那孙子还在赵氏的肚子里，还没落地，但耿老栓已经把这条命算在了那个未出世的孩子头上。

　　耿仁厚用门板钉了个独轮车。那门板是从窑洞上拆下来的，榆木的，厚实，拆下来的时候墙上露出一个黑窟窿，像被剜掉了一只眼睛。他在门板底下装了一个木轮子——那是从磨盘上拆下来的，磨盘没了轮子，歪在院子里，像一个瘫了的人。他用麻绳把门板绑在轮轴上，铺上家里仅有的一床破被。被子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灰扑扑的，上面满是补丁摞补丁，有些补丁是用草绳缝的，有些干脆就用荆条别着。

　　他把耿老栓从炕上抱起来。耿老栓轻得像一捆干柴，肋骨一根根凸出来，硌在耿仁厚的胳膊上，像抱着一把刀子。耿老栓被抱起来的时候，眼睛睁开了，浑浊的眼珠转了转，看见了儿子的脸。他想笑一下，但嘴角只抽了抽，就耷拉下去了。他的手从被子里伸出来，瘦得像鸡爪子，在耿仁厚的手背上拍了拍，拍了三下，然后放下了。

　　耿仁厚把爹放在独轮车上，用绳子捆好，怕颠簸，又在爹身子底下垫了一层谷草。他娘拄着棍子跟在后面，棍子是枣木的，已经磨得油光发亮，是她从娘家带来的嫁妆，跟了她四十年了。赵氏扶着车帮子，另一只手按着肚子，一步一步地挪。

　　车上还放着半袋子谷糠——那是耿家最后的粮食，不到五斤，谷糠里掺着碾碎的玉米芯和榆树皮，磨成的面，灰褐色，闻着一股霉味。一块磨刀石，是耿仁厚爷爷传下来的，青石质的，中间已经磨出了一个月牙形的凹槽。一把剪子，铁质的，锈迹斑斑，但刀刃还能用，赵氏用它剪过脐带、剪过布、剪过野菜，以后还要用它剪更多的东西。三只碗，粗瓷的，豁了口，碗底写着耿字，是用钉子刻的，歪歪扭扭的。

　　这就是耿家全部的家当。

　　独轮车推起来吱呀吱呀地响，轮子每转一圈，就发出一声尖锐的摩擦声，像老鼠在叫。那声音在寂静的村子里传得很远，惊起了墙角的一只乌鸦，乌鸦嘎地叫了一声，扑棱着翅膀飞走了。

　　村子里没有人送他们。不是不想送，是没力气送。那些还活着的人都躺在自家炕上，节省最后一点力气，等着老天爷发慈悲或者阎王爷来收人。只有村口的老槐树下，坐着一个人——是村里的刘瞎子，算命先生。他听见独轮车的声音，把头转过来，用两个空洞的眼窝对准了耿仁厚。

　　“就走了？”刘瞎子问。

　　“走了。”耿仁厚停下车子。

　　“往哪走？”

　　“往东。”

　　刘瞎子点了点头，伸出手来，手指头掐了掐，嘴里念念有词。然后他说：“你命里有三劫，这是第一劫。过了这一劫，你还有两劫。过得了，你耿家能旺三代。过不了，骨头扔在荒山上，喂狼。”

　　耿仁厚从车上抓了一把谷糠面，塞到刘瞎子手里。刘瞎子摸了摸，放进嘴里尝了尝，点了点头。

　　“先生，借你吉言。”耿仁厚说完，推起车子，头也不回地走了。

　　走出村口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

　　村子像一座坟场，窑洞像一个个墓穴，死寂沉沉地趴在山坡上。村后的大山光秃秃的，像剃光的头皮，寸草不生。天上没有云，地上没有绿，天地之间只剩下一种颜色——土黄色，从脚下一直铺到天边，铺到眼睛看不见的地方。

　　他把头转回来，看着前方的路。

　　路也是土黄色的，弯弯曲曲地往东延伸，消失在远处的山梁后面。

　　逃荒的路上，惨不忍睹。

　　官道上，逃难的人像蚂蚁一样，拖家带口，面黄肌瘦。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哭，甚至没有人叹气——所有的人都把最后一点力气省下来，用在脚板上。脚板磨破了，露出红嫩的肉，踩在碎石路上，一步一个血印子。有人用破布包着脚，有人干脆光着脚，有人把鞋底磨穿了，脚趾头从鞋尖钻出来，像乌龟伸头。

　　路边的树皮全被剥光了。那些树光秃秃地站着，白色的树干在阳光下泛着惨白的光，像被剥了皮的死人。柳树、榆树、杨树，只要是能剥皮的树，都只剩下一根光杆。有些树被剥得太狠，树汁流出来，凝成琥珀色的胶状物，也被人抠走了，嚼着吃，像嚼胶皮。草根也被挖光了，地上到处都是坑坑洼洼的洞，像被虫子蛀过的木头。

　　每隔几里地，就能看到路边躺着死人。

　　有的是饿死的，身体蜷缩成一团，像婴儿在母体里的姿势，脸朝着地面，嘴巴啃着泥土——临死前还在试图吃土。有的是病死的，身上长满了疮，脓血干了之后结成了黑褐色的痂，苍蝇在周围嗡嗡地飞，绿头苍蝇钻进鼻孔里，从嘴里爬出来。有的是被打死的，后脑勺上有一个窟窿，血已经流干了，伤口发黑发紫，周围的皮肉翻卷着，像一朵开败的花。

　　有人走着走着，一头栽倒在地，就再也起不来。

　　栽倒的时候，身边的人会停下来看一眼。但只是看一眼。没有人弯腰，没有人伸手，没有人多停留一步。不是狠心，是怕——怕自己一弯腰，就再也直不起来了。怕自己一停下来，就再也不想走了。怕自己的脚被死人的手抓住，拖进同一个坟坑里。

　　活着的人从死人身边走过去，脚步不停，眼睛不眨。死人越来越多，活人越来越少，但路还在往前延伸，无穷无尽地延伸，像一条永远走不到头的黄泉路。

　　走到第三天的时候，耿仁厚一家遇到了另一拨逃难的——一家三口，姓贺，从忻州来的。男人叫贺大柱，三十出头，黑塔似的一条汉子，膀大腰圆，但眼下也瘦脱了相，颧骨高耸，眼窝深陷，肩膀上的骨头把衣服撑出了棱角。他婆姨姓刘，怀里抱着一个两岁的娃，娃瘦得像只小猫，脑袋大身子小，脖子细得像根筷子，好像随时都会折断。

　　贺大柱看见耿仁厚推着独轮车，车上躺着个奄奄一息的老人，主动搭话：“兄弟，往哪去？”

　　“北河省，唐榆县。”耿仁厚说。

　　“巧了，我也去那儿。”贺大柱咧嘴笑了一下，露出一口黄牙，“听说那边能开荒，三年不纳粮。咱这身板，别的不行，种地是把好手。”

　　耿仁厚打量了他一眼。贺大柱虽然瘦，但骨架大，精气神还在，眼睛里有一股子悍勇之气，不像个普通庄稼人。

　　“你当过兵？”耿仁厚问。

　　贺大柱一愣，然后笑了：“兄弟好眼力。我在僧格林沁王爷帐下当过马夫，打捻子的时候受了伤，回了家。回家一看，地没了，房子没了，老婆——咳咳，这个是我后来娶的。”他看了一眼身边的婆姨，眼里闪过一丝复杂的光。

　　两家人结伴而行。多一个人多一份力，但也多一张嘴。耿仁厚没有拒绝——在这个人命如草芥的年月里，能遇到一个愿意跟你一起走的人，已经是老天爷的恩典了。

　　要到娘子关的时候，出事了。

　　那天傍晚，他们在路边的一座破庙里歇脚。庙已经塌了一半，只剩下一间偏殿还勉强能遮风挡雨。殿里供着一尊菩萨，菩萨的头不知被谁砸掉了，脖子上只剩一个光秃秃的茬口，肩膀上落满了灰。耿仁厚把耿老栓从车上抱下来，放在墙角的干草上。耿老栓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他把自己的口粮省下来给了孙子，尽管那孙子还没出生，但他已经把自己算成了一个死人，死人不需要吃饭。

　　耿仁厚把谷糠面用凉水和了，捏成几个团子，先给他娘一个，再给他媳妇一个，然后给贺大柱一家三个——贺大柱的婆姨要喂奶，娃太小，不能吃谷糠，得嚼碎了喂。最后剩下两个团子，他递给爹一个。

　　耿老栓没接。

　　他的手从被子里伸出来，推开了儿子的手。力气不大，但很坚决。他的嘴唇动了动，发出一个微弱的声音：“给……娃。”

　　“爹，娃还没生出来呢。”耿仁厚说，声音有点发颤，“你吃了，才能见到娃。”

　　耿老栓摇了摇头。他的眼睛半睁半闭，眼珠已经不会转了，像两颗嵌在脸上的玻璃珠。他的嘴唇干裂得出血，血渗出来，沿着嘴角往下淌，滴在枕着的谷草上，洇开一小片暗红。

　　“见不到了。”耿老栓说，声音像风吹过破纸窗，“仁厚，听我说。”

　　耿仁厚俯下身去，把耳朵凑到爹的嘴边。

　　“别埋我。”耿老栓说，每一个字都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把我扔到沟里就行。省点力气，把你们娘几个带到活路上。”

　　耿仁厚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他已经三年没哭过了——三年前，他看见自己两岁的闺女活活饿死的时候，他哭过。那以后，他就发誓再也不哭了。但此刻，眼泪不听话地往下淌，滴在他爹的脸上，和着血，一起淌。

　　“爹，我——”

　　“别哭。”耿老栓的手抬起来，摸到了儿子的脸，手指头在他脸上擦了擦，擦掉的不知道是泪还是汗，“耿家的男人，不哭。记住你发过的誓。”

　　“我记住了。”耿仁厚咬着牙说。

　　“记住就好。”耿老栓的手从儿子脸上滑落，摔在干草上，发出一声轻响。他的嘴角微微翘了一下，像是想笑，但笑还没成形，就散了。

　　然后他闭上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