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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暗礁 流逝的岁月 ...

  •   写什么呢?“晴娘,我爱你”?不行。太直白了,会吓到她。“晴娘,我想你”?也不行。太轻浮了,不像他的风格。“晴娘,你愿意等我吗”?更不行。他没有资格要求她等。她已经等了十六年了,他不能再让她等了。

      他放下笔,把那张纸揉成一团,扔进了纸篓里。

      然后他又铺开一张纸,提起笔,开始写一份公文。他的字迹工整、冷静、一丝不苟,跟他的心完全不一样。

      窗外,月亮升起来了。圆圆的,亮亮的,照得院子里一片银白。

      顾伯珩抬起头,看着窗外的月亮,忽然想起了沈晴说过的一句话。

      “伯珩,你不要给我希望。希望这种东西,对我来说太奢侈了。我承受不起。”

      他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他不给她希望。他给她时间。给她时间去治愈,去成长,去变成她自己想成为的人。等她准备好了,等她想要了,他会站在她面前,对她说——

      “晴娘,我等了你很久了。”

      但现在,他只能等。

      等一个合适的时机。

      等一个她能接受的时机。

      等一个他们都能自由的时机。

      他睁开眼睛,继续写公文。

      窗外的月亮慢慢地移了过去,银白色的光从桌面上滑落,落在了地上。

      永安三十六年,冬。

      松江府的冬天比桐柏县暖和,但湿冷的风钻进骨头缝里,比北方的干冷更磨人。沈晴的豆腐坊生意在冬天反而更好——天冷了,人们更愿意喝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吃一碗滚烫的豆腐脑。

      她每天寅时起来磨豆子,手冻得通红,但她不觉得苦。这是她自己的生意,每一文钱都是她自己的。

      顾伯珩每隔几天就会来“晴记”坐坐。他通常是在下衙之后,换了一身便服,坐在角落里的那张桌子上,要一碗豆腐脑,慢慢地吃。他吃得很慢,像是在享受什么珍贵的东西。有时候他会带一些公文来批,一边吃一边看,一坐就是一个时辰。

      沈晴忙完了,就会在他对面坐下来,给他添一碗豆浆,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说话。

      “今天衙门里有什么新鲜事?”沈晴问。

      “没什么新鲜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案子。”顾伯珩放下笔,端起豆浆喝了一口,“倒是有一件事——知府大人要把松江府的水利工程重新修一遍,让我来负责。”

      “那很好啊。松江府年年发大水,修好了水利,百姓就不用受苦了。”

      “嗯。但修水利要银子,朝廷拨的不够,我得想办法筹措。”

      沈晴想了想,说:“你可以找松江府的乡绅们募捐。他们有钱,也想做善事积德。你出面组织一个募捐会,我来帮你做几桌豆腐宴,招待他们。”

      顾伯珩抬起头,看着她,眼睛里有光。

      “晴娘,你这个主意好。”

      沈晴笑了笑:“我就是一个卖豆腐的,能想出什么好主意?不过是觉得,吃人的嘴软,那些乡绅吃了我的豆腐,总不好意思不捐银子。”

      顾伯珩被她逗笑了:“你的豆腐这么厉害?”

      “那当然。”沈晴扬了扬下巴,语气里带着一丝难得的俏皮,“松江府谁不知道‘晴记’的豆腐?吃了我的豆腐,神仙都得给三分面子。”

      顾伯珩看着她难得露出的小得意,心里软得一塌糊涂。他想说“你比豆腐厉害多了”,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只是笑了笑,低头继续喝豆浆。

      募捐会办得很成功。沈晴做了十桌豆腐宴,把豆腐做出了十八种花样——酿豆腐、炸豆腐、豆腐盒子、桂花豆腐、麻婆豆腐、蟹粉豆腐……松江府的乡绅们吃得赞不绝口,捐起银子来也格外大方。一晚上下来,顾伯珩募到了三千多两银子,足够修一段堤坝了。

      知府大人高兴得很,拍着顾伯珩的肩膀说:“顾通判,你这个大嫂——不,你这位朋友,真是个人才啊。”

      顾伯珩站在人群中,远远地看了沈晴一眼。她正在厨房里忙着收拾,满头大汗,袖子挽到了肘弯,露出两截瘦削但结实的小臂。她感觉到了他的目光,抬起头,朝他笑了笑,然后继续低头干活。

      顾伯珩的心跳漏了一拍。

      他转过头,继续跟知府大人说话,但心里全是她的笑容。

      永安三十七年,春。

      松江府的水利工程开工了。顾伯珩每天早出晚归,在工地上盯着,风吹日晒,人又黑又瘦。沈晴心疼他,每天给他留一碗汤,放在他书房的桌上,旁边压一张纸条:“记得喝。”

      顾伯珩每次看到那张纸条,都会把汤喝完,然后把纸条收起来。他已经攒了一沓这样的纸条了,每一张都是沈晴的字迹——“记得吃饭”“早点睡”“天冷了多穿点”“下雨了带伞”。每一张都工工整整,一笔一画,像她这个人一样,认真、踏实、不张扬。

      他有时候会把这些纸条拿出来,一张一张地看,看到最后一张的时候,天已经亮了。

      他知道自己陷得太深了。但他拔不出来。也不想拔。

      永安三十七年,夏。

      水利工程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出事了。

      工地上出了塌方,三个民夫被埋在了下面。顾伯珩第一时间冲过去救人,亲自用手刨土,刨得十根手指都血肉模糊。人被救出来了,两个轻伤,一个重伤。重伤的那个民夫送到医馆的时候,已经不行了。

      死者叫李大,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家里有一个老母亲和三个孩子。他的老婆三年前病死了,一家人的生计全靠他一个人。

      顾伯珩跪在李大面前,握着他渐渐冷去的手,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他回到衙门,写了一封请罪奏折,要求朝廷处分。知府大人劝他:“这是意外,不是你的错。你何必揽到自己身上?”

      顾伯珩摇头:“是我监管不力。三个民夫是我的责任,死了一个,我难辞其咎。”

      奏折递上去之后,朝廷的批复很快下来了——没有处分,只是让他“妥善处理善后事宜”。但顾伯珩过不了自己这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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