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杏与处方笺》是念初啊

10、番外二 民国二十三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秋，陈怀远奔赴上海。

　　三个月后，她收到一封信。
　　信是从上海寄来的，没有落款，只有一句话：
　　“我很好，别担心。”
　　她把信折好，放进床头柜的抽屉里。抽屉里有一只银质的首饰盒，里面装着她从小到大攒下的东西：母亲留下的翡翠胸针、父亲送的金镯子、几枚旧银元、还有那片刻着“等”字的银杏叶。
　　她把信放进去，和它们放在一起。

　　又过了三个月，又一封信。
　　“天冷了，多穿衣服。”

　　再后来，信来得越来越少了。半年一封，一年一封。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她开始在银杏树下埋第一封信。
　　民国二十五年、二十六年、二十七年、二十八年、二十九年、三十年、三十一年、三十二年、三十三年、三十四年。
　　整整十年，十封信。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
　　那一年的信，只有一句话：
　　“局势有变，勿念。”

　　此后多年音讯杳然，她只在每一年银杏叶黄时，准时赴约，埋下心事。

　　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十年间，每一年秋天，银杏叶黄透的时候，她都会去那棵树下，挖开树根旁的泥土，埋一封信。
　　信的内容越来越长。

　　她告诉他女师毕业后，她没有像父亲希望的那样嫁人，而是去小学做了教书先生。父亲气得半年没理她，最后还是母亲偷偷来看她，塞给她一沓钱。
　　她告诉他杭州沦陷了，城里每天都在警报声中度过。她亲眼见过日本兵在街头抓人，亲耳听过枪声响彻夜空。她的学生里，有个男孩的父亲被抓去修工事，再也没回来。
　　她告诉他她学会了刻字，在他送她的那片叶子上，又刻了一个“归”字。
　　她告诉他她有时候会想，他是不是已经不在了。但每次这么想的时候，就会想起他临走时说的那句“等我”，然后她就不想了。
　　她告诉他，她还在等。

　　民国三十年的信里，她写：
　　“怀远，今天我给学生讲《击鼓》。讲到‘死生契阔，与子成说’的时候，有个女孩问我：老师，你相信有一个人，会让你等一辈子吗？
　　我说：相信。
　　她问：为什么？
　　我说：因为有些人，值得等。”

　　民国三十一年的春天，林婉收到一封信。
　　不是陈怀远的信，而是一封来自上海的地下组织转来的消息。信中说，陈怀远已被派往重庆，目前安全，但因任务特殊，暂时无法通信。信的末尾，附着他托人带出来的一句话：
　　“告诉林婉，我在等。等回来那天，我们要一起做点事。”

　　林婉把这封信读了三遍，然后收进首饰盒里，和那些年所有的信放在一起。
　　那天晚上，她做了一个决定。

　　第二天，她去找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有女师的同学，有小学的同事，有书店的老板，还有几个她帮助过的进步学生。她在西湖边租了一间小小的铺面，挂上了一块木牌：
　　银杏书社
　　书社不大，只有两排书架、几张桌椅。但这里不只卖书，更重要的是，这里可以借书、可以讨论、可以传递消息。林婉把陈怀远教她的那些暗号、那些传递情报的方法，都用在了这里。

　　有人问她：“林先生，为什么叫银杏书社？”
　　她笑了笑，没回答。
　　只有她自己知道，那棵银杏树下，有她埋了多年的信。
　　也只有她自己知道，她做这些，不只是为了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也是为了他。
　　等他回来的那天，她想让他看看：这些年，她不是只会等。
　　她也在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