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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迟暮的潮汐:当五十二岁的勇气撞上三十年的沉默,这场心动是重生还是另一场孤独? 一个早晨, ...

  •   谢明轩早上六点十分醒来,比闹钟早了五分钟。

      六十岁的身体像一台老旧的机器,不需要发条也会准时启动。他睁开眼睛盯着天花板看了几秒钟,天花板上有一道细细的裂缝,从灯座延伸到墙角,像一条干涸的河流。他看了三年了,从搬进这个动迁小区第一天就看到了,从来没想过要补。

      翻身,下床,拖鞋在木地板上发出轻微的摩擦声。卧室不大,十五个平方,一张一米八的床占了大部分空间,床头柜上放着血糖仪、试纸、一个保温杯。他拿起血糖仪扎了一下手指,血珠冒出来,试纸吸进去,数字跳出来:11.2。

      有点高。昨晚在母亲家吃饭,多吃了两块红烧肉,没管住嘴。

      他把血糖仪放下,没做任何处理。管不住嘴,懒得打胰岛素,懒得吃药,懒得记录——郑丽娟在世的时候这些事都是她做的。她会在每天早上把胰岛素针准备好,放在床头柜上,针头朝上,旁边放一块酒精棉。她会在他吃完饭以后说“明轩,测血糖了”,语气不重,但他会听。现在没人说了,他就不测了,或者测了也当没测。

      刷完牙洗完脸,他走进客厅。

      客厅朝南,阳台和卧室一样大,但堆满了东西——一个旧书柜,一张折叠桌,两把折叠椅,墙角堆着几个纸箱子,里面是郑丽娟的衣服,他舍不得扔,也舍不得打开看。阳台上没有花,只有一盆半死不活的绿萝,是搬进来的时候三姐送的,三年了,还是那么大,叶片发黄,边缘卷曲,像一个人老了以后皱巴巴的脸。

      他拉开阳台的玻璃门,外面是动迁小区常见的景象:六栋高层,围成一个U形,中间是个小花园,花园里有几个老头老太太在打太极拳,音乐放得很响,是那种带着电流声的录音机。远处是另一排动迁房,再远处是几栋商品房,外立面贴了瓷砖,看起来比他们这个小区体面一些。

      这个小区叫“绿地家园”,2012年交房的。谢家老房子在普陀,动迁之后分了十一套——谢母一套,大姐二套,二姐二套,他和弟弟二套。三姐事业做得好,在静安寺附近买了豪宅,动迁也有二套房。大姐夫是国企中层,二姐夫也在单位做领导,都在这个小区里,家家二室一厅,各自独立,但每天晚上都到母亲家吃饭。

      每天晚上。雷打不动。

      谢明轩看着楼下打太极拳的老头老太太发了会儿呆,然后去书柜前抽出一卷图纸。

      图纸是卷起来的,用橡皮筋箍着,橡皮筋已经老化了,一碰就断。他把图纸摊开在折叠桌上,是1999年画的,他自家买的商品房的装修图纸。那时候他和郑丽娟刚拿到这套房子——不是现在这个动迁房,是更早的那套,在中环内,一百四十几平方,三室二厅二卫。郑丽娟说“厨房要大一点,我要给你煲汤”,他说“好”,在图纸上把厨房的墙往外推了半米。郑丽娟说“卧室要放得下一个五斗柜,我要放你的毛衣”,他说“好”,在图纸上量了尺寸,刚好卡进去。

      一笔一画,都是他们一起定的方案。

      现在那些设计都过时了。墙裙、吊顶、灯带,都是九十年代的风格,现在没人这么装了。他没改过。这套动迁房的装修是开发商做的,白墙、地砖、铝合金窗,他什么都没动,家具搬进来就直接住了。不是不想动,是不想重新画图纸。画图纸就要做决定,做决定就要有人商量,而那个人已经不在了。

      郑丽娟是2004年走的。肺癌,从发现到走,四个月。

      那四个月他请了长假,每天在医院陪着。郑丽娟瘦得很快,从一百三十斤瘦到八十斤,皮肤蜡黄,眼窝深陷,但眼神还是软的,看他从家里带来的汤,会笑一下,说“你又放盐放多了”。他握着她的手,手背上的血管一根一根凸起来,像干枯的树枝。他不敢用力,怕捏碎了。

      最后一天,郑丽娟已经说不出话了。她看着他的眼睛,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他凑过去听,听到的只有呼吸声,很轻,像风吹过纸页。然后呼吸声停了。他抬起头,她的眼睛还睁着,但瞳孔散了,像两颗蒙了灰的玻璃珠。

      他伸手把她的眼皮合上,手在发抖。他不知道自己哭了没有,他记不清了。他只记得那天从医院出来,外面在下雨,他没有打伞,站在医院门口淋了很久,路过的人看他,他也没反应。后来谢路从浦东赶过来,看到他浑身湿透站在雨里,一句话没说,把自己外套脱下来披在他身上,把他拽上了出租车。

      谢路那年二十三岁,刚从机械系专科毕业,在浦东一家国企做机械工程师。他妈走的那天,他请了三天假,处理完所有后事,第四天回去上班了。走之前他对谢明轩说:“爸,你一个人注意身体。”然后拎着电脑行李箱走了,走到门口停了一下,没回头,站了两秒钟,拉开门出去了。

      谢明轩知道儿子在哭。他听见了行李箱轮子在走廊里滚动的声音里夹杂着吸鼻子的声音。但他没有叫住他。他叫不住。他连自己都叫不住。

      十一年了。

      书柜里的图纸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拿出来看看。不是看设计,是看那些线条。铅笔画的,有些地方已经模糊了,但轮廓还在。他看着那些线条,能想起郑丽娟说“厨房要大一点”时候的表情——她靠在门框上,两只手插在围裙口袋里,歪着头,嘴角微微上扬,像是在撒娇,但又不完全是。郑丽娟不是一个会撒娇的女人,她是那种把话藏在行动里的人。她说“厨房要大一点”,其实是想说“我想多给你做饭”。她说“卧室要放五斗柜”,其实是想说“我想把你的东西都收好”。

      这些话,她活着的时候他没来得及想明白。等她走了,他翻来覆去地想,想明白了,但晚了。

      他把图纸重新卷起来,找了一根新橡皮筋箍上,放回书柜。书柜里还有很多别的东西——郑丽娟的存折、户口本、结婚证、几本相册、一本泛黄的《家常菜谱》。菜谱翻到某一页会自己摊开,是糖醋排骨的做法,那一页上有油渍和酱油印,是郑丽娟做菜的时候沾上去的。她做糖醋排骨做得最好,谢路小时候能吃三碗饭。

      他又看了一眼那个菜谱,合上了书柜的玻璃门。

      手机响了,是大姐打来的。

      “明轩,起来了吗?”

      “起来了。”

      “血糖测了吗?”

      “测了。”

      “多少?”

      “六点八。”

      “你骗我。”大姐的声音一下子尖锐起来,“你每次说六点八就是高了。到底多少?”

      谢明轩沉默了两秒钟:“十一点二。”

      “谢明轩!你存心气死我是不是?叫你打胰岛素你不打,叫你少吃甜的你不听,你是不是嫌命太长?”

      大姐叫谢明芬,六十四岁,退休化工工程师,说话嗓门大,走路带风,在家排行老大。谢家五个孩子:明芬、明芳、明香、明轩、明伟。明轩排第四,上面三个姐姐,下面一个弟弟。大姐从小最宠他,因为他是家里第一个儿子,奶奶当宝贝,她也跟着当宝贝。到现在还是这样,谢母一声令下,她第一个冲在前面。

      “姐,我知道了,等下就打。”

      “你每次都这么说!我不管你了,你让妈跟你说。”电话那头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然后是谢母的声音。

      “明轩啊。”谢母八十六岁,声音不大,但很清楚,像一根绷紧的弦。

      “妈。”

      “今天晚上你早点过来,我让明芬炖了鸽子汤,你喝一碗。”

      “好。”

      “还有,你那个相亲的事,我跟你说过没有?”

      谢明轩愣了一下:“什么相亲?”

      “就是上次王丽说的那个,有个女的,退休的,也是一个人,在宝山那边,你们见见。”

      “妈,我不——”

      “你不什么不?你都六十了,一个人过到什么时候?谢路也大了,不用你管,你一个人在家,饭也不好好吃,药也不好好吃,你以为我不知道?上次你昏倒在家里,要不是明芬打电话没人接跑过来看,你死在家里都没人知道!”

      谢明轩不说话了。上次昏倒是去年冬天的事,低血糖,在卫生间摔了一跤,头磕在洗手台边上,额头缝了五针。大姐来的时候他躺在地上已经两个小时了,意识模糊,嘴里喊着“丽娟”。这事后来全家都知道了,谢路从浦东赶回来,看到他爸额头上的纱布,在病房门口站了五分钟才进去。

      “妈,我不是不想,”他斟酌着用词,“我就是觉得……对不起丽娟。”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谢母叹了口气:“丽娟走了十一年了。她要是在天有灵,也希望你过得好。你老是一个人,她看着也心疼。”

      这话他听了无数遍了,从大姐嘴里,从二姐嘴里,从三姐嘴里,从谢路嘴里。每个人都这么说,每个人都是好意。但他心里有一个结,打不开。那个结不是对郑丽娟的愧疚——他知道郑丽娟希望他好好活着。那个结是对自己的不信任:他怕自己再爱一次,再失去一次,再在医院门口淋一次雨。

      他承受不了第二次。

      “我知道了,妈。再说吧。”

      “又是‘再说’。”谢母的语气变了,不是生气,是心疼,“明轩啊,你不能老是这样。人这一辈子,不能只活在过去里。”

      挂了电话,谢明轩坐在沙发上发了很久的呆。客厅里很安静,只有冰箱嗡嗡响。他看着对面墙上挂的一幅十字绣,是郑丽娟绣的,绣的是一束梅花,下面绣了四个字:“岁寒三友。”绣工不算精细,针脚有些歪,但颜色配得好,红梅白雪,看着喜庆。他搬了三次家,这幅十字绣一直带着,挂在客厅最显眼的地方。

      他站起来,走到阳台上。楼下花园里打太极拳的老头老太太已经散了,换了一个穿红衣服的中年妇女在遛狗,一条白色的小博美,跑起来像一团棉花在滚动。远处马路上公交车进站,刹车声尖锐刺耳,然后又开走了。

      他想起一件事。上周,弟媳王丽在母亲家吃饭的时候提了一嘴,说有个女的,退休会计,也是一个人,住在宝山大华,人蛮好的。大姐当时眼睛就亮了,说“真的啊?多大?”王丽说“五十二吧,离婚的,儿子大了,和儿子二人住”。大姐说“那正好啊,明轩六十,差八岁,正好”。谢母在旁边没说话,但后来单独跟大姐说“你张罗张罗,让明轩去见见”。

      他当时在厨房盛汤,没听到这一段。是大姐后来打电话跟他说的。他说“再说吧”,大姐说“你再说再说,说到八十岁”。然后挂了电话。

      他想了想,拿起手机,翻到通讯录,找到王丽的微信。手指在屏幕上悬了几秒钟,然后锁屏了。

      再说吧。

      中午,谢路从浦东打来电话。

      “爸,吃饭了吗?”

      “还没。”

      “又没吃?”谢路的声音和谢明轩很像,低沉,慢条斯理,但多了一点不容置疑的强硬,“冰箱里有馄饨,你下几个吃。”

      “知道了。”

      “爸,你那个血糖,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按时打胰岛素,按时吃饭,不要吃甜的——”

      “你跟你大姐一样烦。”

      “那是因为你让人不放心。”谢路停了一下,“爸,你那个相亲的事,大姐跟我说了。”

      谢明轩没说话。

      “你去看看呗。又不会少块肉。”

      “你妈才走了十一年。”

      “爸,我妈走了十一年了。”谢路的声音放轻了,“你不是对不起我妈,你是怕对不起她。但你觉得我妈会想看到你一个人这样过吗?饭也不好好吃,病也不好好治,一个人在家里对着那些图纸发呆?”

      谢明轩握着手机,指节发白。

      “我不是催你,”谢路说,“我就是觉得……你该为自己活一次了。”

      这句话像一根针,扎进了谢明轩心里某个他不知道存在的角落。“为自己活”——他这辈子从来没想过这个事。年轻时在单位画图纸,为别人画;结婚了在家里装房子,为郑丽娟画;郑丽娟生病了在医院陪护,为她活;郑丽娟走了,为谢路活,为母亲活,为大姐的操心活。他习惯了,习惯到分不清这是责任还是本能。

      “再说吧。”他说。

      谢路叹了口气:“好,再说。你先去吃饭。”

      挂了电话,谢明轩从冰箱里拿出速冻馄饨,下了十二个,放了紫菜、虾皮、葱花,端到折叠桌上吃了一口,馄饨是荠菜猪肉馅的,超市买的,皮厚馅少,没有郑丽娟包的好吃。他吃了一半,吃不下了,放下筷子,看着碗里剩下的馄饨在汤里泡发,皮破了,馅漏出来,汤变得浑浊。

      他忽然想起一个画面。1995年夏天,他和郑丽娟在老房子的厨房里包馄饨,郑丽娟擀皮,他包。他包得慢,包出来的馄饨歪歪扭扭的,郑丽娟看了一眼笑出声来,说“你画图纸那么精细,包个馄饨怎么包成这样”。他说“画图纸是画图纸,包馄饨是包馄饨,两码事”。郑丽娟说“你就是心不在这上面”。他说“那在哪上面?”郑丽娟看了他一眼,没说话,低下头继续擀皮,耳根红了。

      他那时候没懂。后来懂了。她说“心不在这上面”,不是说他包馄饨不专心,是说他的心不在她身上。他那时候确实不在——他忙着画图纸、跑工地、接私活,想多挣点钱,想给谢路攒学费,想换大房子。他以为那就是爱。他以为拼命挣钱、给她更好的生活,就是爱。但他忘了,她要的不是大房子,是他多看她一眼,多陪她说说话,在她擀皮的时候从背后抱她一下。

      这些话,她活着的时候他没来得及做。等她走了,他想做,但没人了。

      他把碗端到厨房,倒掉馄饨汤,把碗洗了。水龙头开到最大,水声哗哗的,像下雨。他站在水池前,手泡在冷水里,发了很久的呆。

      下午三点,大姐又打来电话。

      “明轩,王丽那边我帮你约好了,下周三下午两点,大华公园,退休联谊活动,你直接去就行了。”

      “姐,我没说要去。”

      “你没说要去,你也没说不去。我帮你做主了。妈也同意的。”

      “姐——”

      “谢明轩,你听我说。”大姐的声音突然变了,不再是平时那种大嗓门的命令式,而是一种很低很慢的语气,像在说一件很重的事,“你一个人过了十一年了,十一年了,你知道这十一年我们做姐姐的看着你什么滋味吗?你不吃饭,不看病,不跟人来往,你就一个人窝在那个房子里,对着丽娟的遗物发呆。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以为妈不知道?妈每次说起来就掉眼泪,说她对不起丽娟,没照顾好你。你知不知道你让多少人担心?”

      谢明轩握着手机,没说话。

      “我不是逼你结婚,我就是想让你出去走走,认识个人,说说话。你就算是交个朋友也行。你总不能一个人闷到死吧?”

      电话那头传来大姐吸鼻子的声音。她哭了。

      谢明轩闭上眼睛,深呼吸了一口:“好。我去。”

      “真的?”

      “嗯。”

      “那我跟王丽说了。下周三下午两点,大华公园,别迟到。穿干净点,别穿那件领子磨破的衬衫。”

      “知道了。”

      挂了电话,谢明轩走到衣柜前,打开柜门。衣柜里挂着一排衬衫,白的、蓝的、灰的,都是郑丽娟以前给他买的。他拿出一件蓝色的,袖口还挂着吊牌——这件是郑丽娟走之前买的,一直没穿,吊牌上写着2003年3月,价格128元。他摸了摸面料,全棉的,洗过以后会缩水,但郑丽娟说“缩水了才贴身,贴身了才舒服”。

      他把衬衫挂回去,拿了另一件白色的。没有吊牌,领子有点发黄,但还算整齐。他对着衣柜门背后的镜子照了照,镜子里的老头头发花白,脸上皱纹很深,眼袋垂下来,嘴角往下撇着,看起来比六十岁老。

      他扯了扯嘴角,想笑一下,没笑出来。

      与此同时,宝山区大华新村。

      李娩婷在阳台上给薄荷浇水,手机响了。老同事群里有人在发消息,说下周三大华公园有个退休联谊活动,问有没有人一起去。她看了一眼,没回。

      过了一会儿,老闺蜜惠珍打来电话。

      “娩婷,下周三那个活动你去不去?”

      “不去。”

      “为什么不去?”

      “不想去。”

      “你就是怕。”惠珍说话很直接,她们认识二十多年了,不需要拐弯抹角,“你怕什么?怕丢人?怕别人说你是离婚的?还是怕真的认识什么人?”

      李娩婷没说话。

      “我跟你说,我听说有个老谢,也是一个人,搞装修设计的,人蛮好的,侬去看看嘛。”

      “再说吧。”

      “你每次都‘再说’。”惠珍叹了口气,“娩婷,你都五十二了,儿子也大了,你不用再为别人活了。”

      李娩婷握着水壶的手停了一下。又是这句话——“为自己活”。今天听到第二次了。第一次是儿子说的,第二次是老闺蜜说的。像是有人在敲一扇她关了十八年的门,一下,又一下,不急不躁,但敲得很坚定。

      她把水壶放下,看着阳台上那六盆草莓、四盆薄荷。草莓又红了几颗,在绿叶间探出头来,像害羞的小孩。薄荷长疯了,有些枝条已经垂到花盆外面去了,她用手指拨了拨,一股清凉的味道漫上来。

      她想起记账本里那行字:“他说今晚加班。”

      十八年了。那根刺还在。但她忽然觉得,那根刺好像没有以前那么疼了。不是不疼了,是长在肉里太久了,肉把它包住了,成了一个疤。疤还在,但摸上去不扎手了。

      “惠珍,”她说,“下周三几点?”

      “两点!大华公园!你去了?”

      “再说。”

      惠珍在电话那头笑了:“你这个人啊,就是嘴硬。”

      李娩婷也笑了,嘴角微微翘起来,幅度不大,但真真切切的。

      阳台上的薄荷在风里摇了一下,清凉的香味飘进客厅。

      像是有什么东西,悄悄地,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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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作者有话说
第2章 迟暮的潮汐:当五十二岁的勇气撞上三十年的沉默,这场心动是重生还是另一场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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