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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各自的山海 大四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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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四毕业那年，陶以宁拿到了清华大学建筑系保研资格，继续留在本校读硕士。应逢时以经管学院前十的成绩毕业，正式进入应氏集团，担任董事长助理——应老爷子亲自带他。
毕业典礼那天，陶以宁穿着学士服站在大礼堂前面拍照。应逢时站在她旁边，穿着同样的学士服，两个人对着镜头笑。姜北拍的，拍完之后说：“你们俩是我见过最像招生海报的情侣。”
陶以宁笑了。应逢时面无表情，但嘴角是翘的。
毕业之后，日子像被按了快进键。
陶以宁的研究生生活比本科更忙。导师接了三个实际项目，她跟着跑工地、画施工图、跟甲方开会。有时候连续一周泡在专教，睡行军床，吃外卖，连宿舍都很少回。她的设计越来越成熟，不再追求“完美”的盒子，而是开始思考建筑和人之间的关系。她设计的社区活动中心在朝阳区落地了，不大，一千多平方米，但用的人很多。她去看过一次，看到老人在里面下棋，小孩在窗台上看书，妈妈在树荫下推婴儿车。她站在外面看了很久，想起陈教授说的“温度”。她终于知道那是什么感觉了。
应逢时比她还忙。应老爷子把北京分公司的运营权交给他，让他全权负责一个二十亿的综合体项目。他每天七点到公司，晚上十一点才走，有时候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他学会了看财务报表、谈判、应酬、在董事会上跟一群比他大三十岁的人据理力争。有人说“应家这小子太嫩了”，他不反驳，只是用结果说话。第一个项目，利润率比预期高了三个点。第二个项目，拿地阶段就比竞争对手多谈了百分之五的折扣。应老爷子在年度总结会上说了一句：“阿时，你比你爸强。”
他没告诉他爸。但那天晚上他给陶以宁发了一条消息：“爷爷说，我比我爸强。”陶以宁回：“你本来就强。”他说：“你每次说本来就强的时候——”她接：“是真的强。”他笑了。
两个人都在北京，但见面的次数从一周一次变成两周一次，有时候一个月才见一次。他们会在深夜通电话，她画图画到手抖，他开完会嗓子哑了。两个人隔着电话，各自忙各自的，偶尔说几句话。
“你的项目怎么样了？”
“下周封顶。你呢？”
“刚交了施工图。甲方改了三版。”
“辛苦。”
“你也是。”
沉默了一会儿。“想你了。”两个人同时说。然后都笑了。
“你先说。”
“你先说。”
“想你了。”
“我也是。”
二十六岁那年春天，陶以宁的项目拿到了中国建筑学会的青年建筑师奖。颁奖典礼上，她穿着一条黑色的长裙，头发盘起来，站在台上发言。她说：“建筑是容器，装的是人的生活。我以前不懂这句话，是我的导师教我的。后来我懂了——最好的建筑，是让人想走进去、坐下来、不想离开的地方。”台下掌声很响。
应逢时坐在台下第三排，穿着一身深蓝色的西装。她没有请他，他自己来的。她讲完之后看到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个笑，比奖杯还亮。
那天晚上，他请她吃饭。北京亮，六十九楼，能看到整个长安街的夜景。
“恭喜。青年建筑师奖。”
“谢谢。你那个综合体也快竣工了吧？”
“下个月。”
“然后呢？”
“然后——下一个项目。更大的。”
她看着他。二十六岁的应逢时，和十七岁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的应逢时不一样了。他的肩膀更宽了，眼神更沉了，笑起来的时候眼角有了细细的纹路。但他看她的眼神，还和十七岁一样。
“应逢时。”
“嗯。”
“你还记得你说过什么吗？”
“哪句？”
“你说——你当建筑师，我当金融师。你画图，我算账。你盖房子，我卖房子。你回家，我回家。每年夏天去海边，每年冬天看雪。每年回奶奶家，看葡萄架，看小五。”
他看着她。“记得。每一句。”
“那你什么时候回家？”
他愣了一下。
“我的意思是——你什么时候娶我？”
他看着她，愣了很久。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是那个她见过的，白金的戒指。他打开，里面的钻石在灯光下反着光。
“你随身带着？”她问。
“嗯。带了三年了。”
“三年？”
“从你毕业那天就带着。每次见你都带着。但每次都觉得——还不够好。”
她看着他，眼眶红了。“应逢时，你是笨蛋。”
“嗯。”
“你知不知道，你从六岁开始，就够好了。”
他没说话。她伸出手。“戒指给我。”
他拿出来，戴在她的无名指上。刚刚好。
“你不是说要等准备好了再求婚吗？”
“没求。你让我戴的。”
“那不算？”
“不算。下次正式求。”
她笑了。“那你快点。别让我等太久。”
他看着她，笑了。笑得眼睛弯弯的，和十七岁那年在校门口等她放学时一模一样。
……
陶以宁拿到青年建筑师奖之后，工作更忙了。她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叫“小满建筑”，名字是应逢时取的。他说：“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你的工作室，也要小得盈满。”她嫌他肉麻，但把名字留下了。
工作室不大，在東城区的一个胡同里，是个改造过的四合院。她租下来的时候是废墟，自己设计的，把屋顶打开做了天窗，院子里种了一棵海棠树。员工不多，七八个人，都是她精挑细选的。姜北毕业后去了上海一家大事务所，被她挖回来了，做项目负责人。苏晚晚去了地产公司，偶尔帮她做顾问。钱小佳转行了，做室内设计，偶尔合作。
第一个项目是改造一个老旧小区。不大，但很难——居民意见不统一，政府预算有限，施工方偷工减料。她跑了三十多次现场，开了二十多场居民座谈会。有个大爷死活不同意拆自家窗前的违章建筑，她去了七次，最后大爷被她说服了，说“这丫头比居委会还烦”。
项目竣工那天，小区的广场上多了一个凉亭，用的是旧砖旧瓦，夏天遮阳，冬天挡风。大爷在凉亭里摆了张棋盘，逢人就说：“这亭子，是我盯着建的。”陶以宁站在远处看着，笑了。她知道，这个项目不会给她带来什么名声，不会得奖，不会被写进杂志。但她知道，住在这里的人，会记住这个亭子。这就够了。
应逢时的事业也越做越大。应老爷子正式把北京分公司的管理权交给他，不再过问具体事务。他用了两年时间，把分公司的利润翻了一倍。业内开始叫他“应少”，不是调侃了，那是真的尊重他，他谈项目的时候不再需要报爷爷的名字，对方听到“应逢时”三个字，就知道——这个人，靠谱。
但他越来越忙了。有时候连续出差一个月，从北京到上海到深圳到香港，一天一个城市。他学会了在飞机上睡觉，在车上吃饭，在会议间隙回她的消息。他们的聊天记录越来越短——“吃了吗”“吃了”“睡了吗”“还没”。但她知道，他在努力。努力赚钱，努力证明自己，努力成为配得上她的人。她从来没告诉过他，他早就配得上了。
二十九岁那年秋天，应逢时在国贸的一间会议室里签完最后一个合同，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睛。手机响了。陶以宁发来一条消息：“今天月亮很好看。你看到了吗？”他走到窗前，北京的天空灰蒙蒙的，看不到月亮。他打字：“看到了。很好看。”她说：“你骗人。北京今天雾霾。”他笑了。“你怎么知道？”“我看了天气预报。你那边看不到月亮。”“那你怎么知道月亮好看？”“因为我这边看到了。很好看。圆圆的很亮。”他盯着屏幕，心里软了一下。“小满。”“嗯。”“我下周回来。”“好。”“回来之后，有事跟你说。”“什么事？”“回来再说。”
她没回。过了很久，发了一个字：“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