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许人间共白头》尔骨

4、Chapter 04 精神病院的

　　精神病院的白天和黑夜没有区别。

　　灯永远亮着，白得刺眼。走廊里永远有人走来走去，拖鞋擦着塑胶地面，沙沙的，像老鼠在啃东西。江屿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那道细长的裂缝。裂缝从灯座延伸到墙角，像一道被缝歪的伤口。

　　他数过了。裂缝全长一百四十七厘米。他每天量三遍。

　　第一个月，他不说话。医生来查房，他不说话。护士来送药，他不说话。隔壁床的病人半夜尖叫，他不说话。他只做一件事——躺在床上，数裂缝，等天黑。天黑了他就翻身面朝窗户，看外面那堵高墙。墙头上没有人。但从某天夜里开始，墙上多了一道刻痕。

　　很浅的，指甲划的。一个“沈”字。

　　第二天夜里，墙上多了一个“砚”字。第三天，“清”。三个字歪歪扭扭刻在水泥面上，月光照着，像三道疤。江屿趴在窗台上看了很久，手指隔着玻璃描那三个字的笔画。

　　第四天夜里，那个人来了。

　　他翻上墙头时江屿正假装睡着。他听见金属刮擦水泥的声音，很轻，像老鼠啃食。他没动，呼吸均匀，眼皮紧闭。那个人在墙头上趴了很久，刻了很久，然后消失了。第二天早上，江屿看见墙上多了一个完整的“沈砚清”。

　　他开始装失忆。医生问他叫什么，他说不记得了。医生问他家在哪，他说不知道。医生问他记不记得怎么进来的，他摇头，眼神空洞，嘴角挂着一丝恰到好处的茫然。医生在病历上写：重度记忆障碍，建议继续观察。

　　他装得很像。因为沈砚清以前说过，他装失忆的样子太假了。他对着镜子练了一个月，练到连自己都差点信了。

　　陈护工是第三个星期来的。

　　四十岁，矮胖，脸上总带着一种被生活磨出来的和气。他给江屿送饭时多放了一个肉包，压低声音说：“你太瘦了，多吃点。”

　　江屿看着他，没说话。

　　“你别装了，”陈护工把饭盒放在床头柜上，“我在这干了八年，真疯假疯一眼就能看出来。”

　　江屿继续看着他。

　　“但我不揭穿你。”陈护工拉了把椅子坐下，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皱巴巴的烟，没点，叼在嘴里，“我儿子跟你差不多大。去年走了。”

　　江屿的手指在被子里蜷了一下。

　　“白血病。”陈护工说，“治了三年，没治好。最后那段时间他疼得受不了，求我让他走。我没答应。”他低头看着自己手里的烟，“现在我每天晚上都梦见他，梦见他跟我说，爸，我疼。”

　　病房里很安静。走廊里传来别的病人唱歌的声音，跑调的，反反复复同一句。

　　“你想出去，”陈护工抬起头看他，“对吧。”

　　江屿没说话。但他的眼睛动了一下。

　　“我帮你。”陈护工说，“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江屿开口。这是他入院以来第一次说话，声音哑得像砂纸。

　　“出去以后，”陈护工说，“别回头。别恨谁。好好活着。”

　　江屿看着他。看了很久。

　　“我答应你。”他说。

　　陈护工点点头，站起来，把没点的烟塞回口袋。“明天这个时间，我给你带纸和笔。你写封信，我帮你寄。”

　　“寄给谁。”

　　“你想寄给谁就寄给谁。”

　　江屿想了很久。他能寄给谁？沈砚清把他送进来的，沈父不会管他，同学朋友没人知道他在这。他想起一个人。沈砚清的导师，周教授。那个在沈砚清口中“唯一敢跟他爸说真话的人”。

　　“周教授。”他说，“医学院解剖学教研室。”

　　陈护工记下了。

　　信是半个月后寄到的。

　　江屿写了三页纸。第一页写他的处境，第二页写沈砚清送他进来之前发生过什么，第三页他只写了一句话：“他是不是真的去德国了。”

　　周教授的回信很短。

　　“江屿同学：沈砚清已于上月赴德国海德堡大学附属医院进修。他让我转告你——忘了他。另外，你的事我很抱歉。但我帮不了你。”

　　信纸很薄，字迹潦草，有些地方墨迹洇开了，像被水浸过。江屿把信翻到背面，背面空白。他又翻回正面，盯着“忘了他”三个字看了很久。

　　然后他把信叠好，塞进枕头套里。

　　那天夜里，墙头上又有人来了。金属刮擦水泥的声音比平时更久。江屿趴在窗台上看，月光很亮，照得墙头上的身影清清楚楚。沈砚清趴在墙头上，白大褂没穿，只穿了一件深色外套，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他手里握着一把小刀，在墙上刻字。刻得很慢，每一笔都用力，肩膀一耸一耸的。

　　江屿看见他刻完一个字，抬起手擦了一下脸。

　　他在哭。

　　江屿站在窗后，手指按在玻璃上。他想敲窗，想喊他，想问他为什么。但他什么都没做。他只是看着沈砚清刻完那一整面墙，然后从墙头上消失。

　　第二天早上，墙上多了一整面刻字。

　　全都是“沈砚清”。密密麻麻，从墙头到墙根，从左边到右边。笔迹从工整到潦草，从完整到只剩偏旁，有些地方刻得太深，水泥崩了一小块。最后一行写在最下面，几乎贴着地面。江屿蹲下来，凑近看。

　　“我救不了你，那我就陪你一起疯。”

　　他蹲在墙根，看着那行字。太阳照在墙上，照得那些刻痕像一道道裂开的伤口。他伸手摸了摸那个“疯”字，指尖被粗糙的水泥磨得发疼。

　　他没有哭。他只是蹲在那里，蹲了很久。久到陈护工来叫他吃饭，看见他蹲在墙根，走过来看了一眼那面墙，什么都没说，拍了拍他的肩膀。

　　“走吧。”陈护工说，“饭凉了。”

　　江屿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他回头看了一眼那面墙，然后转身走了。

　　江屿在精神病院待了十一个月。

　　他装失忆装了三个月，装顺从装了五个月，装痊愈装了三个月。出院那天，陈护工帮他收拾东西。他的东西很少——几件换洗衣服，一双旧鞋，枕头套里那封信。

　　“出院手续都办好了。”陈护工说，“费用也结清了。”

　　江屿看着他。

　　“不是你结的。”陈护工说，“是沈砚清。他在你入院那天就交了一笔钱，交到了‘永远’——账户里的钱够你住到死。”

　　江屿站在病房门口，手里拎着那个旧包。他看着走廊尽头那扇门，门外是自由。他等了十一个月，终于等到这一天。

　　“陈哥。”他说。

　　“嗯。”

　　“我答应你的事，”他说，“可能做不到。”

　　陈护工看着他，没说话。

　　“我不回头，”江屿说，“但我没办法不恨他。”

　　陈护工叹了口气。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包皱巴巴的烟，抽出一根递给他。江屿接过来，没点。

　　“走吧。”陈护工说，“别回头。”

　　江屿走出精神病院大门。阳光很刺眼，他眯着眼睛站了一会儿，等瞳孔适应。然后他绕到病院后面，走到那面墙前。

　　那面墙还在。墙上的刻字还在。一整面的“沈砚清”，从墙头到墙根。他蹲下来，手指摸着最下面那行字。“我救不了你，那我就陪你一起疯。”他摸了一遍，又摸了一遍。指尖被水泥磨破了皮，渗出血珠。他把血蹭在墙上，蹭在那个“疯”字旁边。

　　然后他站起来，从包里翻出那支旧钢笔。笔帽裂了，胶带缠着。他拧开笔帽，在墙上空白处画了一道线。很短的，横着的。像一道缝合线。

　　他收起钢笔，转身走了。

　　他没有回头看那面墙。但他知道那面墙会一直在那里。上面的刻字会一直在那里。就像他手腕上那道钢笔印，洗了四年都没洗掉。

　　从今天起，他要找沈砚清。

　　找到他。

　　然后问他一件事。

　　江屿用了一个月找到沈砚清。

　　他先去了医学院。解剖楼还在，标本柜还在，柜子内壁那行字还在——“沈砚清喜欢江屿，从十八岁到现在，每一天。”他站在标本柜前，伸手摸了摸那行字，指尖在“每一天”三个字上停了很久。

　　然后他去了沈砚清的老家。江南小镇，白墙黛瓦，一条河穿过镇子。沈家老宅在镇子最里面，院门锁着，院子里一棵银杏树，叶子黄了一半。邻居说，沈家老爷子去年走了，沈砚清回来办过丧事，之后就没回来过。

　　“他身体好像不太好。”邻居说，“回来那几天一直咳嗽，瘦得不成样子。”

　　江屿站在院门外，看着那棵银杏。风一吹，叶子落下来，铺了一地金黄。他在门口站了很久，然后转身走了。

　　他通过地下医疗网络查到了沈砚清的就诊记录。胰腺恶性肿瘤，晚期，伴肝转移。确诊时间是他回国后第三个月。就诊医院是某三甲医院，主治医生姓林。

　　他给林医生打了电话。

　　“我是江屿。”他说，“沈砚清以前跟我提过你。”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他在哪。”江屿问。

　　“我不知道。”林医生说，“但他上个月来找过我。他问我，如果一个人只剩两个月，还能不能上手术台。”

　　“你怎么说的。”

　　“我说不能。”

　　“他说什么。”

　　“他说，”林医生的声音顿了一下，“他说他得站着死。不能躺着。”

　　江屿挂了电话。他站在城中村的巷子里，头顶是乱七八糟的电线，脚下是湿漉漉的水泥地。他低头看着自己的左手腕。那道钢笔印还在。四年了，淡得几乎看不见了，但还在。

　　他想起十八岁那年在解剖楼，沈砚清用钢笔在他手腕上画线。他说，血管要这样缝，记住了。他说，记住了。

　　他记住了。记了四年。

　　缝了四年。

　　原来有些伤口，从一开始就缝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