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冬》鸡豚狗彘

5、和丰大酒店 “耀川少爷

　　车到县城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
　　我从车窗往外看。房子多，多得数不清，一间挨一间，高的高矮的矮，挤在一起。路宽，比村里的晒谷场还宽，上面跑着车，自行车、拖拉机、还有我没见过的小汽车，花花绿绿的，按着喇叭，滴滴响。人更多，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走着站着骑着车的，像赶集，但比赶集还热闹。
　　我下了车，站在路边，不知道该往哪走。
　　脚底下是柏油路，黑的，平的，踩上去硬邦邦的，不像村里的土路，踩下去会陷一个坑。路两边有树，修剪得整整齐齐，叶子绿得发亮。树下有垃圾桶，铁的，刷着绿漆，比我家的水缸还大。
　　我站着看了一会儿，有人从我身边走过去，回头看我一眼。我低下头，看见自己的鞋。布鞋，底快磨破了，鞋帮子上沾着干了的泥巴，灰扑扑的。别人的鞋是亮的，黑的、棕色的，有的还带着跟。
　　我往路边靠了靠，把脚缩到包袱底下。
　　盐街。我问了一个人，他指了一个方向。又问了第二个，她又指了一遍。走了很久，走到一条街上，两边的房子旧了，墙皮剥落，露出里面的砖。街上有挑担子卖菜的、摆摊卖鱼的、蹲在地上修鞋的。空气里有股腥味，混着煤炉子的烟味，还有炸油条的油味。
　　盐街到了。
　　我看见了。六层的高楼，占了半个街面。墙是白色的，干净，窗户大，玻璃亮得反光。门口有两根柱子，粗，圆的，也是白的。门是玻璃的，透明，能看见里面亮堂堂的，地是花的，亮得能照见人。这就是春桃姨妈说的和丰大酒店。
　　我站在门口，不敢进去。
　　门开了，一个人从里面出来。女的，穿着红色的褂子，头发烫过，一卷一卷的，嘴唇上红红的。她看了我一眼，走了。
　　我往里走了一步。脚踩在地上，滑了一下。地是石头做的，光滑，亮，能看见我自己的影子。我的影子是模糊的，灰扑扑的。
　　“你找谁？”
　　一个女人站在我面前。她高，瘦，穿着灰色西装，裤线笔直，头发盘在脑后，脸上化着妆，但不像刚才那个红嘴唇那么浓。她的眼睛亮，看人的时候带着笑，但笑里面有什么东西，我说不上来。
　　“我找霜姨。”我说。霜姨名叫秋霜，是春桃姨妈的朋友，她让我到这里着她。
　　“我就是。”她上下打量我，“你是冬芬？”
　　我点头。
　　“春桃的亲戚？”
　　我又点头。
　　“跟我来。”
　　我跟在她后面，走过大堂。地滑，我走得很慢，怕摔。大堂里有沙发，皮的，黑黑的，亮亮的。墙上挂着画，大，比人还高。头顶上有灯，不是灯泡，是那种一大串的，垂下来，亮闪闪的，像冰凌。
　　有人从我身边走过去，穿着白衣服，端着盘子。盘子里有菜，冒着热气，香。我吸了一下鼻子，赶紧低下来。
　　霜姨带我走过后面的楼梯，上到三楼，穿过一条走廊，推开一扇门。
　　“你就住这儿。”
　　房间不大，摆着三张上下铺，挤得满满当当。床上有被子，叠得歪歪扭扭。地上有鞋，有盆，有毛巾，还有几个包，敞着口，露出花花绿绿的衣服。空气里有股味道，粉的香，混着脚汗味，闷闷的。
　　“这是你的铺位。”她指了指靠窗的上铺，“被子在柜子里，自己拿。”
　　我点头。
　　“酒店包吃，一天三顿，在食堂。明天开始上班，早上七点，到厨房帮忙。一会儿有人来带你。”她说完要走，又停下来，看了我一眼，“你先洗洗，换身衣服。”
　　她走了。我站在那儿，看着那个铺位。上铺，爬上去要踩梯子。床板上铺着一层稻草垫子，跟家里一样。
　　我坐到下铺，把包袱放在脚边。下铺没有人，床单是白的，有点灰，但比我家的干净。门响了。进来一个女孩，圆脸，短头发，穿着白褂子，手上湿淋淋的。
　　“新来的？”她问。
　　我点头。
　　“洗碗的？”
　　我又点头。
　　“我也是。”她笑了一下，“我叫阿芳。”
　　“冬芬。”
　　“冬芬？”她念了一遍，“你从哪来？”
　　“水村。”
　　“没听过。”她坐到对面的床上，脱了鞋，换上拖鞋，“你是秋姐的亲戚？”
　　“秋姐？”
　　“就是带你上来那个。”
　　“不是，我老乡是她亲戚。”
　　“哦。”她看了我一眼，“那你运气好。秋姐人好，有事找她帮忙就行。”
　　我没说话。她把脚盘起来，从枕头底下摸出一面小镜子，照了照，又塞回去。
　　她站起来，往外走。走到门口，回头说：“食堂在楼下，往左拐，晚上八点开饭。”
　　她走了。我坐在那儿，听见外面有人说话，脚步声，笑声，碗筷碰撞的声音。这些声音混在一起，嗡嗡的，像远处在刮风。
　　我爬到上铺。床晃了一下，我停住，等它不晃了，才慢慢躺下来。床板硬，硌着背，但被子软，有股肥皂味。
　　我睁着眼，看着头顶的天花板。天花板是白的，有一条裂缝，我看了很久。
　　第二天早上，阿芳带我去厨房。
　　厨房在一楼后面，大，比我家的堂屋还大。空气里全是味道——油味、酱味、葱姜味、肉味，混在一起，热腾腾的，扑在脸上，湿乎乎的。
　　“你在这儿洗。”阿芳指了指水池边的塑料筐。筐里堆着碗碟，摞得高高的，上面沾着油，黏糊糊的。
　　我洗了一上午。手泡得发白，指头皱巴巴的，指甲缝里塞着油。腰酸，背也疼，站在水池边，一直站着，没坐过。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端着碗，坐在食堂的角落里。米饭白，软，比我家的好吃。菜有两个，一个炒白菜，一个烧豆腐，里面有油，亮汪汪的。
　　我吃得很慢。旁边桌上坐着几个女孩，穿着白褂子，跟阿芳一样。她们一边吃一边说话，笑得很大声。
　　“听说了没？秋姐昨天又跟何老板出去了。”
　　“哪个何老板？”
　　“还有哪个？就是我们老板呗。”
　　“他不是有老婆吗？”
　　“我听说老板跟他夫人关系并不好，不过关系好不好有什么的，家里红旗不倒，外面管他什么旗在飘。”
　　几个人笑起来。笑完，一个压低声音说了什么，我听不清。
　　我低下头，把饭扒进嘴里。
　　又干了一下午，天黑的时候，阿芳来说：“行了，吃饭了。”
　　我站在水池边，看着自己的手。白，皱。我把手在围裙上擦干，跟着她去食堂。
　　吃完饭，回到房间。房间里有三个女孩在睡觉，被子蒙着头，只露出头发。对面下铺坐着一个女孩，瘦，长脸，正在梳头。她看见我，没说话，继续梳。
　　阿芳坐到床上，开始脱鞋。
　　“那个，”我指了指上铺，“她们不上班？”
　　“上，”阿芳压低声音，“上晚班。”
　　“什么晚班？”
　　阿芳看了我一眼，没说话。对面梳头的女孩笑了一声，把梳子放下，出去了。
　　“你别问那么多。”阿芳说，“干好自己的活就行。”
　　我不问了。
　　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下铺有人翻身，床板咯吱咯吱响。
　　那些女孩——白天睡觉的那些——她们穿的衣裳好看，红的，绿的，花花的。脸上抹着粉，白白的，嘴唇红红的，像电视里的人。
　　我翻了个身，把手伸出来。手还是皱的。我把手缩回去，攥着被子角。
　　被子很软，有肥皂味。
　　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洗碗，吃饭，睡觉。手不皱了，指甲缝也干净了。我学会了一次拿三个碗，学会了用热水洗油渍，学会了在领班来的时候低着头。
　　我不跟人说话。我不知道要说些什么，他们说的我都听不懂。什么“录像厅”“舞厅”“港币”，什么“老板”“小姐”“生意”。她们笑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笑，她们不笑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阿芳有时候跟我说几句，但她也忙。对面下铺那个瘦女孩，叫小芳，跟阿芳名字差不多，但人不一样。她不跟我说话，看我的时候眼睛从上面过去，像是看一件东西。
　　那三个女孩我很少见到。她们白天睡觉，晚上出门。回来的时候天快亮了，身上有酒味，烟味，还有香味，浓浓的，甜得发腻。
　　有一次我在走廊上碰见她们。她们刚回来，穿着裙子，很短，露出腿。脸上化着妆，嘴唇红红的，眼睛黑黑的。她们从我身边走过去，带起一阵风，香得我鼻子发酸。
　　“新来的？”其中一个回头看我。
　　“嗯。”
　　她笑了一下，没说什么，走了。
　　我站在走廊上，闻着那个香味。说不上来是什么，但好闻。好闻得让人心里发痒。
　　我去洗澡的时候，看见她们放在架子上的东西。小瓶子，圆的，扁的，上面印着字，我不认识。我拿起来，拧开盖子，闻了一下。香，甜，像糖。我倒了一点在手上，滑的，腻的，抹在手背上，皮肤亮了。
　　我赶紧把瓶子放回去，跑进洗澡间。
　　我站着，让水浇了很久。手背上那个香味还在，冲不掉。
　　过了几天，秋姐来找我，让我去二楼包房帮忙。
　　“有人请客，忙不过来，你去打下手。”
　　她给我换了件褂子，白的，干净的，没有油渍。又给我一个盘子，让我跟在后面，看别人怎么做。
　　包房大，中间一张圆桌，会转的，上面铺着白布。桌边坐着人，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在说话，在笑。我端着盘子站在门口，不敢进去。
　　“进去。”有人在后面推我。
　　我走进去，把盘子放在桌上。手抖了一下，盘子歪了，菜汤洒出来一点，溅在白布上，黄了一块。我的心咚咚跳。
　　“小心点！”旁边有人喊。
　　我退到门口，站在那儿。那些人还在说话，没人看我。
　　我站在那儿，看着他们。他们面前摆着杯子，高的矮的，里面倒着水，黄的红的。他们说话声音不大，说的什么我听不懂。他们的手白，干净，指甲剪得整整齐齐。
　　其中一个坐得靠里的，年纪大些，头发梳得光，脸上带笑，说话的时候慢慢悠悠的，像是在哄人。他旁边坐着一个年轻人，侧着脸，看不清。
　　那个人笑了一下，端起杯子，喝了一口。
　　年轻人转过头来。
　　我的心跳了一下。
　　是他，何家老大。
　　他坐在那儿，穿着深色的衣服，脸上没什么表情。有人跟他说话，他听着，点了一下头。他的动作不快，也不慢，刚刚好。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的侧脸。他的鼻子高，眉毛黑整齐，下巴的线条硬，像是刀切出来的。
　　他转过头，往门口看了一眼。
　　我低下头，往后退了一步。
　　“站着干什么？”有人喊我，“去传菜。”
　　我转身走了。
　　后来几天，我总是不自觉地往大堂看。何老大没再出现。但我想起他站在河边的那天，阳光照在他脸上。想起他在路边给我钱，把钱折得整整齐齐，边角对着边角。想起他拍平袖口的样子。
　　我告诉自己不要想。他是何家的少爷，我是洗碗的。他站在河边的时候，我站在人群外面。他在包房里吃饭的时候，我站在门口服侍。
　　但我还是忍不住想。
　　那天下午，我收拾二楼包房。客人走了，桌上杯盘狼藉，剩菜剩了一桌。我收碗的时候，看见地上有东西。
　　一支口红。
　　细细的，一头是金的。我捡起来，盖子松了，我拧紧，放在手心里。
　　它的气味，甜，腻，让人心里发痒。
　　我看了看门口。没有人。
　　我把口红塞进裤兜里。
　　晚上，我在厕所里，把口红掏出来。拧开盖子，转出来一截，红艳艳的。我对着镜子，往嘴唇上涂了一下。
　　红。我从来没见过自己这么红。嘴唇像着了火，亮亮的，油油的。镜子里的我变了一个人，脸白了，眼睛亮了，好看了。我大胆地想，我和那些脸盘白净的城里女孩是不是有点像了。
　　我又涂了一下。这回涂得多了，红得发紫，像出血。我用手指擦了擦，擦掉一些，淡了，粉粉的。
　　我笑了一下。镜子里的那个人也笑了一下。
　　“你在干什么？”
　　我回头。小芳站在门口，看着我。
　　我赶紧把口红藏到身后。
　　“你拿的什么？”
　　“没什么。”
　　她走过来，一把抓住我的手，把口红抢过去。她看了看，拧开盖子，转出来看了一眼。
　　“这是包房里捡的吧？”
　　我没说话。
　　“私拿客人的东西，你知道什么后果？”
　　“我不是拿，我捡的。”
　　“捡的也是拿。”她把口红装进自己兜里，“明天告诉雷姐。”
　　“别——”我拉住她。
　　她甩开我的手，走了。
　　晚上我没睡着。躺在上铺，睁着眼，看着天花板。下铺有人翻身，床板咯吱咯吱响。窗外有光，黄黄的，照在天花板上。
　　第二天一早，雷姐来找我了。
　　雷姐是二楼的主管，四十来岁，胖，脸圆，眼睛小，说话的时候嘴角往下撇。
　　“你就是冬芬？”
　　我点头。
　　“小芳说你拿了客人的口红？”
　　我站着，没说话。
　　“拿出来。”
　　“我给小芳了。”
　　雷姐看了小芳一眼。小芳从兜里掏出那支口红，递过去。
　　雷姐接过来，看了看，把盖子拧开，转出来一截。
　　“这是雅诗兰黛，”她说，“美国的。你知道多少钱？”
　　我不知道。
　　“你一个洗碗的，胆子不小。”
　　她把我带到一楼大堂。大堂里有人，来来往往的，看见我们，有人停下来看。
　　“站这儿。”雷姐说。
　　我站在柜台旁边，低着头。雷姐站在我旁边，手里攥着那支口红。
　　“客人昨天晚上就打电话来了，说口红落下了，让我们找。找了半天没找到，原来是有人私拿了。”
　　有人围过来。阿芳站在人群后面，看着我，脸上说不清是什么表情。小芳站在另一边，抱着手。
　　“我捡的，”我说，“我不知道是客人的。”
　　“捡的？在包房里捡的，那不是客人的是谁的？”
　　我不说话了。
　　大堂里的人越来越多。有人在看，在小声说话。我听见“偷东西”“洗碗的”“乡下来的”这些词，飘过来，像针，扎在脸上，扎在心里。
　　门开了。
　　有人进来。我没抬头，但我感觉到了——大堂里安静了一下，有人让开路。
　　“怎么回事？”
　　声音不大，但很威严。
　　我抬起头。
　　一个中年男人站在那儿，穿着深色的西装，头发梳得光，脸上并没有生气的神情。他旁边站着何老大，脸上没什么表情。
　　我感觉被一片巨浪拍在头上，眼冒金星。
　　雷姐赶紧迎上去：“何董，没什么大事，就是这个小姑娘私拿了客人的东西，我教训她一下。”
　　她把口红递过去。那个被称作何董的中年人看了一眼，没接。
　　“拿了什么？”
　　“口红。雅诗兰黛的，美国货。”
　　何董看了我一眼。他的眼睛温和，带着笑，但看人的时候，像是把你从头到脚看了一遍。
　　“你拿了？”他问。
　　我点头。又摇头。又点头。
　　“她说是捡的。”雷姐在旁边说，“捡的也是拿，包房里的东西，哪样不是客人的？”
　　何董没理她，看着我：“你叫什么？”
　　“冬芬。”
　　“多大了？”
　　“十六。”
　　他点点头，转头看何老大：“你来处理吧？”
　　何老大没说话。他走到雷姐面前，把那支口红拿过来，看了看，装进自己兜里。
　　“客人那边我去说。”他说，“昨天的餐费免了，去买一支一样的，再搭一套同牌子的护肤品，给客人送去。”
　　雷姐愣了一下：“那这个姑娘——”
　　“工资扣两个月，算是赔这支口红的钱。”
　　他说完，转身要走。走了两步，停下来，回头看了我一眼。好像在我脸上找什么。
　　何董笑了笑，拍了拍何老大的肩膀：“行了，别为难人家小姑娘了。”
　　他看了我一眼，和蔼的笑了一下：“以后注意，客人的东西不要动。”
　　他们走了。大堂里的人散了。
　　我站在那儿，腿软，站不稳。阿芳走过来，扶了我一下。
　　“没事了，”她小声说，“何董发话了，没事了。”
　　我回到厨房，继续洗碗。手在水里泡着，碗在手里滑着。我洗了很久，洗到手指头皱巴巴的。
　　晚上回到宿舍，那三个女孩已经醒了，在化妆。她们坐在下铺，对着镜子，往脸上涂粉，画眉毛，抹口红。香味飘过来，甜的，腻的。
　　“听说你今天偷东西了？”其中一个头也不回地说。
　　“我没偷，我捡的。”
　　“捡的？”她笑了一声，“捡的也是偷。城里不比你乡下，什么东西都是有主的。”
　　另一个人接过话：“耀川少爷也是，干嘛护着她？扣两个月工资顶什么用，就应该让她长点记性，没规矩的乡巴佬。”
　　“耀川少爷人宽厚，要换别人处理这事，早让她滚蛋了。”
　　耀川少爷？原来他叫何耀川。
　　“就是！”
　　她们笑起来。小芳从外面进来，听见她们笑，也跟着笑了一声。
　　我爬到上铺，面朝墙躺着。被子蒙住头，把那些笑声挡在外面。
　　扣两个月工资。我手里攥着被子角，攥得紧紧的。
　　两个月。我来了才几天，就欠了两个月的工资。
　　我闭上眼。眼前还是那支口红，红的，亮的，涂在嘴唇上，镜子里的那个人好看了那么一会儿。
　　就一会儿。
　　过了几天，春桃来信了。信是霜姨转给我的，信封上歪歪扭扭写着“冬芬收”。我拆开，里面只有一张纸，写了几行字，我不认识字，让阿芳帮我看，她也不怎么认识，磕磕巴巴算是把大概意思说了。
　　“冬芬，我在家挺好的。你不要担心。你在城里好好干，别回来。春生说要去找你，我妈拦住了。来旺哭了几天，现在好了。你别回来。——春桃”
　　我看了三遍。把纸折好，塞进枕头底下。
　　晚上，我躺在上铺，闻着枕头上肥皂的香味。干净，好闻，但不是家的味道。家的味道是猪圈、灶房、溪水、稻草垫子。那些味道不好闻，但我知道那是什么。
　　这里的东西都好闻。肥皂是香的，洗衣粉是香的，连地板都是香的，每天有人拿拖把拖三遍，拖完有一股水腥气，过一会儿就散了。
　　这里的味道太多了，混在一起，分不清哪个是哪个。
　　又过半个月，秋姐来找我。我现在不叫她霜姨了，和其他人一样叫她秋姐。
　　“冬芬，你出来一下。”
　　我跟她走到走廊尽头。她站在窗户边上，看着外面。外面是盐街，人来人往，卖菜的还在吆喝。
　　“酒店这边，你不太适应。”她说。
　　我没说话。
　　“我不是怪你。你还小，刚来，不懂规矩，慢慢学就是了。”她顿了一下，“但这边人多嘴杂，你在这儿待着，自己也难受。”
　　我低着头。
　　“若水山庄那边缺人，”她说，“那是何家的另一个场子，在城郊，清净，活也不累。你去那边，换个环境。”
　　我抬起头，看着她。
　　“那边是何总亲自管的，”她说，“去了好好干，别再出岔子。”
　　她看着我，笑了一下：“去吧，收拾东西，明天有人来接你。”
　　我点头。
　　那天晚上，我躺在铺上，把春桃的信又看了一遍。信纸皱了，边角卷起来。我把它展平，叠好，塞进包袱里。
　　若水山庄。何家。
　　何耀川。
　　我翻了个身，面朝墙。窗外有光，黄黄的，照在天花板上，一晃一晃的。

作者有话说

　　就当是架空的年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