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林没有夏天（待修）》庞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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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天晚上，她躺在床上，听见客厅里偶尔传来翻身的声音。

　　沙发弹簧不太好，一动就吱呀吱呀响，那些声音穿过墙壁，断断续续地飘进她耳朵里。她知道他也没睡着，就像她知道自己在听他的动静一样。

　　“温然。”他忽然喊她，声音不大，但夜里听得很清楚。

　　“嗯？”

　　“你睡了吗？”

　　“没。”

　　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说：“我睡不着。”

　　“为什么？”

　　“不知道，”他说，“可能是沙发太软了。”

　　她笑了一下，在黑夜里，笑给自己看。

　　她家那个沙发明明很硬，坐久了硌得慌，怎么会太软。

　　“那要不要换一换？”她问，“你睡床，我睡沙发？”

　　“不用，”他说，“你睡吧，我数羊。”

　　“数到多少了？”

　　“三百多，”他说，“数到五百还睡不着就算了。”

　　她听着他数，三百零一，三百零二，三百零三。

　　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吵醒谁，但在这夜里反而更清晰，每一个数字都清清楚楚地落进她耳朵里。

　　她听着那些数字，听着听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她已经不记得他数到了多少，只记得那些数字像催眠曲一样，把她送进了一个安稳的梦里。

　　那两个月的周末都是这样过的。

　　周五晚上他来，周日下午走。他们一起做作业，一起看书，一起做饭。

　　她教他做番茄炒蛋，他教她做土豆泥，两种做法都不太正宗，但吃起来还不错。

　　有一次她把盐当成糖放进番茄炒蛋里，咸得没法吃，他硬是吃了半盘，喝了两大杯水，脸都涨红了还说好吃。

　　“你傻不傻，”她说，“咸成这样还吃。”

　　“你做的，”他说，“不能浪费。”

　　她看着他那张涨红的脸，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堵在胸口，说不出来，但很重。

　　她伸手把他面前的盘子端走，把剩下的倒进垃圾桶里。他在旁边看着，也不拦。

　　“下次注意，”她说，“放糖的时候看清楚。”

　　“好，”他说，“下次我帮你看着。”

　　下次，这个词真好听。下次就是还有以后，还有下一次的机会做番茄炒蛋，还有下一次的周末，还有下一次的见面。

　　二零零一年的冬天来得很突然，十一月初就下了一场大雪，比往年来得早得多。

　　她站在窗前看着那些雪花落下来，想起两年前他们在雪地里写字，想起他握了一下她的手，就一下，短得像是没发生过。

　　那一年发生了很多事。

　　九月份的时候，他在她家看电视，电视里突然插播新闻，说美国那边出事了，两架飞机撞上了高楼。

　　他们看着屏幕上那些画面，看着那两座楼一层一层地塌下去，看着灰尘像海啸一样吞没街道，电视里的那些人奔跑尖叫然后消失在尘土里。

　　她看不懂那些画面，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开着飞机去撞楼，不知道那些楼里有多少人，也不知道那些人的家人现在在哪里。

　　他也没说话，就坐在她旁边，一直看着屏幕。

　　过了很久，他说：“我爸说，这个世界要变了。”

　　她不知道世界会变成什么样，但她记得他说这句话时的表情，不像是在害怕，更像是在确认什么事。

　　后来的日子里，新闻里天天都在说这件事，说恐怖分子，说战争，说阿富汗，说本拉登。

　　她听着那些陌生的词，觉得世界确实在变，变得离她很远，又变得很近，近到电视里的那些画面好像随时可能发生在自己身边。

　　二零零一年的最后一天，他们没有去市政厅广场跨年。

　　太冷了，冷到零下二十度，出门就能冻成冰棍。

　　他们待在她家里，看电视里直播的跨年晚会，爱沙尼亚语的，她听不太懂，只能看懂画面。

　　屏幕里的人笑着跳着，和去年一样，好像世界根本没有变过。

　　快十二点的时候，他站起来，走到窗边。她也走过去，站在他旁边。窗外的雪还在下，路灯把雪照成橙黄色，一片一片的，慢慢地飘下来。

　　“新年快乐。”他说。

　　“新年快乐。”她说。

　　她看了看手表，还有三分钟才到十二点。

　　但他已经说了，她也已经回了，就像去年一样。

　　“去年你也提前说了。”她说。

　　“记得，”他说，“你说了三遍。”

　　他们都笑了。

　　窗外的雪还在下，落在地上，树上，路灯上，落在所有能落的地方。

　　她看着那些雪，忽然想起他问过她的那个问题，如果我走了，你会记得这里吗？

　　会。她会记得这里的雪，记得这里的冬天，记得这里的每一个跨年夜。但如果他走了，她还会记得他吗？

　　会的。她知道自己会记一辈子。

　　“陈最，”她叫他。

　　“嗯？”

　　“如果有一天你走了，去了很远的地方，会给我写信吗？”

　　他转过头看她。窗外的光落在他的侧脸上，把他的轮廓照得很清楚。

　　“会，”他说，“每周都写。”

　　“我可能不会每周都回。”

　　“没关系，”他说，“你回一封我就看一封，不回我也写。”

　　她不知道该说什么。雪还在下，落满了窗外的世界，落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

　　那一刻她忽然想，如果时间能停在这里就好了，就停在这个窗前，停在这个雪夜里，停在他们还在一起的这一刻。

　　“温然，”他叫她。

　　“嗯？”

　　“如果我先走了，你会等我吗？”

　　她愣了一下。等他，等什么？等他回来，还是等别的什么？她不知道他问的是什么意思，但她听见自己说：“会。”

　　他点点头，没有再说别的。

　　零点的钟声响起来的时候，他们在窗前站着，看着窗外的雪，听着电视里的欢呼。

　　新的一年开始了，二零零二年，他们都快十三岁了。

　　十三岁好像很大了，大到可以想一些以前没想过的事，可以问一些以前不敢问的问题。

　　但她不知道，那个问题意味着什么。

　　她只是知道，如果他让她等，她会等。不管等多久，不管等到什么时候，她都会等。

　　那年的冬天特别长，长到她觉得春天永远不会来了。但春天还是来了，二零零二年四月，雪化了，树绿了，老城的游客又多起来了。

　　他们还是每个周末去老城，去糖果店，去观景台，去那些走过几百遍的地方。

　　她感觉仿佛除了因为那个雪夜的问题，有什么东西在他们之间悄悄地生长着，看不见，摸不着之外，其他的都没变。

　　有一次他们坐在观景台的长椅上，看着远处的海。

　　有一艘船正在离港，白色的船身，慢慢的，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小点，消失在灰蓝色的海平线上。

　　“你说那艘船去哪儿？”她问。

　　“赫尔辛基吧，”他说，“或者斯德哥尔摩。”

　　“船上的人呢？他们去哪儿？”

　　“回家，”他说，“或者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开始新生活。”

　　她看着那个已经看不见船的海平线，想着那些船上的人，他们知道自己在往哪儿去吗，知道自己到了之后会看到什么吗，知道自己会在那个陌生的地方待多久吗。

　　“陈最，”她说，“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像那艘船。”

　　“为什么？”

　　“不知道要去哪儿，”她说，“就一直在海上漂着。”

　　他看着她，过了很久才说：“你不是船，你是岸。”

　　她不懂他的意思，让他解释。

　　他说：“船会走，岸不会。船不管漂多远，最后总要靠岸。你就是那个岸。”

　　她听着这些话，觉得有什么东西从胸口涌上来，热热的，酸酸的，说不清是什么。

　　她低下头，不让他看见自己的眼睛。但他还是看见了，他伸出手，轻轻碰了碰她的脸。

　　“别哭，”他说，“岸不能哭，岸要等着船回来。”

　　“我没哭，”她说，“没哭。”

　　但她知道自己哭了，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流下来的，一滴一滴，落在膝盖上，落在衣服上，落在那个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下午。

　　二零零二年的秋天，温然发现父亲开始频繁地加班。

　　有时候她早上起床的时候父亲就已经出门了，晚上睡着的时候父亲还没回来，餐桌上留着用保鲜膜盖着的晚饭，旁边压着一张纸条，写着微波炉热一下再吃。

　　她照着做了，一个人坐在餐桌前，听着微波炉嗡嗡的转动声，吃完那些加热过的饭菜，然后把碗洗了，把纸条收进抽屉里那个装满了类似纸条的铁盒子里。

　　那个铁盒子原本是装饼干的，饼干吃完了她就拿来装父亲留的纸条，一张一张叠好放进去，不到半年就装了半盒。

　　有时候她会翻出来看，看那些字迹的变化，从工整到潦草，从详细到简短，从“爸爸晚点回来，晚饭在冰箱里，记得热透了再吃，不要饿着”到“加班，饭在冰箱”，再到后来只剩一个“忙”字。

　　她看着那些纸条，说不清是什么感觉，只是觉得父亲离自己越来越远，远到好像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也见不着面。

　　陈最还是每个周末都来，有时候周五晚上就过来，带着他的作业和书，在她家客厅的桌子上摊开一片。

　　她做她的功课，他看他的书，偶尔交换一下彼此的发现。

　　她指给他看数学题里一个有趣的解法，他念一段书里她觉得应该会喜欢的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