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林没有夏天（待修）》庞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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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一会儿就看不见了。”她说。

　　“嗯，”他说，“但下面还有。”

　　她不知道他说的下面是指雪的下面，还是代指接下来每一年会来的冬天。

　　她看着那两个慢慢被雪覆盖的名字，忽然觉得这个冬天也没有那么冷了。

　　一九九八年就这样过去了。她和陈最认识的那一年，塔林的夏天短得像是没来过，但她记得那个夏天里的每一件事。

　　他递过来的那本旧书，他说鸽子不怕人，温热的杏仁糖，他们一起走过的每一条街……她不知道以后会怎样，不知道他会不会走，不知道自己会不会一直待在这里，但那一刻她什么都没想。

　　那一刻她只是一个小女孩，在异国的冬天里，和另一个从中国来的小男孩一起，看雪花覆盖他们写在雪地上的名字。

　　一九九九年的春天来得比前一年更晚一些，四月都快过完了，老城那棵最老的橡树才舍得抽出第一点绿芽。

　　温然和陈最坐在橡树下的石凳上，各自翻着从使馆图书馆借来的书，阳光透过还没有长满叶子的树枝落在纸页上，碎成一块一块的光斑，随着微风移动而变换着形状。

　　那本关于中世纪城堡的书她已经翻到了最后一章，讲的是塔林城墙的建造史，那些十三世纪的石匠如何一块一块地把石灰石垒起来，垒成现在这条环绕老城两公里多长的灰色巨龙。

　　“你看这里，”陈最忽然开口，把手里那本地理杂志递过来，指着某一页上的照片，“冰岛，听说夏天的时候太阳不会落下去。”

　　她接过杂志，照片上是一片荒芜的火山岩地貌，远处有几间草皮覆盖的屋顶，颜色绿得不太真实。

　　她想象不出太阳永不落山是什么样的景象，在她有限的记忆里，天黑就该回家，天亮了就该起床，这是世界上所有地方都应该遵守的规则。

　　“那他们怎么睡觉？”她问。

　　“窗帘拉上，”他说，“假装天黑了。”

　　她把杂志还给他，继续看自己那本城墙史。

　　橡树上有一只鸟在叫，叫声很单调，翻来覆去就那几个音，像是在反复确认什么事情。

　　过了一会儿，他合上杂志放在膝盖上，抬头看着那些还没有完全展开的树叶。

　　“我爸说可能明年要调回去，”他说，语气很平常，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北京那边有个岗位空出来了。”

　　她翻页的手停了一下，只是一下，然后继续翻过去。

　　书上写着一四二二年，市政厅决定扩建城墙，增建二十七个防御塔楼。她盯着那些数字，觉得它们忽然变得很遥远，比冰岛还遥远。

　　“那很好啊，”她说，“北京比这儿大多了。”

　　“嗯，是很大，”他说，“我都快忘了什么样了。”

　　她想起他扉页上写的那个日期，一九九五年三月。那已经是四年前了，四年前他才六岁，现在十岁，六岁的记忆能剩下多少呢。

　　她七岁那年的事也记不太清了，只记得母亲还在，记得成都的冬天比塔林暖和得多，记得有一年春节放过烟花，火药的味道呛得她直咳嗽，母亲在旁边笑。

　　“你想回去吗？”她问。

　　他想了想，没有立刻回答。

　　那只鸟还在叫，叫声穿过还没有长密的枝叶，在两个人之间来回弹跳。

　　“不知道，”他说，“这儿也挺好的。”

　　又是这个回答。这儿挺好的，人少，安静，鸽子不怕人。

　　她忽然有点想问他，这儿到底哪里好，除了人少安静鸽子不怕人之外，还有什么好的。

　　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因为她发现自己好像也不知道这儿有什么好。

　　她只知道每个周末可以来这里，坐在橡树下看书，去观景台看海，再去糖果店买一袋杏仁糖。

　　如果这些就是好的全部，那等他走了，这些东西还会好吗？

　　“你呢？”他问。

　　“什么？”

　　“你想回去吗？”

　　她看着书页上那些关于城墙的文字，那些六百年前砌起来的石头，现在还在那里，灰色的，沉默的，等着每一个路过的人抬头看一眼。

　　她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因为她也不知道答案。

　　她只知道母亲走了之后，成都已经没有可以回去的地方了，外婆在另一个城市，偶尔通电话，说不了几句就不知道说什么。而塔林呢，塔林有父亲，有父亲永远也写不完的代码，有她听不懂的爱沙尼亚语，有这个坐在她旁边的男孩。

　　“再说吧，”她说，“我爸的工作还不知道怎么样。”

　　他没有追问。这是她和陈最之间的默契，不问不想回答的问题，不说不想说的话。

　　她有时候觉得这样很好，有时候又觉得这样不太好，就好像两个人中间隔着一层透明的什么东西，看得见对方，却永远也够不着。

　　那个夏天，他们一起去了很多次港口。港口离老城不远，走路二十多分钟就能到。

　　那里的海水不是她想象中的蓝色，而是灰的，灰里透着一点绿，像洗过很多遍的旧衣服。

　　巨大的渡轮停靠在码头边，上上下下的人拖着行李箱，有的上船，有的下船，各自奔向各自的目的地。

　　“那艘是去赫尔辛基的，”他指着一条白色的船，“两个小时就到了。”

　　“好近，”她说，“比从成都到重庆还近。”

　　“你坐过船吗？”

　　“没有。”

　　“我也是，”他说，“我爸坐过，他说很晃，会晕。”

　　她想象着在海上晕船的感觉，船身随着波浪起伏，胃也跟着起伏，那种失控的感觉让她有点害怕。

　　但她没有说出来，只是看着那艘白色的船慢慢离港，汽笛响了一声，低沉而悠长，在海面上传出去很远。

　　“你说坐船到海上，能看见什么？”她问。

　　“海，”他说，“一直就是海，到看见陆地为止。”

　　“不会无聊吗？”

　　“会吧，”他说，“但也许有人喜欢那种无聊。”

　　她不知道有没有人喜欢那种无聊，但她能理解那种感觉。就像她坐在教室里，听不懂老师讲的每一句话，只能看着窗外的云慢慢移动，从左边移到右边，再从右边移出视野。

　　那种无聊很安静，安静到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的，确认自己还活着。

　　那个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带她去了一趟Viru酒店。

　　那是塔林最高的建筑之一，一幢苏联时期建造的混凝土大楼，和老城的红屋顶比起来显得格格不入。

　　他们在酒店门口站了一会儿，他指着楼顶说，上面有克格勃的办公室，以前那些人就在那儿监视整个城市，看谁不听话。

　　“你怎么知道？”她问。

　　“我爸说的，”他说，“使馆的人都知道。现在不监视了，但办公室还在，窗户也还在。”

　　她抬头看着那些窗户，一格一格的，密密麻麻，看不出哪一扇是克格勃用过的。阳光反射在玻璃上，亮得刺眼，她不得不眯起眼睛。

　　“想上去看看吗？”他问。

　　她犹豫了一下，然后点头。

　　他们坐电梯到了顶楼，出了电梯是一条长长的走廊，铺着暗红色的地毯，墙壁上挂着一些老照片，黑白的那种，照片里的人穿着旧式的衣服，表情都很严肃。

　　走廊两边有很多门，都关着，门上没有标牌，看不出里面是什么。

　　走到尽头的时候，他们发现有一扇门是虚掩的。

　　他推开门，里面是一个空荡荡的房间，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扇很大的窗户，正对着老城的方向。

　　她走到窗前，从那里可以看见整个塔林。

　　老城的红屋顶像一片红色的波浪，圣奥拉夫教堂的尖顶从波浪里高高地伸出来，远处的海灰蓝一片，和天空的灰色连在一起。

　　她忽然想起他说的那句话，克格勃的人就坐在这里，透过这扇窗户看外面的人，看他们怎么生活，怎么说话，怎么在自以为无人看见的时候做那些自以为秘密的事。

　　“那时候的人会不会觉得害怕？”她问，“知道自己随时可能被看见。”

　　“可能吧，”他站在她旁边，也看着窗外，“但也许根本不知道。也许他们以为自己是自由的，只是偶尔觉得有人在看他们。”

　　她沉默着，看着那些红屋顶。

　　阳光很好，几只鸽子在屋顶上走来走去，有一个人骑着自行车穿过某条街道，一切都是那么平常，看不出有谁在监视，也看不出有谁在被监视。

　　但她忽然觉得那些窗户后面好像真的有什么东西在看着她，不是克格勃，而是时间本身，那些已经过去的一百年两百年五百年，都在透过这扇窗户看她。

　　“走吧，”他说，“这里有点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