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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七楼阳台,和那个没跳下去的夜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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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我这辈子离死亡最近的一次。
不是被张浩掐住脖子的那次。
是我自己,站在七楼的阳台上,想要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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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发生的事,我已经不想再回忆了。
大概又是他出轨。大概又是他打我。大概又是婆婆骂我。大概又是那些日复一日、永远不会停的折磨。
我只记得,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回到家。
暖暖不在。她被婆婆接走了,说是要带几天。
张浩没回来。他说出差,我知道他是去哪个女人那里。
屋子里很空,很静,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呼吸。
我坐在沙发上,坐了很久。
然后站起来,走到阳台上。
七楼。
不高不矮。
跳下去,应该够死了。
我站在那里,看着下面。
小区的路灯亮着,有几个人在散步。一个妈妈推着婴儿车,慢慢走过去。婴儿车里的小孩在哭,哭声飘上来,很轻,很远。
我想起暖暖。
她也这么哭过。刚出生的时候,小小的,软软的,哭起来脸憋得通红。我抱着她,怎么哄都哄不好,急得自己也跟着哭。
后来她不哭了,看着我,眼睛亮亮的,像两颗星星。
我想起她第一次叫我妈妈。
那天她坐在床上,我拿着奶瓶走过去,她忽然张开小手,冲着我喊:“妈妈——”
就两个字。
我愣在那里,奶瓶差点掉在地上。
她看着我,又喊了一遍:“妈妈——”
我抱着她,哭了很久。
那天我觉得,所有的苦都值了。
可那天晚上,我站在阳台上,想的不是那些。
我想的是,如果没有我,她会怎么样?
张浩会好好养她吗?
婆婆会好好对她吗?
他们会告诉她,她妈妈是怎么死的吗?
他们会说,她妈妈是个精神病,跳楼自杀了吗?
她会恨我吗?
她长大了,会怪我把她一个人丢在这世上吗?
风吹过来,有点凉。
我低头看着下面。
七楼。真的不高。
可那个距离,隔着我这辈子最舍不得的人。
我不知道站了多久。
可能是几分钟,可能是半小时。
后来我听见手机响了。
是闹钟。
我给暖暖设的闹钟,每天晚上八点,提醒我给她讲睡前故事。今天她不在,闹钟还是响了。
我站在那里,听着那个闹钟响了一遍又一遍。
然后我走回屋里,把闹钟关掉。
坐在地上,哭了。
哭到喘不过气,哭到嗓子哑了,哭到眼泪流干了。
那天晚上,我没有跳。
不是因为怕死。
是因为暖暖。
因为她叫我妈妈。
因为我不想让她长大了,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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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又住院了。
是双相发作。
那天晚上的事,我没告诉任何人。医生问我怎么了,我说情绪不好。护士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
可他们知道。
在精神病院待久了,什么都瞒不住。
这次住的是另一家医院。
不是当年那家了。那家在南充,这家在成都。可它们是一样的——一样的白墙,一样的铁窗,一样的消毒水味道,一样的人间地狱。
我住进病房的那天,隔壁床的女人正在尖叫。
她四十多岁,头发乱成一团,被绑在床上,拼命挣扎,嘴里喊着一些我听不懂的话。护士给她打了一针,她慢慢安静下来,睡着了。
我看着她,想起当年在南充的自己。
我也是这样过来的。
被绑着,被按着,被扎针,被灌药。挣扎过,喊过,哭过,最后安静下来,像一具行尸走肉。
现在我回来了。
我以为我逃出去了。
我以为我再也不用回来了。
可我还是回来了。
病房很小,只有十几平米。两张床,两个床头柜,一个塑料凳子。窗户很高,很高很高,踮起脚也够不着。窗玻璃是磨砂的,看不清外面,只能看见一点模糊的天光。
比当年那扇窗户还绝望。
当年至少还能看见天。
现在连天都看不见了。
每天的生活,像复印机里印出来的一样。
早上六点,护士来量体温、测血压、发药。
七点,吃早饭。稀饭、馒头、一个水煮蛋。鸡蛋是凉的,稀饭是温的,馒头硬得像石头。
八点,集体活动。有时候是看电视,有时候是做手工,有时候是“心理疏导”——一个年轻的心理医生,坐在前面,让我们轮流讲自己的感受。
我从来不讲。
那些感受,讲出来有什么用?
十二点,午饭。两菜一汤,永远是一样的味道——没有味道。
下午是自由活动时间。可以看电视,可以看书,可以在走廊里走来走去。走廊不长,从头走到尾,三十步。从尾走到头,也是三十步。
我走了很多遍。
数过,一天最多的时候,走了三百多遍。
晚上六点,晚饭。
八点,发药。睡觉前的最后一次药。吃完药,整个人昏昏沉沉的,像被塞进一团棉花里。
九点,熄灯。
然后躺在黑暗中,睁着眼睛,等天亮。
隔壁床的女人换了好几个。
第一个,就是那个尖叫的。她住了两周,被家人接走了。走的那天她哭着不肯走,说家里人会打死她。护士说她被害妄想,别信。
第二个,是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很漂亮,很安静,从来不说话。后来我才知道,她是被男朋友甩了,吞了一瓶安眠药。救回来了,送进来了。她每天都望着窗户发呆,一看就是几个小时。
有一天她忽然开口了。
她说:“我想死。”
我说:“我也是。”
她转过头,看着我。
她说:“那你怎么还活着?”
我说:“我有个女儿。”
她沉默了很久。
然后她说:“我没有。”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后来她被转走了。转到哪里,我不知道。
第三个,是个五十多岁的阿姨。她儿子送她来的,说她“总觉得自己有病,其实没病”。可她真的有病,我看得出来。她每天半夜会起来,跪在地上,对着窗户磕头,嘴里念念有词。护士给她加药,她才安静下来。
她儿子来过一次,站在病房门口,看了她一眼,转身走了。
她追出去,喊他的名字。
他没回头。
那天晚上,她哭了一夜。
我躺在旁边,听着她的哭声,想起我妈。
我妈也会这样吗?
如果我死了,她会哭吗?
还是只会说一句“丢人”?
我不知道。
住院的日子,时间过得很慢。
每天都是一样的。一样的药,一样的饭,一样的三十步走廊,一样的天花板。
可有时候,时间又过得很快。
一转眼,两周过去了。
一转眼,一个月过去了。
一个月后的某一天,医生来查房。
他拿着我的病历,看了很久。
然后他说:“你恢复得不错,可以出院了。”
我愣住了。
“出院?”
“对。通知家属来接吧。”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好。”
我妈来了。
她站在病房门口,没有进来。
她看着我,眼神很复杂。不是心疼,不是高兴,是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可能是无奈,可能是疲惫,可能是“你怎么又进来了”的那种失望。
我走过去,说:“妈。”
她“嗯”了一声。
然后她转身,往外走。
我跟在她后面。
走出病房,走过那条三十步的走廊,走出那扇永远锁着的大门。
外面的阳光很刺眼。
我站在门口,眯着眼睛,看着天。
成都的夏天,热得让人喘不过气。天上没有云,只有太阳,明晃晃的,像要把人烤化。
我妈站在前面,等我。
我走过去,上了她的车。
一路上,她没说话。
我也没说话。
快到家的時候,她忽然开口了。
“暖暖挺好的,你不用担心。”
我说:“嗯。”
她说:“张浩来过一次,问我你什么时候出院。”
我没说话。
她说:“我沒告诉他。”
我转过头,看着她。
她看着前面的路,沒看我。
“妈……”
“别说了。”她打断我,“回家好好养着。别的,以后再说。”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车子继续往前开。
窗外的街景一闪而过,有树,有楼,有人。
我看着那些人和事,忽然觉得很不真实。
一个月前,我站在七楼的阳台上,想要跳下去。
现在,我坐在车里,往家走。
那个家,还是那个家。
张浩还在那里。
婆婆还在那里。
那些摄像头,那把枪,那十万块债,那些永远吵不完的架、打不完的架——都还在那里。
我回去,还是原来的日子。
可我又能去哪里?
我妈不会让我住她那里。她说家里没地方。
朋友?早没了。这些年,我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孤岛。
只有暖暖。
只有那个小小的、软软的、叫我“妈妈”的人,还在等我回家。
车子停在小區门口。
我下车,站在路边,看着我妈。
她摇下车窗,说:“有事给我打电话。”
我说:“好。”
她说:“别再做傻事。”
我愣了一下。
她看着我,眼睛有点红。
“那天医院给我打电话,说你差点……”
她没说下去。
我站在那里,不知道说什么。
她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你要是没了,暖暖怎么办?”
就这一句话。
然后她摇上车窗,开走了。
我站在路边,看着那辆车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车流里。
站了很久。
久到门卫走过来,问我:“你没事吧?”
我说:“没事。”
然后我转身,走进小区。
走进那个有张浩、有婆婆、有摄像头、有枪、有永远还不完的债的家。
可这一次,我心里有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我妈说:“你要是没了,暖暖怎么办?”
是啊。
暖暖怎么办?
那个小小的、软软的、叫我“妈妈”的人,只有我。
我没了,她就没了妈妈。
所以我还得活着。
哪怕再难,也要活着。
哪怕还要回去面对那些破事,也要活着。
因为暖暖还在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