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边有个月亮》鸢尾吻过海平线

19、第 19 章

　　腊月二十八，我们踏上了去往枕烟老家的路。
　　火车在冬野里跑了四个钟头，载着我们从鳞次栉比的高楼，晃到铺着枯麦茬的田野，之后我们又换乘大巴，碾过结着薄冰的乡道，终于到了枕烟长大的镇子。窗外的风景一路褪下去，只剩灰扑扑的天，和路边光秃秃的树，枝桠间孤零零的鸟窝，在风里晃着，像悬着的、没说出口的心事。
　　她靠在我肩上，一路没怎么说话。只有火车过隧道，黑暗裹住车厢的瞬间，她会往我身边缩一点，呼吸落在我的颈窝，轻得像落雪。可她的手，一直扣在我的掌心，指节因为用力泛着青白，连指尖都浸着凉，像冬夜里露在外面的枝桠。
　　“紧张吗？”我凑到她耳边轻声问。
　　她点点头，发梢蹭过我的下颌。
　　我把她的手握得更紧些，揣进我大衣的暖袋里：“没事，有我在。”
　　她抬起头看我，眼尾垂着，眼里盛着我读不懂的情绪——是担心，是怯意，还有一点怕我受委屈的歉疚，像蒙了雾的湖面，轻轻晃着。
　　“墨书。”她叫我。
　　“嗯？”
　　“不管发生什么……”
　　“我知道。”我打断她，指尖蹭过她发凉的手背，“不管发生什么，我都在。”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很久，然后弯了弯眼，笑了。那笑意很淡，却把眉眼都揉软了，像冬阳落在初融的雪上。
　　小邪神在布包里轻轻动了动，银雾蹭了蹭我的手腕。它知道今天要面对什么，前一晚还晃着雾影说要帮我们镇场子，我摸了摸它的雾顶，说有些事，要我们自己走。它便乖乖应了，一路都安安静静的，只偶尔探出头，用豆豆眼看看我们，又缩回去。
　　到站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
　　她父母住在镇子边上，一栋两层的小楼，门口立着棵柿子树。冬风把叶子都吹落了，只剩干枯的枝桠向天空伸着，枝桠间挂着去年的旧果壳，在风里轻轻晃，像没说出口的话。
　　她站在门口，深吸了一口气，指尖把我的手攥得更紧了些，然后推开了那扇木门。
　　屋里暖烘烘的，炭火烧得正旺，一个中年女人正在厨房里忙活，听见门响，系着沾了面粉的围裙探出头来，手上还滴着水。
　　“烟烟回来了！”
　　是她的母亲。脸上的笑一下子就开了，快步走过来，上下打量着枕烟，嘴里不停念叨着“瘦了这么多”“路上累不累”，指尖轻轻碰了碰她的脸颊，满是疼惜。
　　然后，她看见了我。
　　脸上的笑像被风吹灭的烛火，一下子就僵住了，手里的抹布垂在半空，连水滴落在水泥地上的声响，都听得清清楚楚。
　　“妈。”枕烟先开了口，声音很稳，“这是我朋友，沧墨书。”
　　她母亲看着我，眼神很复杂，有诧异，有探究，还有一点说不清的抵触，半晌才点了点头，没说话，转身回了厨房。锅碗碰撞的声响，一下子比刚才重了不少，在安静的屋里格外刺耳。
　　这时，一个中年男人从里屋走出来，戴着黑框眼镜，手里捏着一张报纸，看见我们，脚步顿了顿，眉头也微微皱了起来。
　　“爸。”枕烟说，“这是沧墨书。”
　　他看着我，又看看枕烟，没说话，只摆了摆手：“先坐吧。”声音很低，像压着什么情绪。
　　我坐在沙发上，枕烟紧挨着我，她的膝盖轻轻碰着我的。她母亲在厨房里忙活，锅碗的声响一直没停，她父亲坐在对面的椅子上，翻着报纸，翻页的声响很重，偶尔抬眼扫我一下，目光像冬风里的冰碴，落得人皮肤发紧。
　　空气像被炭火烤得稠了，重得让人喘不过气。
　　晚饭的时候，气氛更凝滞了。
　　她母亲的筷子不停往枕烟碗里堆菜，堆得冒了尖，嘴里念叨着“在外面吃不好吧”“多吃点”，却始终没往我这边看一眼。她父亲闷头喝着白酒，酒杯落在桌上的声响很重，偶尔抬眼扫我一下，又低下头，一言不发。
　　我也闷头扒着饭，菜的热气糊在眼镜上，看不清什么。
　　枕烟的脚在桌下轻轻碰了碰我的，抬眼望我时，眼尾红着，满是歉意。我在桌下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心全是汗，凉丝丝的。我轻轻捏了捏她的指尖，示意她没事。
　　吃完饭，她母亲收拾碗筷进了厨房，她父亲起身回了里屋，电视的声音从门缝里飘出来，在空荡的客厅里响着，我们坐在沙发上，谁也没说话。
　　没过多久，里屋的门开了。
　　“烟烟，”她父亲站在门口，声音没什么起伏，“你过来一下。”
　　枕烟站起来，指尖轻轻攥了攥我的衣角，跟着他进了里屋，门“咔哒”一声关上了。
　　老房子的隔音不好，他们的声音顺着门缝飘出来。一开始是压低了的争执，听不清字句，后来声音越来越大，像冬雷炸在屋里。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是她父亲的怒吼。
　　“我知道。”枕烟的声音很稳，却带着一点轻不可寻的抖。
　　“你知道？你知道还带个女孩子回来？你让我和你妈在镇上怎么抬得起头？”
　　“爸，我喜欢她。”
　　“喜欢？你懂什么叫喜欢？女孩子和女孩子，能有什么以后？”
　　我站起来，走到里屋门口。门开着一条缝，能看见里面的情形：她父亲背对着门，站在窗前，肩膀绷得很紧。枕烟站在房间中央，低着头，肩膀在轻轻发抖，像寒风里的枝桠。
　　“我不管你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她父亲的声音更沉了，“但你得给我找个正常的，嫁人生子，安安稳稳过一辈子！”
　　“爸！”枕烟猛地抬起头，声音里带着哭腔，“什么叫正常？和不喜欢的人过一辈子，就叫正常吗？”
　　“男女结婚才叫正常！”他转过身，额角的青筋跳着，眼镜滑到了鼻尖，脸涨得通红，“你带个女孩子回来，亲戚邻居怎么看我们？背后要怎么戳我们的脊梁骨？”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枕烟的眼泪掉了下来，砸在地板上，“我只想和我喜欢的人在一起，这有错吗？”
　　“错了！”他的声音像被冻过，硬邦邦的，“你还年轻，不懂事！我和你妈不能看着你往火坑里跳！”
　　“这不是火坑！”她哭着喊出来，“这是我的幸福！”
　　我推开门，走了进去。
　　他们同时看向我，她父亲的眼神瞬间冷了下来，像浸过寒雪的刃。
　　“你进来干什么？”他问。
　　我走到枕烟身边，轻轻握住她发抖的手，抬头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叔叔，我知道您担心什么。您怕她受委屈，怕她走难走的路，怕她以后老了，身边没人陪。这些我都懂。”
　　他看着我，没说话，眼神却松了一点。
　　“我知道在您看来，我们的感情很奇怪，不正常。”我说，“但感情从来没有什么固定的样子，只有真心不真心。我没法给您打包票说以后全是坦途，但我能说，只要她愿意，我会一直牵着她的手走下去，不管是风是雨，我都在她身边，不会让她一个人。”
　　他看着我，看了很久很久，久到屋里的炭火烧得噼啪响，都听得清清楚楚。
　　然后，他别开脸，声音硬邦邦的：“你走吧。我们不想听这些。”
　　枕烟猛地抬起头，眼泪还挂在脸上：“爸！”
　　“你闭嘴。”他看着她，眼神很复杂，有怒气，有疼惜，还有一点无力，“我和你妈活了大半辈子，什么没见过？你现在脑子热，等以后后悔了，找谁去？”
　　“我不会后悔！”
　　“你怎么知道不会？”他的声音又大了起来，“等你三十岁，四十岁，别人都儿孙绕膝，你身边只有她，你不会后悔？”
　　“不会。”枕烟看着我，眼里的泪还在掉，却笑得很坚定，“只要和她在一起，我永远不会后悔。”
　　争吵越来越烈，她母亲也从厨房跑了过来，站在门口，眼眶红红的，手绞着围裙，不知道该劝谁。
　　小邪神在包里轻轻动着，银雾蹭着我的手腕，我知道它想出来，想帮我们，可我按住了包口。不行，这时候不能让它出来，这是我们必须自己面对的坎。
　　我看着眼前的一切，心里像被一只手紧紧揪着，疼得厉害，更多的是无力。我能给枕烟承诺，能给她我所有的爱，却没法一下子抹平这几十年的观念鸿沟，没法让她的父母立刻接纳我们。
　　“叔叔，阿姨。”我开口，声音有点哑，“我们今天不是来吵架的，是来……”
　　“你别说话。”她父亲打断我，眼神冷了下来，“这是我们家里的事。”
　　那句话像一根冰针，狠狠扎进了我心里。
　　家里的事。
　　意思是，我是外人，永远融不进来的外人。
　　枕烟走过来，紧紧握住我的手，她的手凉得像冰，却握得很用力。她的眼泪还在掉，看着我，轻声说：“墨书，我们走吧。”
　　我看着她通红的眼睛，点了点头：“好。”
　　我们转身往外走，木门在身后“吱呀”一声关上，隔绝了屋里的哭声和叹息。风卷着碎雪打在脸上，生疼，身后传来她母亲压抑的哭声，还有她父亲重重的叹息，像石头一样，一块一块砸在我们背上，沉得迈不开脚。
　　那天晚上，我们住在镇子上的小旅馆里。
　　房间很小，墙皮有点剥落，只有一张窄窄的床，一台满是雪花的旧电视，一扇对着后街的窗。窗外是浓得化不开的黑，只有远处人家的灯，在雾里晕开一点点黄，像快要灭的星子。
　　她坐在床边，低着头，没说话。我坐在她身边，也没说话。
　　屋里静得只能听见窗外的狗叫，和她轻轻的呼吸声。
　　很久很久，她往我身边靠了靠，把头埋在我的肩上，声音闷闷的，带着哭腔：“对不起。”
　　“对不起什么？”
　　“让你受委屈了。”她的肩膀轻轻抖着，“让你跟着我，受这种气。”
　　我摇摇头，伸手把她揽进怀里，轻轻拍着她的背：“不是你的错。一点都不委屈，只要和你在一起，什么都不怕。”
　　她没说话，只是把我抱得更紧了，眼泪浸湿了我的毛衣，凉丝丝的，却烫得我心口发疼。
　　小邪神从包里飘了出来，银雾蔫蔫的，垂着豆豆眼，落在我们膝头，声音细得像一根线：“书书姐姐，烟烟姐姐，吾心里堵得慌。”
　　我指尖碰了碰它的雾，凉丝丝的，像沾了夜的露。
　　“没事的。”我说，“会好的。”
　　它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把话咽了回去。它知道，有些坎，只能我们自己跨，它的能力再大，也填不满人心的沟壑。
　　那一夜，我们都没怎么睡。
　　躺在床上，听着窗外偶尔传来的狗叫，和彼此的呼吸声。她躺在我怀里，一动不动，可我知道她没睡，因为她的手一直紧紧扣着我的手，怕一松手我就会走。
　　我轻轻吻着她的发顶，在她耳边一遍一遍说“我在”，直到天快亮的时候，她才浅浅地睡了过去。
　　第二天，是腊月二十九。
　　镇上有庙会，天刚亮，街上就热闹起来了。从旅馆的窗户望出去，能看见街上人来人往，小孩举着五颜六色的风车跑来跑去，大人拎着红纸包的年货，慢悠悠地走着，吆喝声、说笑声隔着窗飘进来，带着年的烟火气。
　　“出去走走吧。”我摸着她的头发，轻声说。
　　她睁开眼，眼里还有红血丝，点了点头。
　　小邪神安安静静缩在包里，没像往常一样闹着要出去，只探出头，用豆豆眼看看我们，又缩回去，乖得让人心疼。
　　庙会在镇子东边的小寺庙里。
　　寺庙不大，只有一座大殿，几间偏房，香火却旺得很，老远就能看见香烛的烟升起来，混着柏枝的香气，在风里飘着。今天是祈福的日子，人很多，抱着孩子的妇人，拄着拐杖的老人，牵着手的情侣，一家几口的人，排着队等着上香，等着把写满心愿的红纸条贴在祈福墙上，脸上都带着虔诚，把一年的期盼，都寄在了这烟火里。
　　我们也跟着排队。
　　轮到我们的时候，枕烟接过三根香，在烛火上点燃，插进香炉里，火星子在风里飘了一下，就灭了。她闭上眼睛，双手合十，站了很久，长睫垂着，盖住了眼里的情绪。
　　我也接过香，点燃，插进香炉里，闭上眼睛，只许了一个愿：愿她平安，愿她喜乐，愿我们能一直在一起。
　　许完愿，我们在寺庙里慢慢走。
　　祈福墙前，贴满了密密麻麻的红纸条，风一吹，就哗哗地响，像无数个心愿在风里说话。有的写“全家平安”，有的写“孩子金榜题名”，有的写“和爱人岁岁年年”，一笔一划，都是人间的期盼。
　　枕烟站在墙前，看了很久，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提前准备好的红纸，和一支细笔。
　　她蹲在地上，在红纸上写字，一笔一划，写得很认真，笔尖落在纸上，轻得怕惊碎了愿望。写完了，她踮起脚，把纸条贴在了祈福墙最顶端的地方，风一吹，红纸和旁边的纸条撞在一起，哗哗地响。
　　“写的什么？”我笑着问她。
　　她看看我，眼尾弯了弯：“愿望。”
　　“什么愿望？”
　　“说出来就不灵了。”她笑着，牵起我的手。她的手，比昨天暖了一点，指尖不再是冰凉的了。
　　从寺庙出来，我们沿着庙会的街慢慢走。
　　卖糖葫芦的大爷举着草靶子，上面插满了红彤彤的糖葫芦，糖衣在阳光下闪着光；卖年画的铺子门口，挂满了红底金字的春联和福字，风一吹，就轻轻晃；还有捏糖人的手艺人，围着一圈小孩，手里的糖稀一转，就变出个活灵活现的小兔子。
　　有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孩，举着彩色的风车从我们身边跑过，风车呼啦啦地转着，五颜六色的，晃得人眼睛都亮了。
　　“墨书。”她忽然停下来，看着我。
　　“嗯？”
　　“如果……他们一直不同意，怎么办？”她的声音很轻，像怕惊碎了风里的年味。
　　“没有如果。”我打断她，伸手拂开她被风吹乱的发，指尖蹭过她的脸颊，“不管他们同不同意，我都不会走。只要你不放手，我就永远在。”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很久，眼里慢慢泛起了水光，然后笑了，那笑意很淡，却像冬阳一样，把眼里的雾都驱散了。
　　“我也是。”她说，“永远不会放手。”
　　回到旅馆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
　　刚推开门，手机就响了，屏幕上显示着“妈”的来电备注。枕烟的手猛地抖了一下，接电话的声音都带着颤：“妈？”
　　电话那头，她母亲的声音有点犹豫，还有点哑：“烟烟，你们……回来吃饭吧。”
　　枕烟愣住了，我也愣住了，屋里静得只能听见电话里隐约的抽气声。
　　“妈……”
　　“回来吧。”她母亲又说了一遍，声音软了很多，“你爸……有话跟你们说。”
　　挂了电话，我们看着彼此，谁也没说话。
　　小邪神从包里探出头，豆豆眼里满是疑惑：“怎么了呀？”
　　“不知道。”我摸了摸它的雾顶，“去看看就知道了。”
　　还是那栋小楼，还是那棵柿子树，风还是一样的冷。
　　可这次推开门，气氛完全不一样了。
　　她母亲在厨房里忙活，饭菜的香气裹着暖意飘出来，锅碗碰撞的声响很轻，带着点小心翼翼的温柔。她父亲坐在沙发上，看见我们进来，手忙脚乱地把手里的烟摁灭在烟灰缸里，站起来，又局促地坐下，喉咙动了动，才挤出一句：“坐吧。”
　　我们坐下，客厅里很安静，只有厨房传来的声响，还有炭火烧得噼啪响。
　　沉默了很久，他先开了口。
　　“昨晚……”他的声音有点涩，带着宿醉的沙哑，“我想了一夜。你妈也哭了一夜。”
　　我们看着他，没说话，安安静静地听着。
　　“我想了很多，想你小时候扎着羊角辫，跟在我身后跑，要吃糖葫芦；想你第一次去外地上学，在火车上隔着玻璃哭，挥着手让我们回去；想你以后……我们老了，陪不了你一辈子。”他顿了顿，抬手扶了扶眼镜，我看见他的眼眶红了。
　　“我想通了。”
　　枕烟猛地抬起头，眼里一下子就蓄满了泪：“爸……”
　　“别说话，让我说完。”他摆了摆手，深吸了一口气，看着我们，一字一句地说，“你们的事，我不懂，也看不惯。但我想了一夜，就明白一件事——”
　　他的目光落在枕烟脸上，软了下来，带着一个父亲的疼惜。
　　“只要你幸福就好。”
　　那一瞬间，空气好像凝固了。
　　窗外的风停了，厨房的声响也停了，整个世界都静了下来，只剩下这句话，在屋里轻轻飘着。
　　枕烟的眼泪一下子就砸在了手背上，她咬着唇，想忍住，却越掉越多，连肩膀都抖了起来，哑着嗓子叫了一声：“爸。”
　　他站起来，走到我们面前，伸出手，轻轻拍了拍枕烟的肩，他的手很粗糙，带着常年干活磨出的茧，动作却很轻。
　　“别哭了。”他的声音也哑了，“大过年的，哭什么。”
　　她母亲从厨房走出来，眼眶红红的，却笑着，用围裙擦了擦手：“吃饭吧，都做好了，再不吃就凉了。”
　　饭桌上很安静，却和昨晚的凝滞完全不一样。
　　是那种一家人坐在一起，不用说话，也觉得安稳的安静。
　　她父亲给我夹了一筷子糖醋排骨，是她母亲的拿手菜，堆在我的碗里，他的动作有点局促，声音也硬邦邦的：“多吃点，太瘦了。”
　　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谢谢叔叔。”
　　他点点头，又给枕烟夹了一筷子鱼，挑干净了刺，没说话，却把温柔都藏在了动作里。
　　枕烟低着头吃饭，眼泪一直掉，掉进碗里，可她的嘴角，一直弯着，笑得很开心。
　　吃完饭，她母亲收拾碗筷，我们坐在客厅里烤火。她父亲从里屋拿出一个红封包，递到我面前。
　　“压岁钱。”他说，“拿着。”
　　我愣住了：“叔叔，我不能……”
　　“拿着。”他把红包塞进我手里，语气很坚持，“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我看着手里的红包，红封纸磨得有点软，带着他手心的温度，又看看枕烟。她点点头，眼里还有泪，却笑得眉眼弯弯。
　　我接过红包，指尖都有点抖：“谢谢叔叔。”
　　他摆摆手，别开脸，看向窗外，耳朵却红了。
　　回去的路上，天已经黑透了。
　　镇上的人在放烟花，“砰”的一声，一朵巨大的花在夜空里炸开，红的、绿的、金的，照亮了整条街，也照亮了枕烟的脸。接着又是一朵，又是一朵，噼里啪啦的声响，混着小孩的欢呼，在风里飘着，像在庆祝什么。
　　她走在我身边，手紧紧扣在我的掌心，暖乎乎的。
　　“墨书。”她叫我。
　　“嗯？”
　　“今天高兴吗？”
　　我想了想，低头看着她笑了：“高兴。”
　　“为什么？”
　　因为终于被接纳了，因为我们终于不用再偷偷摸摸，因为我们有了真正的、完整的家，因为以后过年，再也不用怕无处可去。
　　这些话在喉咙里转了几圈，最后只化作一句：“因为你在。”
　　她笑了，往我身边靠了靠，握紧了我的手。
　　小邪神从包里探出头，豆豆眼里映着漫天炸开的烟花，亮得像盛了一整个星空。
　　“好看。”它晃着雾影，声音里满是欢喜，“比吾以前见过的所有光都好看。”
　　“你以前见过什么？”我笑着问。
　　它歪着脑袋想了想，摇了摇头：“不记得了，但肯定没有这个好看。”
　　我和枕烟对视一眼，都笑了。烟花在我们身后炸开，暖光落在我们身上，连风都变得温柔了。
　　回到旅馆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手里捏着那个红包，想着今天的事，想着她父亲那句“只要你幸福就好”，想着她母亲红红的眼眶，想着饭桌上那碗堆得满满的菜。
　　枕烟躺在我身边，轻轻靠过来，指尖碰了碰我的手。
　　“墨书。”
　　“嗯？”
　　“我爸给你的红包，你打开看了吗？”
　　我坐起来，打开床头的小灯，把那个红包拆开。里面没有钱，只有一张折得整整齐齐的白纸，打开来，上面是歪歪扭扭的钢笔字，一笔一划，写得很用力，纸背面都印出了笔痕，想来是写了又改，改了又写，才落了这六个字：
　　“对烟烟好一点。”
　　我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很久，眼眶忽然就湿了。
　　一个一辈子没怎么写过字的、不善言辞的父亲，把所有的不放心，所有的托付，都写在了这六个字里。
　　“怎么了？”枕烟凑过来问。
　　我把纸条递给她。她看着那行字，愣住了，然后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又流了下来，靠在我怀里，声音闷闷的：“我爸……从来没给我写过什么东西。”
　　我把她抱进怀里，轻轻拍着她的背：“以后，我们一起好好对他们，好不好？”
　　她点点头，把脸埋在我怀里，没说话。
　　窗外的烟花还在放，砰，砰，一朵一朵，在夜空里绽放。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落在我们身上，一闪一闪的。
　　小邪神趴在枕头上，已经睡着了，银雾缩成小小的一团，呼噜声轻轻的，和窗外的烟花声混在一起。
　　枕烟在我怀里，也睡着了，呼吸轻轻的，嘴角还带着笑。
　　我看看她，又看看小邪神，忽然觉得，这一年的年，过得真好。
　　虽然有过争吵，有过眼泪，有过不被理解的委屈，可最后，我们还是在一起了。
　　一家人。
　　真正的，一家人。
　　第二天醒来，是大年三十。
　　窗外的阳光很好，亮晃晃的，照在昨夜新落的雪上，晃得人眼睛都睁不开。烟花已经停了，街上很安静，偶尔有几声狗叫，和小孩的笑声，隔着窗飘进来，带着年的欢喜。
　　枕烟还在睡，靠在我怀里，呼吸轻轻的，长睫垂着，像停了两只蝴蝶。
　　我轻轻起床，走到窗前。
　　外面是一片白茫茫的世界，雪不大，却刚好盖住了屋顶、路面，连远处的山都裹成了软白的一片，像谁在天地间铺了一层棉花，干净得不像话。
　　手机响了，是她父亲发来的消息，只有短短一句话：“中午过来吃饭。”
　　我看着那行字，笑了。
　　转过身，枕烟醒了，正靠在床头看着我，眼里带着刚醒的软意。
　　“谁的消息？”她问。
　　“你爸。”我走过去，坐在床边，摸了摸她的头发，“叫我们中午过去吃饭。”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笑容，比窗外的阳光还要亮，还要暖，一下子就把整个房间都照亮了。
　　中午，我们又去了那栋小楼。
　　门口的柿子树上，挂满了小小的红灯笼，风一吹，就轻轻晃，红的灯，白的雪，好看得像画里的光景。想来是今早刚挂的，我们都不知道。
　　推开门，屋里暖烘烘的，一下子就裹住了我们。春联的红墨香，饭菜的香气，混着电视里春晚的声响，还有一家人的说笑声，一下子涌了过来。
　　她母亲在厨房里忙活，油烟裹着香气飘出来；她父亲站在凳子上贴春联，手里拿着浆糊，她弟弟在旁边扶着椅子，瘦瘦高高的少年，戴着眼镜，看见我们进来，挠了挠头，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姐。”他叫了一声。
　　枕烟点点头，然后看着我，有点无措，不知道该怎么介绍。
　　她弟弟却先开了口，看着我，认认真真地叫了一声：“嫂子好。”
　　我愣在原地，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枕烟的耳尖瞬间红了，轻轻拍了他一下：“瞎叫什么。”
　　他却梗着脖子，笑得一脸坦荡：“本来就是嘛。我爸都认了，我有什么不认的。”
　　她父亲从凳子上下来，拍拍手上的浆糊，看着我们，嘴角弯了弯，虽然没笑出声，眼里却带着笑意：“来了？过来帮忙贴春联，这小子手笨，贴歪好几次了。”
　　我笑了，走过去接过他手里的春联：“好。”
　　那天中午，我们吃了年夜饭。
　　满满一桌子菜，有鱼有肉，有包着硬币的饺子，还有她母亲拿手的糖醋排骨，热气腾腾的，把整个屋子都熏得暖烘烘的。她父亲倒上了白酒，给枕烟倒了一点红酒，也给我倒了一点。
　　他举起酒杯，看着我们，声音很稳：“来，过年了。”
　　我们也举起杯，酒杯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声响。
　　“过年好。”
　　窗外的雪又下起来了，细细的，密密的，落在红灯笼上，落在柿子枝上，把整个镇子都裹成了软白的一片。
　　窗内的暖光裹着我们，炭火烧得噼啪响，电视里的春晚唱着热闹的歌，一家人的说笑声，碰杯声，混在一起，暖得人心都化了。
　　枕烟坐在我身边，手在桌下紧紧握着我的，无名指上的戒指，在暖黄的灯光里，闪着细细的光。
　　我不知道她在祈福墙上写了什么愿望，但我知道，她的愿望，一定落在了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