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瓦镇没有钟》薄咖灰塔

3、chapter3

　　1942.4.26
　　铁匠铺的煤油灯刚刚点上，廖尼亚就摊开了信纸。老多塔托尔坐在对面，手搁在膝上，盯着那个信封。
　　这封信比往常厚，牛皮纸封口处盖着军邮的三角戳，边角已经磨得起毛。
　　廖尼亚用小刀裁开封口，抽出信纸时一张照片滑了出来，飘飘忽忽落在桌上。老多塔托尔捡起来，凑到灯下眯着眼看了很久，然后递过来。
　　那是一张两寸的黑白照，有些折痕和污渍，但图像还算清晰：一个穿着军大衣的男人站在一门野战炮旁，一只手随意地搭在炮管上，戴着红军军官的船形帽，帽檐下的眼睛直视镜头，眼神里有一种克制住的疲惫，嘴角勾起一丝几乎算不上微笑的弧度。
　　廖尼亚盯着那张脸，忽然觉出一种奇怪的熟悉感。不是因为那张他见过一次的十九岁照片，而是别的什么。
　　“德米特里，”老波塔波夫的声音沙哑，“他瘦了。”
　　廖尼亚仔细看照片。确实，比铁盒里那张十九岁照片瘦削得多。
　　不过那双眼睛依然明亮，像深色的燧石，在褪色的照片里闪着微光。
　　“他真的很像您。”廖尼亚说。
　　老人摇头，目光长久地停在照片上：“他比我年轻时英俊。”
　　廖尼亚开始读信。信很长，德米特里用半页纸描写列宁格勒郊外森林里春天的景象，说白桦树生了新芽，那种嫩绿色在前线的灰褐色背景中很不真实，像另一个世界投来的影子。
　　读到这句话时廖尼亚顿了顿。
　　他自己上星期在小镇边缘画过同样的白桦，嫩绿点在深褐的枝条上，像一点新生的希望，微小脆弱却固执地存在着。
　　信的后半部分提到照片的来历，说是连队的随军记者拍的，说要寄给家人，就想让父亲看看他现在什么样，还特意叮嘱照片比真人显得憔悴，别担心。
　　读完信，廖尼亚按照惯例铺开信纸准备回信。
　　老多塔托尔口述得很慢：“告诉他，照片收到了。是瘦了，但精神看着还好。家里一切都好，春天来得晚，但总算来了，铁匠铺接了新活，修拖拉机的零件。”
　　廖尼亚写下这些字句，笔尖在“照片收到了”几个字上停留了片刻。他想加一句什么，关于那种奇怪的熟悉感，但终究没有。
　　信写完后老人照例付了邮费，起身离开。走到门口时他突然转过身来，说照片你想留着看的话可以明天再还我。
　　廖尼亚愣了一下。
　　“不用，这是您的——”
　　“明天。”老人重复，然后关上了门。
　　屋里只剩下廖尼亚一个人，煤油灯的光在墙上跳动。他重新拿起照片凑近灯光仔细看。
　　照片上的男人站姿有些随意，但肩膀挺直，是军人的姿态。背景是模糊的树林和帐篷，远处还能看见另一门炮的轮廓。
　　翻到照片背面，有一行用铅笔写的小字：
　　给父亲，1942年4月，列宁格勒前线。
　　他的手指轻轻拂过那些字迹，触感粗糙。然后他把照片举起来，对着煤油灯火从不同角度观察，仿佛这样就能看穿纸面，看到那个在列宁格勒郊外的真实的人，看到他如何站立如何呼吸。
　　晚上廖尼亚没有画画。
　　他坐在窗边手里握着照片，看着窗外渐深的夜色。小镇的夜晚很安静，只有远处偶尔传来的狗吠，还有隔壁铁匠铺里老人咳嗽的声音。

　　1942.6.2
　　天气暖得让人想打瞌睡。
　　廖尼亚在学校给孩子们上完美术课，正在收拾颜料盘，米沙兴冲冲地跑过来说明天他哥哥要来接他回乡下过周末，但是哥哥要从镇子外面来，会来得晚，希望老师能在学校里陪他一会儿。
　　廖尼亚朝他眯眼笑，说“好啊”。
　　太阳西偏到地平线时温度降下来，开始吹起凉风。
　　廖尼亚和米沙坐在学校门口的台阶上，看远处田野里的草被风吹得一浪一浪的。
　　“呼呼呼——”
　　一辆卡车停在学校对面的空地上，刹车声尖锐刺耳。卡车引擎盖半开着，显然一路开得不太顺。
　　驾驶室里跳下来一个年轻男人，二十六七岁的样子，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衬衫，袖子挽到小臂，下车后就掀开引擎盖往里探头探脑。
　　米沙立刻跳起来喊“安德烈！”，然后拽着廖尼亚的袖子往那边跑。
　　安德烈正埋头检查发动机，听见喊声抬起头来，一眼看见米沙迈着欢快的小步子朝他跑来，身后跟着一个慢步走出来的年轻男人。
　　廖尼亚浅灰色衬衫袖子挽到手肘，夕阳照着他浅金色的头发，柔和得像教堂壁画上的人物。
　　“你是……”
　　“你好，我是廖尼亚·爱森，米沙的美术老师。”
　　安德烈愣了几秒才反应过来，顺手扯过挂在车头的抹布，迅速擦去手上的油渍，向他伸出手。
　　“安德烈·斯米尔诺夫。米沙常常提起你，说你是最好的老师。”
　　廖尼亚看着那只伸过来的手，犹豫了大约两秒钟才握上去。
　　他的手指纤细而有力，指尖沾着没来得及洗干净的赭石色颜料，握手的时间很短，几乎是刚触碰就松开。
　　“廖尼亚·爱森，米沙的美术老师。”他微微笑着，“米沙很有天赋，今天他画了向日葵，我把它贴在教室墙上了。”
　　米沙立刻骄傲地挺起胸。
　　“听镇上的人说，学校的新老师是个画家。”安德烈努力找话题，“所以，你就是那个画家？”
　　安德烈不知道自己打断了廖尼亚告别的想法，廖尼亚只好把刚准备说出口的“我要先走了”咽回去，不过谈论“画家”“艺术”这类话题，他通常十分乐意。
　　“算是，”廖尼亚说，“我教孩子们画画，自己也画一些。”
　　“你最近在画什么呢？”
　　“画夏天的矢车菊，蓝紫色的小野花开得很旺。”
　　安德烈点点头，虽然他对艺术一窍不通。他想继续交谈，但米沙已经爬上副驾驶座：“安德烈！我们走吧，奶奶在等我们。”
　　廖尼亚顺势朝安德烈礼貌地点点头，说：“路上小心。”然后转身离开。
　　卡车开动时安德烈从后视镜里看他的背影。
　　浅灰色衬衫在暮色里走远，走过学校的木栅栏，然后拐进小巷里看不见了。

　　1942.8
　　夏末秋初时，老多塔托尔的咳嗽加重了。
　　从铁匠铺走回家不到两百米，老人需要中途休息两次，靠在篱笆上喘息。每次廖尼亚来代笔写信时，老人的手指会不受控制地颤抖，廖尼亚得等他平静下来才能继续写。
　　“多塔托尔同志，我可以帮您找医生。”廖尼亚忍不住说。
　　老人刚咳完一阵，脸憋得发红，摆摆手说医生治不了老。
　　“至少可以开点药。”
　　“前不久开了药，够吃小半年。”老人说着从抽屉里掏出几盒药片，倒水喝了几粒，动作很慢，像在做一件费力的事。
　　廖尼亚皱皱眉，不知道该说什么。
　　德米特里的信继续寄来。
　　最近的一封信里他提到：“您的肺炎怎样了？”回信时廖尼亚犹豫了一下，还是以老人的名义写道：开了药，好多了。秋天到了，铁匠铺的活少些，正好休息。
　　这不是完全的谎言，也不是完全的真相。写这些字时廖尼亚感到一种奇怪的愧疚，既是为隐瞒老人的病情，也是为自己在信中越来越明显的存在。
　　最近几封信里，他无意识地在描述小镇变化时加入自己的观察。
　　溪边的柳树开始落叶了，叶子落进水里像小小的船。米沙的父亲寄来了勋章，孩子戴着它来上学，走路都挺得特别直。
　　这些细节老人从不会主动提及，但廖尼亚写下来时老人只是听着，不反对也不赞同，默许了这种温柔的越界。
　　这几天偶尔有医生进出铁匠铺，廖尼亚稍微放宽了心，看来老多塔托尔也没有真的搁置自己的身体。

　　1942.9.3
　　廖尼亚发现铁匠铺一整天没开门。
　　这不是第一次，老人的身体时好时坏，常常闭门谢客。但这次他感到莫名的不安，那种不安像蚂蚁一样从心底爬上来，怎么赶都赶不走。
　　于是黄昏时分他敲响了隔壁的门。
　　没有回应。
　　他等了等又敲一次，然后轻轻推门。
　　门没锁。
　　屋里很暗，煤油灯没有点。廖尼亚在门口适应了一会儿光线，才看见老人躺在床上，盖着厚毯子，眼睛闭着。
　　“多塔托尔同志？”廖尼亚轻声唤道。
　　没有回应，但老人胸口的毯子有轻微的起伏，呼吸很粗重而不规则，带着痰音。
　　廖尼亚走近些。老人的脸在暮色中显得苍白，皱纹更深，像干涸土地上的裂痕。枕边那本《石榴石手镯》静静地躺在那儿，陪着他。
　　“我去叫医生。”廖尼亚转身要走，一只手从毯子下伸出来，轻轻抓住他的手腕，力道很弱，但他立刻停住了。
　　“不用。”老人的声音嘶哑得像砂纸摩擦，“坐下。”
　　廖尼亚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老人的手松开了，放回毯子下。
　　“德米特里……”老人说，眼睛依然闭着。
　　“要写信吗？我去拿信纸……”
　　“不，等他回来……告诉他……”
　　话没说完又是一阵咳嗽。廖尼亚扶起老人帮他拍背，咳嗽平息后喂他喝了点水，重新躺下。
　　“告诉他什么？”廖尼亚轻声问。
　　但老人已经睡着了，或者假装睡着了。廖尼亚在床边坐了许久，直到夜色完全降临，才起身点了煤油灯，煮了一壶茶，放在老人床头的凳子上。
　　离开前他注意到桌上摊开的铁盒，里面是所有的来信，按时间顺序叠放整齐，最上面是那张照片。照片里的德米特里·多塔托尔少校，在昏黄灯光下看着这个房间，看着他沉睡的父亲。

　　1942.9.27
　　老人去世那天，是在九月最后一个星期。
　　早晨，廖尼亚照常去敲门送早餐，这已经成了他过去三周的习惯。
　　没有回应，门依然没锁。他推门进去，发现老人侧躺在床上，姿势和昨晚离开时一样，但胸口的起伏已经停止。
　　廖尼亚站在门口，没有立刻上前。
　　他先确认了自己的呼吸，确认了自己还活着，确认这个世界还在运转。
　　隔壁隐约传来谁家在生炉子的声音，远处有狗叫，阳光从窗户斜照进来落在老人枕边。
　　然后他才慢慢走近，伸手探了探老人的鼻息，又摸了摸他的手。
　　冰冷，僵硬。
　　没有惊慌，没有哭泣，廖尼亚感到的是深沉的平静。老多塔托尔走得很安静，就像他活着时一样，不惊扰任何人。
　　他按照应有的程序做事，先去找了镇长，然后通知了神父和掘墓人。小镇很小，消息传得很快，几个邻居赶过来帮忙。
　　老多塔托尔储存在铁匠铺后院的松木板原本是留着修房顶的，现在成了棺材原料。
　　廖尼亚站在屋角看着这一切，直到老人的躯体被抬入木棺，才意识到这是一个生命真实的死去。
　　傍晚，镇长找到他。
　　“多塔托尔的儿子，你知道怎么联系吗？”
　　廖尼亚点点头。
　　“他给父亲写信，地址我知道。”
　　“那得通知他……”
　　“我会写给他。”廖尼亚说。
　　“还有后事，”镇长叹气，“老人有点积蓄，在铁匠铺地板下的小罐子里，够办个简单的葬礼，但得有人主持。”
　　“我来。”廖尼亚听见自己说。
　　镇长看着他。
　　“也对，一年了，你确实跟他也亲近。”
　　廖尼亚没有否认。

　　1942.9.30
　　葬礼举行在一个阴沉的秋日。
　　来了二十几个人，大都是受过老人帮助的镇民：农庄主席、学校老师、几个孩子的家长，还有米沙——他戴着父亲的勋章站得笔直，像个小士兵。
　　神父念了简短的祷文，廖尼亚站在人群最前面沉默地听着，手里握着那本《石榴石手镯》。这是老人屋里唯一的书，虽然从未见他读过，但廖尼亚觉得他应该带着它走。
　　下葬时，廖尼亚往棺材里放了两样东西：那本《石榴石手镯》，还有一张小小的水彩画，画的是铁匠铺的炉火，画面温暖明亮。
　　填土时他转过身没有看，他望向远处的白桦林，叶子已经黄了大半，在灰色天空下像燃烧的火焰。
　　回到老人屋里，廖尼亚开始整理遗物。
　　衣服很少，工具很多，都挂在墙上或放在架子上，每一件都被擦拭得干干净净。地板下的小铁罐里有一些卢布和几张旧票据，抽屉里有针线、纽扣、生锈的钉子。
　　在床头柜的最底层他找到了那摞信。所有的来信按时间顺序用细绳捆好，还有几封未寄出的回信，都是廖尼亚的笔迹，每一张都以“亲爱的德米特里”开头。
　　廖尼亚拿起最上面那封信，是最后一封，他三天前写的，还没来得及寄出。信里描述了小镇秋天的景色，铁匠铺的炉火，孩子们画的丰收图。结尾处他写道：冬天快来了，记得穿暖和。
　　他默读着这些字，突然意识到这封信可能永远寄不出去了。德米特里不会知道父亲已经去世，不会知道最后这些日子里是另一个人在读他的信、回他的信。
　　廖尼亚坐在桌边，拿起笔，抽出一张新信纸。笔尖悬在纸面上方久久没有落下。
　　该写什么？
　　如何开口？
　　“你的父亲去世了。”
　　这七个字太沉重太残忍，像一块冰直接砸进人心里。
　　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下来，他没有点灯，就在暮色中坐着。最后他重新铺开信纸，写下了那个熟悉的开头：
　　亲爱的德米特里。
　　廖尼亚把信寄了出去。
　　往后的生活好像什么都没变。他继续住在自己的小屋里，继续教孩子们画画，继续去溪边写生。
　　只是隔壁再也没有打铁声，没有咳嗽声，没有傍晚的敲门声。
　　有时候黄昏时分他会下意识地朝那边看一眼，然后想起来，哦，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