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瓦镇没有钟》薄咖灰塔

2、chapter2

　　1941.12.1
　　廖尼亚接手第一封代笔信。
　　老多塔托尔的铁匠铺里火烧得极其暖和。
　　铁匠铺后间兼做厨房和起居室，墙上挂着各种工具，钳子、锤子、锉刀，每一件都擦拭得很干净。
　　一张厚重的木桌靠窗摆放，桌面上有深深浅浅的划印和烫痕。
　　“坐。”老多塔托尔指了指桌边的长凳，自己坐在对面。
　　他从抽屉里拿出信纸和一支钢笔，还有一个快见底的墨瓶。
　　“我说，你写，我写字太慢，手还抖。”
　　廖尼亚接过笔。
　　笔身是黄铜的，握在手里有分量，笔尖有些磨损，但还能用。
　　他铺平信纸，等老人开口。
　　老多塔托尔沉默了很长时间，目光望着炉火。廖尼亚稍稍移动目光，老人手边放着一本《石榴石手镯》。书很旧，内页大面积泛黄，但封皮却干净，没有落灰。
　　“告诉他，我身体很好，铁匠铺的活计没停。镇上需要修的东西很多，农具，锅，炉子......”
　　廖尼亚低头开始写。
　　老人的话简短而克制，问了前线的寒冷，叮嘱注意脚伤，说已经寄了袜子和烟草，包裹应该快到了。
　　最后一句是：别担心家里，好好打仗。
　　写完后，廖尼亚把信读了一遍。老多塔托尔点点头，从怀里掏出一个小铁盒，打开，里面是几张皱巴巴的戈比。
　　“这是邮费。”
　　“我可以——”
　　“邮费，拿好。”老人重复，语气不容置疑。
　　廖尼亚收下钱。铁盒里还有一张照片，边缘已经磨损：一个黑发青年站在铁砧旁，手里拿着锤子，表情严肃，眼睛却亮着光。
　　“这就是德米特里，十九岁。”老人顺着他的目光说，“他去参军那年，第一次从部队回来。”
　　廖尼亚看着照片。青年有着与父亲相似的脸型，不过眉眼还没有完全脱去稚气。
　　“他很像您。”
　　老多塔托尔顺着他的目光，也看了一会儿照片，然后合上铁盒：“他像他母亲。眼睛，脾气，都像。”
　　廖尼亚点头，手上封好信封，问邮局怎么走。老人指了方向，他便出发了。
　　走了不到半个小时，来到镇上的邮局。玻璃墙里，长椅全空着，营业员低头写着什么。邮局外一个穿着灰色军便服的邮递员，戴着旧军帽，正在埋头整理一大筐邮件。
　　廖尼亚填完登记簿，把信交给门口的邮递员。
　　“同志，你是……新搬来这里的？”
　　廖尼亚微微惊讶，点点头。
　　“我说呢，虽然我不是本地的，但这镇子上的人我都认识。”邮递员笑得很洋溢，“噢，我叫根纳季，专门配送后方邮件的邮差。”
　　“廖尼亚·爱森，叫我廖尼亚就好。”
　　根纳季是个长相英俊的小伙子，和他差不多身高。
　　廖尼亚同他聊了几句，根纳季挥手告别，蹬上踏板扬长而去。
　　晚上，廖尼亚阖上双眼，在自己屋里回忆了一遍德米特里的来信。
　　字迹工整，但有些笔画微微颤抖，可能是寒冷，也可能是疲惫。
　　信里提到了涅瓦河上的冰。
　　“冰层有三英尺厚，德国人的炮弹有时会在冰面上炸开窟窿，第二天又冻上。看着那些冰裂的纹路，我会想起小时候在奥涅加湖上凿冰钓鱼。”
　　廖尼亚躺了一会儿，起身走到画架前。
　　他正在画一幅新的作品：铁匠铺的炉火映在雪地上。现在他调了一些群青和白色，在画面角落加上一片冰面。
　　廖尼亚以前列宾美术学院读书，为了美术，他第一次去到列宁格勒。
　　笔触落下去时，他想起列宁格勒的冬天，涅瓦河上的冰，学院的学生们裹着厚重的大衣在河边写生。
　　那时他还敢在人群中欢呼，还敢坦荡地向陌生人搭话。

　　1941.12.20
　　德米特里·多塔托尔少校蹲在掩体里，借着煤油灯的光读信。
　　外面的炮击暂时停歇，风声呼啸着掠过列宁格勒郊外的冻土。
　　他的手指冻得发麻，小心地拆开信封。
　　父亲的字迹一如既往的简洁，但这次的笔迹有些不同，线条更柔和，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工整。
　　德米特里皱了皱眉，继续往下读。
　　内容还是那些：身体尚好，铁匠铺忙碌，包裹已寄，勿念。
　　但字里行间又有些微妙变化。
　　我修了烟囱，新邻居帮忙扶梯子。
　　镇上下了一场大雪，白桦林的树枝都被压弯了。
　　学校来了新美术老师，孩子们画了坦克和雪人。
　　这些细节让德米特里恍惚了一瞬。他仿佛看见了那个小镇的冬天，父亲站在铁匠铺门口望着雪，孩子们用炭笔画出朴拙线条。
　　这些画面在前线的残酷中显得不真实，像世界之外的事。
　　他翻到信封，检查寄信日期。
　　三周前。
　　从乌斯季西瓦镇到列宁格勒前线，战时延送是常事，信件走这么久，有时甚至到不了。
　　他把信塞进内袋贴着胸口放好。那里已经攒了五封信，都用油布包着，防止被汗水和雨水浸湿。
　　“少校，团长找你。”一个年轻士兵探进掩体，脸被硝烟熏得发黑。
　　德米特里站起身，沿着堑壕走向指挥所。两侧的士兵们蜷缩在掩体里，有的在打盹，有的在写信，有的只是盯着空气，眼神空洞洞的。
　　团长谢苗诺夫上校是个高壮的男人，脸上的伤疤从额头延伸到下巴，那是苏芬冬季战争留下的纪念。
　　“多塔托尔，明天我们要尝试夺回那个制高点。”谢苗诺夫在地图上画了个圈，“你的炮兵连提供掩护，计算好射程，德国人在那里布置了反坦克炮。”
　　德米特里研究地图。那个高地他熟悉，上个月他们失去它时，他的连队损失了三门炮和八个人。其中一个是十九岁的伊戈尔，来自梁赞，喜欢唱民歌，死的时候手里还攥着一封未写完的家信。
　　“明白，上校同志。”
　　“还有，”谢苗诺夫顿了顿，声音低了些，“你父亲还好吗？”
　　德米特里愣了一下：“上次来信说还好。”
　　“我父亲去年冬天去世了，”谢苗诺夫眼睛看着地图，“肺病。我收到信的时候，他已经下葬一个月了。”
　　他抬起头，伤疤在灯光下像一道沟壑：“趁还能写信，多写点。”
　　回到自己的掩体，德米特里拿出信纸。
　　煤油灯的光忽明忽暗，他在膝盖上垫了木板，开始写回信。
　　“亲爱的父亲，”他写下，笔尖在粗糙的纸面上划出沙沙声，“我收到您的信了。袜子和烟草还没到，但应该快了。这里的寒冷确实难熬……”
　　他停住笔。
　　想写今天的炮击，想写那个高地，想写伊戈尔和其他死去的人。但最后他只写：“我们都还好。涅瓦河上的冰还没有融化，但我觉得春天也许不远了。”
　　署名时，德米特里犹豫了一下，加了个平时不会写的词：“爱您的，德米特里。”
　　写完最后一个字，他把信纸举到灯前，对着光看了一会儿。那些关于新邻居的段落，他再读了一遍。
　　然后他把信折好，塞进信封。

　　1942.1.17
　　廖尼亚还没有等到春天，小镇先迎来了最猛烈的暴风雪。
　　风呼啸着从门缝钻进来，廖尼亚裹着毯子坐在炉边翻看速写簿。簿子上是前两天画的几页炭笔速写，雪压断的树枝，邮递员根纳季的车辙，铁匠铺烟囱里冒出的烟。
　　老多塔托尔在暴风雪第三天来敲门，带来一锅炖菜和半条黑面包。
　　“够吃两天，”老人把锅放在桌上，“雪停了我再送。”
　　廖尼亚想拒绝，想说不能总是接受帮助，但肚子不争气地叫了一声。
　　老人似乎听见了，没说话，在桌边坐下。
　　他们一起吃了午饭。炖菜是土豆、胡萝卜和一点腌肉煮的，味道简单却温暖。
　　“您儿子回信了吗？”廖尼亚问。
　　“昨天收到一封。”老人从怀里掏出信，已经拆开了，“你帮我读吧。”
　　战争开始半年了，信送得越来越慢。
　　廖尼亚接过信，这次的信比上次长些，字迹还是那么工整，但有些地方墨水晕开了，可能是被雪或雨水打湿。信封边缘有深色的污渍，像是干涸的血迹，也可能是泥浆。
　　他读出声。
　　德米特里说前线寒冷，说涅瓦河的冰结了又化。
　　然后有一段：“我在想您说的那个新邻居。他帮您扶梯子修烟囱，听起来是个好人，请代我道谢。战争让人意识到，任何善意的帮助都值得感激。”
　　廖尼亚的声音在读到这段时微微颤了下。他清了清嗓子，继续读完。
　　“他想谢谢你。”老多塔托尔说。
　　“他一定是误会我帮了什么大忙，其实我只是扶了梯子。”
　　“那也值得谢。”老人咳了两声，“德米特里小时候，每次帮了别人，哪怕只是帮老太太提篮子，都会跑回来告诉我，眼睛亮亮的，等着我夸他。”
　　廖尼亚想象着那个画面：黑发少年提着篮子，期待地看着父亲。
　　真的很温馨。
　　廖尼亚嘴角扯出一点笑意。

　　1941.2.1
　　二月的第一封信里，德米特里说战事稍微停歇，他在某天想起一件趣事。
　　“亲爱的父亲。”廖尼亚读着，老多塔托尔坐在他对面，闭着眼睛听。
　　他一只手摸着《石榴石手镯》，廖尼亚也注意到这个习惯，老人总把它带在身边，闲了就翻翻，但从不认真读。
　　“上次提到涅瓦河上的冰，让我想起去年秋天。”
　　“在列宁格勒还没被完全包围时，我在列宾艺术学院里见过一个金发的年轻男人，他坐在河堤上画画，画的是学院里刚结冻的湖。我在他身后站了一会儿，他没发现。那位画家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仿佛周围一切都不存在。”
　　“那一刻，我以为战争也似乎不存在了。”
　　廖尼亚停下来。
　　老波塔波夫睁开眼睛：“怎么了？”
　　“没什么，这位画家和我上的是一所学院，也许是我的同学呢。”廖尼亚笑了笑，目光落在信纸上那行字上。
　　“我不知道他是谁，但那个画面一直留在我脑子里。有时在炮击的间隙，我会想起它，想起那种完全的专注，也想起您打铁时的样子。”
　　信的后半部分又回到日常：身体尚好，收到包裹了，袜子很厚实，烟草救了命，还问父亲关节炎是否好些。
　　读完信，廖尼亚折叠好还给老人。
　　他的手指有些僵硬，天实在冷。
　　“回信。”老多塔托尔说。
　　廖尼亚握着笔，等着老人开口，但老人沉默了更久。
　　“告诉他，关节炎好些了，春天来了会更舒服。铁匠铺接了个大活，集体农庄的犁需要修理。新邻居……”老人顿了顿，“新邻居在教孩子们画画，画得不错。”
　　廖尼亚写下这些话。笔尖划过纸张，沙沙声填满沉默。
　　“还有，”老人看着炉火，“告诉他，专注是好事，打铁需要专注，打仗也需要。但专注时也要记得抬头看看周围。”
　　廖尼亚写下来。
　　写完后，他犹豫了一下，笔尖悬在纸面上方：“我可以加一句吗？以您的名义。”
　　老人看着他。
　　“关于那个画家。”廖尼亚斟酌着用词，“您可以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记录这个世界，有人用锤子，有人用画笔，有人用枪。”
　　或许是出于对艺术和艺术家的欣赏，廖尼亚对这个残酷时期里，所有传来的美好故事都感到向往。
　　老波塔波夫想了想，点点头。
　　廖尼亚加上这句话，字迹比平时更工整，每个字母都收着力度。
　　信寄出后，他开始画冰。
　　不是涅瓦河的冰，而是小镇附近小溪的冰。他每天去溪边，带着速写簿，坐在倒下的树干上画。冰层下的水流还在缓慢移动，气泡被困在冰里。他画了很多张，炭笔的线条越来越轻，像是在纸面上呼吸。
　　米沙，那个红头发的学生有时会来找他。
　　“您为什么老是画冰？”米沙问，鼻子冻得通红。
　　“因为冰会融化，”廖尼亚说，“而融化的过程很美。”
　　“我爸爸说，等冰融化了，河水涨起来，他们就能过河打德国人了。”
　　廖尼亚将视线转向孩子认真的脸。
　　米沙的父亲是工兵，专门架桥铺路。在孩子的想象里，战争是一场等待冰雪融化的渡河行动。
　　“你爸爸说得对。”廖尼亚说。
　　他继续画冰，画冰里的气泡。

　　1942.2.24
　　信件继续往来，像一条细线连接着前线和后方。
　　德米特里开始在前线的信中透露更多细节，不是战争的残酷，而是战争中的微小瞬间。
　　一只在废墟中寻找食物的猫。
　　一个老兵用罐头盒做成的口琴。
　　一片夜空中的北极光。列宁格勒的北极光确实特别美，廖尼亚回忆着。
　　他还在信中写：“今天清理废墟时，找到半本烧毁的画册。不知是谁留下的，有几页还能看清，画的是列宁格勒的街景。我看着那些线条，想起去年秋天那个画家。希望他还活着，还在画画。”
　　廖尼亚读到这一段时，窗外的雪正渐渐变小。
　　老多塔托尔在对面打着盹，手边的《石榴石手镯》翻开在那夹着线的一页。廖尼亚瞥了一眼，是中间某处，讲热恋中的军官给不该爱的人写信。
　　写回信时，廖尼亚也无意识地加了更多色彩。
　　比如小镇春天的第一朵花。“冰雪花，淡黄色，开在残雪边缘。”
　　和铁匠铺里新打的马蹄铁。“给集体农庄最好的那匹马，它叫乌拉甘。”
　　孩子们画的画。“米沙画了他爸爸架桥的样子，桥上有坦克，坦克上插着小红旗。”
　　还有溪水终于解冻。“冰裂开的时候，声音很脆，像玻璃碎掉。水流出来，比冬天的时候急。”
　　这些信件创造了一个奇怪的空间，既不是前线地狱，也不是后方天堂。而是两者之间，一个用文字构建的中间地带。在这里，战争和和平可以并存，炮火声和马蹄声可以对话。
　　廖尼亚开始期待信件的到来。
　　每周三和周六，邮差根纳季会骑着自行车穿过小镇。廖尼亚总是远远看着，等他在铁匠铺门口停下，递出那个熟悉的军绿色信封。
　　然后他会等老人来找他读信，或者在黄昏时分敲响他的门。
　　有时他会想象德米特里的样子。不是照片上那个十九岁的青年，而是现在的他。二十八岁，炮兵，手上应该有炮火熏黑的痕迹。还有他写信时的姿势，是不是也像自己一样，在灯下弯着腰，笔尖落在纸上时会微微停顿。

　　1942.3.11
　　廖尼亚在回信时不小心写了一句自己的话。
　　这天刚好下了一场春雨。空气里有泥土和雨水混在一起的味道。
　　老多塔托尔说：“告诉他，雨后的空气很好，让人想多活几年。”
　　廖尼亚写着，笔尖走到纸面下半部分时，下意识跟了一句：“让我想起调色板上的蛙青色，觉得世界仍然充满希望。”
　　他及时发现，把那行字涂掉了，钢笔的痕迹擦不掉，即使他写得很轻。
　　墨迹在那儿，没法抹去。
　　老多塔托尔看着他。
　　“写错了。”廖尼亚说。
　　“写了什么？”
　　廖尼亚没回答，换了一张新的信纸。
　　老多塔托尔没再问。但那双眼睛落在他脸上，多停了一会儿。
　　重写的时候，廖尼亚的手比平时稳，但落笔更轻了。
　　写完信，老人没有立刻起身。他看着廖尼亚把信纸折好，装进信封，忽然说：“我儿子写字像他母亲，很用劲。你写字不一样。”
　　廖尼亚抬起眼。
　　“更轻，”老人想了想，“像不想在纸上留下太多痕迹。”
　　确实，他的笔画总是很轻，很少用力压笔尖，仿佛随时准备擦掉重写，这是多年养成的习惯。
　　窗外，雨停了。阳光从云层缝隙里漏下来，照在桌面的划痕上。
　　老人站起身，拿起那本《石榴石手镯》往外走。走到门口，他回头看了一眼廖尼亚，没说什么，推门出去了。
　　廖尼亚一个人坐在桌边。
　　桌上放着那封写好的信，还有那张被划掉一行字的废纸。
　　他把废纸折起来，收进口袋。晚上回到住处，他把那行字抄在了速写簿的边角。

　　1942.4
　　雪终于开始大面积地融化。
　　小溪的水涨起来，冲破冰层。
　　廖尼亚画了最后一幅冰的画。最下方添了一株冰雪花，淡黄色的花瓣在灰色调的冰雪里，像一簇小小的火焰。
　　他把这幅画挂在墙上，旁边是之前画的铁匠铺炉火。
　　根纳季的自行车铃声从远处传来。
　　廖尼亚站在窗前，看着那个穿灰色军便服的身影在铁匠铺门口停下。老多塔托尔走出来，接过信封，低头看一眼，然后抬起头，回了铁匠铺。
　　隔着一条街的距离，廖尼亚看不清他的表情。
　　春天来了，带着泥泞和希望，带着融雪和新生。
　　廖尼亚想。
　　但在远方，列宁格勒的围困还没有结束，涅瓦河上的冰还没有完全融化。
　　德米特里·多塔托尔少校还在计算炮弹的轨迹，在炮击的间隙里，读着来自家乡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