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第十一章｜回国之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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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手之后，林清予没有立刻回国。
她申请了巴黎的研究生项目。
不是逃避。
也不是舍不得欧洲。
她只是清楚地知道一件事：
如果现在回去，她会被过早地卷回现实轨道——工作、相亲、买房、结婚。那条轨道她已经看见尽头，却还没准备好走进去。
她需要一段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
巴黎的生活比南法更紧凑。
地铁拥挤，冬天阴冷，咖啡馆永远嘈杂。她搬进一间更小的公寓，窗外是老旧居民楼的背面，晾着衣服，墙皮斑驳。
研究生课程很重。
金融模型、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案例拆解。她第一次系统地接触资本市场的运作逻辑，也第一次意识到世界真正的运行方式，并不靠情绪，而靠结构。
她开始把大量时间花在图书馆。
不是为了逃避孤独。
而是因为那里足够安静。
她习惯带着电脑和笔记本，从早坐到晚。中午吃便利店的三明治，晚上在回家路上随便买点沙拉。
她没有再谈恋爱。
不是走不出来。
而是她已经想清楚了一件事：
她不想再把人生的稳定感寄托在任何一个人身上。
她身边不是没有追求者。
巴黎从不缺热情的男性。课堂上的同学、实习公司的同事、朋友介绍的对象，都有人表达过好感。
她全部礼貌拒绝。
不是因为清高。
是因为她对亲密关系的理解已经发生了改变。
她开始明白：
感情不是避风港。
靠近不等于安全。
真正可靠的，是自己的判断力。
这是她第一次在情感层面完成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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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三年，她几乎把所有精力都投向学习。
她学会用模型分析风险，用数据解释趋势，用逻辑拆解复杂问题。她第一次清楚地看到：金融不是关于赚钱，而是关于配置、概率和责任。
她开始建立一种新的自我感：
不是“被选择的人”，
而是“有能力选择的人”。
她也慢慢意识到，自己以前在关系里的那些退让，并不是温柔。
而是边界不清。
她开始练习一种新的姿态：
不急着回应。
不轻易解释。
不为了维持和谐而压缩自己。
她变得更安静，也更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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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毕业那年，她做了一个明确的决定：
回国。
不是回老家。
而是去上海。
她选的是中国的金融中心。
不是因为虚荣。
而是她很清楚，只有在最大密度的竞争环境里，一个人才能被迫成熟。
2010年第四季度，她正式入职一家金融机构。
办公楼在陆家嘴，高层落地窗，能看到黄浦江。第一次走进写字楼时，她穿着剪裁合体的西装，背着电脑包，电梯里挤满了神情紧绷的年轻人。
她突然有一种很清晰的感觉：
学生时代结束了。
这是现实战场。
她是在入职第一个月就认识顾远鬃的。
不是刻意安排。
是一次项目启动会。
会议室里坐满新人，她抱着资料坐在靠窗的位置，对着PPT飞快记笔记。顾远鬃坐在她斜对面，偶尔抬头看屏幕，偶尔低头在纸上写数字。
散会后，她在走廊被人叫住。
“刚刚那个模型，你是不是也觉得参数有点激进？”
她愣了一下。
这是顾远鬃第一次跟她说话。
他的语气很自然，没有寒暄，直接切入工作。她点头，说了自己的看法。两个人站在走廊里，把项目假设重新过了一遍。
没有暧昧。
但很顺。
她后来才意识到，那种顺不是吸引，而是同频。
他们几乎同龄，顾远鬃只比她大几个月。
都是刚从校园切换到职场，对世界还保持着一半理想、一半警惕。
之后他们开始频繁一起加班。
写报告，跑数据，改方案。晚上十点之后的办公室灯光惨白，楼下便利店是他们最常去的地方。
他们聊工作，也聊留学经历。
她说巴黎的图书馆，他说自己本科时在国内读书，一路读到研究生。她讲欧洲的节奏，他讲国内的竞争。
她发现顾远鬃做事很稳。
不急着表态，习惯把资料翻完再下判断。遇到复杂问题会回头重新算一遍，不嫌麻烦。
这种稳，对当时的她来说，是一种极其罕见的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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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发展得很快。
不是轰轰烈烈。
而是顺理成章。
一起加班，一起吃宵夜，一起在凌晨的地铁口等末班车。她没有刻意防备，也没有主动推进。
只是慢慢发现，有些疲惫和困惑，她更愿意对他说。
2010年圣诞节那天，他们加完班出来，外滩的灯已经亮了。冷风很硬，路边有人卖发光头饰。
顾远鬃突然说：
“我们这样，算不算在一起了？”
她笑了一下，说：“你觉得呢？”
他说：“我觉得是。”
她没有犹豫。
她点了点头。
那天没有仪式，没有玫瑰。
只有两个人并肩走在江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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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林清予，已经不是会被热烈表白打动的人。
她看重的是执行力，是边界感，是对现实的共同理解。
顾远鬃不是浪漫型伴侣。
但他清楚，稳定来自哪里。
她第一次感到，这段关系不是避风港，而是并肩站立。
她还不知道，未来她会再次被原生家庭拖入深水。
也还不知道，这段婚姻会经历比爱情更严峻的考验。
但至少在那一年冬天——
她是清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