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下的余温》你好小先生

6、一张旧报纸

　　从周局长办公室出来，陆征远感到身上那件军装出奇地沉。周局长的话不多，却像有分量似的，一个字一个字压在他心上。“对敌人的同情，就是对人民的背叛。”——这句话尤其重。

　　回到城隍庙，院子里静得出奇。几个组员瞥见他，目光很快移开，刚才还热闹的谈话声戛然而止。气氛不对了。赵大勇的那封信，已经在每个人心里划下了一道印子，而他陆征远，就是那道印子的中心。

　　陆征远走到伙房，对准备晚饭的战士吩咐：“从今天起，柴房的饭，按老规矩办。”

　　战士迟疑了一下，想说什么，但触及陆征远那张没有情绪的脸，又把话咽了回去，低声应道：“是。”

　　这是他给自己下的第一道命令，逼着自己退回原位。他必须是那个铁面无私的组长，一个只认阶级、不讲私情的干部。那晚送药的举动必须被抹掉，那一点不该有的心软必须被切断。

　　此后几天，陆征远没再去过柴房。他把自己关在屋里处理堆积的案卷，白天开会，夜里审阅，用忙碌填满所有空隙，不给自己胡思乱想的余地。

　　柴房里的沈书砚，即刻便察觉了这番变化。

　　送来的饭食又成了见底的清汤，上面浮着几丝烂菜叶。送饭战士的脸也和起初一样冷，碗往地上一搁，转身就走，锁头“咔哒”一声，格外响。

　　那一晚送药生出的些许念想，就这么断了。沈书砚想不通，一个人怎么能前脚喂药，后脚就冷得像不认识。困惑之后，是更深的失望。他觉得自己像个玩意儿，人家一时兴起给了点暖意，梦醒了，发现周遭比先前还冷。

　　他背靠着墙，听着外头的风声，心里仅存的那点指望也散了。

　　陆征远的日子同样不好过。他强迫自己别去想柴房里的人，可沈书砚那张脸，总在不经意间冒出来。一会儿是那人倔强地仰着头说“我没什么可交代的”，一会儿又是病中虚弱的样子，嘴唇干裂，睫毛轻动。

　　他越想把这些影像从脑子里赶出去，它们反而越清晰。

　　赵大勇看他的眼神，带着一种不加掩饰的审视。会议上，赵大勇的言辞也愈发激烈，话里话外总在强调“阶级斗争的残酷性”和“警惕敌人的糖衣炮弹”。每句话都像冲着陆征远来的。

　　陆征远心里憋着一股无处发泄的烦躁。他急切地需要一个结果，一个能让沈书砚的案子彻底了结的结果。定罪也好，找到无罪的铁证也罢，总比这样悬着强。

　　这天下午，他独自进了存放收缴物品的库房。沈家的东西占了满满两大架，大多是线装书和字画。他想再找一遍，看能不能找到些被忽略的，能证明沈书砚与李默有关联的物证。

　　库房里光线很暗，空气中飘着尘土味。他翻找的动作带着一股不耐烦的劲头，纸张被弄得哗哗作响，失了往日的沉稳。在一堆旧书底下，他碰到了一个硬质的木匣。

　　匣子没上锁，他直接打开。里面不是什么金银细软，而是一些信件和几份叠得方正的旧报纸。他拿起那些报纸，纸页已经泛黄发脆，显然被特意保存过。

　　他随意展开一张，是抗战时本地发行的一份报纸。目光掠过，忽然停在角落一则不起眼的报道上。

　　标题是：《本城义商匿名捐助，支持前线抗敌》。

　　陆征远的心脏猛地一跳。他逐字读下去。报道称，某次战役前，城内一位不愿署名的爱国商人，通过教会医院，给城外的游击队秘密送去了一批急缺的药品，有盘尼西林和奎宁，还有一笔钱。正是这批物资，让游击队在后来的战斗里救治了大批伤员，稳住了局面。

　　报道的字句之间，都是对这位匿名义商的赞誉，称其为“民族脊梁”。

　　陆征远捏着报纸，指尖有些发麻。他想起调查时老妇人提过的话：“沈先生给游击队送过钱和药。”他还想起卷宗里记录，沈家和教会医院的西医有来往，能搞到市面上少见的西药。

　　盘尼西林、奎宁、匿名商人、教会医院……这些词在他脑子里串联起来。

　　一直以来，他都和赵大勇一样，觉得沈书砚那些所谓的“善举”，不过是地主阶级笼络人心的手段。可这报纸上的事，却是一次足以扭转战局的援助。在当时，这么做要担着灭门的风险，绝不是简单的“留后路”就能解释的，这需要非同寻常的胆识和信念。

　　陆征远握着那张薄薄的报纸，感觉沉甸甸的。他一直以来赖以判断是非的那个黑白分明的世界，头一次出现了裂缝。一个人的好坏，真能凭一个“地主”的身份就定了性？

　　他脑中又出现了沈书砚那张苍白固执的脸。他意识到，自己从未真正去了解过这个人，他所见的，只是一个被时代定义了的标签。标签底下那个真实的沈书砚，究竟是什么模样？

　　周局长的警告还在耳边，可陆征远心里，另一个声音却更响。它告诉他，实事求是，比任何教条都重要。

　　他把报纸仔细叠好，揣进上衣口袋，紧贴着胸口。

　　走出库房，外面的日光让他一时睁不开眼。他眯了眯眼，头一次感到，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件事。

　　就在此时，柴房的门开了。送饭的战士刚要把饭碗放进去，就被里面的人叫住。

　　沈书砚扶着门框站了起来，几天的米汤让他身形更显单薄，眼神却很亮。他看着门口的战士，一字一顿，说得很清楚：

　　“我要见陆组长。我有重要情况向他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