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生》欲语微

3、第 3 章

　　李院长的酗酒问题，陈世安是在一周后确认的。

　　那天晚上快十点，他因为肩背酸痛睡不着，按了呼叫铃想找人帮忙调整姿势。等了二十分钟没人来，他决定自己试着动一动，用还能活动的右手抓住床栏，试图牵引身体侧翻。

　　这是个不容易的动作，但他受够了等待。

　　就在他艰难地挪动时，门外传来踉跄的脚步声。门被推开，不是护工，是李院长。

　　她没开大灯，只有走廊的光照进来。陈世安看到她脸上有泪痕，手里拿着一个不锈钢保温杯，离得近了，浓烈的白酒味弥漫开来。

　　李院长走近，看了看他的姿势，明白了。“想翻身？”她放下保温杯，伸手帮他。动作意外地温柔，不像平时那个刻板疲惫的院长。

　　翻好身后，她没有立刻离开，而是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了。房间里只有窗外透进来的微弱月光，和远处路灯的昏黄光晕。

　　“护工说你和沈冬那孩子最近走得很近。”李院长开口，又停住，拿起保温杯喝了一口，陈世安无法否认在这个收容各种疾病儿童的福利院里，沈冬看起来最正常，靠近他仿佛就是靠近那种他已经失去的正常生活。

　　“他妈妈的事，厂里赔了点钱，但不够。他爸早就跑了，亲戚没人愿意接手。”她苦笑，“送到这儿的孩子，哪个不是这样？家人要么死了，要么跑了，要么养不起了。”

　　她又喝了一口：“我们这福利院，市里补贴的款项越来越少了。四十几个孩子，六个护工，工资都拖欠两个月了。我天天去民政局要钱，人家说预算紧张，让等等。”她盯着保温杯，“等？孩子们能等吗？饭能等吗？药能等吗？”

　　陈世安没有说话。他想起沈冬背诵安全规程时的侧脸，想起他摆弄食物时认真的样子。这个福利院里，每个人都是被抛弃的，每个人都在某种等待中——等钱，等照顾，等一个不会来的明天。

　　“有时候我真不想干了。”李院长的声音很轻，像是说给自己听，“五十岁了，一辈子困在这儿，看着这些孩子来了又走，有些走了是去更好的地方，有些走了是...”她没说完，又喝了一大口酒。

　　“但你们没地方去。”陈世安说。

　　李院长抬起头，在昏暗光线中看着他，然后笑了，那笑容比哭还难看：“是啊，你们没地方去，我也没地方去。”

　　她站起来，身体微微摇晃：“睡吧。明天...明天再说。”

　　她拿起保温杯，踉跄着走出房间。门轻轻关上，脚步声在走廊里远去。

　　陈世安躺在黑暗里，很久没动。

　　他想起沈冬妈妈的事故。纺织厂，夜班，机器故障。那应该是很痛很突然的死亡。而沈冬，这个智商停在八岁的男孩，用自己唯一知道的方式——背诵安全规程——试图理解无法理解的事，试图控制无法控制的命运。

　　窗外，北城冬夜的天空是浑浊的紫黑色，远处工厂区的烟囱还在冒烟，夜班的工人还在机器前忙碌，为了生计，为了孩子，为了一个不确定的明天。

　　陈世安闭上眼睛。肩背的酸痛还在，膀胱又隐约有了压力，明天早上护工来之前，他还要这样躺着，不能动，不能自主。

　　但至少他能思考。至少他的大脑还是完整的。

　　而沈冬，那个在食堂角落一遍遍背诵“红色按钮是停”的男孩，连这个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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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早晨，陈世安在复健室又见到了沈冬。

　　复健室是一楼最大的房间，摆着各种器械：平行杠、按摩床、站立架。孩子们按时间表轮流使用。沈冬被分配在“精细动作训练”组，内容是用镊子把小珠子从一个碗夹到另一个碗。

　　他做得很认真，但手指明显不够灵活。珠子一次次掉下，他一次次捡起，没有不耐烦，只是重复。护工在旁边看着，偶尔说一句“小心点”，大部分时间在看手机。

　　陈世安在做上肢被动活动——护工握着他的手臂，帮他完成屈伸、旋转。过程很疼，肌肉和关节像生锈的零件被强行扭动。

　　“用力。”护工说。

　　陈世安试着收缩肌肉。他能感觉到肌肉纤维在响应，但力量微弱得几乎可以忽略。以前他能做三十个引体向上，现在连抬起手臂对抗重力都困难。

　　复健做了半小时，结束时他浑身是汗，手臂抖得控制不住。护工推他回活动区休息，经过沈冬时，陈世安看到男孩终于成功夹起了一颗珠子，小心翼翼地放到另一个碗里。

　　然后沈冬抬起头，第一次直视了陈世安的眼睛。

　　那双眼睛很干净，像雨后的玻璃，没有杂质，没有掩饰。他看了陈世安几秒，然后做了个奇怪的动作：他举起手里的镊子，微微晃了晃，像是在展示成果，又像是在打招呼。

　　陈世安不知道该怎么回应。最后，他轻轻点了点头。

　　沈冬似乎对这个回应满意了，低下头继续他的练习。

　　那天下午，自由活动时间，沈冬又坐到了食堂那个角落。但这次他没玩手机，也没背安全规程。他拿着一个素描本和一支铅笔，在画画。

　　陈世安转动轮椅经过时，瞥见了画的内容：一个女人，穿着工装，戴着帽子。画得很稚拙，比例不对，线条歪斜，但能看出是用了心的。女人的脸上有笑容，手里拿着一个盒子，里面画的像是食物，应该是经常自己带饭吃，才被沈冬记忆深刻地画下来。

　　沈冬画得很专注，舌尖微微露出嘴角，像小孩子用力时的样子。他画完一张，翻页，又开始画同样的内容，同样的构图，同样歪斜但真诚的线条。

　　一遍，又一遍。

　　陈世安在远处看了很久。他想起了自己以前解数学题时的状态——沉浸其中，忘记时间，整个世界缩小到纸笔之间。那种专注，和此刻沈冬画画的专注，本质是一样的。

　　只是他的数学题有标准答案，沈冬的思念没有。

　　黄昏时，护工开始催促孩子们回房间。沈冬小心地收起素描本和铅笔，放进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里——那包上印着“北城纺织三厂”的字样，已经褪色了，应该是他妈妈的旧物。

　　起身时，他再次看向陈世安，又做了那个举手的动作，这次更明确——他举起右手，手掌张开，停了停，然后放下。

　　还是不知道什么意思。但陈世安再次点了点头。

　　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陈世安想起了李院长的话：“你们没地方去，我也没地方去。”

　　他想起了沈冬一遍遍画着的母亲，想起了他背诵安全规程时认真的侧脸，想起了那颗被小心夹起的珠子，想起了那个印着“纺织三厂”的旧帆布包。

　　这个福利院里，每个人都在挣扎：李院长在酒精和职责之间挣扎，护工在疲惫和麻木之间挣扎，孩子们在残缺的身体和求生的本能之间挣扎。

　　而沈冬，在八岁的智商和十三岁的身体之间挣扎，在“妈妈还会回来”的幻想和冰冷的现实之间挣扎，在“如果我把安全规程背熟了妈妈就不会死”的逻辑闭环里，日复一日地画着那个永远不会再穿工装下夜班的母亲。

　　陈世安看着天花板上的裂缝。以前他觉得那只是裂缝，现在他觉得它像工厂里机器的传送带，不停地运转，把一些东西送走，把一些东西碾碎。

　　他在这边，沈冬在那边。

　　中间隔着的不只是两张床、两个房间、两种残疾。

　　还隔着对完整的不同定义，对失去的不同应对，对明天的不同期待。

　　但至少，他们都还活着。至少，今天沈冬成功夹起了一颗珠子，至少，今天陈世安自己完成了三次微小的手臂移动。

　　在福利院这个灰白色的世界里，在窗外远处工厂的机器轰鸣声中，这些微小的“至少”，就是全部的希望了。

　　窗外的夜色越来越深。工厂区的灯光在远处连成一片模糊的光晕，夜班的工人还在流水线前重复着单调的动作，为了微薄的工资，为了一个或许更好的明天。

　　而在这个不起眼的福利院里，有个男孩还在心里一遍遍背诵：

　　“红色按钮是停，绿色是开。机器响的时候不能靠近，要戴帽子。妈妈说的...”

　　仿佛背得足够熟，足够认真，时光就会倒流，机器就会停止转动，妈妈就会从夜班归来，拍拍身上的棉絮，笑着说：“冬冬，妈妈回来了。”

　　然后牵起他的手，走过那条长长的、总是有机器声的走廊，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