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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 4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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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冬被欺负的事,陈世安是在入住福利院第十天发现的。
那天下午的自由活动时间,大多数孩子都在活动区看电视——一台老旧的电视机,屏幕上有色斑,声音时断时续。播放的是动画片,但没几个人真的在看。陈世安坐在轮椅里,在角落的位置用还能活动的右手练习握力球。医生说过,上肢残留的功能如果不维持训练,会退化得更快。
沈冬没看电视。他坐在食堂那个固定角落,面前摊着素描本,正在画第不知道多少张母亲肖像。这次他画的是母亲戴安全帽的样子——福利院图书室有几本旧杂志,其中一本上有建筑工人的图片,沈冬照着画了安全帽,但下面还是母亲的脸。
三个男孩走进食堂。领头的是个叫刘强的十五岁少年,轻度脑瘫导致走路有些跛,但上肢力量很强,在福利院的孩子里算是“有影响力”的角色。他身后跟着两个年纪小些的男孩,一个是脊柱侧弯,一个是小儿麻痹后遗症。
刘强径直走向沈冬。
陈世安停下握力练习,手搭在轮椅操控杆上。他感觉到空气中某种熟悉的、令人不适的张力——那是欺凌的前兆。以前在学校,他也见过类似场景:强势的孩子寻找弱势的目标,用各种方式确认自己的地位。
“又在画你妈啊。”刘强拖过一把椅子,在沈冬对面坐下,语气里有种刻意的不屑。
沈冬没抬头,继续画画。铅笔在纸上沙沙作响。
“你妈都死一年了,画有什么用?”刘强伸手去拿素描本。
沈冬的反应很快。他合上本子,抱在怀里,抬头看刘强。眼神很静,没有恐惧,只有一种“这是我的东西”的确认。
“给我看看。”刘强命令。
沈冬摇头。
“我说给我看看!”刘强提高了声音,伸手去抢。
接下来发生的事让陈世安有些意外。沈冬没有躲闪,也没有争抢,他只是抱着素描本,身体微微前倾,用头撞向了刘强伸过来的手,不是激烈的冲撞,更像是一种物理性的阻挡。他的额头撞在刘强手腕上,力道不重,但足够让对方缩回手。
刘强愣了愣,显然没料到这个平时安静得像背景的男孩会反抗。
“你找死啊?”他站起来,去揪沈冬的衣领。
就在这时,陈世安按了轮椅的喇叭,那是轮椅自带的警示装置,声音尖锐刺耳,在空旷的食堂里像警报一样炸开。
所有人都转过头。
陈世安操控轮椅朝他们移动。他的动作很慢,轮椅电机发出平稳的嗡鸣。在距离两三米处停下,他抬起头,看向刘强。
“护工马上就过来。”陈世安说,声音平静,“我刚才看到王护工往这边走。”
这是谎言。但他说得足够肯定。
刘强盯着他看了几秒,又看看食堂门口——没人。但他犹豫了。福利院有规定,打架闹事会被扣减零食和活动时间,严重的话还会通知家属,如果还有家属的话。
“算了,没意思。”刘强最终说,松开沈冬的衣领,“一个傻子,一个瘫子。”
他带着两个跟班走了。食堂重归安静。
沈冬还抱着素描本,看着陈世安。他的睫毛很长,眨动时像蝴蝶翅膀。然后他做了个让陈世安意外的动作:他翻开素描本最新的一页,用铅笔快速画了几笔,撕下,走过来递给陈世安。
纸上画着一个简笔画:一个小人坐在轮椅上,头顶有个对话框,里面是“滴——”的声波符号。画得很幼稚,但意思清楚:谢谢你按喇叭。
陈世安接过纸,看着沈冬期待的眼神,点了点头:“不客气。”
沈冬笑了。那是陈世安第一次看到他笑,嘴角微微上扬,眼睛弯成月牙,纯粹得没有任何杂质。他指指陈世安手里的握力球,又指指自己,做了个捏握的动作。
“你也想练?”陈世安问。
沈冬点头。
陈世安把球递过去。沈冬接住,很认真地开始捏,但他的手指协调性不够,球总是掉。捡起来,再捏,再掉。重复了五六次,他没有不耐烦,只是每次捡起球时会更专注一点。
观察了十分钟,陈世安发现沈冬的问题:他的手指力量不均衡,拇指和食指相对有力,但中指和无名指几乎用不上力。而且他不懂得控制节奏,一开始就用全力,很快就疲劳了。
“慢慢来。”陈世安说,尽管他知道这建议对一个智力八岁的孩子可能太抽象。
沈冬却停了动作,认真地看着他,等待更具体的指示。
陈世安想了想,用自己还能活动的右手拿起另一个握力球,以极慢的速度演示:“像这样,慢慢捏,数到五再松开。”
他捏下去,在心里默数:一、二、三、四、五。松开。重复。
沈冬看得很专注,眼睛跟着陈世安的手指动作。然后他开始模仿:捏,嘴唇无声地数数,松开。虽然动作还是笨拙,但有了节奏。
他们就这样并排坐着,在食堂角落,一个缓慢地捏握力球,一个更缓慢地模仿。窗外是北城冬天灰白的天空,远处工厂的烟囱冒着烟,食堂里偶尔有其他孩子经过的脚步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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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陈世安开始系统观察沈冬。
他发现沈冬有严格的生活规律:早上六点半准时起床,自己穿衣服——动作慢,但每一步都按固定顺序:先上衣,再裤子,袜子必须左右正确,鞋子必须系好鞋带,哪怕要花十分钟。七点去洗漱,牙刷上下各刷二十下,洗脸洗三遍。七点半吃早饭,食物必须按类别分开摆放,吃完一样再吃下一样。
这种刻板的秩序感,在其他孩子身上不明显。大多数孩子要么是被动接受照顾,要么是随性混乱。但沈冬创造了自己的系统,并且严格执行。
陈世安还发现沈冬惊人的记忆力。有一次在活动室,电视上播放一个公益广告,里面有一段工厂安全宣传片。沈冬只看了一遍,就能几乎一字不差地复述所有安全守则。还有一次,王护工随口说了句“明天下午有志愿者来”,三天后沈冬还在问“志愿者什么时候来”,他的时间概念很模糊,但事件记忆精准得像录音机。
这些观察让陈世安意识到两件事:一、沈冬的智力障碍不是全面的,他在某些方面有特殊能力;二、他现有的“保护系统”——背诵安全规程、画画、刻板行为——都是他应对世界的方式,脆弱但顽强。
那么,如何帮助他?
陈世安的身体条件决定了他不能进行物理干预。今天按喇叭是特殊情况,不能每次都指望护工或威慑有效。他需要一种更系统的方法,一种能融入沈冬现有认知框架的保护机制。
思考了三个晚上后,他有了一个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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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冬。”陈世安在又一次自由活动时间找到他。沈冬正在画画,这次画的是母亲在织布机前的样子——细节惊人,连织布机的结构都画出来了,虽然比例全错。
沈冬抬头,眼神清澈。
陈世安拿出一张纸,是他用还能活动的右手艰难绘制的表格。纸上用简单的线条和符号列出了福利院的“安全规则”:
1. 红色圆圈 = 危险的人(旁边画了简笔小人,头上有生气线条)
2. 绿色方块 = 安全的人(旁边画了护工和王护工的特征:短发、围裙)
3. 黄色三角 = 可以求助的地方(画了护士站、院长办公室)
4. 蓝色波浪线 = 需要报告的事(旁边画了打架、抢东西的简笔画)
每个符号都对应沈冬已经熟悉的概念:红绿按钮(工厂机器),形状识别(他玩俄罗斯方块时对形状敏感),简单图画(他每天都在画)。
“这个,”陈世安指着红色圆圈,“如果有人像那天刘强那样对你,你就指这个,然后去找这个。”他的手指移到绿色方块,再到黄色三角。
沈冬盯着表格,眉头微微皱起,专注得像个在研究地图的将军。他的手指在纸面上滑动,从红色圆圈移到绿色方块,再移到黄色三角,嘴里无声地重复着这个路径。
“明白吗?”陈世安问。
沈冬点头,但陈世安不确定他是真明白还是习惯性回应。
测试在第二天到来。
午餐时间,刘强又来找沈冬麻烦。这次他没直接动手,而是把沈冬盘子里的肉丸夹走了——福利院每周只有两次荤菜,肉丸是孩子们眼里的珍宝。
沈冬看着空了一块位置的盘子,愣住了。他的食物系统被破坏了,肉丸应该在土豆泥右边,现在那里空了。
陈世安在不远处看着。他想看沈冬会怎么做。
沈冬低头看看盘子,又抬头看看刘强得意的脸,嘴唇动了动,没说话。他的手在桌子下握紧,陈世安能看到他指节发白。
然后沈冬做了件让所有人都意外的事: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是陈世安给他那份表格的缩小复印版,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去复印的,后来陈世安才知道,是图书室有台旧复印机,沈冬看护工用过,记住了操作步骤。
他把纸摊在桌上,手指点在红色圆圈上,然后转向刘强。
刘强愣住了:“你干什么?”
沈冬不说话,只是指指红色圆圈,又指指刘强。然后他站起来——不是冲撞,而是转身,走向食堂门口。那里贴着福利院的值班表,王护工的照片就在上面。
他走到值班表前,手指点在王护工的照片上,又回头指指刘强,再指指自己盘子里的空缺位置。
整个过程沉默,但信息明确:这个人(红色圆圈)做了坏事(肉丸被抢),我要报告给这个人(绿色方块/安全的人)。
几个在旁边吃饭的孩子窃窃私语。刘强的脸涨红了,一半是恼怒一半是窘迫。在福利院,欺负人是潜规则,反抗不少见,这么明确、这么系统地被反抗,很少见。
“你、你神经病啊!”刘强把肉丸扔回沈冬盘子里,“还你还你!傻子!”
沈冬走回座位,把肉丸重新摆回土豆泥右边,位置精准。然后他抬头看向陈世安的方向,做了个微小的点头动作。
陈世安也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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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套“安全规则系统”开始发挥作用。
陈世安不断优化它。他发现沈冬对颜色和形状的记忆超乎寻常,于是增加了更多符号:紫色星星代表“可以一起玩的人”(陈世安观察后列出几个性格温和的孩子),黑色叉叉代表“绝对不能去的地方”(福利院后院的废弃锅炉房,有安全隐患),橙色箭头代表“每天的固定路线”(从房间到食堂到活动室的路径)。
他把这些画成大张的海报,贴在沈冬床边的墙上。沈冬每天早上起床后,都会站在海报前,用手指点过每一个符号,嘴唇无声地念着对应的含义,像士兵在检查装备。
渐渐地,其他孩子也注意到了这套系统。有些孩子开始模仿,尤其是那些语言表达能力弱、经常受欺负的。他们看不懂符号的具体含义,但看到沈冬用这个“工具”成功阻止了几次欺负行为后,本能地觉得有用。
一天下午,那个脊柱裂的女孩小雨摇着轮椅找到陈世安,手里拿着一张纸,上面歪歪扭扭地画着几个符号:“陈哥哥,这个...能不能也给我画一个?上次李浩抢我的彩笔...”
陈世安看着她期待的眼神,点了点头。他用还能活动的手,花了半小时,为她定制了一套简化的版本。
“谢谢你,陈哥哥。”小雨小心地收起纸,像得到了护身符。
那天晚上,陈世安躺在床上,肩膀的酸痛一如既往,但心里有了一丝陌生的感觉——不是快乐,不是满足,而是一种...有用感。事故后第一次,他感到自己还能做点什么,还能影响周围的小世界,哪怕只是用一张纸、几个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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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院长发现这套系统,是在一个周一的早晨。
她例行巡查房间,走到沈冬床边时,看到了墙上那几张手绘海报。她停下脚步,仔细看了一会儿,又回头看看坐在轮椅上的陈世安。
“你画的?”她问。
陈世安点头。
李院长没说话,继续看海报。她的手指轻轻拂过那些符号,在“黄色三角=求助处”那里停留了很久。福利院确实有求助机制,但大多数孩子不会用——因为复杂,因为害怕,因为觉得没用。
但这个系统简单到连沈冬都能理解和使用。
“你学过心理学?”李院长问。
“没有。只是观察。”陈世安说,“沈冬有他的逻辑,要帮助他,得用他的逻辑。”
李院长沉默了很久。晨光从北窗照进来,在她脸上投下阴影。陈世安看到她眼角的皱纹很深,鬓角有白发了。
“其他孩子...”她最终说,“也能用类似的方法吗?”
“也许。但每个人需要的不一样。”陈世安实事求是,“沈冬对视觉符号和固定程序敏感。小雨需要的是明确的边界。刘强...”他顿了顿,“他需要的是被看到。他欺负人,是因为那是他获得注意的方式。”
李院长惊讶地看着他:“你来这才不到一个月。”
陈世安没有回答。观察和分析是他仅存的、没有被事故夺走的能力。以前他用这个能力解数学题,现在他用这个能力解人——福利院这个小型社会系统里的每个人,都是一道待解的题,有已知条件,有未知变量,有逻辑链条。
“帮我个忙。”李院长突然说,“整理一份观察报告。关于福利院里孩子们的行为模式、需求、可能的干预方法。不用正式,就写你看到的、想到的。”
“为什么?”
“因为...”李院长苦笑,“下个月民政局要来评估,决定明年拨多少款。我需要材料,证明这里不只是‘收容’,还有‘工作’。”她看着陈世安,“你能写吗?”
陈世安看着自己还能轻微活动的右手。写字对他来说依然困难,但可以完成。而且,这给了他一个继续观察、继续分析的理由。
“可以。”他说。
“谢谢。”李院长说,声音很轻。然后她补充了一句,像是自言自语:“你父母一定很为你骄傲。”
她离开了房间。陈世安坐在轮椅里,很久没动。
父母会不会为他骄傲?他不知道。如果看到他现在的样子——困在轮椅里,在一个福利院里,用仅存的能力帮助一个智力障碍的男孩——他们会怎么想?
也许母亲会说:“世安,尽力就好。”
也许父亲会说:“用你的头脑,做你能做的事。”
窗外,北城的冬天还在继续。远处的工厂烟囱依然冒着烟,街道上人来人往,世界正常运转,不为任何人的苦难停留。
但在福利院这个小小的、边缘的世界里,有些微小的改变正在发生:一个男孩学会了用符号保护自己,一个女孩得到了她的“护身符”,一个院长看到了新的可能性,而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少年,找到了他还能成为谁的定义。
沈冬从外面回来,走到陈世安面前,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是昨天志愿者来时分的水果糖,他舍不得吃,留到现在。
他把糖放在陈世安还能活动的手心里,然后指指墙上的海报,做了个“谢谢”的手势:右手握拳,拇指弯曲两下。
陈世安握紧那颗糖。糖纸在掌心发出细微的沙沙声。
“不客气。”他说。
沈冬笑了,那个纯粹如初雪的笑容。然后他走到海报前,开始他每天的例行检查:红色圆圈,绿色方块,黄色三角...手指点过每一个符号,嘴唇无声地念着对应的含义。
陈世安看着他的背影,突然想起以前解数学题时的时刻:当所有变量归位,当逻辑链条闭合,当答案浮出水面,那种清澈的、纯粹的满足感。
虽然这个世界没有标准答案,虽然每个人都是一道无解的题,但至少在这一刻,在这个灰白色的房间里,他们暂时找到了一个可以共存的解法。
窗外,雪又开始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