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龙河畔》金泽秋白

42、文三舅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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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入秋，公社副社长、“四清”工作组副组长马向东来松柏岭子召开全体社员参加的会议，做了开展“四清”运动的动员讲话，公社派了干事小徐在村里蹲点，指导监督运动的开展。
　　过了两天，全体社员又在学校土操场上开大会，墙上挂着“松柏岭子大队对敌说理斗争大会”的会标，王金山领着大小队十五六个干部分两排坐在一边，小徐坐在另一边。
　　王金山先说道：“老少爷们们，在前日的会上马社长也讲了，‘四清’的任务就是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主要就是针对大队干部、小队干部在这四个方面有什么问题，特别是有违规违法的、厚亲薄友的、假公济私的，欢迎老少爷们给我们指出来，有什么问题就说什么问题，不要紧，有问题我们就改。”
　　小徐又讲了一遍上级的要求，他说：“‘四清’运动是在全国农村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帮助大队小队干部解决‘四不清’的问题。广大社员同志们要勇于揭发，当然也要实事求是，不能搞诬陷。对于揭发出的问题我们一定秉公处理，该退的退，该赔的赔，严重的该撤职撤职。”
　　会场上一片嘈杂，人们在下面交头接耳地窃窃私语，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揭发问题。
　　小徐又讲了一通，大意是要人们放下思想包袱，不要有顾虑，但还是没人站出来揭发。最后只好散会。
　　小徐回公社汇报了工作进展，其他大队也是这情况，社员观望气氛浓厚。公社决定进行第二步，进行忆苦思甜教育，提高干部和群众的阶级觉悟，同时逐户清理和审定阶级成分，把“四类分子”再拉出来进行批斗。
　　在松柏岭子大队诉苦大会上，旧社会做过长工的刘老三上台说：“社员同志们，想当年，我给地主家扎觅汉（做长工），吃的是猪食，住的是牛圈，真应了那句话：起的比鸡还早，困的比狗还晚，那是没白日带黑日地干活啊！地主老财在吃饭上扣（吝啬）就不用说了，就是拉屎也要拉在他家的地里，社员同志们，你说他还有人味吗？从吃到拉他都掐着指头算计啊！我在牛圈里困觉，夏天是蚊子咬得一身包，冬天我是抱着老牛肚子困啊，那简直就不是人过的日子啊！”下面有些人的脸上就凄凄然。
　　马有钱悄悄对文才贵说：“这刘老三遇到的地主一定是傻子，要不，他就是傻子。给觅汉吃的住的这样差，觅汉能给他好好干活？牛马吃不好还不拉套呢！我可是给徐贤礼家扎过觅汉，不能瞪着眼说瞎话。”
　　文才贵拽了拽他的衣袖，“小点声。”
　　小徐在台上高声喊：“大家都听到了，这就是万恶的旧社会留给我们的苦难。现在我们翻身做了主人，但我们不能忘了地主反G命对我们的剥削和压迫。现在有些队干部受了地主反G命分子的拉拢，思想上蜕化了，就不和我们贫下中农一条心了，分东西时多贪多占，有好事自己先占下，这种行为和地主老财有什么区别？我们搞‘四清’，就是要把这些行为清出来，把这些坏分子揪出来。”
　　下面有几个人鼓起了掌。
　　接着吃忆苦饭。民兵连长提着一个大桶，手拿勺子，几个民兵捧着碗，挨个送到每人面前。只见碗里黑里透黄，不知用什么做的粘粥，稀得能照见人影，中间漂着几根黄绿相间的野草类的东西，大家咂了一口，纷纷皱起了眉头，吐起了口水。
　　开完会回到家，衣林问文才富：“爷，听说又要把‘四类分子’拉出来批斗？”
　　“嗯，听徐干事说又要那样做。”
　　“我不会有事吧？”衣林怯懦地说。
　　才富看了他一眼，“真要有人在大会上提出来，你就说从小爹就跑了，那时候自己小还不懂事，什么也不知道。再就是，说现在招了养老女婿，和贫农的闺女结了婚，落户在贫农家。在村里咱也没得罪人，应该没事吧？”
　　过了年，由于各村的“四清”工作成效没达到上级的要求，县里重新派出了工作组，原先的驻村蹲点人员全部撤回，重新安排到新的工作组当中。一个工作组管着3到5个大队，每个大队都成立贫下中农协会，由那些出身正、不是大小队干部、对旧社会苦大仇深的人担任协会干部，王明敬被选为松柏岭子大队贫协主任。
　　王明敬长得一表人才，只是由于家穷，快三十了至今还没娶上媳妇。他给工作组出主意，说这样面对面地揭发是行不通的，都是一个庄的，抬头不见低头见，谁好意思揭发？要背腚后里（隐秘）秘密揭发。
　　工作组就挨个找人单独谈话，果然有效，没用几天，大队书记王金山、会计李有贵、一队队长、会计、三队保管，都有人反映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经过核实，有些问题确实存在，还有些是村民虚构、捕风捉影的事情，可能是因为平时与队干部有矛盾，或者对干部的工作作风看不惯，于是趁机宣泄不满。
　　只要有人举报，不管是不是属实，问题严重不严重，先停了职，再调查下结论，王金山和大队会计、一队队长就这样“靠边站”了。
　　这天吃完饭，王明敬往大队办公室去，路上碰见的人都主动打招呼：
　　“王主任吃了？”
　　“嗯。”
　　“王主任上办公室啊？”
　　“嗯。”
　　王明敬不由自主地想到，“当干部就是和平头百姓不一样啊！” 心里就有些沾沾自喜起来，脸上也一副志得意满的笑容。
　　来到办公室，见已有三四个人坐在里面了，看了一圈，“怎么老徐还没来？”
　　一个人说：“快来了吧？我去看看。”
　　刚走出门口，就看见徐明福急匆匆地往这赶着，就喊：“徐书记，快点，王主任都来了。”
　　徐明福答应着，紧跑慢跑地赶了进来。王明敬说道：“老徐，往后开会要积极点，大队干部就剩你一个人了，你再这样拖拖拉拉像话吗？”
　　徐明福没说话，找了个凳子坐下，一边擦着头上的汗。
　　王明敬接着说：“根据工作组的指示，今天咱开会先商量一下‘斗私批修大会’怎么个开法，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还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一刻不能放松，’农业要学大寨，怎么个学法……”
　　一个人问：“学大寨？什么大寨？”
　　王明敬不屑地看了他一眼，“你是不读书不看报，除了吃饭就睡觉，光干活不看道，成天啥都不知道，我看你这样早晚要走修正主义的道儿！”说完，自己也得意地笑了起来。
　　几个人就都跟着笑。

　　这天，都去上坡干活了，只有刘氏在家里看着孩子，媒婆王婶走了进来。刘氏把她让到屋里，上了炕，拿过烟匣子，两人边抽烟边寒暄着。王婶说：“嫂子，俺今天来不为别事，就是想给恁家老三嘠个亲家。”
　　刘氏说：“那敢情好！哪庄的？”
　　王婶没直接回答，反而问：“老三兄弟多大了啊？”
　　刘氏想了想，“35了吧。”
　　“嗯，年纪真的不小了。以前没相过亲？”
　　“前年也相过一次，人家没看中。十几岁就被抓了去当兵，这不前几年刚回来，三等两等就三十好几了。”
　　“想找什么样的啊？有条件吗？”
　　“不瞒恁说，俺这情况还能提啥条件？年纪这么大了，有乐意跟的就不糙了。”
　　“也是，年纪再小点的话，还可以挑挑等等。”
　　一阵沉默，都等着对方说话。
　　刘氏就问：“你说的这人哪庄的？啥情况啊？”
　　王婶看了刘氏一眼，说：“俺也不知道合适不合适，我说出来恁如果觉得不行，就权当俺没说，哈？”
　　“不要紧，你就说吧。”
　　“李家沙窝一个寡妇，去年男人刚得病死了，带着三个孩子，俩儿一个闺女，大儿十三四岁，最小的儿子也六七岁了。一个人带着仨孩子过活也不容易，这不就想再找个人家，我想来想去，觉着咱家三兄弟年纪也不小了，不知道乐意不乐意？”
　　“这寡妇多大了？”
　　“说是今年33，大孩子十三四岁，也差不多这年纪。这女的还是个党员，挺能干的，在村里贫下中农协会还当着什么委员。”
　　“嗯，这女的条件倒是还行，就是带着仨孩子……这样吧，等老三回家俺再商量商量，怎么样？”
　　“中，中，不急，商量好了再说。那俺就等你个信？”
　　“中。”
　　中午吃饭的时候，刘氏就把这寡妇的情况说了，文才富首先表示不同意，说是带着三个孩子，年龄又小，增加负担。才有倒是有些犹豫，没明确拒绝。
　　刘氏说：“孩子是小点，可谁家不都是这样过来的？何况人家大的都十三四了，也能帮着干活了，无非就是长大了再花点钱，给说上个媳妇另过就是了。”
　　刘氏又问才有的意见，才有吞吞吐吐地说：“要不先见见再说？”
　　刘氏说：“中，先见见，如果觉着那个女的还中，就嘠伙，不中，就拉倒。”
　　文才富没再言语。
　　过了几天，才有跟着媒婆去了趟李家沙窝，一见面，男女双方都同意。虽然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这黄桂兰依然风韵犹存，本来身板底子就好，属于中等偏上人才，说话又快言快语，给人一种干净利落的印象。她直接提出：如果都没有意见，结婚就新事新办，也不用举行仪式，领个证、把铺盖合起来就完事。
　　回到家，才有把情况和哥嫂一说，刘氏非常高兴，说：“既然人家没提条件，咱就更好办了。只是……在哪个屋里结呢？”
　　房子确实是个难题。现在这三间土屋是爷娘留下来的唯一房产，前些年才贵结婚，好歹东挪西凑新盖了三间房，再盖新屋也没那个财力了。才富想了想，说：“还有一个办法，先借间屋结婚，等以后有钱了再盖，就是不知道人家那方乐意不？”
　　“借谁的？”才有问。
　　“刘大江他娘原先住的那屋不是闲着吗？可以去问问。就是人家女方不知道同意不？”
　　刘氏说：“先让她王婶去问问，如果人家同意咱再去问大江，如果不同意再说。”
　　王婶又来到李家沙窝，黄桂兰一开始不同意，“没有屋结什么婚啊？家把什少点不要紧，仪式不办也不要紧，没有自个的屋那还算成家过日子？”
　　王婶就劝，“文家也是临时的困难，前几年闺女才结了婚，结婚不离家。他大哥现在当着生产队长，过几年还愁盖不起房子？这个男人你也见了，长得也不差，人家可是处子之身呢！人家没嫌咱拖家带口的，咱还要求啥呢？过了这村可就不一定有这店了。再说，你又是党员，党员干革命干事业要紧，这些吃的穿的住的都是小事不是？”
　　一席话说得黄桂兰有些心动，关键是后面那句话，正挠到了她的痒处：前辈们抛头颅洒热血，有人计较个人的生活条件糙好了吗？共产党员就应该舍小家顾大家，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斗私批修的滚滚洪流当中去，借个房子结婚又有什么？
　　一切顺利。十月十九，文才有与黄桂兰正式成婚，一家五口高高兴兴地住进了借来的两间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