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第004章 冒名来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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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的第三个周末，内海城迎来了一场诡谲的雨夹雪。那雪不是雪，倒像是天公撕碎了旧报纸的碎屑，混着冰凉的雨丝，黏黏糊糊地往下飘。路灯的光在湿漉漉的街道上晕开，流淌成一条条昏黄的河，河里偶尔泛起几个气泡，像是城市在睡梦中打出的嗝。
叶葆启值下半夜的班。夜里十一点推开报社大门时，陈秉烛正蹲在铁皮炉子前，用火钳拨弄煤块。炉膛里的火苗蓝汪汪的，映得他半边脸像庙里的泥塑。
“这鬼天，”陈秉烛的声音从炉火后面飘过来，“阴气钻进骨头缝，能把骨髓冻成冰碴子。”
叶葆启脱下雨衣。那是素琴去年冬天买的，军绿色，兜帽深得像口井。他记得素琴递给他时说：“夜里风硬，这衣裳能扛。”他当时笑她小题大做，如今雨水正顺着衣角往下滴，在地板上聚成一滩小小的湖。
“陈主任，您回吧。”叶葆启把雨衣挂在门后钉子上，钉子吱呀一声，像是叹了口气。
“不急。”陈秉烛从抽屉深处掏出一个玻璃瓶，瓶里的液体黄澄澄的，泡着几根人参须子，“老家捎来的高粱烧，喝口？驱邪。”
叶葆启摆手。他看见炉火在酒瓶上折射出跳跃的光斑，像一群金色的小鬼在跳舞。
陈秉烛也不劝，对着瓶口嘬了一小口，喉结上下滚动三回，才吐出一口白气：“这酒啊，是用我爹坟头的高粱酿的。他老人家在地下躺了三十年，根须扎得深，穗子长得旺。”
两人守着炉子不再说话。煤块在炉膛里噼啪作响，像是无数细小的骨头在断裂。电话像具沉默的尸体，从十一点到十二点，只痉挛般地响了一次——是个要找“内海市电影院”的，声音尖细得像耗子叫。陈秉烛说：“打错了。”对方却纠缠不休：“咋会错呢？我昨天还在这儿看过《画皮》。”
十二点整，陈秉烛起身，大衣抖落一片灰尘，在灯光下旋转飞舞，像微型沙尘暴。
“我走了，”他说，“后半夜阴气最重，什么怪事都可能爬出来。”
“什么怪事？”
陈秉烛走到门口，手搭在门把上，回头时眼神幽深：“上个月这时候，有个叫何延辉的说看见了飞碟。非说那玩意儿在他家房顶转了三圈，落下些银色粉末，把他家老母鸡染成了蓝色。”他顿了顿，“我给了他三张稿纸，让他把经过写下来。他写得密密麻麻，连飞碟上的螺纹都数清了——三百六十五道，正好一年天数。”
门开了又合，冷风像条湿滑的蛇钻进来，绕着叶葆启的脚踝转了一圈。
屋里彻底静了。叶葆启翻开值班本，钢笔尖在纸上沙沙走动，像春蚕在啃食桑叶。他一笔一划地写，横平竖直——这是父亲教的：“字是人的魂，写歪了，魂就散了。”父亲说这话时正蹲在田埂上，用树枝在地上写自己的名字，写了一遍又一遍，直到名字深深刻进泥土里。
写完最后一笔，他抬头看窗。玻璃上凝结的水汽正在往下流淌，形成纵横交错的沟壑，像一张哭泣的脸。他伸手去擦，指尖触到一片冰凉。透过擦拭出的透明窟窿，他看见楼下街道空荡荡的，只有一盏路灯孤零零地站着，灯光在地上投出一个枯黄的光圈，像给某个看不见的东西画的牢。
凌晨一点，敲门声响起。
不是敲，是指甲在木头上抓挠的声音，窸窸窣窣，时断时续，像有什么东西在门外犹豫。
叶葆启起身，皮鞋踩在地板上发出空洞的回响。他拉开门——走廊里空无一人，只有声控灯发出滋滋的电流声，像是垂死者的喘息。
“谁？”他的声音在长廊里回荡，撞到墙壁又弹回来。
无人应答。
他探出半个身子。楼梯口的黑暗浓得像墨，厕所门上的油漆剥落了一大片，露出底下木头的本色，形状像一张扭曲的嘴。正要关门，余光瞥见门槛边有样东西——一个牛皮纸信封，静静地躺在那里，像片枯叶。
他弯腰捡起。信封没封口，边缘毛糙，像是被牙齿撕开的。上面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字：“记者同志收”。字迹歪斜稚拙，横不平竖不直，有的笔画描了又描，墨迹晕开成一个个蓝黑色的瘤子。
叶葆启关上门，回到炉子旁。火光把信封映得透明，他看见里面折叠的信纸透出的横格线条。抽出来一看，果然是作业本上撕下的纸，边缘锯齿参差，纸上还残留着橡皮擦拭的碎屑。
信的内容让他怔住了：
“记者，海东区10经路施工扰民严重，晚上干到两三点，搅拌机声音太大，家里老人孩子睡不着。请你们马上到现场采访，明天登报。明天我看报。”
落款处三个字写得张牙舞爪，但依然能辨认：
“市长 XXX”
市长的名字，像三枚生锈的钉子，钉在纸页右下角。
叶葆启盯着那三个字，看了整整一支烟的工夫。烟灰积了长长一截，终于承受不住重量，断裂，飘落，在信纸上烫出一个焦黄的小洞。他笑了，笑声干巴巴的，在空旷的屋里显得突兀。假的，当然是假的。市长不会用三毛钱一本的作业本写信，不会在信纸上留下算术题的痕迹——35+47=82，打着一个鲜红的对勾，像只睁着的眼睛。
可他还是站起来，穿上雨衣。雨衣带着夜的湿气和寒气，贴在身上像第二层皮肤。
“就算是假的，疼是真的。”他自言自语，声音轻得只有自己听见。
骑车去海东区。深夜的风像无数只冰冷的手，从四面八方撕扯他的雨衣。街道两旁的楼房黑黢黢的，窗户像一只只闭着的眼睛。偶尔有辆出租车驶过，尾灯在湿漉漉的路面上拖出两道红色的伤痕，久久不散。
还未到十经路，声音先传来了——那是一种沉闷的、持续的低吼，夹杂着金属碰撞的尖锐嘶鸣。拐过路口，工地赫然出现：探照灯把夜空撕开一个惨白的口子，混凝土搅拌机像头钢铁巨兽蹲在中央，大口大口吞吐着灰色的泥浆。几个工人佝偻着身子在灯光下移动，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贴在围挡上，像皮影戏里扭曲的角色。
围挡上红布标语在风中猎猎作响：“大干一百天，旧貌换新颜”。每个字都有簸箕那么大，红得刺眼，像是用血写成的。
值班室窗户透出昏黄的光。一个老头趴在桌上睡觉，脸埋在臂弯里，只露出花白的后脑勺。叶葆启敲窗，老头猛地抬头——那张脸布满沟壑，眼袋垂到颧骨，眼睛里布满血丝，像两枚浸泡在药水里的标本。
“找谁？”声音沙哑得像砂纸摩擦铁皮。
“师傅，这么晚还施工？”
“赶工期啊。”老头咧开嘴，露出稀疏的黄牙，“领导说了，月底不完，统统滚蛋。”
“附近居民没意见？”
老头左右看看，压低声音：“咋没意见？前天还有个老太太来，跪在地上磕头，说心脏病要犯了。”他顿了顿，“可咱有啥法？咱就是拉磨的驴，鞭子抽在谁身上，谁就得转。”
叶葆启站在工地边。搅拌机的轰鸣像无数根针，扎进耳膜，直抵脑仁。他想象这声音钻进居民的梦里，把梦境搅成灰色的泥浆。看看表，凌晨一点四十，正是人睡得最沉的时候。
“不能停会儿？”
老头摇头，摇得很慢，像生锈的机器：“一分钟十块钱，我一个月才挣多少？”
叶葆启没再问。他走到自行车旁，从帆布包里掏出采访本。路灯的光昏黄黯淡，他几乎把眼睛贴在纸面上才能看清字迹。他记下：工地位置、机器数量、噪音估测、最近的居民楼距离——那栋楼就在工地对面，黑着灯，但有三扇窗户透着微弱的光，像三只失眠的眼睛。
骑车回报社。凌晨两点半，城市睡得正熟，只有他的自行车链条发出单调的咔嗒声，像是时间在一点点咬合。
回到记者站，炉火已经奄奄一息。他添了煤，看着黑色煤块慢慢变红，边缘泛起一层幽蓝的火苗，像有什么东西在煤里苏醒。
他开始打电话。
第一个打给建设部门。接电话的年轻人声音里还带着睡意，听说“记者”二字，立刻清醒了，声音拔高八度：“我马上联系！立刻！马上！”叶葆启听见电话那头椅子翻倒的声音。
第二个打给环保部门。值班的是个女同志，声音温和但疲惫。她详细询问了分贝估算、持续时长，最后叹了口气：“我们明天派人去测。但测了又能怎样？罚点款，停工两天，然后又开始了。”
第三个打给海东区总值班室。对方态度最好，记录了每一个细节，最后说：“谢谢您，记者同志。我们常接到投诉，但您是第一个深更半夜亲自去看的。”
挂了电话，凌晨三点十五分。屋里的温度回升了些，炉火正旺，铁皮炉子被烧得微微发红，像一颗跳动的心脏。
叶葆启重新拿起那封信。灯光下，信纸薄如蝉翼，背面的铅笔字迹透过来——“35+47=82”，那个对勾画得极其认真，起笔顿笔都有讲究。是个孩子，可能刚上三年级，做算术题时咬着铅笔头，眉头皱成疙瘩。
他又读了一遍信。“明天我看报”这五个字，每一笔都力透纸背，把纸划破了，露出底下粗糙的纤维。写信的人——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是真的相信，明天太阳升起时，问题就会白纸黑字印在报纸上，然后被解决。
他把信仔细叠好，放回信封，塞进抽屉最深处。抽屉里还有陈秉烛说的那三页“飞碟目击报告”，纸已经泛黄，边角卷曲。
打开值班本，他写道：
“11月15日凌晨1时许，收到一封来信（落款‘市长’），反映海东区10经路施工扰民。经现场核实，搅拌机声如牛吼，探照灯亮如白昼，居民楼近在咫尺。已联系三部门，均承诺处理。”
笔尖在这里停顿。墨水在纸上晕开一个小圆点。他深吸一口气，继续写：
“百姓需借市长之名，方能发声；需托记者之手，方能传话。此非正常社会之相，乃时代之暗疮。”
写完这句话，他感到一阵虚脱。不是累，是身体里有什么东西被抽走了，空荡荡的，只剩下心脏在胸腔里沉重地跳动，一下，又一下，像在敲一口锈钟。
窗外天色开始变化。深黑褪成藏青，藏青又稀释成灰白，像有人往墨汁里一瓢一瓢加水。远处传来第一班公交车的引擎轰鸣，清洁工的大扫帚划过路面，沙——沙——沙，像巨兽在舔舐城市的伤口。
凌晨五点，电话响了。是海东区建设部门打来的，还是那个年轻人，但声音里多了几分轻松：“叶记者，工地停了！工头我们严肃批评了！保证以后晚上十点后绝对静音！”
“好。”
“该我们谢您。”年轻人顿了顿，“其实……那片区我姥姥家就住那儿。她七十多了，有心脏病，这两个月没睡过一个整觉。”
叶葆启握着话筒，想说点什么，喉咙却像被什么堵住了。最后只说：“让老人家好好休息。”
挂了电话，他倒了杯开水。水很烫，他小口小口地嘬，热气扑在脸上，凝结成细密的水珠，顺着脸颊往下淌，分不清是水汽还是别的什么。
六点整，门开了。陈秉烛裹着一身寒气进来，手里塑料袋窸窣作响，透出煎饼果子的油香。
“听说你夜里出去了？”陈秉烛递过一个煎饼果子，油纸烫手。
叶葆启把事情说了。陈秉烛慢慢吃着煎饼，咀嚼得很仔细，每一口都要嚼三十下。吃完最后一口，他才开口，声音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
“葆启，你做得对。信是假的，但疼是真的。记者这行当，就是要在假象里挖真相，在谎言里听真话。”
“可我心里堵得慌。”
“正常。”陈秉烛点起一支烟，烟雾在晨光中盘旋上升，像一缕游魂，“这世道，真话要披着假皮才能活。咱们改变不了世道，但能一个一个地，把那些喊疼的人扶起来。”
七点，白班的同事陆续来了。叶葆启交班，推着自行车走进晨光里。
雨彻底停了，但天还阴着，云层低垂，像一块脏兮兮的棉被盖在城市上空。早市已经热闹起来，炸油条的香味混着污水沟的馊味，在空气里纠缠不休。自行车铃铛声、小贩叫卖声、婴儿啼哭声，各种声音搅拌在一起，熬成一锅滚烫的、黏稠的都市晨粥。
回到平安胡同，素琴正在晾衣服。院子里横七竖八拉了几道铁丝，挂满了床单、被罩、衣服。湿布料在风里沉重地摆动，往下滴着水，在地上砸出一个个深色的小坑。
“回来了？”素琴头也不回，用力拧着一件衬衫，水珠四溅，“锅里有豆浆，自己盛。”
叶葆启进屋。小舟已经醒了，正自己穿衣服，扣子扣错了位置，衣襟歪斜着，露出一截瘦小的肩膀。
“爸爸！”小舟跑过来，仰着脸，“你昨天抓坏人了吗？”
叶葆启蹲下身，把儿子的扣子解开，重新扣好：“没有坏人。爸爸是去……听人喊疼。”
喝了豆浆，吃了半个馒头，叶葆启躺到床上。身体很累，脑子却异常清醒。他闭上眼睛，就看见那封信在黑暗中漂浮，字迹发着幽蓝的光。然后信纸开始变大，变得像床单那么大，像屋顶那么大，最后整个天空都变成了横格纸，上面写满了歪歪扭扭的“市长”。
他做了个梦。
梦里他变成了市长，坐在一间巨大的办公室里。办公室没有窗户，墙上贴满了各种表格、图表、曲线图。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信，山一样高，而且还在不断增加。他开始看信，一封接一封，都是老百姓写来的——下水道堵了，路灯坏了，孩子没学上了，老人看病难了……他拿起红笔批阅，写“已阅”“转办”“抓紧处理”。可信越批越多，越堆越高，最后轰然倒塌，把他埋在下面。他在信堆里挣扎，摸到的每一封信都在流血，黏稠的、温热的血，浸透了他的手指……
惊醒时，下午两点。阳光从窗帘缝隙挤进来，在地上切出一道刺眼的白线。他浑身冷汗，手心湿漉漉的，真的像沾了血。
坐起来，发了很久的呆。然后下床，走到桌前，翻开采访本。本子已经用了大半，纸页边缘卷曲，沾着茶渍、油渍，还有一次采访时沾上的泥点。
他翻到新的一页，钢笔在纸上悬停了片刻，终于落下：
“1992年11月15日。收到‘市长来信’，实为百姓啼哭。连夜奔走，问题暂解。然心中无喜，唯有悲凉。
陈主任言：救一个是一个。此言悲壮，亦悲凉。
我不知答案。我只知今夜海东区十经路畔，或有老人得以安眠，或有孩童不再噩梦。此即意义，微如萤火，但终究是光。
我将继续守夜，继续接听，继续在城市的毛细血管里穿行。直至某日，这‘市长来信’成为真正的历史笑话。”
合上本子，他走到院里。天不知何时放晴了，太阳明晃晃的，把湿衣服照得半透明。素琴晾的那条蓝格子床单在风里鼓荡，像一面奇怪的旗帜。
素琴从街道办回来，手里拿着一沓表格，脸上带着疲惫的笑。
“醒了？”她把表格扔在桌上，“统计流动人口，跟查户口似的。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为何而来……”
“小舟呢？”
“幼儿园。”素琴倒了杯水，一饮而尽，喉结急促滚动，“对了，早上海东区建设部门来人了，到街道办了解情况。我一听‘记者夜访’，就知道是你。”
“他们怎么说？”
“态度好得很，点头哈腰，还说要在街道设个联络点，专门处理施工扰民。”素琴坐下，盯着他看，“葆启，你脸色像张旧报纸。”
“没睡踏实。”
“不只是没睡踏实。”素琴伸手，掌心贴在他额头，那手掌粗糙温暖，带着肥皂和阳光的味道，“是心里有事，沉甸甸的，压得魂魄都矮了三寸。”
叶葆启便把那封信的细节说了，说那歪扭的字迹，说那作业本上的算术题，说工地上老头垂到颧骨的眼袋。
素琴静静听着，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茶杯边缘。等他说完，她沉默了很久。院子里有麻雀在啄食晾晒的玉米粒，笃笃笃，声音清脆而固执。
“葆启，”她终于开口，声音很轻，“记得咱刚结婚那年，胡同口下水道堵了不？”
“记得。臭水漫了半条街。”
“我找居委会，居委会说归房管站；找房管站，房管站说归市政。”素琴笑了笑，那笑容里有种苦涩的智慧，“推来推去半个月，臭气都能熏死苍蝇了。后来我急了，买了信纸信封，落款写了‘督查室’，塞进房管站信箱。第二天，来了三辆工程车，半天就通了。”
叶葆启怔住了。他看着妻子——这个每天和柴米油盐打交道的女人，这个能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女人，竟也有这样的“计谋”。
“你……”
“我也是没法子。”素琴握住了他的手，她的手很硬，骨节突出，但温暖有力，“老百姓过日子，就像在石头缝里种庄稼。土薄，石头硬，但还得想法子让种子发芽。有时候，就得耍点小聪明，借点他人的名头。”
“可这不对。”
“是不对。”素琴点头，“可对错是老天爷定的，活路是自己找的。你能做的，就是当好记者，多照亮几个石头缝。能照一寸是一寸，能暖一时是一时。”
叶葆启看着妻子的眼睛。那双眼见过太多——邻里为半尺屋檐打架，夫妻为几块钱反目，老人为一口热饭流泪。眼里有疲惫，有无奈，但深处还有一团火，微弱但坚韧，风吹不灭，雨浇不熄。
“素琴，”他说，“谢谢你。”
“两口子，谢啥。”素琴抽回手，站起身，“晚上想吃啥？给你做。”
“都行。”
那天晚上，叶葆启亲自下厨做了红烧肉。肉是清晨集市上买的，五花三层，肥瘦相间。他炒糖色时很小心，白糖在热油里融化，泛起琥珀色的泡沫，像无数个小小的、甜蜜的漩涡。肉块下锅时刺啦一声，白气蒸腾，香气瞬间炸开，填满了整个屋子。
小舟吃了两大碗饭，嘴角沾着油光，小脸兴奋得发红：“爸爸做的肉会跳舞！在嘴里跳！”
“傻孩子，肉怎么会跳舞。”素琴笑，眼里有光。
“真的！一跳一跳的，香死了！”
叶葆启给儿子夹了块最大的肉，看着小家伙狼吞虎咽。这一刻，屋里温暖的灯光，饭菜的香气，儿子的笑声，妻子眼角的细纹，都变得无比真实，无比珍贵。
吃完饭，叶葆启刷碗，素琴辅导小舟写字。小舟刚学写自己名字，“叶舟”两个字写得东倒西歪，“叶”字那一竖总是写歪，像棵被风吹斜的树；“舟”字那两点老是忘记，素琴就说：“舟没有桨，怎么划呀？”小舟就咯咯笑着补上两点。
“爸爸，看我写的！”小舟举起本子。
叶葆启擦干手，接过本子。字确实歪，但一笔一划都很用力，纸背都被戳出了凹痕。他拿起铅笔，在本子空白处端端正正写下“叶舟”二字：“照着爸爸的写。”
小舟趴下去，小脑袋几乎贴在纸面上，铅笔尖在纸上缓慢移动，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春蚕在夜里啃食桑叶。
窗外，夜幕彻底落下。平安胡同里家家户户亮起灯，橘黄的光从窗户流出来，在黑暗里切开一道道温暖的口子。远处隐隐约约传来电视声、炒菜声、夫妻拌嘴声、孩子哭闹声——所有这些声音混在一起，成了生活的背景音，粗糙、嘈杂，但生机勃勃。
叶葆启看看表，七点整。该去值夜班了。
他穿上外套，围上素琴织的灰色围巾，走到门口又回头。素琴在灯下补袜子，针线在手指间穿梭；小舟趴在桌上睡着了，铅笔还握在手里，嘴角流下一道晶亮的口水。
“我走了。”
“嗯。”素琴头也不抬，“路上当心。”
推着自行车走出胡同。街灯已经亮了，一盏接一盏，向黑暗深处延伸，像一串发光的念珠。他知道，今夜还会有电话响起，还会有人敲门，还会有人用各种方式——真诚的、荒诞的、绝望的、狡猾的——向他诉说这个城市的疼痛。
而他也会继续接听，继续记录，继续在夜色中穿行。不是因为他多么高尚，而是因为这是他的选择，是他与这个时代签订的沉默契约。
自行车碾过湿漉漉的街道，车灯在黑暗中切开一道微弱的光路。光里有飞舞的尘埃，有细小的水珠，有夜里出没的虫豸。这一切都在光中显现，又在光后隐没。
前方，报社大楼的灯火在夜色中矗立，像一座灯塔，也像一座墓碑。
叶葆启深吸一口气，脚下一蹬，自行车向前滑去，融入了城市的夜色，融入了1992年深冬这个潮湿的、荒诞的、却又隐约透着希望的夜晚。
作者有话说
第4章 第004章 冒名来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