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垄间的风，吹醒江南少年心》秋雨无痕

26、第 26 章 文学梦生

　　过了正月十五，毅恒和俞三叔组织的乐队正式成立了，毅恒给乐队取了一个比较有诗意的名字，把他叫做“田垄乐队”，年前只是试探着接活，年后名气传开，订单便像开春的竹笋般冒了出来，总算是真正站稳了脚跟了。俞三叔特意找村里的木匠打了个木箱子，专门装乐器，箱子上用红漆写了 “田垄乐队” 四个大字，虽算不上工整，却透着股实打实的精气神。
　　后来为了壮大乐队，毅恒又将张科也拉进了乐队，这样他们的乐队实力就更强大了。张科加入后，俞三叔又托人从县城捎回一把二手电子琴，让乐队的声部更丰满了。
　　那些日子，他们几乎天天都在路上。自行车的后座驮着木箱子，叮叮当当地碾过乡间的土路、石板桥，有时候要骑一两个小时才能到目的地。遇上红白喜事扎堆的日子，一天要跑两个村子，早上在东家吹喜曲，晚上到西家奏哀乐。毅恒记得有一回，春分刚过，他们去三十里外的李家庄办婚宴，回来时遇上大雨，土路泥泞不堪，自行车轮陷在泥里拔不出来。四个人只好推着车走，雨水顺着帽檐往下淌，打湿了衣衫，乐器箱子被裹得严严实实，生怕进水。那天，每个人分到五块钱，毅恒把钱揣在怀里，被体温焐得温热，他想，这五块钱，够买三本书和给母亲买一斤红糖了。
　　每天五块钱的酬劳，在八十年代末的乡村，着实让不少人眼红。村里的后生们见毅恒他们又能玩乐器，又能挣钱，都想来入伙。俞三叔却摇摇头，对毅恒说：“咱这乐队，不在于人多，在于心齐、活好。” 毅恒深以为然，他知道，乐队能有今天的口碑，靠的是每个人的较真，俞三叔练唢呐，能对着河水吹一下午，直到气息平稳、音色纯正；张科记歌词，能把一本歌本背得滚瓜烂熟，连换气的节奏都记得分毫不差；老李白天打铁，晚上就练二胡指法，手上的茧子磨了一层又一层；老陈则总是躲在晒谷场，对着树干练笙，把胳膊练得酸痛。毅恒自己也不含糊，每次演出前，他都会把要吹的曲子反复练上几十遍，连一个小小的滑音都不肯马虎。
　　张科的加入，让乐队的曲风更灵活了。他不仅唢呐吹的好，还爱琢磨新曲子。有一次，他们去镇上演出，听到电影院门口放着当时流行的《黄土高坡》，张科听了两遍就记下了旋律，回来后凭着记忆谱出曲，毅恒配上笛子的旋律，俞三叔加入唢呐伴奏，竟改编出了一股独特的乡村风味。在后来的一场婚宴上，他们演奏了这首改编版的《黄土高坡》，乡亲们听得热血沸腾，纷纷鼓掌叫好，主人家还特意多给了十块钱酬劳。那天晚上，四个人坐在田边草地上，分享着主人家送的花生，张科哼着曲子，毅恒吹着笛子，月光洒在田野上，像铺了一层银霜。“毅恒，” 张科忽然说，“咱以后能不能去县城演出？听说县城里的舞厅，乐队一天能挣几十块呢。” 毅恒望着远方的山峦，沉默了片刻，说：“会的，只要咱把活练得更精，总有一天能去更远的地方。”
　　话虽这么说，毅恒心里却清楚，乐队只是他暂时的生计，他真正的念想，还在那些书页里。演出再忙，他也总会挤出时间看书。白天要是没活，他就揣着书去田埂上，找一棵老柳树，坐在树荫下读；晚上收工回来，哪怕已经累得眼皮打架，他也会在炕桌上读上一两章。起初，他还抱着考大学的念头，啃着高中的数理化，但渐渐的，那些文学名著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他，让他再也移不开目光。
　　他从镇上的旧书摊淘来的《静静的顿河》，书页已经发黄，有些字迹都模糊了，但他依旧看得入迷。格里高利在战争与爱情中的挣扎，顿河流域的草原风光，那些粗粝而又充满生命力的文字，让他仿佛置身于那个遥远的哥萨克村庄。他常常想，格里高利的命运，和《人生》中的高加林何其相似，都是被时代裹挟着，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苦苦挣扎。而《简爱》则让他看到了另一种力量，简爱出身卑微，却始终坚守着尊严与底线，她对罗切斯特说 “我们是平等的”时，毅恒仿佛听到了自己内心的呐喊。他觉得，自己就像简爱一样，虽然生在乡村，没有优越的条件，但他也有追求梦想的权利，也有尊严，也渴望平等。
　　国内的名著，更是让他感同身受。巴金的《家、春、秋》，让他看到了封建家庭的枷锁与年轻人的反抗，觉慧的勇敢与决绝，让他深受鼓舞。他想起村里那些被父母包办婚姻的姑娘，想起那些循规蹈矩、一辈子守着田垄的乡亲，心里便生出一股冲动，他想用笔写下这些，写下乡村的变迁，写下年轻人的渴望。《平凡的世界》更是他的枕边书，孙少平从黄原城到大牙湾煤矿，那种在苦难中坚守理想、在平凡中追求不凡的精神，像一盏灯，照亮了他的前路。他常常在煤油灯下，把孙少平的经历读了一遍又一遍，每当觉得累了、迷茫了，就会想起孙少平在煤矿里读书的场景，想起他说的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个世界”，心里便又生出无穷的力量。
　　而《红楼梦》，则让他沉浸在另一个细腻而繁华的世界里。大观园里的儿女情长、悲欢离合，那些优美的诗词、精致的描写，让他惊叹不已。他最喜欢黛玉葬花的片段，“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那些句子像针一样，轻轻刺中他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他常常在田埂上干活时，看着飘落的花瓣，就想起黛玉的孤独与才情。村里人见他总抱着本书，走路都在琢磨，便打趣他：“毅恒，你整天看这些闲书，能当饭吃？” 毅恒只是憨憨地笑，他知道，这些书不能当饭吃，却能滋养他的心灵，能让他在田垄之外，看到更广阔的世界。
　　其实，毅恒对小说的喜爱，早在遇到何佳敏之前，就已经在心里扎了根。那是他初中毕业的第二年，十八岁的少年，刚刚告别校园，心里满是失落与迷茫。每天跟着父母下地干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子像田埂上的野草，单调而乏味。那天中午，他在家里吃着红薯稀饭配咸菜，正觉得生活寡淡无味时，堂屋里的老旧红灯牌收音机忽然响了起来。那台收音机是前些年买的，外壳已经掉了漆，旋钮也有些失灵，母亲平时总舍不得开，怕费电，只有中午和晚上的新闻联播时间才会打开。
　　但那天，收音机里播放的不是新闻，而是路遥的《人生》小说连播。播音员李野默的声音醇厚而富有磁性，一字一句地将高加林的故事送到他耳边。当听到高加林高考落榜，回到农村当民办教师，又被村支书的儿子顶替了职位时，毅恒手里的筷子停在了半空，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他太能理解高加林的失落与不甘了，那种明明有才华、有抱负，却被现实无情打压的滋味，他感同身受。而当听到巧珍穿着碎花棉袄，红着脸对高加林说 “加林哥，我想和你过一辈子” 时，他又觉得心里暖暖的，巧珍的淳朴、善良与勇敢，像田埂上的野花，带着泥土的芬芳，格外动人。
　　从那天起，每天中午十二点，毅恒都会准时守在收音机旁。有时候正在地里除草，他也会特意跑回家，生怕错过了一集。后来，他索性把收音机带到了地里，用绳子挂在树枝上，干活累了，就坐在田埂上听，手里的锄头还沾着泥土，耳朵里却听着遥远的黄土高原上的故事。阳光洒在身上，收音机里的声音断断续续，却让他觉得无比充实。
　　整部《人生》听完，毅恒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他既为高加林的遭遇感到同情，觉得命运对这个有志气的青年太过不公。高加林有才华，会写文章，却因为出身农村，一次次被命运捉弄，那种不甘与挣扎，像极了他自己。他常常想，如果高加林没有遇到黄亚萍，如果他能一直坚守本心，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局？但同时，他又忍不住暗暗地骂高加林是个负心汉。巧珍那么好的姑娘，为了他，不惜违背父母的意愿，为他洗衣做饭，为他分担忧愁，把一颗真心都掏给了他。可高加林一旦进城，就渐渐疏远了巧珍，爱上了家境优越的黄亚萍。在毅恒看来，巧珍就像他身边的乡村姑娘一样，平凡却坚韧，有着最纯粹的美好，高加林放弃她，实在是太糊涂了。
　　那段时间，他常常在夜里睡不着觉，脑子里全是高加林和巧珍的故事。他想起自己初中毕业时的梦想，想起对远方的向往，心里忽然生出一个强烈的念头：他要像高加林一样，写一手好文章。他觉得，高加林之所以能进城，之所以能被黄亚萍看中，除了才华，更重要的是他会写文章。文字，或许是他走出田垄的另一条路，不过那时候，由于他想复读，没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想这些。而现在，这个念头又一次萌发出来，而且疯狂地生长。
　　他开始有意识地练习写作，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都写下来。田垄上的麦苗从青到黄，河边的柳树发芽又落叶，村里的老人去世，新人结婚，乐队演出时遇到的趣事，甚至是自己心里那些说不出口的心事，都被他写在了粗糙的稿纸上。起初，他写得并不好，语句不通顺，内容也单薄，有时候写了满满一页，自己读着都觉得别扭。但他没有放弃，他把那些名著拿出来反复研读，学习里面的叙事方式和语言表达。他模仿《平凡的世界》的写法，用朴实的语言描写乡村的生活；他借鉴《红楼梦》的细腻，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他学着《人生》的叙事节奏，讲述身边的故事。
　　为了买稿纸和墨水，他把乐队挣来的钱省了又省，有时候宁愿少吃一顿肉，也要攒钱买一本新的笔记本。他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文字，有的是短文，有的是诗歌，有的是片段式的感悟。有一次，乐队去一个偏远的山村办丧事，看到一位白发老人独自坐在门槛上，望着远方的山路流泪，一问才知道，老人的儿子在城里打工，几年没回来了，老人病重，只想再见儿子一面。毅恒心里一动，回来后就写了一篇题为《守望》的短文，描述老人的孤独与思念。俞三叔偶然看到了这篇文章，戴着老花镜读了半天，拍着毅恒的肩膀说：“毅恒，你这孩子，不光唢呐和笛子吹得好，写的东西也能让人掉眼泪。”
　　张科也是毅恒的忠实读者，每次毅恒写完，他都会第一个凑过来读。“你这篇写乐队演出的，把老李打铁的样子写活了。”“这个比喻好，‘田垄上的风像母亲的手’，真贴切。”“就是结尾有点仓促，要是能多写点我们在田野旁唱歌的场景就好了。”张科的建议总是很中肯，毅恒也乐于接受，常常根据他的意见修改。有时候，两个人会坐在田埂旁，一边看着田里的禾苗，一边讨论文章的写法，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仿佛连着他们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