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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书架上的江湖 ...

  •   古人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图书馆就是一个以“立言”来展示其不朽的地方。
      在我所负责的某大学图书馆里,文学类图书被密密麻麻地陈列在14排书架上,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的小说、诗歌、散文和各类评论等,人类文明的全部精华都在此集中展现。
      铁打的书架流水的书。由于图书馆每周都进新书,而书架空间有限,我经常要整理书籍,将部分旧书挑出来,收进读者再难一见的密集书库,再把刚出版的新书及时上架,因此书籍流通很快。至于在这个小小的江湖中,谁该留下、谁该撤走,就得好好斟酌一番了。
      书架上的江湖不是比较谁的权势大,若论权势,谁大得过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呢?
      书架上的江湖也不是比较谁的财富多,若论财富,谁敌得上春秋时期的陶朱公范蠡、明朝首富沈万三、清朝大贪官和珅呢?
      书架上的江湖更不是比较谁的体力强,若论力气,谁抵得住力能扛鼎的西楚霸王项羽呢?
      书架上的江湖评价标准只有一个词:才华。无论你是帝王将相、贩夫走卒、渔樵耕读、青楼歌女、塞外奇侠、江南游子……只要你能写出具有足够影响力的作品,它就会为你留下一席之地。
      书架上的江湖不以成败论英雄,即使在政治斗争中一败涂地,在文学史上依然可能成为“赢家”。南唐后主李煜终日沉溺于琴棋书画歌舞诗词当中,把锦绣江山断送在北宋的铁蹄之下,自己也沦为阶下囚,确实不是一个称职的好皇帝。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看上去庸懦无能的男子,把自己对故国的深切思念化作一篇篇感人至深的词作,后人将他与其父中主李璟的作品一起编篡成《南唐二主词》,或许这也算是另一种“公平”吧。李璟的作品流传下来的不多,也远不及儿子的文学成就高,但是因为搭了儿子的“顺风车”,也跟着一起不朽了。从没正眼看过萧红作品的大男子萧军,那些平庸无奇的文字早已淹没在历史的烟尘之中;而苦命才女的《生死场》《呼兰河传》《马伯乐》等却大受欢迎,几乎每天都有读者借阅。
      采编部从图书市场买进的中国文学部分的新书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古籍再版。以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为首,加上历朝历代诗人的诗集,撑起了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半壁江山;其次是以《论语》《孟子》为首的诸子散文、政论文和汉赋等;然后就是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了。这些书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淘洗,留下来的都是沉甸甸的金子,其经典地位无可撼动,用不着我们花力气去甄别,只需用再版的新书换掉破损的旧书即可。
      另一类则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至今的现当代文学作品,体裁多样,流派纷呈。对于这部分书籍的挑选就比较费神了,单以小说为例,就有以张恨水、李涵秋为代表的“鸳鸯蝴蝶派”,有以还珠楼主、王度庐为代表的“北派(武侠)五大家”,有以鲁迅、丁玲为代表的“左翼”文学……其中大部分都被淘汰掉了,留存在书架上的也只剩下这寥寥的几个代表作家。
      时间越往后,流动性越大,越能感觉到竞争之激烈,不朽之艰难。像近二十年来风靡一时的小说,有实体小说《梦里花落知多少》《滴泪痣》等,还有更多的网络小说《诛仙》《斗破苍穹》《盗墓笔记》等,在书架上均不见踪影;就连十多年前红透半边天的宫斗小说《甄嬛传》,如今也被时间之流水冲得连渣都不剩了。
      一般说来,已经经典化的作品,不管是各家出版社,还是本图书馆,都会比较重视,比如“四大名著”“四大谴责小说”、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等。有些作品是在获得茅奖之前出版的,即使没有印上茅奖的统一封面和标志,工作人员也会“另眼相看”,尽量保留。可惜的是,国内似乎还没有一家出版社出版过迄今为止的所有诺奖作品,或许是由于这些作品来自世界各地,版权问题不好谈妥,翻译也存在困难的缘故吧。
      人总是希望不断地突破自己,即便是已有相当成就的作家亦如此。从理论上来说,一个作家只要尚在人世,就有着更上一层楼的可能性。台湾作家琼瑶已步入耄耋之年,我本以为至少是已经过气二十年的作家,早就应该封笔颐养天年了,没想到在她八十大寿的时候,她正好完成80万字的《梅花英雄梦》,今年刚出版了大陆简体版,我得以先睹为快。以“茶人三部曲”斩获第五届茅奖的王旭烽,在沉潜二十年之后,新近又出版了一部重量级作品《望江南》。为了使内容与之前的故事更加连贯,她还对原来的作品全部作了精心修订,“三部曲”也因此更名为“四部曲”。新书到来之后,我也及时更新了版本。麦家摘得第七届茅奖桂冠之后,在十多年间又相继出版了《刀尖》《人生海海》,内容也相当精彩。然而并不是每个作家都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于1968年以《雪国》《古都》《千只鹤》三部曲荣获诺奖,其后他因无法再超越自己,竟以自杀谢世。
      不过对于读者来说,作家写得再多,记得的多半也只是其代表作。像金庸的政论文,路遥、陈忠实、二月河等的散文,阅读的人就不多。冯德英创作了“三花”系列,即《苦菜花》《迎春花》《山菊花》,但人们记忆最深刻、耳熟能详的还是第一部《苦菜花》。法国作家司汤达写过一部大名鼎鼎的小说《红与黑》,相信很多人都至少听说过。有一天我竟在新书堆里看到一本《红与白》,感到特别好奇,还以为是后世哪个不知名的作者想打名人的擦边球,就像有人苦心积虑地把自己的笔名起作“金庸新”“全庸”一样。翻看内容简介才得知,原来这本书的作者也是司汤达,而且跟《红与黑》还是姐妹篇。作为一个中文系科班出身的人此前都没听说过这本书,外国文学史和外国文学的课堂上也从未提及,可见其他专业的读者知道的就更少了。
      当然,书架上具体陈列哪些书、哪类书陈列多少,还跟领导的调度和工作人员的取舍密切相关。
      明清小说中有些比较有名的,如《孽海花》《老残游记》,虽然看上去稍微有点旧,但我还是留下一两套,如果以后再版的新书来了再更换。明清之际还出现过一批□□,如《肉蒲团》《株林野史》等,内容仿佛《金瓶梅》,但毫无艺术性可言,我看比较老旧,就请其让贤了。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收录了1949-1966年之间的优秀作品,连封面都是统一的,比如《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我也保留下来了。至于那些一看书名就没多大价值的快餐文化,比如《蹭到你怀里》《爱情呼叫转移》《好想和你在一起》等,年限一到就下架。
      有一段时间,由于书架被《鬼吹灯》《雪中悍刀行》等流行小说占满,长盛不衰的金庸小说只能屈尊放在新书区。我觉得这样的安排对金庸来说不太公平,对读者来说也不太公平,就跟领导商量,能不能把其他书抽出一部分,上架金庸小说。领导说她早有考虑,她打算把一整套精装版的金庸小说收进经典书库,只因目前经典书库还没调整好,所以暂时放在新书区。
      近两年,日本小说进的比较多,其中最火的莫过于东野圭吾,他的小说占满了整整一小排书架,还有好多放不下的,只好堆在角落里。考虑到日本不过是个蕞尔小国,无论是从其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还是从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来说,给予近两排的书架,空间已经足够了。再说,一个对邻邦断然采取南京大屠杀这种惨绝人寰的恐怖手段、而且至今依然毫无忏悔之意的民族,我们多少还是会保持一些警惕的。
      有些出版社为了赚钱,在已有众多版本(中国文学)或译本(外国文学)的情况下,换个书名照样出版,若不细看,还以为是两本不同的书。比如吕思勉的历史散文《三国史话》,有的版本就将书名改为“吕思勉说三国”,连《楔子》和目录都没变,简直把读者当傻子;林徽因的散文标题有“人间四月天”,也有“你是人间四月天” “你是那人间四月天”等,或者直接说是“林徽因精选集” “林徽因精品选”,其实都是一回事。
      外国文学的出版和上架也基本遵循以上规律。在深受读者青睐的作品中,除了世界名著之外,也有一些当今流行的,比如《哈利??波特》《冰与火之歌》《银河帝国:基地七部曲》等。外国小说也有流行排行榜,不过从读者的借阅率来看,似乎未必与之成正比。
      外国文学作品翻译到中国来,不同的译者之间的差距判若云泥,简直让人怀疑是两个作者写的。荷兰汉学家、外交家、翻译家、小说家高罗佩(1910-1967)平生写了很多唐代狄仁杰的公案小说,国内译本众多,有些译本的标题、人名(狄仁杰本人除外)、地名都不同,内文的质量差别就更大了。我一直以为上海译文出版社是比较权威的,但从图书馆所藏的三个版本来看,恐怕未必如此。如果以“信达雅”的翻译标准来衡量,北岳文艺出版社杨永春的译本只能勉强称得上一个“信”字,连“乐天派”这种现代词都冒出来了;上海译文出版社张凌的译本可占“信达”二字;只有海南出版社陈来元的译本堪称“信达雅”,几位译者传统文化功底深厚,读来颇有几分古风古韵。看来译本的选择,有时候译者比出版社更重要。
      据说日本的村上春树跟他的御用翻译家林少华简直成了一对连体人,不知是谁成就了谁,这种情况倒挺少见的。村上的作品除林译本之外,比较有名的还有台湾的赖明珠本,另外的版本我就记不住了。关于这两个版本的优劣,读者褒贬不一,不过我还是倾向于林译本一些。还是举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吧,村上有一本书的书名,林译本为“且听风吟”,赖译本则为“听风的歌”。我觉得林译本不仅翻译出作者的意思,而且给人以如诗如画般的优雅之感;而赖译本则平淡如一杯白开水。
      有些名家的译本一旦出版,后来者就很难望其项背,比如罗念生翻译的《荷马史诗》,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集》,柳鸣九翻译的《雨果文集》,傅雷翻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草婴翻译的《托尔斯泰小说全集》等。可是有些译者和出版社还是从中想分一杯羹,那该如何是好?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莎士比亚戏剧中有个悲剧故事,其标题一般译为“哈姆雷特”,这已经成为大家默认约定俗成的一种说法,可是有人偏偏将它别出心裁地译为“哈姆奈特”。或许译者觉得,假如书名、人名什么的都跟此前的版本一样,那还有再译的必要吗?怎么都得玩出点花样以显示自己的高明和与众不同吧!
      整理外国文学时,还要注意区分哪些是地道的外国作品,哪些是华人移居海外然后出口转内销。有一天我在上新书时发现,亦舒的几十本小说夹杂在外国文学当中,当时由于工作较忙没细看,我猜测很可能是采编部分类错误或贴错标签,想建议领导把这些书挪到中国文学里去。但为稳妥起见,我再次拿起这些书来检查,突然在书脊的作者名前面看到一个“ [加] ”字,我有些疑惑地查阅作者简介,才发现她早在1995年就定居加拿大,作品还是原来那些,不过是新瓶装了旧酒而已。类似的华裔作家还有刘墉、虹影、张翎、严歌苓等。
      这些年来,我的一些老师、同学、朋友、熟人的作品也逐渐来到书架上,一方面我有一种与故人重逢的喜悦,可另一方面我又深感遗憾,其中的大部分作品我无法为他们多保留一段时间。因为书架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在整理,即使我私心有所偏爱,其他同事也未必认识他们,只要没有进入经典化,而且在一定年限内没有再版,就很可能被无情地淘汰。
      书架上的江湖每时每刻都在进行厮杀,它看不见刀光剑影,听不见钟鸣鼓响,然而其惨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冲锋陷阵、赤身肉搏。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既不知从何时开始,也不知到何时结束。穿行于一排排书架之间,我突然感到有一点悲哀,人世间有多少智者熬到白头,也只写出区区数部、甚至只有一部作品,希望能借此名垂青史,却被飞快地、无声无息地冲走了。一个作者想在书架上昙花一现不难,但若想在千淘万漉之后依然如中流砥柱般屹立不倒,则难于上青天!

      2024年11月22日于浙江农林大学衣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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