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殇·南京（1937年12月1日—1937年12月14日）》周泽平

154、后记

　　我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经过了一次从头到尾的大幅度修改。为什么要修改呢？因为这部小说有些东西是我临时加进去的，十分不美观。

　　我一开始的预想是：岳翔是一个懂日语的有军事才能的中文系学生，遇上了日本鬼子进南京，于是带着自己的女友左冲右突，最终突出日军重围……在开始的构思时，没有打算要写南京保卫战的事。

　　但是后来某人去日本靖国神社，还恬不知耻地把照片发表出来的事改变了我最初的设想，我终于知道写南京大屠杀不把南京保卫战加进去是不完美的。于是我让男主角的身份发生了改变——岳翔是军事奇才谢承瑞教出来的懂日语的中文系的学生兼军事奇才，这样一来他参加南京保卫战就顺理成章了。

　　但是要怎么把南京保卫战加进去又不突兀呢？我还没想好。然而当时已经骑虎难下了，我已经开始动笔，而且前后内容都已设想完备，总不能因为一个“南京保卫战”就卡在这里吧？于是乎我就用直接描写的手法详细地把南京保卫战加了进去。当我写完这部小说以后，再回过头去看，这南京保卫战部分是整部小说的败笔，必须重新安排。于是我开始重新构思这部分内容，最后决定采用“一点多面”的方式来写，即详写岳翔参与的光华门保卫战，想办法补叙其他地方的保卫战，于是就有了“岳翔去见萧山令，萧山令跟岳翔讲光华门之外的其他地方的保卫战”。经过这次大规模修订，中心和主要人物都突出来了，这是比较成功的舍弃和修改。

　　然后我就开始考虑主要人物和写作目的：我写这部小说既是悼念被日寇屠杀的同胞，也是要让它成为中国人的警钟，更是要表达对日本篡改历史、拜鬼的不满。要达到这个目的，岳翔的人物形象有了第三次丰富，即岳翔是军事奇才谢承瑞教出来的懂日语的在文学上已经很有成就的学生兼军事奇才。“文学上很有成就”，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文学才子”，所以这时的岳翔会写诗。有了这个认识以后，我开始在岳翔的身上融入自己，我把自己的一些经历融入于岳翔的经历之中。也许你们没想到吧，岳翔去见唐生智，就是我2019年的经历再翻版。

　　那时，我刚来北京。我有讲故事的天赋，所以首选的职业是编剧，为了去面试，我准备了许多的故事，但是那些所谓的影视公司竟以我专业不对口为由拒绝我。有一次面试，我与一个文学专业出身的人去应聘编剧，最终我被刷下来了。我找到那影视公司的负责人说：“为什么？”他说：“你不是文学专业毕业，而且是一所三本学校毕业，虽有故事，但我们还是决定录用一本学校毕业文学专业出身的人。”

　　我当时非常气愤，“一寸丹心置何处？十载学识付东流”不仅是岳翔的境况，更是我的境况。

　　从这时开始，岳翔引起了我极大的情感共鸣，他现在不仅是外形像我，内涵也在与我极度贴近，我写岳翔仿佛就是在写我自己。

　　当我把岳翔当成自己来写的时候，我就加入了许多的自己的文学偏向，比如他有一段评论胡适和鲁迅的话，那就是我的对胡适和鲁迅真实的看法：

　　“胡适，在我看来就是反动政府的奴婢。你看五四运动发生后，他做的事是号召大家顺从北洋政府，给爱国的青年学子泼冷水；段祺瑞政府制造‘三一八’惨案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文人都站出来说话了，只有他躲在后面一句话都不说。这样的人不就是反动政府的奴婢吗？奴婢写出来的东西都是没骨气的，有了这个认识以后，不管胡适写什么，我都不看他的文章了。”

　　沈雅云点了点头，问：“既然你看不上胡适，那现在的中国有没有你比较推崇的作家呢？”

　　岳翔想了想，点头道：“鲁迅。我在看他的小说文章的时候，就感觉是在和一个思想非常深刻的人对话。而且他以笔为刀，不畏强权的精神气节，堪称中国人的楷模。只可惜他在去年去世了……”

　　因为推崇鲁迅，我还在小说里引用了许多鲁迅的话，甚至岳翔和沈雅云谈恋爱都用到了鲁迅的文章《藤野先生》中的典故：

　　“你是不是在心里为我建造了一间温室？”沈雅云道。

　　岳翔想了想，笑道：“我那是要把你变成‘龙舌兰’。”

　　“什么‘龙舌兰’？”沈雅云没有反应过来。

　　岳翔道：“福建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

　　最让我纠结的是岳翔的结局。既然我已经把岳翔当成我自己来写，我当然不愿意让他在最后是一个悲惨的结局。于是我让岳翔多救了一个名叫“曹洪辉”的投弹手，想让他在最后关头替死。我按照这样的设想往下修改，越修改越发现这部小说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名利小说，离经典小说的距离越来越近。在写到结局的时候，我开始踌躇，因为我面临着一个很难的选择。

　　余秋雨先生在《伟大作品的隐秘结构》一书中说过：“无结论的两难结构决定了一文艺作品能否问鼎优秀。”如果沈雅云未死，那么一个两难的命题就不存在，《国殇·南京》就只能算良好，算不上优秀；正因为沈雅云牺牲了，于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就出现了：岳翔是与悲惨命运对战者，他的对战究竟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我试着解答了一下：可以说他是成功的，因为通过他的聪明才智与对战，让许多的人摆脱了“悲惨命运”；但也可以说他是失败的，因为他最宝贵的沈雅云死在了“悲惨命运”的最后围剿中。

　　于是我硬下心按照原来的设想将这部小说写成了悲剧。当然在失去沈雅云的那一刻，岳翔嚎啕大哭，我也默默流泪。

　　《国殇·南京》有这个“两难”，至少是一部优秀作品了。这也正是我所希望的，如果要写与“南京大屠杀”“南京保卫战”相关的小说，只有把它写成一部不随时间洪流淹没的优秀作品，才能告慰那被日寇屠杀的三十余万同胞以及为中华民族独立而英勇奋斗的英雄烈士们，才能成为中国人的警钟，才能揭露日本政府拜鬼、篡改历史教科书、否认战争侵略的罪恶。

　　最后，感谢马伯庸先生的《长安十二时辰》启发的本部小说的架构。这部小说对我意义重大，因为它标志着我正式确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探索而来的文学价值观，舍弃“当今的世俗的”文学名利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