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李青》雾时书

1、红五月与腊月雪

　　1976年的风里带着铁锈味，吹过青砖灰瓦的家属院时，总会卷起墙根下的槐花瓣。王秀兰就是在这样一个五月出生的，产房窗外的石榴树刚结出指甲盖大的青果，她母亲躺在铺着粗布褥子的土炕上，听见接生婆说“是个丫头”时，嘴角的笑意淡了三分。

　　那时候的家属院分三排，前排住的是厂里的干部，青砖瓦房带个小院子；后排是工人宿舍，土坯墙糊着黄泥，下雨时墙皮能攥出水来。王秀兰家在前排中间，她父亲是车间会计，母亲在食堂蒸馒头，家里又生个女儿的消息传出去时，隔壁张婶端着饭碗过来串门，“老三也是个丫头啊？”她没接话，低头给襁褓里的婴儿裹紧包被。这是1976年的中国北方，户口本上的“粮本”比什么都金贵，一个丫头片子意味着家里的粮票又要多分一份，却换不来将来顶门立户的劳力。王秀兰的童年记忆里，总有母亲站在灶台前的背影，蓝布褂子的肩头落着面粉，她一边揉面一边念叨：“丫头片子要懂事，将来找个好人家嫁了，比啥都强。”

　　而五百公里外的太行山深处，李建军出生在1976年的腊月。那天的雪下得能没到膝盖，爷爷踩着没膝的积雪去公社卫生院请医生，回来时棉裤冻成了硬板，进门就喊：“生了！是个带把的！”

　　李家的土坯房在山坳里，四间房住了三代人，三个姐姐挤在东屋的土炕上，听见爷爷的喊声都扒着门框往外看。奶奶抱着襁褓冲进西屋，灶台上的油灯芯爆出个火星，照亮男人粗粝的手掌——那是李建军的父亲，刚从砖窑厂赶回来，满手的冻疮裂开了口子，却小心翼翼地碰了碰婴儿的脸蛋，“就叫建军吧，建军，保家卫国。”

　　李建军的童年是跟着三个姐姐长大的。大姐带他去山涧里摸鱼，二姐给他摘野山楂，三姐把舍不得吃的烤红薯塞给他。他穿着打补丁的蓝布褂子，坐在门槛上啃玉米饼子时，总能听见邻居王大娘跟奶奶说：“还是有儿子好啊，将来能给你家顶门户。”

　　这两个相隔五百公里的孩子，谁也想不到二十年后会在县城的中学门口遇见。

　　1993年的秋天，王秀兰已经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姑娘，蓝白相间的校服洗得发白，扎着马尾辫走过校门口的梧桐道时，总能引来男生的目光。她是县一中的复读生，去年差了三分没考上师范，母亲托人找了关系，让她在学校继续跟读。

　　李建军就在这时候转学过来，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灰的夹克，袖口磨出了毛边，站在教室门口做自我介绍时，浓重的乡音引来一阵低笑。“我叫李建军，从山窝子里来的。”他挠了挠头，目光扫过教室最后一排，正好撞见王秀兰低头写字的侧脸——阳光透过窗户落在她的发梢上，像镀了层金。

　　那时候的县一中分快慢班，王秀兰在快班，李建军被分到慢班。但他们总在打水的锅炉房遇见，王秀兰拎着印着“为人民服务”的搪瓷缸，李建军扛着两个暖水瓶，每次擦肩而过时，他都会把暖水瓶往自己这边挪挪，生怕烫着她。

　　“你是复读班的？”有次他忍不住开口，乡音里的土味让他自己都脸红。

　　王秀兰点点头，拧开锅炉房的水龙头，“嗯，你是新来的李建军吧？”

　　水流哗哗地响，他看着她低垂的眼睫毛，突然想起山里春天的蒲公英，“我姐说，复读班的女生都厉害。”

　　她被逗笑了，嘴角扬起的弧度像月牙，“厉害啥呀，就是想考个师范，将来当老师。”

　　这就是他们缘分的开始，像两颗在不同轨道运行的星，突然有了交汇的微光。但在1993年的小县城，自由恋爱是件奢侈的事，尤其是王秀兰家那样的“体面人家”，早就托人给她物色了教育局局长的儿子。

　　1994年的春节，王秀兰拿着师范的录取通知书回家，母亲却把通知书锁进了抽屉。“别念了，”母亲坐在炕沿上纳鞋底，线绳穿过布面的声音格外清晰，“李会计家的儿子在供销社当主任，我跟你爸都看好了，过了年就订婚。”

　　王秀兰把自己关在屋里哭了三天，第四天早上打开门，看见李建军站在院门外，手里攥着个布包。他是来县城买化肥的，听说了她的事，连夜从山里赶过来，“我托人问了，师范的通知书能保留半年，你跟我走，我供你念书。”

　　布包里是他三个姐姐凑的钱，用手绢层层包着，有毛票有硬币，加起来正好够半年的学费。王秀兰看着他冻得发紫的耳朵，突然想起锅炉房那次相遇，他说“山里的星星比城里亮”。

　　他们最终还是没走成。父亲拿着擀面杖堵在门口，母亲坐在地上哭天抢地，“你要是跟个山蛮子走了，就别认我这个妈！”最后是李建军先松了口，他把布包塞给王秀兰，“我等你，等你毕业。”

　　1997年夏天，王秀兰拿着毕业证回到县城，发现李建军就在供销社对面的修车铺打工。他黑了瘦了，手上多了道疤，看见她时手里的扳手“当啷”掉在地上。那天傍晚，他们在护城河的柳树下散步，他说：“我攒够了彩礼，三间瓦房也盖好了，你要是还愿意……”

　　王秀兰没等他说完就点了头。她知道父母不会同意，却还是在一个清晨收拾了简单的行李，跟着他坐上了去山里的拖拉机。车斗里铺着麻袋，颠得人骨头疼，她看着越来越远的县城，突然觉得心里亮堂得很——就像李建军说的，山里的星星，确实比城里亮。

　　1998年的春天来得早，山坳里的桃花开得像片火海时，王秀兰生下了大女儿。婆婆抱着襁褓在院子里转圈，见人就说“我家有孙女了”，李建军蹲在灶台前烧火，听着女儿的哭声，把柴火烧得旺旺的。

　　这孩子叫李红梅，小名“朵朵”，因为生她的时候，院墙外的野蔷薇开得正盛。朵朵长到三岁时，已经能跟着姐姐们上山采蘑菇，她穿着红棉袄，像个小团子滚在山坡上，李建军每次从砖窑厂回来，都会把她扛在肩上，沿着山路走回家。

　　“爸，我要骑驴！”朵朵拽着他的耳朵撒娇，家里的老驴是用来拉磨的，被她骑得学会了翻白眼。有次她偷偷爬上驴背，没坐稳摔在麦秸垛上，哭得惊天动地，李建军跑过来抱起她，发现她手里还攥着把刚拔的羊毛——那是准备给妹妹做毽子的。

　　2002年的秋天，王秀兰又生了个女儿。那天的秋雨下得连绵不绝，李建军蹲在产房门口的台阶上，吧嗒吧嗒地抽烟，烟蒂扔了一地。医生出来说“是个丫头”时，他手里的烟卷掉在地上，被雨水泡成了泥团。

　　“送走吧，”他在饭桌上说这话时，眼神盯着墙角的蜘蛛网，“妈说了，养不起这么多丫头。”

　　王秀兰把刚满月的二女儿抱在怀里，孩子的小手攥着她的衣襟，“这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你敢送试试。”

　　争吵持续了三天，最后是婆婆出面打圆场，“送你娘家养着吧，等大点再抱回来。”于是在二女儿一岁那天，王秀兰背着她回了五百公里外的家属院。母亲看着襁褓里的婴儿，叹了口气把东厢房收拾出来，“就说是捡来的，别让邻居知道。”

　　二女儿在姥姥家长到三岁，回来时已经会背唐诗了。那天李建军去车站接她们，小姑娘躲在王秀兰身后，怯生生地喊了声“爸”，他眼圈一下子就红了，把孩子架在脖子上，买了串糖葫芦一路举着。

　　而我，李青，出生在2005年的麦收时节。

　　我对出生那年的记忆，是从母亲的讲述里拼凑出来的。她说我出生那天，麦地里的收割机坏了，父亲跟着队里去抢修，回来时满身麦芒，听见护士说“又是个丫头”，转身就去了村东头的老王家——那家刚生了个儿子，想再要个女儿。

　　“你爸揣着红糖鸡蛋去的，”母亲抱着我坐在炕沿上，手指划过我额前的碎发，“老王婆娘都把包被准备好了，你爸突然抱着你就跑，鞋都跑丢了一只。”

　　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只知道从记事起，我就住在西厢房的储物间里。那间房堆着过冬的柴火和旧农具，角落里铺着稻草，上面放着个破摇篮。母亲每天趁天没亮就过来喂我吃奶，太阳出来前再把我藏进衣柜里，用旧棉被挡住缝隙。

　　有次邻居张奶奶来借筛子，母亲正往衣柜里塞我的摇篮，张奶奶眼睛尖，“这啥动静？”母亲手里的筛子“哐当”掉在地上，“没啥，耗子，最近耗子多。”那天我吓得没敢哭，听着张奶奶的脚步声走远了，才在黑暗里瘪了瘪嘴。

　　我学会的第一句话不是“爸妈”，是“别说话”。母亲每次来看我，都会把手指按在嘴唇上，“青儿乖，别说话，说了就有人把你抱走。”我就这样在黑暗里待了一年，直到2006年的冬天，弟弟李阳出生。

　　弟弟出生那天，父亲在院子里放了一挂鞭炮，声音响得能震落房檐上的雪。母亲把我从衣柜里抱出来时，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我看见父亲穿着新做的蓝布褂子，正给前来道贺的人递烟，“这回是小子，带把的！”

　　我被裹在弟弟的旧襁褓里，放在东屋的炕角。朵朵姐和二丫姐凑过来看我，朵朵姐偷偷塞给我块糖，“以后你就能跟我们玩了。”二丫姐把她的花发卡别在我头上，“别怕，我护着你。”

　　那天的阳光真好啊，透过糊着窗户纸的木格窗照进来，在炕席上投下明明灭灭的光斑。我看着屋顶的房梁，上面挂着父亲刚买的红绸布，在风里轻轻晃着，像一朵永远不会凋谢的花。

　　后来我才知道，1976年出生的王秀兰和李建军，在那个粮票比爱情金贵的年代，用最笨拙的方式守护着他们的家。朵朵姐钻过的肉缸其实是奶奶腌咸菜的缸，里面的盐水泡得她掉了层皮；二丫姐在外婆家学会的第一首歌是《东方红》，回来时唱给父亲听，他听着听着就哭了；而我躲在衣柜里的那一年，母亲每天半夜都会过来，坐在稻草堆上给我唱她小时候听的童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