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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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彼得·弗朗索瓦是老相识，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们之间的关系······
与他相识，不是在常规叙事中的‘’阳光明媚的春天‘’，也不是在‘’人生的最低谷‘’。
我与他相识在最年轻时，最年少时，最稚嫩时。
最纯洁的、似一张白纸，无法被定性的事件。
那场相遇伴随着医院的嘈杂与消毒水味，还有模糊不清的记忆与视线。
没错，我的母亲瓦雷莎女士与彼得的母亲玛莎在皇后区的同一所医院，甚至是同一间病房诞下我与他，从呱呱坠地时起，我与他的羁绊就已经染上了几份宿命论之意。随后我与他的母亲也因一些机缘巧合成为了好友。
我的母亲是当地一所学校的老师，父辈皆是军人。而彼得的母亲却从来没有向我的母亲诉说过她家中的一切。在医院的这些日子没有一个人来看望她，而母亲几次询问缘由，却总是被那位夫人暧昧不明的态度糊弄过去。后来我的母亲才意识到她兴许是有什么难言之隐，于是我们一家经常帮助她。在这一切结束以后，母亲和我说，她抱着怀中的孩子哭了出来。
“那张脸因刚刚的分娩显得苍白无力，我我望着她不知如何是好。”母亲说，“玛莎当时的状态看起来糟透了，我凑过去想安慰她。当我轻抚着她后背时，我听见她混着呜咽的声音：‘瓦雷莎夫人，我的丈夫因海难离世了。’我问她的别的家人，她摇了摇头，什么也不愿说。”
母亲说到这深深地叹了口气。我后来才知道，玛莎的丈夫是在从奥地利返美国的旅程中不幸遇难，那个有着浪漫细胞的艺术家永远留在了至深太平洋的某处。他定是一个很好的男人，不然玛莎夫人便不会用自己的方式来怀念他（这是后话)。至于她的那帮冷血无情的家人，在玛莎最悲痛的日子给他又安了通婚姻，在她最需要帮助的时候默不作声，将彩礼当做医药费应付了事······
不管怎么说，我们一家一直很同情这个女人——在发现对方竟是自己的邻居时，一边感叹缘分之巧妙，还是会像从前那样向她伸出援手，而她只是不断说着谢谢，并像待亲生儿子那样照料着我，对此，我一直对她感激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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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再清晰些，我真切的与彼得说上了话，那时他的继父还没让他改名，我便会含糊不清的叫他“彼得”或“弗朗索瓦”，虽然前者叫的次数比后者多，但我也十分喜欢叫他弗朗索瓦（虽然发音咬字都是一塌糊)。当我呼唤他时，他也会回应我。
······他的名字就像是咒语，我至今在纸上描摹那几个字眼时，只觉得像是被什么狠狠锁住了嗓子，马上就要留下怀念的、幸福的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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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俩经常混在一起，那个年纪还没到可以与大孩子打成一片的程度，于是他常和我进行一些无聊的活动，以此来打发清闲的童年时光。
介于当时的经济条件，人们打发时间的方式也比较原始，因此那段时光也变得无比漫长。
我与他也不例外。比如说他最喜欢的画画和看书，有时他也会在小溪边给捉几条小鱼，捉来的战利品他绝对会养到天荒地老。我常常只是在一旁看他画、听他读书，我记得他最喜欢的书——大概是希腊神话吧······哦 他看到我这么迟疑的样子可千万不要生气······接触大自然时我绝对比他得心应手的多得多，小时候的他身手不是很好，于是许多地方我就替他去了，一些犄角旮旯里给他采来的野花，下场通常是会被玛莎夫人温柔地储存好、做成标本。
时常我们也会躺在草坪上出神，忘记时间，仿佛现实世界的汹涌洪流与我们毫不相干；唯有当下、唯有彼此。
就这样，时光如白驹过隙一般匆匆流逝，年少的我却从来没有见过彼得的父亲。
然而母亲教育过我，这是别人的家事，既然别人不愿说，我也便不要再去过问。但我望着记忆中那个男孩有些单薄孤独的背影，只是觉得他的童年始终缺少着什么，那缺失的一块将永远无法弥补——像是天生的隐疾，无法根治。
作者有话说
第2章 （1）
